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东京殖民地

从医学院入学以后，到作为医生在大学医院里工作期间，一共大约十五年的时间，我和京都的联系暂时中断。

当了医生以后，也无法随意去京都玩乐，对京都的情怀受到现实的工作压迫，经常有头无尾了。也有去外地参加学会的机会，但去的都是东京，几乎没有机会去京都。

说得明白一点儿，这段时间里比起京都，我更关心东京。

这个城市里聚集了全国10%以上的人口，大家各有想法，怀着不同的心情过着不同的人生。从金钱相差悬殊的资本家到连住处都没有的穷人，从天才艺术家到杀人犯，从总理大臣到小办事员，无数的人摩肩接踵聚集在这里。

其复杂多样性和活力四射令我深为震撼，并为之倾倒。

换句话说，踏上社会后急速膨胀的对社会的好奇心已经凌驾于从高中时代开始怀有的对京都的情怀了。

这其间，我多次考虑过去东京的事儿。少年时期开始怀有的“向南本性”在得到医生这个工作之后也没有改变。

可是，我这个时候对东京的向往，与想逃避积雪的土地或是去四月份樱花盛开的地方之类的、对南方的单纯的憧憬不同。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没有那样的成分，但是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积极欲望，想住在蕴含各种各样可能性的东京试试。

心里虽然这么想，而一旦付诸实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第一次东京之行，是在昭和三十三年做实习生的时候。

当时，按照规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全部要去国家指定的医疗机构做一年实习生。

我毫不犹豫地递交了去东京秋叶原的一家医院的申请书，并成功得到了在那里实习一年的机会。

然而，这次的离开却仅仅持续了半年多，便以返回北海道告终。

个中理由，简而言之是因为玩得过火。

那时候，实习生是没有工资的。因为遭到父母的反对，所以也几乎收不到家里汇寄的生活费。但是我本来以为，值班或者代诊等打打工，怎么也能生活下去吧。可是没有想到这正是错误之源。

当然，打工是有点儿收入的，如果老老实实适可而止的话，应该也不至于为生活所困。

但是，我为自己终于来到东京而欣喜若狂，整日耽于玩乐。

那一年，摇摆舞曲正盛行，日剧中满是举行着西部音乐盛会的情节，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沉迷其中，新宿和涩谷的繁华场所里，收入倍增、高速成长的日本，和在战后的累累伤痕中尚未治愈的日本，混沌不清，同时并存。

也并非是受这种狂热影响。住在三榻榻米大小的破公寓里的我，整日看电影看戏剧，转悠各个美术馆，最后又从曲艺场转到了舞场，迷上了舞蹈，喝酒喝到深更半夜，整天跟女孩子约会。

总而言之，就是贪婪地享受着大城市所能得到的享乐机会。

令人受不了的是，我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搬了三次家，最后更是惨到投奔到一个女性家里暂住。

显而易见，这样的生活早晚会行不通的。

这年的夏天，我感冒加重，咳嗽时间过长，肩酸盗汗，虚汗出个不停。回故乡时找内科医生诊断了一下，说是肺结核，需要马上静养。

我这个人几乎就没有得过什么病，这个诊断不啻晴天霹雳。

要是继续这样稀里糊涂的话，严重了就需要住院治疗，只怕还会卧床不起了。连来年春天的国家考试都不能参加。

即使这样，我还是打算继续留在东京，但是父母不让，他们要我马上回家。我自己也有点儿心里没谱儿，最终还是回来了。

就这样，自修学旅行以来一直怀有的脱离北国的梦想，半年多后轻易破灭了。

幸运的是肺结核没有住院，坚持用链霉素和对氨基水杨酸等化学疗法就治好了。

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佩服新研发的药品的威力的了，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身体也是能快速康复的幸运所在了。

大病痊愈，也通过了国家考试。可是我的脱离北国的希望却因为这次肺结核事件受挫。

正式当了医生之后，也不是没有办法去北海道以外的医院就职，但我还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留在了大学母校。

有因病气馁这方面的原因，还有，住在东京的半年多也让我了解到北海道这边的气候未必就不好。

确实，东京不像北海道那样，有半年时间被雪覆盖。但是，反过来说，梅雨季节的沉闷和夏日的酷暑，对于北国出生的人来说也是相当难熬的。四月固然有樱花绽放，十一月还能享受棒球乐趣，虽有这样的好处，但是其反面也隐藏着郁闷的季节。

