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逗哏与捧哏
下面要探讨一下逗哏和捧哏。
逗哏就是负责抖包袱的，而捧哏则负责在旁进行提示、衬托、揭露、询问、呼应。抖包袱的方法，之前已经谈论过了，现在讨论一下捧哏的作用。
提示就是对听众进行提醒，以使听众能明白包袱的意思。比如在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北京话》中，郭启儒通过反问来提示人们：国语十分荒唐可笑。这里的国语大概指的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有些做作的说话方式。侯宝林先生在这段相声中介绍了一下：“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都学，那叫，叫什么？叫国语啊。……就没推开。有很多人提倡学国语，那国语说得不是味儿啊。就过去电影里边不净说国语吗？”在这段相声中，侯宝林先生有言在先地扮演了两位说国语的人，让人听来可笑。一个人要坐三轮车，蹬三轮车的人拿腔作调地说：“哦，先生，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哦，我真的感激你喽。”郭启儒反问道：“这有什么感激的？”最后坐车的人想只付三毛钱，蹬三轮车的人还是那么阴阳怪气：“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郭启儒便又反问：“这有什么要求的！”郭启儒其实就是在提醒人们：这没什么可感激的，也不算什么要求。在侯宝林先生的《歪批三国》中，侯宝林说“三出祁山”，郭启儒提醒人们是“六出祁山”。提示是一种辅助，帮助把包袱抖出来，它本身并不能使人发笑。
衬托常见于饰演相声中。比如在《夜行记》《打百分》《跳舞迷》中，侯宝林先生作为逗哏扮演的是一个应该被讽刺的角色，捧哏郭启儒则通过扮演一个常人，来衬托出侯宝林所塑造的形象的荒唐可笑。《打百分》这段相声讽刺的是不务正业者。在《打百分》中，侯宝林先生扮演的是一个“百分迷”。侯宝林先生说自己到了单位，把办公桌收拾好了，郭启儒在旁边说：“开始办公。”这是作为一个常人应该做的，而侯宝林却说“我就睡了”，引来听众笑声。捧哏通过说出常人的行为、认识、观点，来对比出逗哏所扮演的角色的荒唐可笑。
揭露可以作为逗哏抖包袱的工具，也可以作为捧哏辅助逗哏抖包袱的工具。比如在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说的《吃饭我掏钱》中，刘宝瑞饰演了一个浪费粮食还自以为有理的人的形象。他说自己吃馒头时剥皮有道理，还说古人讲过这样的话：“剥皮吃馒头，才知熟不熟。”郭全宝自言自语道：“哦，敢情有这么句话，剥皮吃馒头，才知……”然后他又意识到根本没有这句话，便说：“哪有这么句话呀？”这揭露了刘宝瑞的话的不合理性。然后郭全宝便给刘宝瑞讲道理，陈说利害，还问了刘宝瑞很多问题，刘宝瑞却都说“不大清楚”。郭全宝最后不得不和刘宝瑞一起说：“不大清楚！”索性又说：“你没个清楚了！”这就揭露了刘宝瑞饰演的角色的无知。这种手法也可以在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的《歪批三国》中看出来。以侯宝林先生的版本为例，侯宝林说《三国演义》之所以有“三国”二字，是因为三国中带“三”字的事情多。这是一种出奇的手法。然后侯宝林说：“三出岐山。”郭启儒提示听众其实是“六出祁山”，侯宝林则说：“二三如六。”随后侯宝林说：“三伐中原。”郭启儒提示说是“九伐中原”，然后郭启儒就和侯宝林一起说：“三三见九啊！”又说：“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这就是一种揭露的手段。这种手段在相声中是很常见的。当然，揭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讽刺什么，它只是一种辅助逗哏逗笑听众的手段。
询问是通过捧哏对逗哏的发问，来引出逗哏接下来的话或可笑的回答。之所以需要捧哏的询问，是为了使表演更加流畅，并营造良好的舞台气氛。引出包袱，也是辅助逗哏抖包袱的一种手段。如果逗哏总是自问自答，有时会显得很唐突，不利于相声的整体舞台效果，尤其不利于饰演相声的舞台效果。因为饰演相声中，逗哏大都是在扮演一个荒唐可笑的角色，对这种角色的饰演，首先就是要表现出其明明犯错，却又固执己见。这种角色一般不会对自己发问，这时就特别需要捧哏在旁进行询问。
在相声中，询问很常见。“怎么”、“还有什么”、“为什么”、“这样能行吗”、“什么意思”，这类话都属于询问。当然，询问的方式还有很多。在这些基本询问方式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特定情境对它们进行增减、改变，以适应具体的环境。
侯宝林先生在《北京话》中说：“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练练嘴。你看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她嘴最好。我们都做早操，她不去，她唱绕口令。她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郭启儒便在旁边问：“这怎么属于体育的一种？”顺理成章地引出了侯宝林的包袱：“这叫口腔体操。”有了捧哏在旁帮忙，相声表演的整体性、流畅性增强了，也加强了逗哏包袱的可笑程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询问的作用。
