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主题与素材
上面已经讨论了相声表演的很多方面,包括抖包袱的方法、相声的分类、逗哏和捧哏的作用等。除此之外,相声表演还离不开主题与素材。主题与素材对相声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一切艺术形式都离不开主题与素材。戏剧都是围绕着某个故事展开表演,这个故事就相当于一种素材,一种来自于生活又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加工的材料。即使再离奇的故事,也不可能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总要有一部分是取自现实世界的。毕竟人的想象是基于现实的。因此艺术中的素材是这样一种东西:来自生活,又经过修饰、加工、润色。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这就是说,艺术中的素材具有两种有机结合的性质:现实性与虚构性。刘宝瑞先生就在《兵发云南》中说:“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因为什么呢?它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这个艺术呢,可以夸张一些。甚至于相声这个艺术啊,还可以夸大一些。你其实说起来啊,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你不夸张,就不成为艺术了。”艺术一定要对其所选取的现实生活中的材料进行加工,相声也一样。
不过郭全宝先生在《美人赞》中这么说:“艺术夸张允许,夸大了就不可信了。”这是不是和刘宝瑞先生说的“甚至于相声这个艺术啊,还可以夸大一些”相矛盾呢?其实不矛盾,这只是两个人从不同角度在进行论述。刘宝瑞先生是从艺术表现手段的角度来说“可以夸大一些”,而郭全宝先生在《美人赞》中,主要是想讽刺过去那种过于夸大其词的美人赞,是从艺术的现实性的角度来说“夸大就不行了”。其实,他们说的是同一个道理的两个方面。话说回来,刘宝瑞先生所说的“夸大”,也不是指神鬼妖狐、封建迷信,而是指一些离奇的故事、巧合、偶遇这类现实生活中少见却又在一般情理之中的经过艺术加工的素材。我们暂且将艺术中的经过加工的材料称为“素材”,而将生活中的各种未经加工的资料称为“材料”吧。那么,现在就可以定义了:素材就是艺术加工过的材料。
相声中的素材要表现的是什么呢?或者更准确地说,相声演员选择这些素材进行相声表演,是想要借这些素材表达什么呢?这些相声演员意欲借素材来表达的,就是主题。在马季先生和刘宝瑞先生合说的相声《拔牙》中,马季这样说:“你看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什么都有: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揭露旧社会的。”说明了相声题材的广泛和丰富。这里的题材其实就是指主题,因为“歌颂”、“讽刺”、“打击敌人”、“揭露旧社会”这些都是相声演员所意欲表达的东西。相声演员将意欲表达的思想情感贯穿在用艺术手段和素材共同构建起来的相声表演的大厦中。可见,艺术中不可缺少主题。
当然,有时这种主题不是很明显。比如,在侯宝林先生的《猜谜语》中,侯宝林先生好像并没有要明确表达什么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相声的主题不一定非得是深刻的、高高在上的或给人以启发的。来听相声的听众不是想要接受教育,而是来放松心情的。因此,我们可以提倡相声的主题应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但也不应要求所有的相声都一定要去刻意教育听众什么。
相声演员在说单口相声前,一般都会先念首定场诗。有首定场诗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书唱戏劝人方”,其实,不管是说书、唱戏还是相声,本质上都是有所教化,都会“寓褒贬,别善恶”。
相声使人快乐,但这种快乐不是那种庸俗的快乐、低级的快乐。人们在相声中,可以放松心情,暂时卸下生活的重压——因为相声中有欢乐祥和的气氛,从而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可以说,相声本身就在教育着人们:用乐观豁达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不要被生活的艰难所吓倒。相声表演中的那些角色,总是在笑——笑一切苦难,笑一切艰险。这些角色,大都是十分乐观、开朗的,有的反面角色也是如此。可以说,这些角色从未绝望。那种乐观的精神——在一切悲剧面前仰天大笑的豁达精神——随着相声表演所带给人的愉悦而深入了人的心底。这种乐观豁达,是真正有益于生命的,它甚至比很多平常意义的教育更能使人受益终生。因此,相声本身就已经对听众起到教育的作用了。这是一种真正的教育,一种伟大的教育,一种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教育。因此,与其说是相声借用了主题,不如说主题只有跻身于相声中才能真正绽放。这是一些题外话,不过是对于理解相声的本质有益的题外话。
