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家对通史体例的探求
历史编撰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是史学发展中毋须重视的枝节问题。任何史学著述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体裁形式，它是史家所欲表述的观点和内容之所依托，借助它来表现自己多年以至终生的研究成果，借助它达到读者当中而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体裁形式运用得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史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它理解和欢迎的程度，影响到史书的社会效果和流传价值。历代有识史家无不在重视观点、内容的同时，重视体裁的运用和创新。因此，同一时期有多样的体裁，而且随着史学发展而创造出新的编撰形式，就成为史学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中国史学发展到近代，在历史编撰上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极有价值的探索趋势，这就是近代著名史家章炳麟、梁启超为编撰《中国通史》设想了新的体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设想并非在本世纪初突然地提了出来，而是经过了颇长时间的孕育酝酿，其本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马骕和18世纪的章学诚。从学术继承关系考察，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熔合众体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章炳麟、梁启超才进而提出“新综合体”的设想。马、章、章、梁都是清初以后的史学名家，他们的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努力的总方向是：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综合体。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世学术界对通史新体例的探求，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应从马骕和章学诚说起。
一、马骕、章学诚的尝试和主张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时人号曰“马三代”，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1]他在青年时期酷爱《左传》，又认为编年体裁不便于读者对史事的来龙去脉“一览即解”，遂易编年为叙事，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这说明他早年就重视体裁的运用。以前南宋章冲撰有《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首创用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但存在分篇立目过于细碎的缺点。《左传事纬》比章书有很大改进，它能抓住春秋时期的主要事件按事立篇，叙事完整联贯，所以至今仍为研究《左传》的学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有“图表”“阅左随笔”“名氏谱”等，以此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包含着吸取其他史书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在编撰思想和方法上为《绎史》作了准备。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记远古传说时代。二为“三代”部，记夏、商、周史事。三为“春秋”部，记春秋时期史事。四为“战国”部，记三家分晋至秦亡史事。以上一百五十卷，均按事件始末或人物活动分篇记载，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最后为“外录”，十卷，有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等，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还有世系图和年表，也是与正文互相配合。马骕自述其著作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2]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治乱兴衰、纵横分合的事件）又重记人（人物活动和诸子学说）。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于是出现了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文人李清[3]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这段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两项，则是很有见地的。
马骕在《绎史》中融合了包括编年体和学案体几种体裁的特点，而从主要方面来说，是吸取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二者的优点。前四部大多是记事的篇目，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武王克殷”“宣王中兴”“齐桓公霸业”“晋文公霸业”等等，记述各个主要历史事件的始末。这说明《绎史》确实具有浓厚的纪事本末体的特色。由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它归于“纪事本末类”，并认为马骕此书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都是这一体裁的代表作，说：“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这段话，说明了《绎史》在发挥按事立篇、显示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方面获得了成功。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没有认识到《绎史》所具有的综合众体的特点。
《绎史》吸取纪传体的优点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书中设有相当数量的记人篇目，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子思墨子言行”“列庄之学”“扁鹊文挚医术”“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都是用以记载人物活动和诸子学说。还有的篇目记事又兼记人，如“齐桓公霸业”一篇中，重点记桓公得国、桓公会盟征伐等事件，又记述了管仲事功、管仲著书等以作补充。因为齐桓公的霸业有赖于管仲，兼顾记人与记事二者，正有助于窥见这一段历史的全貌。这是糅合了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的优点。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绎史》在全书布局上采用了纪传体几种体裁互相配合、容量广阔的特点，创造了记事、记人、图、表、书志集于一书的新的综合体裁。正文一百五十卷主要是记事和记人的篇目，也有记载制度的，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诸篇。正文之前是世系图三十二幅和大型年表，作者也下了很大功夫。世系图中有关春秋战国各国者，既列出各国诸侯的世系，又列出各国公族的世系，并有简要文字作考订说明。年表中，把自共和元年至秦亡为止六百三十五年间的大事逐年列出。“外录”部分的“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都是仿照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而设，且又扩大到“考工记”“名物训诂”等，内容更加广泛。
