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作家主场
二
任何一位作家，都有一方可以称之为“主场”的土地。
就像职业棒球队的主场一样，那方土地要么是该作家的故乡，要么是作家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作家原生体验的场所。
这片土地的气候就不必说了，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到人情世故全都耳熟能详，在家坐着不动就可以把这片土地写入自己的小说。换个说法就是，那是一片让它随时登上小说都没有问题，都能够很有自信地进行描述的土地。
昭和四十五年，我获得直木奖的时候，是拥有两个这样的主场的。
自不待言，其中一个是从我出生之后一直住到三十五岁的札幌，另外一个就是那之后一直居住的东京。
若是这两个城市，我对它们的四季风景如数家珍，某种程度上写起来比较有自信。当然，即使是作为主场的土地，关系到每一个具体的场所时，也必须要自己亲自去看一看才行。那片土地的整体氛围，比如春天樱花何时开放、夏天会热到什么程度、秋天的天空有多清爽、冬天的降雪量有多少等等，这些都需要用自己的肌肤亲自去体验和记忆。当然，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语言，甚至气质等，都要能心领神会。
如果只是连续拜访过几天的城市，写个短篇文章倒是可以，长篇是写不出来的。为了将一个城市写入长篇小说，就必须做到待在书房里就能对那个城市的四季了如指掌。那还不单单是对其冷热度的气温的了解，就连该城市某个季节的风力强弱、浮云百态、山容水貌，以及楼层的高度，都能够自然而然地浮现于眼前才行。
作家拥有多个主场，意味着他的作品幅度就会相应地开阔，情景描写也会格外丰富多彩。
我想把京都变成自己的主场，不用说是在得了直木奖、真正作为作家登上文学舞台之后。
正因为京都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憧憬的土地，将它搬上我的小说舞台也成了我当上作家以后的梦想。
可是，一旦想写出来的时候，再次审视京都，却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踌躇之事。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京都这座城市已经被很多作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描绘过了。
从旧时的《源氏物语》时代到今天，以京都为舞台的小说已有无数。而且，这些小说里都用最恰当的描写，写出了最适合出现在小说中的场所。
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京都已经被很多前辈作家写尽了”。
然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战前或者战后的京都，极少有描写现在的京都的作品。
要描绘新京都的话，也许我今后挑战京都多少会有一点儿意义。
我决定不受过去的作品束缚，写出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用肌肤感觉到的现代京都。
可是，一旦进入开始写作的阶段，还是有很多难题的。
首先是四季各自不同的季节感，我以为到时候分别去趟京都就能搞定。实际上也是如此操作的，每个月都去京都，对于一些小说中所需要的场所，则是事先去转一转。
我本想这样就能够搞定，可是返回东京一写，就会出现各种疑虑。比如傍晚时分的比睿山是怎样暮色渐沉的，西方的爱宕山晚霞满天时，比睿山也会受其影响而变化吗？进一步说，月亮那时候是处于东山的哪个位置？北大路上的街道树是不是法国梧桐来着？如果是法国梧桐，那些树排又是一直延伸到哪一带？这些问题在取材的时候看漏了，如今进入写作环节时，便突然没有信心了。
但是，常年居住在京都的话倒还好说，只是一时兴起去过几趟的话，是很难了解到这些细节的。
虽说如此，又不能写着写着忽然跑到京都去。
这样的时候，询问一下住在京都的人倒是一个快捷便利的好办法，可是即使问了他们，也未必就能得到让自己满意的结果。当然，月亮的位置啦、街道树是否法国梧桐啦，这种程度的问题也许会搞明白，但是，染苍染黄的暮色山景怎样变化？吹到法国梧桐树上的风的触感如何，是怎么也无法问出的。总之，让别人去调查的，和自己实际在那个现场用五官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在文章中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来。
风景尚且如此，若是生活和语言方面，其差异就更加明显了。
比如在北海道，是很少有路边站着闲谈这样的事儿的。与其在路上碰见邻居熟人站着闲聊，不如直接邀请到家里。
其中原因，是因为曾经的北海道人少得可怜。大地十分宽广，而人却没有几个。因此，见到个人感觉很亲切。说得极端一点儿，见人亲得不得了，连小偷都想领回家去聊一聊。
这一点儿也许跟开发不久的美国西部人的气质很相似。来者不拒，统统开门欢迎。这种开放性与“见到人马上领回家聊聊”的这种习惯密切相关。
不止如此，由于气候上的原因，也缺少那种能够站在外面悠闲聊天的季节。从初夏到夏天这一短暂时间暂且不说，此外的时间里都是寒风冷雪。长时间站着聊天的话，很快就会伤风感冒。
与北海道人相比，东京和京都的人们经常站在路边闲聊。特别是在京都的胡同小巷和寺庙门前等地方，这样的情景经常映入眼帘。
看起来自是一番和平稳定的画面，可是在我这个北海道仔看来，却深感不可思议：那么长时间地聊天的话，为何不领回家里好好聊呢？
