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
一、“摒弃”，还是扬弃？
扬弃，即对前人的成果批判地继承，是学术进步的普遍原则，也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演进中由彼达此的桥梁。一个时代的学者，总要对他所承受的文化遗产作一番区别抉择，舍弃其中陈旧的、与新的时代需要不适应的东西，同时充分吸收其中优良的部分，作为自己创新的基础和凭借。与这种态度对立的是把前人学说简单地抛在一边的虚无主义态度。同是对待黑格尔哲学这一文化遗产，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如恩格斯所论述的，费尔巴哈是干脆把它抛在一边，马克思则对它实行“扬弃”，“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1]。马克思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们对待文化遗产，总是力图自觉地运用扬弃的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然，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未能达到自觉地运用这个原则；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对传统史学做了许多批判继承的工作。如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的梁启超，尽管曾以激烈批评旧史而著名，但在其史学实践中对前人的成果也是多所继承的。
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加以扬弃，有批判有继承，这本来是合乎规律的事。然而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有时容易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在20世纪初产生，是同当时一股来势迅猛的学习西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相联系的。20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进步思想界为了寻找救国真理，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学说，以此为武器，猛烈批评封建主义。梁启超用亲历的感受概述当时情况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2]这讲的是20世纪最早几年的时代趋向。梁启超本人所著《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即发表于这一时期，他激烈地批评旧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之偶像”，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六大弊端，提出写历史的任务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其公理公例”，主张用新史学取代旧史学。此两文影响甚大，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产生的标志。以上这些史实集中而突出，给人的印象很强烈。而近代史家吸收前人成果的事实则是分散的，有时很不显露，更无明确的理论主张。由是之故，长期来不少人似乎存在一种相当固定的看法：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从外国输入的，它对于传统史学只有批判而无继承。这就涉及几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是我国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按照“有批判无继承”的看法，源远流长、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学到近代就中断了，近代史学的来源却只有向外国去找。史学工作者总要强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难道史学本身的历史联系反而可以割断吗？若果不能割断，那么二者又是如何联系的呢？
第二，近代文化运动的历史反复证明：吸收外国文化要根据本民族的需要、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反对生搬硬套、“全盘西化”；对于我国古代文化要批判继承，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近代史学作为近代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总的规律又怎样体现于其中呢？拿历史编纂来说，自20世纪初“新史学”家采用章节形式叙述历史以来，一直流行了多年而至于今，这种体裁能够对历史作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叙述，是史学的一大进步。但不少人认为这种形式简单地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有的同志还说是“摒弃”了传统的编纂方法才出现的。按这种说法，就很难充分地说明这种体裁为什么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生根。
第三，在今天，批判地继承我们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仍然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吸取营养。近代史学是当代史学的昨天，搞清楚近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继承的一面，对于我们提高认识，自觉地做好这项工作，当是有所帮助的。
因此，弄清楚这个问题，既是科学地说明近代史学的产生所需要，同时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从20世纪初“新史学”倡起，到继起者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人的史学实践，证明近代史家在尖锐批评旧史学种种弊病的同时，他们对于优良成果也多方面地继承发展。以下从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和历史编纂三个方面来说明。
二、历史观点的吸收发挥
20世纪初以后，近代史家在历史观上，普遍做到以历史是进化发展的、因果关系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理论，作为观察和叙述中国历史的主导思想。这是近代史学较之传统史学的重大进步。中国过去二千年中，长期流行着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孟子讲“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邹衍讲“五德终始”，董仲舒讲“三统”循环，都认为历史是一遍一遍地往复循环，而看不到历史运动的进步趋势。客观的历史进程本来是螺旋式的向上的运动，循环论者看不到这种总趋向，只截取其中的一圈，把螺旋误认为循环。“一治一乱”的循环论影响更大，因为这种说法跟中国历代王朝的屡次更迭表面上似相符合。到20世纪初，夏曾佑、梁启超、章太炎等，都在阐述进化史观、批评循环史观方面作出了贡献，尤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一书的论述最有系统、最有代表性。