《绎史》还吸收了编年体年经事纬的优点，表现在所有事件和人物都按年代先后安排；吸收了学案体的特点，汇集了先秦诸子活动和学说的材料。《绎史》的缺陷是资料汇编的成分太浓和有的材料抉择不精。但由于它具有独创的体裁，网罗了丰富的内容，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仍给以相当高的评价，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说：“这书在先秦史方面是一部重要的名著。”
马骕作出的尝试促使后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在他之后约一个世纪，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裁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据章学诚自述，他为“辨析体例”下了一生的功夫。十五六岁时，他曾想将《左传》加以删节，经他父亲指点后，改为按纪表志传的体裁将《左传》《国语》的材料编成《东周书》，几及百卷。少年儿戏之事，导致了一生治学的路数，“吾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诣，竟成绝业”[4]。他重视体裁的运用是与重视著述的义旨相贯通的，要根据著述的义旨灵活运用。因此他强调别识心裁，反对墨守成法，这是他辨析体例的重要特点。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解。”[5]又说：“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6]毕生探索加上具有卓识，使他能够精到地总结中国传统史学主要体裁的演变和得失，对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作出重要的贡献。
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纪传体一千多年的演变和特点。他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所长”。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目”，简直如洪水泛滥的河、淮、洪泽，祸患无穷。因此他大声疾呼非加以改造不可！这些论述纪传体演变和得失的看法集中见于《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别录例议》和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这些话，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纂学的一些主要经验教训，贯串着一种历史的分析的眼光，不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强调史学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这种识见是当时众多的考据家们所不可企及的。
章学诚还中肯地指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实上的缺陷。他并不停留在重复刘知幾所说一事数载、前后屡出那些话上，而能够提出新问题。他强调史书的任务是记事。这话似最平常不过，但因为后来的修史者恰恰忘记了这条最简单而最重要的道理，章学诚重申这一点就是有的放矢。他认为评论体裁得失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恰当地记述史事，以此来衡量，纪传体的重要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史以纪事者也，纪传纪年，区分类别，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矣。……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7]明确指出纪传体这一缺点，也是章学诚“辨析体例”的重要创见。归纳起来，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容量广阔和便于分类归纳，短处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从编撰思想讲，应该效法司马迁的别识心裁、灵活运用，坚决摒弃后人修史墨守成法、不知变通的弊病。
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史事大势这一缺陷，章学诚认为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他对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有精到的分析，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传，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8]这里强调历史事实本身千变万化，历史著述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拘常格”，“起讫自如”。以前杨万里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敏锐地看出这种体裁有利于讲清史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章学诚进一步从记述复杂多变的史实的需要来分析这种体裁的长处，所见比前人更为深刻。
章学诚还认为，袁枢著书时只是为了阅读《通鉴》的方便，并未有很深的用意，应该对他的方法加以发挥提高。他还把纪事本末体的来源追溯到《尚书》，且指出所谓《尚书》只是“记言之史”的说法并不正确，这些也甚有见地。《尚书》中《金縢》《顾命》两篇，记事相当完整，已经具有纪事本末的创意。但是章学诚又走得太远，把《尚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说“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则又犯了封建时代许多学者总把儒家经典理想化的通病。
基于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
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9]
章学诚上述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他自认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他讲自己于史学“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主要也是指总结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这条原则。当年他已经五十五岁，这一认识是他经过数十年探求才获得的，有如历尽艰辛攀上峰顶忽觉豁然开朗一样，欣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章学诚曾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和“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他说：
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10]
按这一设想，“纪”仍是全书的纲，“传”则灵活多样，既用来记人，又用来记典章和记事，一律称为“传”，以此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达到改造纪传体的目的。
另一种设想是采用“别录”的办法，即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他说：“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为别录一篇，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11]
