历史哲学论纲⁽¹⁾

Ⅰ

我们知道，从前有一种自动装置，在和象棋选手对弈时，可以应对对方的每一个招数，并且总是能够赢得胜利。对弈时，棋盘放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身穿土耳其服饰、嘴里叼着水烟袋的木偶端坐在棋盘前面。许多镜子营造出一种幻觉，仿佛桌子是透明的。其实，一个驼背小人——他才是游戏的主宰者——坐在桌子里面，通过一组绳子操纵着木偶的手。不难想见此种装置在哲学上的对应物。被称作“唯物主义”的木偶，无往不胜。倘能获得神学的帮助，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任何一个对手，不过，正如我们所知，神学在今天已经声名扫地，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了。

Ⅱ

“人类心智中最值得关注的奇异之处在于，”洛采⁽²⁾写道，“一方面，人们极度自私自利，另一方面，却从不觊觎未来。”洛采的话表明，我们对幸福的期许，完全是由生命历程前定于我们的时间决定的。能够让我们心存觊觎的幸福，只存在于我们曾经呼吸过的空气之中，只存在于我们曾经与之交谈过的人群之中，只存在于原本有可能委身于我们的女人身上。换言之，幸福的观念和救赎的观念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对过去的看法同样和救赎的观念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历史最为关切的。过去携带着一份秘密清单，并据此指向救赎。难道不是那些曾经弥漫于往昔的空气一如既往地呵护着我们？在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中，现在不是正在发出回声，使其他声音隐遁？我们曾经大献殷勤的女人难道没有她们并不认识的众多姐妹？果真如此的话，过去的世代与现在之间就必定有一份秘密协议。人生在世也必定是注定了的。同以前的任何一个世代一样，我们也被赋予了些微的弥赛亚式的力量，此种力量的支配权属于过去。但这种支配权并非轻而易举就能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此了然于心。

Ⅲ

一个不分主次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所遵循的是这样一条真理：所有曾经发生的事情都不应该被历史否弃。诚然，只有被救赎，人类才能拥有一个完满的过去——也就是说，只有被救赎，过去的每时每刻才都是可以引证的。过去的每时每刻都将变成“今日法庭上的证词”。那一天便是最后审判日。

Ⅳ

衣食足

天国至

——黑格尔，1807⁽³⁾

阶级斗争——对受马克思影响的历史学家来说，阶级斗争的存在从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争夺的是粗鄙的、物质的事物，但没有这些粗鄙的、物质的事物，高雅的、精神的事物就无以存在。不过，这些高雅的、精神的事物，并不只是以胜利者将会获得战利品的诱惑出现在阶级斗争中。它们以自信、勇气、幽默、狡诈以及忠诚的形式实实在在地存在于阶级斗争中，而它们所产生的力量总能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它们不断地质疑过去和现在的统治者的每一场胜利。正像花儿向日一样，过去——受一种隐秘的向日性的驱使——努力面向历史的天空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洞悉这种不易察觉的变化。

Ⅴ

过去的真实图像（image）稍纵即逝。过去只有在其作为可认知的图像闪现的那一瞬间才可以被捕获，然后便永远地抽身而去。“真实不会弃我们而去”：哥特弗里德·凯勒⁽⁴⁾的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历史主义者的历史图像被历史唯物主义者戳穿的关键之处。因此，历史主义者的图像作为过去的图像，是无可补赎的，在每一个尚未从这种图像中辨识出其自身的当下，它都有消逝的危险。

Ⅵ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实际所是的那样”去认识它。⁽⁵⁾它意味着唯有在记忆因面临危险而灵光一现时才能将其捕获。历史唯物主义希望当过去的图像在危险关头不期然地显现在历史主体面前时将其牢牢把握。所谓危险，既关乎传统的内容，也关乎传统的继承者。对两者来说，危险是一样的：都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重新奋力将传统从凌驾于其上的陈规陋习中争夺回来。弥赛亚并不仅仅以救世主的身份降临；他以反基督者的征服者现身。能够在过去（的灰烬）之中煽起希望之火花的唯有这样一种历史学家，他坚信，假使敌人获胜，连死者也不得安宁。而敌人从来不曾服输。