夏曾佑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代”。自远古至周末，是“上古之世”。可分为两个时期：由开辟至周初，是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是“化成时代”。由秦至唐，是“中古之世”。可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是“极盛时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时期”；唐代，为“复盛期”。自宋至20世纪初叶，是“近古之世”，可分为两期：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为“更化期”。称清代为“更化期”，尤其寄托着著者深沉的爱国救亡思想。他在书中反复指明：道光以后，外国入侵“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3]。“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4]这是观察到：自秦以来达二千年、给中国造成种种祸害的“专制政体”，到此20世纪初年，已行将结束，历史的发展将出现新的重大变化。而他著史的目的，就是要把分析历史上之“因”跟造成目前所食之“果”联系起来，以对挽救民族“前途之夷险”有所裨益。
显然上述时代划分，是中国史学史上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系统的新见解，跟“一治一乱”之类的循环史观有着质的区别。内容的进步与编纂方法上的创新相一致，使《中国古代史》在当时成为一部名著。夏曾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高度，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接受了近代欧洲思想家进步的社会学说。他于二十八岁中进士（1890），任礼部职，住在北京。此后十几年，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他先是潜心研究今文经学，并与梁启超、谭嗣同交往密切，共同热心于变法维新。后于1896年底到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以宣传新学，鼓吹维新变法。这段时间，他通过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倾心地学习吸收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大开眼界，思想深深受到启发，自称“学问大进”时期。他在致表兄汪康年信中曾酣畅地表达出他极度欣喜激动的心情。因为，当时他正满怀改革现实、救亡图强的强烈感情，接受了进化论，使他找到了观察历史和民族问题的新的思想武器。他拟写阐述进化论的哲学著作的愿望未付实现，却写成了这部以进化史观为主导思想的历史著作。当时，比严复于1898年出版《天演论》还早两年。可以说，夏曾佑是最早接受严复思想影响的人物之一，《中国古代史》是严复传播西方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史学首先结出的硕果。
同时，我们还应充分注意到：夏曾佑所阐述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是根据历史演进中政治、民族、中外关系、文化等要素综合考察得出的，从内容到语言，都是地道“中国式”的。他以西方进化论学说为主导思想，却没有生搬硬套。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认为，这是由于夏曾佑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确有他深刻研究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为基础，因而做到融会贯通。这二者怎样联系的呢？在清代，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曾经是龚自珍、魏源到戊戌维新派志士要求改革黑暗现实的理论指导，他们用“公羊三世说”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鼓吹变革和维新，前后渊源相承，成为晚清思想界名噪一时的今文经学派。在更新的思想学说传入以前，他们只能这样做，这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今文经学具有专讲“微言大义”的传统，易于附会，可借引申经书抒发己见，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左传》和《公羊传》同是解释《春秋经》的，前者属古文学派，注重历史事件、制度、文字训诂，后者属今文学派，注重发挥“微言大义”。董仲舒推演《公羊》家说，提出“《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通三统”等主张，对西汉时期以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东汉何休总结公羊学的特点，便说“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5]。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在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取胜，从此取得儒学的正统地位，今文经学则被视为“异端”，长期遭到排斥，一千多年中消沉无闻。到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钻研古代典籍，及于各个角落，于是公羊学重新被庄存与、刘逢禄提起。从龚、魏开始，今文经学与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改革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具有了引人注目的进步意义，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将两千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古文经典一概指斥为刘歆伪造，并且附会公羊经说提出整套的变法维新主张，与僵死的正统学说对抗，于是今文经学便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夏曾佑钻研今文经学就在这一时期。如梁启超所述，梁、夏、谭嗣同三人当时是“讲学最契之友”，“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6]问题的实质是：维新派人物面对着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的顽固抵抗，为了变革，必须找到像今文经学这样既对正统学说别树一帜、又具有儒家经典合法地位的思想武器，加以改造利用。