总结章学诚“辨析体例”的主张，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章学诚的具体设想虽有纪、传、表、图和“别录”两种办法之不同，而所体现的意图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而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他对“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确信不疑，而这一原则正与马骕《绎史》的编撰意图相符合。从实质上看问题，他们是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的。
第二，两种设想在《文史通义》书中同时保存，又说明章学诚仍然处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还没有最终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他还一再说到他要写《圆通》之篇，在他心目中这是一篇极紧要的文字，要讲“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12]。念念不忘而没有最终写成。这说明：有了一种总的设想之后，要制定出一套严密合理的具体办法来，中间还有很多困难。他还多年计划重修宋史，可是也美志未遂。生活的困顿，“遑遑升斗，终岁奔驰”[13]，当然不利于著述。但还有别的障碍，他不善于总结出一个时代历史演进的大势。这点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讲得很坦率：“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纪事》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章学诚的所长在“辨析体例”，而要做到对一代史实“挈要提纲”，他心中无数。必须二者兼备，创修新史才有可能。章学诚欠缺一项，计划也就不能实现。但是他把明瞭一个时代史事的大势列为修史的首要问题，这又是他比起一些修史者高明的地方。
章学诚未能实现重修宋史的愿望，但他主张的“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却在《湖北通志检存稿》中体现出一些来。他为通志设立六体：纪（皇王纪等）；图（方舆图等）；表（职官表、人物表等）；考（府县考、食货考等）；政略（经济略、循良略、捍卫略、师儒略）；传（篇目最多，计五十三篇）。[14]六体中，“纪”“图”“表”三项名实自明。“考”则相当于“书志”，只换个名称。四篇“政略”是将某一类有政绩的官员（知府、知县等）的事迹集中记载，跟“传”相区别，是为了避免“官民混同”，反映出一种迂腐的观点。唯“传”一项，则实现了他把记人和记事统合起来的主张。其中有记事的传，如《宋陈规德安御寇传》《嘉定蕲难传》。记人的传又多采用“合传”，如《李时珍尹商宾传》《复社名士传》。[15]六体的设置虽有不尽合理处，但整个来说则体现了章学诚兼采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优点的指导思想。
二、章太炎和梁启超修撰《中国通史》的设想
讲到章、梁以前，应先简略说到魏源运用体裁的创造性。魏源向以进步思想家著名，他的史学成就长期被他在思想史上的成就所掩盖。实则魏源所撰《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等史书，在史学思想上和编撰上都是有成就的；《海国图志》虽以介绍外国史地为主，但作为全书总纲的《筹海篇》及时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因而兼有当代史的性质。魏源具有史识，运用体裁能够根据内容需要灵活变通。《圣武记》是纪事本末体，却又吸收典志体作为补充，书的末尾附有《武事余记》四卷，以记载兵制，发表议论。《海国图志》采用图、志、表、论四体互相配合，是一种独创的综合体，而使分散的材料显出有机的联系，直接为“御侮”提供鉴戒。《元史新编》在体裁上也有别开生面之处，它吸取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按各个时期将有关的人物合起来记载，如“平西域功臣”“平宋功臣”“开国宰相”“中叶宰相”“末叶宰相”等等。采取这种合传的形式，有利于显示出一个时期主要事件的轮廓。对此，梁启超曾评论说：“其体裁，实不失为革命的。”“如果真要改造（二十四史），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时候，清楚许多，激发许多。”[16]可见梁启超在体裁上的见解直接受到魏源的影响。魏源的这些做法是近世史家探索新综合体趋势中的一种助力。
章太炎、梁启超二人时代相同，史学思想同有近代色彩，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在这个问题上关系更加直接。他们是同时致力于探索综合体的新体例。
章太炎于1900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17]，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两年以后，即1902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提出的主张。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期探索之后形成的相当确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由五体构成：
表。有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
典。有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等，共十二篇。
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
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九篇。
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最末为叙录，共二十五篇。
根据这个目录和章太炎所作的说明，有三点应予特别注意。
第一，他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18]这种观点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的影响，所以比起封建史家来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编撰体例是为表现这种观点服务的。又应看到，“他所汲引的西方‘进化’学说，只是庸俗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说”[19]，并不可能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
第二，章太炎在《略例》中明白指出，章学诚主张的兼采纪事本末的方法是“大势所趋”，并且加以发展。上列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撰十篇，命之曰《记》。”[20]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21]他是这样地重视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认为这样做为史书编撰解决了难题，这清楚地说明了章太炎的设想与章学诚主张前后继承的关系，应验了章学诚“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的预言。还应看到，这十篇“记”要叙述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诸如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民族斗争、中外关系等等，这样来显示历史演进的大势，比起章学诚的办法大有改进。章太炎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推进了问题的解决。
