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荷尔德林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早期出现了两股力量：一股是对绝对的哲学追求，另一股是对自身情感活动的敏锐感受。两者互相补充，互相阐发。绝对带上了情感的色彩，以至于支配一切的无条件的抽象精神，被理解为渴望远离痛苦的纯粹状态，渴望无限的生命内涵，渴望所有本质力量的和谐展现。情感采取了绝对的形式；它在生命感的沉浮中感受到世界法则的节奏，世界法则在生命感中获得知觉。因为，在荷尔德林那里，人被构想为形而上学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而不像歌德那样，被视为自然的个体单位。但是，随着这两股力量的互相充实，力量拥有者跟现实的关系变得困难起来。因为，绝对精神不再是理论原则，而是感知到的现实，它将更高的现实要求当作现实，于是成了现实的法官和敌人。世界力量在情感的活动中起作用，这样，情感在自己身上，比起在外部的现实中，比起在个别、偶然和有限中，更加有效地发现真实的东西。现实——人、习俗、世纪——的存在几乎只是以抵抗的形式显示，抵抗无限的寂静生命，抵抗更高等级的灵魂。
第三股力量加进来了，那就是抒情诗人的语言力量。如果说，在小说作家那里，语言运用是通过描写和说明对象使其呈现在图像中，那么，抒情诗人的语言——至少在当今这个时代——则是发自主体贯彻自我的表达。语言所言说的东西，在其言说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对象，而且作为一种“生成”，[12]随着言说而消逝。但是，它在语言形成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特殊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与小说家呈现的真实性相比，其可信度丝毫不会减少。荷尔德林这种抒情诗呈现真实的能力自早期的诗歌起就不断增强。其力量恰恰在于表达那些在他看来必须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在于表达灵魂的世界和无限。但是，他的艺术却因此使他更加远离现实。创作于图宾根的歌咏美、爱情、和谐以及类似主题的颂歌，用语言和图像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真实王国。紧跟着，写于《许佩里翁》之前的自然诗也有别于歌德笔下的“花草和山石”，诗中歌咏了自然的宁静和疗效，它们只是绝对的另一个名称而已。
荷尔德林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写长篇小说，期待他转向现实是不可能的。他说写一部“希腊小说”，这只能意味着，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涉及新的现实，而是涉及古希腊的美妙景象，用它作为背景。因为，正如自然一样，浸染着美、众神的热忱和共同精神的希腊国只是绝对的化身，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说，唯有希腊素材允许荷尔德林用最小的现实最大程度地揭示理想状态。他的目光转向了内心。自然与物质的东西，尽管被视为处于纯粹的形态与柔弱的转化中，然而一旦染上天堂的颜色，便如同马拉松和温泉关的英雄业绩，或者，如同神庙和大门的景象，“在那里，某一天必定曾有数以千计俊美的人互相致意问好”（页80）。小说中赞颂雅典的那段谈话的核心句如此说道：
自然是女祭司，而人是她的神，自然中的全部生命，她的每一种形态和每一种声音，都只是对其从属的神圣者发出的一声欣喜的回响。（页80）
这是一个有双重启发意义的句子。因为，唯心论对现实的颠倒——自然是人的回响，并非人是自然的回响——以及语言对旋律乃至节奏既透明又精确的形式的修辞作用，二者相互制约。[13]两者都服务于摆脱现实的精神化，它容纳了小说的全部内容。
然而，《许佩里翁》是一部小说，而不是诗，如果不是在某处有一个事实将素材与精神联系起来，那么，全部的精神化也就不能承受素材的必要虚构。小说中写道：
我终于有一次看见了它，我的心灵寻找的唯一，我切实感觉到的完美，我们将之搬到星空之上，我们把它推移到时间的终点。它在此，至上者，在人类天性（Menschennatur）与万物的周行中！（页49）
那就是第俄提玛，完美体现在她的身上。她的本质在荷尔德林的创作中是预先构思好的，可以无拘无束地接纳真实的第俄提玛。而这种本质的存在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荷尔德林觉察到，绝对并不是起调节作用的理念，不是转世论的希望，不是渴望的梦，而是现实，这种现实在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中可以看到。因此，它用神灵显身的方式迎向这个人：“我维护了它的神圣！我像守护神一样承载着神性，它显现在我身上！”
绝对显现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荷尔德林并不是如实地记录这个人的实际情况，而是将其作为有深刻寓意的事实来写。就这部小说而言，可由此得出双重的结论。许佩里翁无论遇到什么，衡量的标准都是第俄提玛经历过的存在（Sein）。同时，一切又都涉及她的此在（Dasein）；世界有了她，将不再是过去那样。这个世界似乎被第俄提玛这个寓意事实所吸引，在Schein[表面/显现]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发生了转变：表面上，它似乎靠自身存在，实际上却是由中心的那团火显现出来。换言之：存在的事物与构想的事物，现实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两者具有了审美的性质。但这种审美化不是从美化中获得，虽然形象上美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并在思念爱琴海沿岸及岛屿世界的图像中找到了需要的养分。它涉及万物的存在，包括小说描写的各种对象，直至[14]众神。许佩里翁的众神也是靠借来的光生存。他跟土耳其人斗争，希望建立新的国家而没有成功，他将这个国家称为第俄提玛的“复制品”。
一个人物形象由于在个体身上显示出绝对的真实性，从而将全部真实性吸引到自己身上，这该如何理解？荷尔德林后期作品中只有一个这样的人物，他是个神。其本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个神是纯粹的存在，但具有一个特定存在者的形态。因此，他总是超越他的所作所为；他“比其原野更大”，《和平庆典》（Friedensfeier）中如是说。尽管他能显现于存在者身上，却由于神的在场而失去了自身的真实性，从而具有了神的存在所产生的意义。这正是第俄提玛造成的效果。荷尔德林在这个人物形象中预示了神的本质，他似乎在试验未来创作众神的元素。