从龚自珍到夏曾佑都特别重视发挥“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点。最早是董仲舒，他根据《公羊传》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哀公十四年）的说法，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7]何休注《公羊传》，又进一步以衰乱、升平、太平解释“三世”：“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至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8]于是，春秋公羊学就具有了历史进化论的色彩。龚自珍、康有为等都大力引申公羊三世说，并赋予它以新的时代意义。龚自珍以“治世、衰世、乱世”来论证封建统治已经腐朽；康有为将“三世说”跟大同理想结合起来，用来论证由君主专制——立宪——共和的历史必然性。在戊戌时期，这一理论为维新派人物所服膺，成为鼓舞他们冒险犯难、与顽固派斗争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夏曾佑充分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以此为基础，他就容易领会西方进化论学者“心通来物”的“孤识宏怀”，并贯通起来，形成独创性的见解。他在书中申明：“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9]这就表明：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乃是他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跟前人又有不同，他将“经义之变迁”即三世说之类，同西方进化史观强调因果关系结合起来，去掉其牵强附会的成分。夏曾佑对于中国历史演进别开生面的系统看法，就是在扬弃今文经学的进化论观点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学说，两者相贯通而形成的。在历史观点方面，以及在历史编纂方面，他确实都做到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的好的成分，与大力采用外国的新鲜知识结合起来，这才使《中国古代史》成为近代一部有生命力和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
梁启超、章太炎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进化史观也都包含对古代历史观点的扬弃。梁启超《新史学》，在论述进化史观时，特意加了一条重要的注解：“《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10]这里同样发挥了“公羊三世说”，并与西方进化史观相结合。章太炎则从先秦思想家历史观点中吸收思想养料。他讲著史要“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又说“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11]信中廓氏三人系指廓模德、斯宾塞、葛通哥斯（今译作吉丁斯），都是西方社会学家。《韩非子·五蠹》把以往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并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这是古代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进化观，章太炎认为它跟西方进化史观有相通之处，是有道理的。
进化史观的形成对近代史学有很大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以前，进化史观是资产阶级史家比较完整的讲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我们对此应有充分估价。在近代，还有一种观点产生了颇大影响，这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然则这一理论也是在前人学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顾颉刚先生曾多次讲到他的主张跟郑樵、姚际恒，特别是崔述的继承关系。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12]又在《崔东壁遗书·序》中说：崔述《考信录》“把战国、秦、汉间所说的上古、夏、商、西周以及孔子、孟子的事情全部考证了一下，结果推翻无数伪史，又系统地说明了无数传说的演变”。“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13]这些话确凿地说明：在近代史学上有很大影响的古史辨派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传统史学扬弃的基础之上。
三、治史方法的继承发展
近代著名史家还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他们的贡献主要是在研究工作上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地下材料考证古史，陈寅恪先生致力研究“中古民族文化之史”和诗文证史，陈垣先生撰成很有影响的宗教史和文献学的著作多种。从治史方法来说，他们都深受乾嘉考证方法的影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所谓乾嘉方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它在史学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呢？平心而论，乾嘉学派不仅对近代史家影响很大，还影响到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研究。以前较长时间，许多人主要对它持批评态度，即认为：这一时期在整理古籍上做出了成绩，但从学术方向来说，乾嘉学者抛弃了清初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清朝文化专制压力下，闭口不谈社会现实问题，走向烦琐考据的道路，是一种倒退。近年来，有的同志则加以褒扬，认为：乾嘉学派是成功的，特别是在治学方法上，乾嘉学派不是单纯为了躲避政治去搞考据的。清代康、雍、乾三世，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也有很大发展，出了一批学者搞汉学，以后达于经、史、地理、音韵等领域，形成学术的繁荣，其成就对我们很有帮助。后来走向烦琐，应由后人负责。两种看法分歧甚大，还须深入展开讨论。我的粗浅看法，两种意见各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考察。以严密考证为特点的乾嘉学术，是中国文化经历漫长发展过程之后，在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从《诗经》《尚书》算起，中国文化发展长达二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丰富的典籍，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然则也因流传久远，大量存在着古义、古音难懂，记载抵牾，文字衍夺错讹，版本歧异，甚至典籍窜乱散佚、真伪混淆等诸多问题，必须有专门学者从事整理考证的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被利用。早在清代以前的宋代，考证工作已为许多著名学者所重视，就清楚地反映出这一需要。除了司马光专门写《资治通鉴考异》详考各书记载歧异、说明去取理由外，他如王应麟《困学纪闻》、黄震《黄氏日抄》、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等书，都涉及考证史事、文字、版本、真伪的内容。