作为相声的,或者说,一切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主题对于相声是不可或缺的。那么,《猜谜语》的主题是什么呢?有些相声,比如侯宝林先生的《卖包子》《改行》《关公战秦琼》等,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其主题:讽刺、批判旧社会。此外他还有很多相声,主题也很明显。但在他的《猜谜语》《串调》《抬杠》等相声中,主题不是很明显。我们不应硬说这些相声是在讽刺或批判什么,强加给这些相声的主题必定是十分荒唐生硬的。我们说,相声的主题不一定要高高在上,即它不一定非要从社会的角度、宏观的视野来批判什么。主题也完全可以是关乎个体情感生活的。侯宝林先生之所以创造出那么多经典,不仅在于他的艺术水平的高超,更在于他对生命、对人民、对相声事业的无限热爱。一个生命力衰弱的人,一个悲观厌世的人,怎么能进行相声表演呢?或者说,他怎么能表演出好的相声呢?他本身没有那种乐观豁达的精神,又如何能将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传递给听众呢?因此,一个好的相声演员,首先应该是一个生命力勃发的人。刘宝瑞先生、侯宝林先生、马三立先生自身一定是富有生命力的人。他们将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倾注到了相声中,才能表演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相声,也才能在相声的领域中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甚至分别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相声大师”、“相声泰斗“的桂冠。
因此,对现实生活的热爱是相声演员必须具有的品质。将这种热爱贯注进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中,以表现现实生活作为主题,而不是以价值判断如批判、歌颂作为主题,这样的相声,就属于那种主题不明显的相声。我们之所以感觉这种相声没有主题,只是因为这种相声没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由此我们可以说,像《猜谜语》这种主题不明显的相声,反映和表现现实生活就是其主题。这种相声的主题很简单,价值评价较少。这种相声,我称为“表现相声”。那种主题是借相声的本质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的相声,我称为“评价相声”。在评价相声中,主题明确,并且相声演员摆明了是要表达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主题。这种相声也会有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主要是进行价值判断,如批判、讽刺等等。当然,这并不妨碍相声演员将乐观和热情贯注进主题中。在所有相声中,对现实生活的热爱都是基础。相声中的主题,不管是对现实生活进行反映、表现,还是进行价值判断、评价,都与相声本质上所固有的乐观和热情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在很多相声中都能感受到相声演员对生活和人民的热爱。相声在本质上是能带给人乐观豁达的精神的。可以说,热情和乐观作为相声的本质是根植于一切真正的相声中的。