诚然，站在路边聊天是左邻右舍关系好的象征。可是，换一种看法的话，它也可以理解为关系不够亲密，达不到领回家的程度。或者说，它是一种嫌麻烦的心情的表达，毕竟把人领回家比较麻烦。
站在路边聊天的人在京都比在东京更加多见，这是因为京都的人们更重视邻里关系吧。从这一点来看，东京的人交往比较浅，只停止在所谓的打个招呼的程度上，达不到可以若无其事地站着聊天的亲密度。
但是，路边聊天现象虽然很多，京都人的交际方式却并不像北海道仔那样亲密，到把人邀请到家里去的程度。换句话说，可以说他们虽然是相识的熟人，但是彼此还有一定的爱面子之心和警戒之意，让他们把家底暴露给别人并没有那么容易。
与此相对照，北海道仔却完全没有戒心，就连刚刚认识的人也能领回家里去。这种毫无防备的态度既有受人喜爱的豁达开朗，也不免有粗糙鲁莽之处。
只是路边闲谈这一件小事儿，就能够暴露各个地方的文化差异。
假设现在写一本以京都为舞台的小说。如果将场景做如下设置：一位老字号店铺的老板娘在家门前打水的时候，与经过那里的熟人聊了起来，并将他叫到家里招待的话，也许画面就有些奇怪了。
这个情况下，到底应该是一只手里拿着水桶或者水管，长时间地站在胡同小巷里聊上个十分钟半个小时，这样设置或许才是比较像京都的。
而我这个北海道仔或许会将它设置成立即领到家里的画面。
但是，京都人把别人招待到家里的情况很少，除非对方是非常重要的人，或者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聊的时候。既然把人招进家里去，不用说茶点果子了，大肴大餐的又不可缺少了。
这一点又要说一下了，北海道仔即便把人领回家，也不必特别郑重其事地盛宴招待。顶多是奉茶，再上一点儿小咸菜，重复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通过路边闲谈这一个镜头，就能反射出古都小巷的静谧和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情感，可是一旦将人招进家里，氛围就完全变了。
至少要了解这些，才有可能写得好京都。只是在京都的大街上快步走过，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了解的。
比起这种生活习惯的不同，更加不同的是语言。特别是京都，存在一种叫京都方言的特别语言。
而且，这种京都方言因为年代和阶层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一般白领女性的京都方言，居住在西阵附近的人们的京都话，和祇园周边花街的语言，也会迥然相异。而且，即便是同一个西阵，老婆婆和小孙女儿的话又不一样。同样，男人们的语言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差别。
小说的主人公是住在哪里的？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决定着他们的京都方言也必须不同。
为了消化吸收这些东西，每年去几趟京都到底是无法做到的。当然，阅读什么“京都话”这样的书也是不能明白的。最理想的办法就是移居京都，在那方土地上居住。
然而，也并非是仅仅移居至此，就能完熟京都方言的。一般的京都人的话暂且不说，西阵和祇园的方言，如果不是在那里继续深入下去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说句实在话，我勉强算是能做到把京都话写进小说里大约花了十年的岁月。
这期间，我先写了《台风》，又写了《正午的原野》《化妆》，这三部长篇小说。在最初的《台风》里，主人公是一位叫迪子的女检查技师，她的语言我用的是标准语。之所以没有用京都方言，是因为太有难度而放弃了。
在第二部作品《正午的原野》中，对扇子批发店的老板多纪这个人设，我第一次使用了京都方言，说句实在话，尚有很多不足之处。
在最后一部的《化妆》里，我写了在祇园长大的三姐妹。感觉在这部小说里，语言方面总算能说得过去了。
在最新小说《樱花树下》中，好不容易有了充分的表达能力，做到了能让母亲和闺女两代人使用不同的语言了。
当然，即便如此，若想挑刺的话，也许还存在几个问题。
本来，京都方言并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那种漂亮语言，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美，是因为它的语调柔和。至少在把他们说出的话转变成文字来表达时，会发现浊音很多，有点儿刺耳感。
表示死胡同的“里巷”啦、表示浓情蜜意的“死去活来”啦等等，都是最具代表性的词语。
因此，在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需要转换成比发音更为温和、略带古风色彩的词语。
为了打破这个语言障壁，有一段时期，我专注于祇园玩乐。虽然住倒是没有在京都住下来，可是一去京都，就成天跑祇园，让耳朵熟悉艺伎和舞伎的语言。
要了解祇园这个特殊的世界，理解生息于此的语言，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但是，自不必说，这项工作花费颇多。
有一次，我去税务所倾诉这件事儿：“我玩掉的钱是为了写好小说的必要经费。”
可是，税务所的人说：“没办法，你也享受了啊……”所以他们只是认可了我的部分倾诉。
确实，诚如他们所说，我也不是没有享受到，不过，如果不去玩，就写不出来那种小说也是事实。
总而言之，把京都的花街当作主场是一件极其花费金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