Ⅶ

别忘了，黑暗而严寒的山谷

飘荡着悲凄的回声。

——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⁶⁾

对于试图重新体验某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富斯代尔·德·库朗日⁽⁷⁾建议他将自己关于此后的历史进程的所有知识统统抹掉。没有比这更能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与之分道扬镳的那种方法之特性了。这种方法其实是一个移情的过程。其根源是心灵的怠惰，即医学上的淡漠抑郁症，它对历史的真实图像灵光一现时将其捕获感到绝望。在中世纪神学家看来，淡漠抑郁症是悲伤最根本的原因。福楼拜对此了然于心，他写道：“很少有人能够揣度一个为迦太基的复兴而活着的人会是多么悲哀。”如果我们有此一问，悲哀的本性将会变得更为清晰：历史主义究竟要移情于谁？答案当然是：胜利者。而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前代征服者的后裔。因此，移情于胜利者不可避免地会有利于当下的统治者。历史唯物主义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切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人都随着凯旋之师入主当代，在凯旋之师中，当下的统治者正从匍匐在地者身上踏过。依照传统的做法，战利品要与凯旋之师随行。战利品被称作“文化财富”，而历史唯物主义者却以审慎、超然的眼光来看待战利品。因为无一例外，所有这些财富的来历都让人思之骇然。它们的存在不仅有赖于创造它们的非凡之士的辛劳，同时也离不开同时代其他人的无名劳作。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是一份野蛮残暴的实录。正如任何文明的记录都不可能免于野蛮残暴，文明从一只手向另一只转移，传递的方式同样被野蛮和残暴玷污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者避之唯恐不及。历史唯物主义者视与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为己任。

Ⅷ

被压迫者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当前所身处其中的“危急状况”其实并非例外，相反倒是常态。我们必须形成与此种洞识相适应的历史观。这样，我们就将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任务乃是促成一种真正的危急状态，而这将有助于提升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法西斯之所以能够得逞，原因之一正是在进步的幌子之下其对手也将其视为历史的常态。——时下，我们正对我们当前所经历的一切“居然”能够发生在20世纪感到惊诧，但这种惊诧还不属于哲学。这种惊异不是知识的开端⁽⁸⁾——除非它能够认识到，它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观是站不住脚的。

Ⅸ

展翅欲飞，

吾心思归，

居留无涯，

运命艰危。

——格哈尔德·朔勒姆《天使的问候》

克利有一幅画作，叫作《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似乎正要从他所凝视之物转身离去。天使双眼圆睁，张着嘴，翅膀已展开。⁽⁹⁾这正是历史天使的模样。他的脸扭向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积到旧的废墟上，并将它们抛弃到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然而一阵飓风从天堂吹来，击打着他的翅膀；大风如此猛烈，以至于天使无法将翅膀收拢。大风势不可挡，将其裹挟至他背对着的未来，与此同时，他面前的残骸废墟却层累叠积，直逼云天。我们所谓的进步正是这样一场风暴。

Ⅹ

修道院将题目分派给修士们，让其冥想，意在使之从尘世俗务中摆脱出来。我们在此所进行的思考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曾经寄予厚望的政治家们已告失败，他们甚至背叛自己的事业，使自己失败得更加彻底。此时此刻，上述思考正是为了把众多的政治信徒从背叛者为他们布置的陷阱中解救出来。我们的看法是：政治家们对进步的迷信，他们对“群众基础”的自信，以及他们奴颜婢膝地与一架无从驾驭的党派机器的联合，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三个方面。我们的思考旨在表明，为了获得一种与政治家们仍在坚持的历史观了无瓜葛的历史观，我们习焉不察的思维习惯必须付出怎样的高昂代价。