对于有些相声过于政治化和生硬化的倾向,我个人很担忧。在这点上,我认为郭德纲先生的观点更有道理:“寓教于乐,先得乐。您通过我们的节目,您悟到了什么东西,那是您的事,并非是我们强加的。我们上台来是为了让您高兴,不是给您上课。说相声的都像讲课,那还要学校干吗呀?”在改革开放前,很多相声的政治色彩十分鲜明。这属于特殊时期的相声。不过,有些政治色彩鲜明的相声还是很不错的。比如马季先生的很多相声,如《新桃花源记》等,虽然充满了政治色彩,但不仅没有妨碍相声表演效果,反而使相声更加充实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马季先生的相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马季先生的相声很多都是反映群众生活的,有丰富的情节。其中的很多素材都来自社会生活,贴近生活,使相声的内容更加充实。政治为马季先生的相声提供了主题和丰富的素材。而现在的一些政治色彩鲜明的相声,并没有从政治中汲取丰富鲜活的素材,完全就是唱颂歌,脱离了人民的生活,使相声的主题变得空洞无物,政治由此变成了相声的负担。如果相声能用政治充实自己,那政治就不仅不会妨碍相声表演,反而会使相声表演更加有魅力。因为脱离了群众生活、丧失了艺术性、缺乏创新,现在的很多充满政治色彩的相声才会显得无比生硬,变成了口号的集合。
在侯宝林先生的很多相声中,并没有那样扎眼的政治色彩,然而听他的相声,人们一定能收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高于政治的,是属于生命的,即那种乐观豁达。艺术要为政治服务,不过还要记住:政治色彩不应被大张旗鼓地涂在艺术这面墙上,而应该成为这面墙不显眼的底色。你乍一看,是根本不会注意到这底色的,然而若是细细品味,你便能感受到这底色的不可或缺。在相声中,主题应该默默地、低调地起作用,它不应被听在耳中,而应被领会在心里——伴随着艺术表演和一个接一个的包袱。
主题贯穿于整个相声中,是相声的总基调,是一切表演、一切包袱所围绕的圆心。这正是主题不可或缺的原因。当然,这种主题有的是表现现实社会和群众生活的“表现主题”,有的是对政治生活、社会现象、文化精神进行评价的“评价主题”。表现主题难以被嗅到,因为它没有那种鲜明的价值判断。其实在表现主题中,也存在着价值判断——歌颂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赞扬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主题与相声的本质挨得很近。也正因为如此,才使表现主题不易被察觉。表现主题是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而评价主题则更容易被察觉到,因为它与相声的本质离得稍远一些。这并不是说,评价主题一定会与相声本质背道而驰,或二者之间没什么深刻联系,而是说,评价主题虽然也围绕着相声本质,却与本质有着一定的距离。因为评价主题的中心不像表现主题的中心。表现主题的中心仅仅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而对现实生活进行的表现——表现主题因此与相声本质联系得更密切。评价主题是有明显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的,这种价值评价是评价主题的中心。由于多了一道程序,使评价相声的主题与相声本质之间联系得没有那样密切。因为表现主题的价值评价直接就是相声的本质,而在评价主题中,价值评价即使与相声的本质挨得再近,也是独立的。那些政治化的主题,均属于评价主题。我想说的是,评价主题的存在是完全有必要的,不过我希望它别那么容易被察觉到。只有这样,相声才能显现出它深邃的魅力。低调的主题的作用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也正因这种低调,主题才更深入人心,而不是被灌进听众的耳朵里。现在有些相声,主题过于鲜明了,这其实不利于作为艺术的相声的发展。艺术如果成为纯粹的政治工具就会丧失生命力,因为艺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它不愿受到任何羁绊,至多只是用政治来充实自己而已。
这种充实有时很重要——政治使艺术有特定的风格、题材,也可以为相声提供丰富的素材。但是也请记住,政治只能是寓于艺术中的,它绝不能高高在上。
这是在追求一种形式主义吗?不是。形式主义是不应该被提倡的。侯宝林先生在《戏剧杂谈》中说:“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不够使人满意。他们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种舞台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侯宝林先生反对那种只追求形式的艺术。我也是反对那种形式主义的。不过,我同时也反对艺术中使主题过于鲜明的倾向。艺术离不开内涵。这种内涵,需要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反映出来。我将只追求艺术手段的形式主义称为“手段形式主义”,而将刻意凸显主题的倾向称为“主题形式主义”。因为过于追求主题的凸显,就使主题变成了一种浅薄的形式,也是一种形式主义。而手段形式主义,则是忽略内涵,刻意地追求各种表现手段。
那如何解决这样两种形式主义呢?