经过明代文人空疏不学以至误国的惨痛教训，清初顾炎武力倡求实和致用的学风，到康熙后期，清代考据学逐渐兴起。造成这一时代风气，从学术发展的深远原因说，就是上述整理文化典籍内在的要求，由宋代学者启于前，顾炎武倡于后，至此扩大发展。所以认真说来，所谓乾嘉学术，不是专言文字训诂的“汉学”的复兴，而是开始注重考证的“宋学”的发展。“汉学”实际是“宋学”。康熙以后的时代，恰恰提供了这种趋势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应该说，清朝统治者在两个方面都起了作用。从坏的方面说，是专制淫威逼迫，文字狱迭兴，聪明才智之士被堵死了关心现实政治问题的道路，只好转向学术考证。从好的方面说，康熙之后有较长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相继成长出为数甚多的专门学者，竞相著述。乾隆时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纂《续三通》《清三通》，修《会典》诸举，都集合了大批文人参与其事，对整理文献起到提倡作用。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明末以后士大夫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自徐光启译《几何原理》、李之藻译《同文算指》等书以后，士大夫中喜谈天文历算，形成风气。如：江永著有《慎修数学》八种、《推步法解》，戴震著有《勾股割圆记》、校有《算经十书》，焦循著有《里堂学算记》，钱大昕著有《三统术衍》。这种研习数学、天文的风气对于整个学术界的影响，是训练和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因此，治学方法在前人基础上趋于严密，更具科学因素。乾嘉学术的明显局限性，是不注重现实问题，不作总体性的规律研究，并趋于烦琐；它的巨大成就，不但在于对浩繁的古代典籍进行爬梳整理，为后人阅读研究扫除障碍，而且在于形成带有近代科学因素的治学方法。就史学而言，如果研究工作可以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乾嘉时代正是微观研究发达的时期，应该承认它在研究方法上是向前推进了。简单来说，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运用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近代学者王国维等人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方法，而在历史考证学和文献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王国维在乾嘉学者的基础上，形成了“二重证据法”的治史方法，即将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资料与文献资料作综合印证研究，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故郭沫若说，王国维“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新史学的开山”。[14]陈寅恪学识渊博，通晓多种文字，不仅谙熟中国典籍，而且长期在欧美学习和从事研究，采用近代学者所重视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化关系、因果关系等观念和方法，因而治史眼光开阔，善于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各种记载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一个历史时期带规律性的大事，所以为学者所推重。陈寅恪对于清代学术有过批评，认为清代“史学不振”，“远不逮宋人”。[15]这是批评清代缺乏像《通鉴》一类的巨著。然而在治史上，陈寅恪擅长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则同样是乾嘉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有名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广搜《通鉴》《通典》《隋书》《两唐书》《南齐书》《陈书》《北史》等书中表面互相孤立的资料，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论证隋唐制度主要来源于北魏、北齐，前人认为是主要渊源的西魏、北周，影响反而是微小的。他对所引述的史事，如果有多种记载，他都进行参校比勘。这些正是从乾嘉考证方法承受而来的。这是在更高水平上运用钩稽贯串、追根溯源的考证方法。陈寅恪还有《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则用诗文与历史记载互证的特点甚为显明，无须详述。陈垣曾概述其治史历程是“钱、顾、全、毛”，由发扬清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到最后找到毛泽东思想。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友人书中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敌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按：指《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以为振国之道止此矣。”[16]这是讲他解放前著述中对前代史家的继承和发展。陈垣还熟练地运用了传统史学讲类例的方法，而在文献学上做了总结性的工作。这种方法，宋代史家郑樵就很重视使用，并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17]陈垣发展了这种方法，他善于将有用的材料按类区分，归纳出若干问题，然后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排比说明，并加议论发挥。对类例的成功运用，使他在避讳学、校勘学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使之系统化、条理化。
四、历史编纂的改造提高
分章节叙述历史的编纂形式在20世纪初出现和流行，有着极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史学家从西方和日本接受了新的历史理论，着意于说明历史的进化和因果关系，因而也从外国学习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恰好早已提出了改进编纂方法的要求，以利于反映历史演进的大势。章学诚在18世纪末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18]，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认为历代演用的纪传体存在难以反映史事大势的重大缺陷，“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19]，主张用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弥补。他对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有中肯分析：“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20]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纪事本末体，由于具有这种因事命篇、灵活变化的优点，就成为近代史家学习西方而从事体裁创新的基础。梁启超就说，“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21]。纪事本末体会成为参照西方史书体裁创新的基础，这点并不奇怪。因为从实质说，分章节叙述的形式与以事件为中心，二者之间正有相通之处。郭圣铭先生所著《西方史学史概要》“绪论”中说“试看世界各国史籍的体例，最初都是史诗，接着发展为编年体、传记体，其后又发展为纪事本末体”[22]。将西方分章节叙述的史书形式也视为纪事本末体。因此可以说：学习西方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是外因，中国史学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和业已达到的基础是内因，二者相结合，才产生了这种新的编纂形式。我们看看夏曾佑所著《中国古代史》便可一目了然。