第三，对纪传体的利用和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实则同是记人，差别只在“考纪”专记帝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者来源于“本纪”和“列传”，但舍弃了“本纪”作为全书大纲的作用。“表”是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来源自明。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22]可见他在总体上了吸取了纪传体综合的优点，而形成典、记等五体互相配合的体制。
总的来说，章太炎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大步。但仅就体裁本身说，也仍然存在问题。究竟是以“记”还是“典”来概述社会大势，他自己并不明确，所以若真要实行起来会有许多困难。至于同是记人还要显示帝王高人一等的做法具有浓厚的封建气味，就更不待言了。
约略与章太炎同时，梁启超于1901—1902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见于他所写《中国史叙论》和《三十自述》两文。后因卷入政治漩涡而搁置多年，至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23]。不久又因患病和欧游停下。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成于1920年，计有：《太古及三代载记》，内容仅有《古代传疑章第一》；《纪夏殷王业》，述大禹功绩，按其内容应为《太古及三代载记》的一部分；《春秋载记》，六章，末附《春秋年表》；《战国载记》，六章，末附《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24]；《志三代宗教礼学》。以上各篇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三至四十九。另外，《志三代宗教礼学》篇后附有《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分为三部，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25]
值得注意的是，将《太古及三代载记》等篇内容与《原拟中国通史目录》相对比，除了《志语言文字》与目录中《语言文字篇》相合外，其余各篇都是这份目录所包括不了的。这说明，这份《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并不能代表梁启超在1918—1920年著述时的设想。1918年，他有一封致陈叔通信，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分明是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这正好与上述三篇“载记”、两篇“年表”、两篇“志”相符。信中说：“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又有致梁仲策信也说：“今日《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26]他经过惨淡经营之后自认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激动得手舞足蹈和开怀畅饮，两封信中表达的心情比章学诚更为真切。
梁启超的“四体”与章太炎的“五体”有许多相通之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表示如下：
从总的原则和体制说，两人的设想相当一致。在吸收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二者的优点以创造新综合体这一点上，两人各自通过努力达到了共同的结论。
“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以《春秋载记》为例，此篇共有六章，先在总叙中说明各章内容安排和撰写意图，说：“先分述数大国国势梗概，次总述霸业消长，与各国交互错综之关系，次述文物制度之迹象，各分节目而时缀以论列，借以揽知大势云尔。其宜专纪者，则归诸列传也。”[27]以下各章的写法是，既叙述史实，又结合评论历史事件或论述一个阶段总的趋势。在《纪晋楚齐秦国势章第一》的开头便说：“晋楚齐秦，分峙朔南东西四徼，实春秋之骨干，而晋楚尤其脊柱也。此四国者，惟齐自始封即为大侯，余皆微弱不足齿数。……而其后乃皆浡焉以兴，迭为霸长。虽曰人谋之臧，毋亦以越在边远，环其周遭者多未开化之蛮族，非刻意振拔不能自存。及其既已强立，……乘时内向以争中原，则弱小者固莫与抗矣。”[28]这段话，讲了四国勃兴和争霸的总趋势，让读者先了解这个阶段历史的特点，然后再叙述具体的史实。各个时期的“载记”联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面叙述历史演进的主张，与章太炎的十篇“记”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比较系统。再者，梁启超设想的体系是明确地以“载记”为主干，其他“年表”“志略”“传志”都与之相配合。这样安排也比章太炎前进了一大步。
设立“载记”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梁启超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既能看到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能看到其不足。他说：“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29]又说：“记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纪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30]他的“载记”就把范围扩大，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他用了纪事本末的方法而加以发展，不但跟袁枢的书相比大为不同，对照马骕、章学诚的办法也有了很大改进。对于纪传体史书，梁启超曾经激烈地批评说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31]，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32]。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评论：“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33]“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34]他设想的《中国通史》的体制，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上述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这种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给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三、回答史学发展提出的问题
上述探索新综合体的每一进展，都是历史家付出艰苦的劳动获得的。马骕的《绎史》是他一生精力之所萃。章学诚“辨析体例”数十年，才总结出新的编撰原则。近代史家章太炎、梁启超则是在熟悉中国史学演进并且吸取西方近代学说的基础上，才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的。他们治史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吸取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而又具有别识心裁，勇于创造。他们探索的收获，代表了一批有作为的历史家辛勤劳动的积极成果，包含着很可宝贵的真理的成分。