Ⅺ

因循保守从一开始就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¹⁰⁾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其政治策略上，也表现在其经济观点上。这是该党最终走向解体的原因之一。没有什么比下述观念更大地腐蚀德国工人阶级了：他们正与时俱进。德国工人阶级相信，技术进步乃是宛如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趋势，而他们正在随同这一趋势而前进。这种观念离那种认为工厂劳动带来技术进步，因而工厂劳动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成就的幻觉，只有一步之遥。新教伦理关于工作的老套说教现在以一种世俗的形式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哥达纲领》就已经现出了这种混淆的端倪，它对劳动的定义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马克思敏锐地嗅出了其中的腐臭气息，他驳斥道：“一个除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注定会变成“另外一些已经成为自己主人的人的奴隶”。然而，这种混淆已然泛滥开来，此后不久，约瑟夫·狄慈根⁽¹¹⁾宣称：“现时代的拯救者乃是劳动。劳动过程的完善所创造的财富将成就以往任何救世主都不可能成就的业绩。”这种关于劳动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解释，完全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劳动产品不被工人支配时，工人如何能够从劳动中获益？它仅仅认识到了人类在掌控自然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却没有看到社会的倒退；它业已显露出后来在法西斯主义中出现的技术治国论的某些特征。在所有这些特征中，有一种有别于1848年革命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自然观的自然观，这是不祥之兆。新的劳动观无非是对自然的掠夺而已，与这种劳动观天真幼稚的乐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无产阶级的掠夺。与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点相比，傅立叶的空想虽然经常遭人嘲笑，却又不可思议地为许多人所信奉。在傅立叶看来，合作劳动的高效率将带来如下结果：四轮明月朗照夜空，南北两极冰消雪融，海水不再苦咸，食人禽兽任人驱遣。所有这一切都描绘出了这样一种全然不同于掠夺自然意义上的劳动，它将把现在还在自然的母腹中沉睡的造物催生出来。这样一种“无偿存在着”（狄慈根语）的自然，是对前述败坏了的劳动观的补足。

Ⅻ

我们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要不同于那些闯进知识花园中的游手好闲之辈。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掌握历史知识的不是别人，而是奋斗着的被压迫阶级。马克思称其为最后一个被奴役的阶级，称其为复仇者——他们将以世世代代受践踏者的名义完成解放的使命。这种信念虽然在斯巴达克军团⁽¹²⁾那里曾有过短暂的复活，却屡遭社会民主党的反对。三十年来，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想要彻底抹除布朗基的名字，尽管这个名字曾经让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颤抖哆嗦。⁽¹³⁾社会民主党认定工人阶级乃是未来世代的拯救者，从而砍断了其强健有力的肌腱。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使得工人阶级既忘记了他们的仇恨，也忘记了其牺牲精神，因为滋养两者的是被奴役的祖辈的形象，而不是被解放的子孙们的幻影。

ⅩⅢ

我们的目标日益明朗，我们的人民日益睿智。

——约瑟夫·狄慈根《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奠基于一种脱离实际、教条宣言式的进步观，其实践更是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心目中的进步首先是人类本身的进步（不仅仅是人类能力和知识的发展）。其次，进步是无止境的（以与人类无限趋于完美的特性相一致）。再次，进步是不可抗拒的——宛如某种自动沿着直线和螺旋线前进的事物。所有这些论断都备受争议，广受批评。不过，在此关键时刻，批评必须击穿这些论断本身，全力批判这些论断共同的基础。如果撇开在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的进步概念不谈，人类的历史进步概念就无从谈起。对人类进步概念的任何批判，都必须以对前一种进步概念的批判为前提。

ⅩⅣ

起源即目标。

——卡尔·克劳斯⁽¹⁴⁾《诗中之语词》（第一卷）

历史作为一个主体（subject），其结构不是坐落于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之中，而是坐落于为当下（Jetztzeit）⁽¹⁵⁾所充盈的时间之中。因此，对罗伯斯庇尔来说，古罗马是一个他从历史连续体中爆破出来、被当下所填注的过去。法国大革命视自己为古罗马的再生。它对古罗马的征引，恰如让人想起某款旧日的时装。无论在哪一片远古的丛林中激动风骚，时装所体现的总是当下的风尚；它宛如虎跃一般进入过去。毋庸置疑，这样的虎跃只能发生在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竞技场上。在广阔的历史天地中，如此虎跃非辩证的跳跃莫属，马克思便是这样理解革命的。

ⅩⅤ

革命阶级的特性在于，他们在行动之时能够意识到他们即将打破历史的连续统一。大革命引入了一种新的历法。新历法的第一天以一种类似延时摄影⁽¹⁶⁾的方式表征着历史。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天总是在节日的伪装下不断地回返，因为节日乃是缅怀之日。因此，历法并不像钟表那样度量时间；历法乃是历史意识的纪念碑，不过，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似乎整个欧洲都不曾出现过历史意识的蛛丝马迹。七月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标志着历史意识的形成。在第一个晚上的战斗中，巴黎好几个地方的钟楼上的表盘不约而同地遭到射击。一个目击者或许由此而获得灵感，他写道：