我们一直讲艺术中内容与形式要统一,也就是主题与表现手段要有机结合,好像只要主题与表现手段统一、结合起来,就可以避免形式主义了。但是,在凸显鲜明主题的同时,完全可以伴随着对表现手段的刻意追求。若是如此,主题与形式二者的结合带来的就会是一种具有完美表现形式的口号式产物。而且,这样一种结合,并没有触及相声的本质,无法解决一些问题。因此,我认为,一定要同时克服这两种形式主义,而不是追求一种简单的、仅仅对主题和形式的撮合。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只可以解决手段形式主义的问题。而对于主题形式主义,应该这样做:从更深层来纠正它,用相声固有的那种平和来反对它。相声应带给人快乐,和随之而来的安详。因此,相声的主题基调一定是让人舒适的,一定是自然的,而不是艳丽到让人感觉晕眩。
相声之所以能使人平和,是因为它在本质中蕴含着那种在悲剧面前放声大笑的潇洒——相声中的包袱大都违反常理,而这种违反常理却能使人欢笑。因此,即使有时候相声的主题不能与相声的本质统一,也一定不能过于膨胀,而使相声的本质被挤进角落。相声一定要使人平和乐观,而那种过于扎眼的主题常常会使人忽略掉相声中的平和与乐观。
如果说将相声分为本质、主题、形式三大部分,那本质就是中心。主题可以自成一家,但它不能过于光辉夺目,以使本质黯淡无光,被挤入角落。而形式是用于表现本质和主题的,它在本质和主题之下,同时又与二者保持一致。形式的直接领导人是主题。本质、主题、形式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主题偏离本质,可能也是艺术,但这种艺术会显得不成熟和生硬。形式偏离主题,就是手段形式主义,亦即平常意义上的形式主义。从这里,我们得出结论:只有本质、主题、形式真正和谐相处、团结一心时,艺术才能真正凸显其魅力。相声也是如此。主题、形式都必须谨慎小心:主题不能使本质被丢弃,形式不能使主题被忽略。主题和本质都应该保持低调。但低调、不易被察觉,与被遗弃、被丢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本质、主题永远是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哪怕他们总是保持缄默。
评价相声的评价主题非常丰富,有批判社会的、讽刺当今的社会现象的、打击非正义势力的、歌颂美德的。一切评价相声都要有这样那样的主题。主题定下总基调后,表演才能开始。素材作为形式的一种,被相声演员通过学、唱、包袱等,围绕着主题而运用于相声表演中。素材是将源于生活的材料加工后得到的产品。材料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大事小情。其实很多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经过加工放在舞台上,就是表演所需要的素材。在刘宝瑞版本的《买猴》中,刘宝瑞和郭全宝进行了一次关于材料的对话。刘宝瑞说:“我爱说,跟您说啊,我是爱说这个新相声。”郭全宝便说:“您看新相声啊,就是材料太少。”刘宝瑞说:“怎么会少啊,您找啊。”其实正如刘宝瑞所说,材料只要想找,总是能找到的。
生活中,人总会碰到各种大大小小平常而又有趣的事情、经历、遭遇。将这些事件进行加工,就成为素材了。将这些素材用说、学、逗、唱等形式围绕主题表现给听众,就成为了相声表演。那么,加工的手段又有哪些呢?大概有这些:精炼、生活化、加入笑料。关于加入笑料,之前已经讲过了有关抖包袱的手段。那些手段就是对材料的一种加入笑料的加工。然而,要使材料成为素材,还需要向其中添加包袱,这就必须经过其他一些加工,如精炼和生活化。下面就来探讨一下精炼和生活化两种加工手段。
材料的精炼离不开语言的精炼。
侯宝林先生在《戏剧与方言》中,曾这样说过:“做一个相声演员啊,可不容易。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说话跟说话不同。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这得用艺术语言。这个艺术语言啊,跟一般人说话有很大的不同。相声这个语言啊,他必须得精炼。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我们说的北京话不是一般的北京话,是精炼的北京话,是经过了提炼,经过了艺术加工。相声语言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而逻辑性强。”从中可以看出,相声的语言一定要精炼。相声表演可不能泛泛而谈,一定要有内容、有笑料。并且,相声演员最好只将表演中必须要说的话放到舞台上,过多的、对表演毫无意义的话,则应该被抹去。如果相声总是连篇累牍地说着废话,就无法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热爱,更不利于相声在艺术的宽广大道上向前迈进。相声演员只有将语言精炼,才能创造出良好的表演效果。