在那之前，只是以憧憬的态度来看，自然只会看到它的好处，可一旦了解了实际情况，我的东京观似乎有所变化了。

虽说如此，想脱离北海道的念头并没有完全消逝。

相反，因为多少了解了一点儿东京，甚至这脱离的意愿更加强烈了。

这其中的心情摇摆极为微妙，喜忧参半的情况也许应该叫作矛盾心理。

对某一方土地或者城市的感情处于矛盾心理虽然是个奇妙的说法，但是对于故乡的感情似乎也是含有这样的矛盾心理。

例如我们身在故乡时，对故乡的山河有些厌腻，眼里看到的尽是缺点。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已经厌倦了熟头熟脑的亲密友情的单调，总想找机会脱离开去。

明明是这样的，可是一旦离开故乡，马上就会怀念起故乡的山水和人们。

实际上，我在东京待的半年时间里，一看到“札幌啤酒”“北海道报纸”之类的霓虹灯或者广告牌，就会有种想凑近跟前打声招呼的冲动：“你小子，原来在这里好好的啊！”

三次搬家，最后一次是搬到了大森的一个窗户很高、很热的六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虽然这附近只有一个“拓银[14]”的分店，却能让我内心平静。

明明厌倦故乡逃离了出来，却在看到象征故乡的东西时马上感觉亲切安心。

这种任性并非是出于对故乡的热爱或者什么爱乡之心之类夸大其词的东西，而是因为从小在那里长大，具有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

即使头脑或者理智对其嫌弃，身体的根本之处却与它紧紧连在一起，无法脱离。

这种矛盾心理在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也同样存在。

从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有一个阶段，我曾经把父母看作很烦的人。在街上遇到父亲时，我也会装作不认识一样地走过去。有时候走过去之后会被朋友问起：“刚才那个人，不是你家老爷子吗？”

我听了只是尴尬地点点头，赶紧岔开话题。

总之，把自己的父母暴露在别人面前感觉很丢脸。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时，也一再嘱咐他们不要随随便便地出现。

当然，在家里也懒得跟他们搭腔，尽可能远地躲着他们。

这种冷淡的态度并不是讨厌父母啦，希望他们消失啦之类。

岂止不是这样，父母形象深深扎根在我的内心。因为其扎根太深而有点儿烦腻，才特意回避的。

然而当我们去了异国他乡，被孤独折磨的时候，对父母的思念就会苏醒，理智上已经摆脱的父母，就会像油画一样浮现出来。

这也是一种无法用道理讲得通的不可理喻的心理活动，只能说是矛盾心理了。

回到札幌之后，我对东京的怀想也正是接近这种状态。

东京未必气候宜人，住起来也十分费钱，十分不易。它确实是政治、学术、文化的中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鲜刺激，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它也深含失意与孤独、贫困与穷苦，甚至饱含堕落与城市毒素。

既魅力四射，又面目狰狞。

但是我却难以忘怀，想再去居住。

以前只是单纯对它憧憬而已，它只存在于我美化了的想象之中。如今是在已经了解了它的几个缺点的基础上，被其诱惑的。在深知自己内心根植着北海道的风土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去不同的地方居住。

不过如今，像乡下人憧憬大城市那样单纯地憧憬东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从这个时期开始，我经过对东京和京都的对比，认为东京是一个相对宜居的城市。虽然在东京仅住了半年多，在京都更是只有一个月而已，但是已经觉察到这两个城市的风情和人们的风貌的不同了。

至少对住惯了札幌这样的城市的人来说，住起来最轻松的就是东京了，从这一点上看来，京都似乎稍有差距。

比如说，札幌自开拓以来还不过一百多年，住的人也都是以来自关东以北的人为中心，很多人混合而居，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但也因此而没有什么古例旧习，人们都开朗亲切，富于进取精神。当然，它也伴随着粗枝大叶、粗鲁暴躁、有点儿欠缺情调的缺点。不过这里的人不会拘泥于出身或者门第之类，只以现实的有无能力作为评价别人的标准。

说起来，札幌虽然是一种殖民地，但是这种感觉与很多人混住在一起的东京很相似。

要说札幌以外宜居的城市，那就是东京了。

之所以依然怀着对京都的憧憬，却暂时决定去东京，就是因为东京这个城市和住在这里的人们的风貌最接近札幌。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能不承认东京是我从札幌走向京都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