但第俄提玛毕竟是人。虽然荷尔德林试图将她提升并超越于凡人，但他必须赋予第俄提玛足够具体的人性，以便这种虚构保留可能的现实性。这项任务似乎是要在人类天性的限度内实现神化；如果人们还记得席勒的美学，那么，这项任务是不难完成的，在席勒的美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完美的人性就是神性，而这就是美。荷尔德林甚至引用这个思想，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人一旦成其为人，他就是神，倘若是神，他就是美的。
事实上，他刻画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不是通过个别的行为和特性表现为个体，而是通过总体的、任何时候都在场的存在表现为人，由此，她是美的。
但是，第俄提玛的美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按照荷尔德林的说法，她并不是绝对的人，而是化身为人的绝对，通过她产生影响的，不是完美的人具有的形而上学的神性，而是真正的神性，这完全不同于有限的人。通过这个以及其他特点，第俄提玛在恩培多克勒之前已经预示了[15]荷尔德林的基督形象。因此，在谈及第俄提玛时，他会借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0节的话“他在世界”。(1)也就是说，真正的任务不是神化，而是人化。根据席勒美学提出的论据甚至掩盖了真实的情况。这属于小说中某些尚未解决的奇特思想的残留物。
在现代小说的现实世界中安排具有神人本质的人物，这种任务似乎无法解决。荷尔德林其实并没有解决这项任务，而是绕过它，将叙述者放进去作为媒介。对于许佩里翁来说，第俄提玛既是神又是人，并且已经在这个世界中，那么，她到底是神还是人，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中，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体验使不可统一的东西得到了协调，其权威性制约了可能与不可能。
从通向绝对的非现实化进程出发，我们发现，为了不否认这个进程而又使它回过来与真实联系在一起，需要一个既绝对又真实的人物，现在，我们看到，作者必须将自己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安排到故事中，这样，他的虚构力中才可能存在这么一个神人一体的人物。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形式是恰当的，同样，采用书信体也是合适的；这种形式虚构了心灵的共同领域，供人物诉说带来深切感受的事件。通过回顾历史进行讲述，可以让叙述者清楚地说明整个事件；因为，有待讲述的故事在开始叙述前已经结束了。在叙述者许佩里翁与被叙述者许佩里翁的持续对照中，存在着一种时间的整合，这样，历史既作为当今的现实前提，又作为陈述历史的精神前提，两者相互阐发。
这种布局得出的结果向我们解释了小说的历史地位。因为，在上述最重要的特征中，这部小说偏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及英国书信体小说的结构。由此可以看到，决定叙事结构具有寓意的不是这种布局，而是唯心论哲学的思想结构。[16]此外，小说中探讨了唯心论哲学，这一点并不重要，尤其是，此处显示出意见的不一致，对此，我们后面还将讨论。
这部小说类似一种三层的结构体，一层是许佩里翁曾经有过的经历，一层是现在对这个经历的讲述，再一层是对过去经历的讲述的总的反思。每个层次都具有意识的形式，这种对过去经历的讲述的反思就成为对意识的意识的一种意识。这样，小说的艺术结构就形成了黑格尔后来说的“知识的自我认知”或“绝对知识”。其中包含着的黑格尔的“双重否定”也再次出现在小说中。因为，直接的感受——朋友和恋人的幸福和痛苦——被保存在叙述者认知的悲哀中，同样，也被保存在反思者形而上学的冷静中，这位反思者将自己托付给了宇宙“一致的、永恒的、炙热的生命”。
对于歌德时代的长篇小说，人们期待的是《维廉·麦斯特》那种类型，它或多或少会完整地呈现世界现实，至少会通过个性人物、社会形式、文化领域以及类似的事物作为象征。《许佩里翁》缺少外部事实的描述，其真实性完全体现在内心世界，其总体性不在于素材的完整，而在于对这个内心世界的辩证周密的构建。这在德语文学中独一无二，鉴于这种结构，这部小说可以称作形成中的唯心论哲学精神的诗学成果。再重复一遍，作出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因为荷尔德林在作品中说出的观念，也不是因为他进行唯心论的判断，而是因为唯心论“发生”在他这部艺术品中。
这部小说的结构，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作出解释，在这里，我运用了康德的思想，并不是为了证明荷尔德林与其有直接的依赖关系——这甚至是有可能的——而只是为了刻画出精神史的情况。康德将时间理解为“内心感觉的形式”；我只是在时间的视野内——回忆、期待以及[17]当前的观察——觉察到自我。也就是说，时间预先构成了自我意识的形式，只有通过时间的延伸，我才理解到我之为我。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当“我”讲述自己的时候，“我”也在试图理解自我。如果认识到，这种自我理解是通过时间实现的——这一点在“狂飙突进”诗人的宣言中可以感觉到，并且由康德在哲学上进行了表述——那么，小说中的“我”就只能在时间的角度下成为主题。方式看来有两种。一种是单个经历被塑造成自身有效的瞬间，另一种是连续的经历构成有秩序的整体，总体决定个体的意义。《维特》是前一种的例子，而《许佩里翁》是后一种的例子。维特即时写下的书信构成了小说的“瞬间”，而许佩里翁的书信是在回顾中进行连续的总的讲述，它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发生在回忆者眼前的每一事件，无论是令人高兴的还是痛苦的，都被看作循环变化的必要瞬间，它来自永恒的本源又回到那里去。
在我看来，这种时间结构以及前面描述过的意识的三层辩证结构，与小说的内容相比，更能清楚地表明《许佩里翁》的历史位置，它一方面处在“狂飙突进”时期与古典时期之间，另一方面处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