夏曾佑所撰《中国古代史》是一部较早采用章、节体裁，有颇大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只完成上古至隋统一）。在当时，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在编纂方法上，他正是把中国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糅合到从外国学来的分章节叙述的形式中。试以书中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秦汉）”为例。这一章前五十节中，绝大多数是按事件设立节目的。其中有专设一节叙述一事的，如“文帝黄老之治”“景帝名法之治”“武帝儒术之治”“光武中兴”“汉第一次通西域”“汉第二次通西域”“汉第三次通西域”；若一节容纳不了一个事件，则分上下两节叙述，如“天下叛秦”“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楚汉相争”“高祖之政”等即是；还有用连续六节叙述一事的，如“汉外戚之祸”（一至六）、“宦官外戚之冲突”（一至六）即是。正由于纪事本末体与西方的章节体裁确有相通之处，夏曾佑才能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而达到创新的目的。这就证明：近代新的历史编纂既是受到外国影响出现的，又是对本国原有形式加以改造和发展的结果。它跟传统史学的关系，确是扬弃而不是“摒弃”。
唯其如此，新的编纂形式一产生，当时的学者便竞相效法，且能运用自如，至今流行不衰。40年代以后出现的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种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也是采用这种体裁，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探索其规律，获得了很大成绩。这个事实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学习外国文化必须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和特点，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对传统的编纂方法做这种扬弃工作的不止夏曾佑一人，恰在同一时期，章太炎和梁启超也都尝试在改造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创新。虽则他们的工作未臻完成，却同样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总起来说，近代史家在历史观点、治史方法、历史编纂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固然是由于学习、输入外国进步文化所取得，同时也是对传统史学扬弃、发展的结果。近代史学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果，后来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这些历史经验再次告诉我们：一种文化，一个学科，只有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才能壮大、丰富起来。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3]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叙》，河北教育出版2000年版，第3页。
[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古今世变之大概》，第12页。
[5]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四部备要本。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页。
[7]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页。
[8]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9]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六十二节《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第362页。
[10]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8页。
[11]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1902年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
[12]顾颉刚：《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13]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9、60页。
[14]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6、537页。
[15]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8—239页。
[16]转引自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5页。
[17]《通志二十略·校讎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6页。
[18]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
[19]章学诚：《史学别录例议》，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第314页。
[20]章学诚：《书教下》，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第1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0页。
[22]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