这一探索趋势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就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讲，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史家之“极则”的纪传体出现了种种流弊，章学诚等的评述，便是历史家观察得出的结论，这就促使人们去寻求改革的办法。二是纪事本末体创立之后，它在叙述史事上具有的优点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因而明清两代作者继出，以至这一体裁的史书也能贯串古今而自成系统，成为编年、纪传之外又一种主要史书体裁，从而为史书编撰提供了新鲜经验。这样，史学的发展必然要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课题：融合多种体裁的优点，创造出新的综合体裁。这种融合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因为前代史家先后创造的三种主要史书体裁，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家主要地从某一角度认识和叙述历史，编年体以年代先后为主要角度，纪传体以人物为主要角度，纪事本末体则以事件为主要角度：观察和反映的角度虽有不同，其对象则同是历史过程本身。所以，不同的体裁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中包含有编年体，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所用的就是《通鉴》的原文，便是明证。所以，探索新的综合体，实际上是表明史学发展到这一阶段之后，要求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历史大势，而又能够从多方面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形式。马骕等人，就是勇于回答这一课题的有识史家。这一探索趋势不但有利于改进史书的编撰，且又说明史家对于观察和反映历史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历史哲学上的意义。
然而由于时代条件限制等原因，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马骕的书存在着资料汇编气味太浓的缺点，章学诚重修宋史并未着手，章太炎提出设想之后只写了两篇“别录”[35]，梁启超修史的实际工作也刚开了头而未能继续下去。这说明这项创新工作虽很有意义又极为艰巨，除了个人的探索精神和编撰技术外，还要有一种贯串全书的进步的历史哲学，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些史家有一些进步的史学观点，但未能形成足以构成一部新史的历史哲学。马骕和章学诚的思想体系还是封建时代的观点。章太炎和梁启超虽有近代倾向，但也远未建立起一套自成系统的历史理论，因为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是拿不出成熟的思想体系来的，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人物和过渡时代学者了。我们对于前人不应苛求，但对他们的局限应有正确的说明。此外，创修新史工作复杂艰巨，单靠一人之力不能胜任，梁启超对此深有感受，说这项工作必须“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36]。
我们今天的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内容与旧史学有根本的不同，远远比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进步得多。但是今天的史学还是要发展的。我们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历史的规律和丰富内容，同时在形式上要形成鲜明的民族风格，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此，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和“古为今用”的指示，从传统史学的多样形式中，包括从清代和近代史家探索新综合体的经验中得到借鉴。
[1]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九《谈献五·马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2页。
[2]马骕：《绎史·征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
[3]李清在清初曾被荐纂修《明史》，不就。著有《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诸史异汇》等。
[4]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章学诚遗书》。
[5]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6]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7]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别录例议》。
[8]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9]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别录例议》。
[1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13]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
[14]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15]全部通志，又与“湖北掌故”“湖北文征”配合，构成“方志三书”。
[1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58—59页。
[17]《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章太炎：《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329—330页。
[19]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1902年条，第141—142页。
[20]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329页。
[21]《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4日。
[22]章太炎：《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329—330页。
[2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9页。
[24]标题下编者注：按此《志语言文字》及《志三代宗教礼学》两篇为《中国通史》稿之一部分。
[25]还有一份《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所列内容大致相同，包括有朝代篇、种族篇、地理篇等共二十八个篇名。
[2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条，第861、864页。
[27]梁启超：《春秋载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
[28]梁启超：《春秋载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
[2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0页。
[3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31页。
[3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3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9页。
[3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9页。
[3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57页。
[35]《訄书》中有“别录”两篇。
[3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