呼应就是指捧哏用一些口头语来烘托气氛。比如，逗哏说相声时，捧哏会说些诸如“嗯”、“啊”、“哦”、“是”这类话，这就是在进行呼应，以活跃气氛，使相声表演更加流畅。
俗话说：“三分逗，七分捧。”这就是说，捧哏在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中是不可或缺的。捧哏的作用虽然有时并不明显，但是捧哏绝不会因此就丧失其价值，捧哏在低调地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能小看捧哏的“嗯”、“啊”、“哦”、“是”。没有它们，可能相声表演就会变得十分生硬唐突，不流畅，不完整。在电影中总会有背景音乐，有时候我们注意不到它们。但只要将配乐消去，我们就会发现，电影中那些刺激的情节很难再让人激动，悲伤的情节也很难再让人难过。我们通过这种类比看出捧哏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或缺。可以作如此比喻：捧哏就是舞台背景、灯光、配乐，逗哏就是戏剧中的演员。
捧哏和逗哏的责任是固定的，但身为捧哏和逗哏的相声演员的作用并不是完全固定的。捧哏有时也可以抖一个小包袱，逗哏有时也可以在旁对捧哏进行陪衬。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说过一句话：“说相声是活的。”他说得很对，相声本来就不该是僵硬的，不然就会丧失生命力，更无法使听众满意。捧哏在适当时完全可以抖个包袱，这样不仅能创造出良好的表演效果，也能让捧哏的价值真正显露：帮助逗哏逗笑听众。捧哏和逗哏的作用不同，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使听众发笑。只要时机恰当并在合理范围内，捧哏完全可以为了这共同的目标而暂时夺走逗哏抖包袱特权，这样有利于相声表演的搞笑程度和完整性。
当然，这种夺权一般情况下不能太过分，要不然就会导致职责不明和舞台效果不佳。逗哏按其责任要抖包袱，而如果同时捧哏也总想要抖包袱，那包袱就响不了了。包袱没响，就是包袱没抖出来，搞笑的部分没能逗笑听众。因此，在有明确逗哏、捧哏之分的相声中，逗哏、捧哏要首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明确好自己的身份、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二人才可以进行一些发挥。
有的相声好像并无捧哏、逗哏之分，而是你逗时我捧，我逗时你捧。这种表演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不过它也并没有完全脱离逗哏、捧哏的形式，只是逗哏、捧哏的身份不固定，不时转换而已。
逗哏与捧哏之间要配合得巧妙、密切，这样才能有好的表演效果：逗哏上句，捧哏下句，顺利地抖出包袱，完成相声表演，这就是相声表演中的和谐状态。这就需要相声演员们的刻苦训练和逗哏、捧哏之间的磨合。要想表演出好的相声，就要耗费时间来进行练习，而在舞台上临机应变、自由发挥的能力，也不是一日能练成的。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多年的舞台经验。因此相声演员们要用耐心、热爱和勤奋来对待相声这门艺术，这样才对得起听众。听众也一定要尊重相声演员的辛勤劳动。我们可以对相声表演提出尖锐的批评与合理的建议，但也不要过于吹毛求疵。
那在群口相声中有逗哏和捧哏吗？有。一般在群口相声中只有一个捧哏。因为逗哏如果不止一个，可以使气氛更加活跃，而如果捧哏有好几个，就显得有点多余了。以三个人合说的相声为例，一般有两个逗哏，一个捧哏做中间人。两个逗哏制造矛盾，抖出一个又一个包袱，而捧哏则在中间调和矛盾，以使表演顺利进行。
在刘宝瑞先生、郭启儒先生、马季先生合说的《扒马褂》中，刘宝瑞和马季为逗哏，郭启儒为捧哏。刘宝瑞先唱了几段，这时郭启儒和马季联合了起来，与刘宝瑞作对，以制造出矛盾，并引出后面的表演。在此之后，马季负责讲荒唐的故事，通过反常的手段来逗笑听众。而郭启儒则在旁进行衬托和揭露。刘宝瑞则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地对马季的故事进行解释。郭启儒又在旁进行揭露，以使刘宝瑞的某些解释的不合理性完全暴露出来，让人们一览无遗。马季主要是主动地抖包袱，用的是反常的手段；刘宝瑞则主要是被动地抖包袱，用的是出奇的手段。而郭启儒则是连接二人的桥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捧哏在群口相声中的作用，也可以明白，逗哏也可以是较被动的，捧哏也完全可以主动进攻。在《扒马褂》中，郭启儒有时就会变得主动，以引出两位逗哏的包袱。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相声演员身份问题的结论了。相声演员至少具有三种身份：个体、不言自明的相声演员、具有不言自明性的角色。一般来说，有必要的身份至多五种：个体、不言自明的相声演员、相声表演中的职责身份（注：单口相声中没有）、具有不言自明性的角色、有言在先的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