相声演员有时会说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比如自己的观点、感受,这有助于拉近与听众的距离。但是他必须时刻牢记自己在进行着一次相声表演。而且,他也一定要拿捏好尺度。相声是活的。相声演员如果仅仅背稿,那相声表演的舞台效果肯定不会好。在这里讲语言精炼,不是让相声演员像机器一样复述稿子,而是说,相声演员一定要让语言尽量简洁。明明一句话能说完的事,就不应拖拉好长时间。而且,我们说相声演员要语言精炼,不是要他们谨言慎行,恰恰相反,他们应该逐渐融入表演进程中,使自己与相声表演融为一体,随机应变,不拘泥于稿子,以素材为基础围绕着主题自由发挥,任由自己的话语迸发出火花——比如一些稿上没有的巧妙包袱。这种自由发挥,对舞台效果十分有利。这种融入是值得提倡的。在这种融入中,相声演员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以素材为基础却不拘泥于素材,围绕着主题却又不被主题束缚。在这样的表演中,怎么会有连篇的废话呢?如果一个相声演员真正融入相声表演中,又怎么会说些与表演无关的话呢?因此,语言的精炼化,依靠的绝不是谨慎地删减稿件的字数,认真地、一字不差地背稿,而是对相声的热爱、对相声表演的投入。
“相声语言的特点啊,就是短小精悍而逻辑性强。”“短小精悍”是就它简洁的一面而言,“逻辑性强”则是就它的严谨性而言。这种严谨,绝不是指表演本身的严谨或素材的严谨。完全严谨,怎么能逗笑人呢?因此,这种严谨是指相声的语言一定要严谨,不能漏洞百出、毫无逻辑。只有严谨的语言才能使包袱真正显出自身的威力。若是包袱建立在一种不牢固的根基上,例如充满语病、欠缺逻辑的语言,那包袱又怎么能抖起来呢?包袱就是笑料,而笑料是经过加工的生活材料,而这种之前说过的加工手段,又怎能不建立在严谨的语言的基础上呢?所以,相声语言要逻辑性强,说的是它在语言上要严谨,没有语言的漏洞。
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在《对对子》中说:“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语言,说相声嘛,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这就是提醒相声演员们认识到语言的语法与修辞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谈过了关于相声语言的精炼的问题,现在谈一下把材料加工成素材的手段之一——精炼化。语言的精炼也是材料精炼的一部分。材料精炼化,还包括对事件的简化。生活中的事件,大部分有十分琐碎的细节。在表演中,有些没用的细节要删去,而那些对表演有用的细节,则要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保留下来。
精炼还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删去无用的细节后,还需要将筛选出来的材料连接在一起。因此精炼就是将材料融化后提炼其有用的部分并锻造成表演素材的一种手段。
生活化可以分为语言的平实化和材料的平常化两大部分。
语言的平实是说相声演员的语言不仅要具有艺术性,还要朴实,让大家都听得懂。如果总是说些很多听众都不懂的话,就会影响相声表演的效果。大家都听不懂你的话,怎么能明白你包袱的意思呢?又怎么能达到逗乐他们的效果呢?因此相声的语言一定要朴实、平常,这样才能让相声的人民性得以显现。艺术不应该像寺庙中的佛龛一样高高在上。艺术是应该高于生活的,但也要贴近生活。
材料的平常化不是要让材料变得庸俗、千篇一律。将材料平常化,讲的是要让材料变得容易理解、容易明白、容易产生共鸣。平常化的材料,是要让人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影子,因而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容易让人发笑。材料的平常化并不代表材料在加工后一定要完全切合实际,或者让人感觉没有新鲜感,而是说让材料富有生活气息,易于理解。
以上就是精炼和生活化这两种加工手段的大体情况。他们和加入笑料一起,让材料变成富有艺术气息的素材。
主题和素材是相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源于生活、源于人民群众的艺术形式,相声的主题一定是反映群众生活、社会生活,或对社会进行评价,同时,还要与相声的本质——热情、乐观、豁达——保持一致。素材也一定要有利于相声表演的圆满,并充满着艺术气息和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