谁能相信！据说，恼怒于时间的

当代约书亚们，⁽¹⁷⁾在钟楼脚下，

向时钟射击，想让时间停止。

ⅩⅥ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当下”的概念。所谓“当下”，不是一种过渡，而是时间的停顿和静止。正是这样一个“当下”的定义，历史唯物者得以书写自己的历史。历史主义给予过去的是一个“永恒的”形象；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则是对过去的独特经验。历史唯物主义听任别人被那个名叫“从前有一天”的妓女淘空耗尽，自己却不为所动。他总是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足以将历史统一体炸个粉碎。

ⅩⅦ

显而易见，历史主义的骨子里头是普遍历史观。唯物主义史学在方法上与普遍历史观判然有别，超过了它与其他任何历史学派之间的区别。普遍历史观没有理论上的甲胄。它的方法便是七拼八凑：将收集来的一堆材料胡乱地填塞到同质、空洞的时间之中。与此相反，唯物主义的历史编纂是以一种建构性的原则为基础的。思考（thinking）不仅包括思想的运动，也包括思想的阻塞。当思考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星丛结构中突然中断时，它将给星丛结构以震惊，思考由此结晶为一个单子。只有当历史客体以单子的形式出现时，历史唯物主义才去研究它。在这个结构中，他看出了弥赛亚延迟到来的迹象，或者换句话说，他看出了一次为受压迫的过去而战的革命机会。他之所以关注这个机会，是为了从历史连续体中爆炸出一个特殊的时代；同时，从时代中爆炸出一种特殊的生活，从一生的劳作中爆炸出一件特殊的作品。这一方法的结果是，毕生的劳作在那一篇作品中既留存了下来，又被勾销了，正如在毕生的劳作中，时代既得以留存又被勾销了；在时代中，整个历史进程既得以留存又被勾销。被历史地领悟的事物结出的果实营养丰富，时间则是包藏在果实中的那粒虽珍贵却淡而无味的种子。

ⅩⅧ

“与地球上所有有机生物的历史相比较，”一位生物学家写道，“人类区区五万年的历史就好比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最后两秒钟。依此比例，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一天最后一小时的最后五分之一秒。”现时代作为弥赛亚时代的典范，以一种高度缩略的方式包含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它与人类历史在宇宙中写就的形象若合符节。

A⁽¹⁸⁾

历史主义为在不同时刻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而自得。然而，没有哪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是因此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它后来之所以成为历史事件，恰恰是因为它在以后的千百年间，经历了诸多和它毫不相干的事件。一个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绝不会像摆弄一串念珠那样再去谈论什么事件之间的连续性。他要把捉的是他所身处其中的时代和此前一个特定的年代所共同形成的星丛。这样，他便建立了一个当下的概念，在这个作为“现在”的当下概念中，充满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

B

一个质询时间并且深谙其所蕴藏的预言家所体验的时间既不同质也不空洞。任何人只需记住这一点，或许便可明白过去的时间是如何在回忆中被体验的——说白了，正是以预言家的方式被体验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禁止探询未来的：《摩西五经》（Torah）和祈祷通过回忆来引导他们。这就驱除了未来的神秘感——而所有到预言家那里去寻求启示的人却都屈从于这种神秘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犹太人来说，未来变成了同质、空洞的时间，而是说，每分每秒都可能是弥赛亚侧身步入的那道窄门。

（李茂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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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写于1940年2月至5月间，本雅明生前未发表。

(2)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德国哲学家，同时从事医学病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洛采致力于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一方面，力主将自然科学中以黑格尔自然哲学为代表的陈腐“哲学”清除出去，引入实验方法；另一方面，又主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领域作出明确规定，划清自然科学同哲学的界限。洛采以激烈反对生机论（vitalism，一种认为生物的机能和活动产生于物理学和化学均无法解释的生命力的理论）及其宗教哲学而著名。主要著作有《形而上学》、《逻辑学》等。

(3)见黑格尔1807年8月30日给K.L.冯·克尼贝尔（K.L.von Knebel）的信，见《K.L.冯·克尼贝尔文学遗著及通信》，莱比锡，1840年版，第446页。

(4)哥特弗里德·凯勒（Keller Gottfried，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所著《绿衣亨利》被认为是德语成长教育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代表作还有小说集《塞尔德维拉人》等。

(5)这是兰帕德·范·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为历史学家规定的任务。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其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对西方的历史编纂学产生过深远影响。本雅明所谓19世纪历史主义，指的就是兰克及其著作。在本雅明看来，兰克的著作没有能够反映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6)第三幕第九场，为该剧收尾之台词。

(7)富斯代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长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

(8)这里暗示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一个命题：哲学始于惊异。

(9)1921年4月，本雅明在柏林的一个小型画展上见到瑞士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的小幅水彩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深受触动。6月，本雅明不惜花1 000马克在慕尼黑买到这幅画，并委托朔勒姆代为保存了几个月。朔勒姆向本雅明讲解了犹太教中关于天使的各种典故，并于1921年7月15日以这幅画为题赋上引诗一首祝贺本雅明29岁生日。本雅明对朔勒姆的诗极为称赏，曾多次引用。而《新天使》作为本雅明最为珍爱的藏品，不论他走到哪里，始终挂在他的房间里。希特勒上台后，本雅明流亡巴黎，专门托人将这幅画带来。1940年，他离开巴黎时，把两个装有各种文件的箱子交给时任法国国家图书馆档案整理员的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代为保管，其中就有这幅画。本雅明之所以珍视这幅画和朔勒姆的诗，据说原因在于他有一个神秘的名字，正是这个名字使他把“新天使”当作自己的命运之神。本雅明出生时，父母预感到他将来有可能成为作家，于是在他的名字中添加了两个很不一般的名字：Agesilaus Santander，前者是古希腊斯巴达著名国王的名字“阿格西劳斯”，后者是西班牙北部一个城市的名字“桑坦德”。这两个古怪的名字曾使本雅明遗著整理者颇费猜疑，最后还是由朔勒姆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朔勒姆认为，Agesilaus Santander是Der Angelus Satanas（撒旦天使）的变形。撒旦天使典出希伯来经文，也见于《新约·哥林多后书》，意思是把人身上的天使力量和魔鬼力量结合在一起。参见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6页。——中译者注

(10)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63年由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和贝贝尔（August Bebel）发起成立，原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部分地是由于俾斯麦19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反社会主义法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由革命转向社会改革。一战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德国最大的政党，它采取了温和的改革策略，并参与了魏玛政府。193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纳粹解散。

(11)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德国哲学家。原为制革匠，靠自学成才。因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哲学家”。1884年迁居美国，在纽约和芝加哥编辑报纸。在其代表作《人脑劳动的本质》（1869）一书中，狄慈根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狄慈根曾将手稿寄给马克思，而马克思又将手稿转给恩格斯，并附有如下评价：“我的意见是，约·狄慈根如能用两印张阐明他的全部思想，亲自署名刊出，强调他是制革工人，那最好不过了。如按他自己所设想的篇幅发表，就会因缺少辩证发挥和重复过多而损害自己的声誉。”（致恩格斯的信，1868年10月4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4页。）

(12)斯巴达克军团（the Spartacus League）：一战初期，为反对德国社会党推行的拥护战争的政策，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创立的一个激进左翼集团，后并入共产党。

(13)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三次暴动（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巴黎公社）中，均起过重要作用。曾多次被捕入狱，前后在狱中度过30多年，有“革命囚徒”之称。本雅明对布朗基多有评价，参见其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及《拱廊街计划》。

(14)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新闻记者、批评家、剧作家和诗人。《诗中之语词》出版于1916年至1930年间。1931年，本雅明曾写有《卡尔·克劳斯》一文。

(15)Jetztzeit在德语中，也有“现在”之意，但本雅明在使用该词时，特地加了引号，说明他有意与通常意义上的现在（Gegenwart）区别开来，故译为“当下”。或以为本雅明所意指的是神秘的nuns stans。

(16)延时摄影：如对花朵开放过程进行定时拍摄，连续放映时，就能看到花朵似在瞬间开放。

(17)约书亚：摩西之后以色列人的领袖。据《旧约·约书亚记》，约书亚为追杀亚摩利五王，曾请求耶和华让太阳和月亮停止。

(18)本篇最后以“A”、“B”标记的两个段落，原本出现在本雅明的写作提纲中，但后来本雅明将其删除了。一般以为，这两个段落对于理解本雅明的历史哲学非常重要，因此包括德语《本雅明全集》的各种版本均作为附录收录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