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金融效率理论
2.4.1 金融效率的内涵与测度
金融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只有基于有效配置方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关于金融效率概念的理解,国外学者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Gurley. J. G &Shaw. E. S(1960)指出各国经济部门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顺利转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合理的金融制度能提高金融效率进而充分配置社会各种资源[75]。Gurley. J. G &Shaw. E. S作为金融效率理论的奠基人,他们首次对金融效率的概念和定义提出解释,虽然基于当时的研究结论尚且属于模糊概念,但是对日后金融效率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Robinson & Dwayne Wrightsman(1974)[76]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金融效率,他们认为金融资源类似于其他社会资源,金融效率主要集中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方面。Bain(1981)[77]基于对金融效率的系统研究,将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两个层面:站在宏观效率角度,金融效率主要表现为处于宏观金融整体系统内的所有金融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站在微观效率角度,金融效率则主要表现为单独的金融机构对于所持有金融资源的各类运用效率。由此可见,这部分学者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理解金融效率的概念和本质,对Gurley. J. G &Shaw. E. S提出的金融效率展开了进一步的细分和深化。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于金融效率的概念和内涵持有不同观点。Wurgler(2000)[78]从金融功能的视角研究金融效率的理论概念,他认为金融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资金的筹集和运用整个环节,基于对金融资源的综合分配优化各类不同行业的资金需求与供给。
关于金融效率的测度方面,国外学者最早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外部效率的测度方面。Benston(1972)[79]认为银行的规模扩张是效率改进和提升的主要诱因。随后,研究文献由银行外部效率测度逐渐发展至银行内部效率测度(Sherman & Gold,1985[80]; Berger, Humphrey,1997[81]; Rangon, 1998[82]; Isik & Hassan,2002[83]; Sathye,2003[84]; Hasan. I,2003[85]; Chen. Y, 2004[86]; Goddard. J,2004[87]; De Young,2004[88])。国外关于金融效率的测度发展不断趋于完善,研究本质在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通过资金供给满足战略新兴行业的资金需求,并逐渐减少对衰落夕阳行业的资金支持。
国内关于金融效率的研究起步较晚。陆远权、张德钢(2012)通过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系统测度了1995—2009年我国区域金融效率,他们分别从省际和区际层面测算与衡量我国区域金融效率表现出的地区差异,测度结果表明我国金融效率整体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但是地区之间表现出的差异并不大,区域内金融效率差异是区域金融效率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平均贡献率超过了75%[89]。
李延军、王海川(2016)通过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研究2015年以来京津冀13个城市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空间演变趋势,然后引入Tobit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北京的静态金融效率达到前沿面水平,河北各城市金融效率较低且主要是规模效率不足导致[90]。从他们的研究可知,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对金融效率的提升与改进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开放程度反而对金融效率观测不到显著影响作用。此外,各类影响因素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技术进度方面而不是规模效率方面。
2.4.2 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
除了考察金融主体本身内部金融效率之外,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影响金融效率的外部因素。关于对金融效率的外部因素的考察为日后金融效率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在金融效率的研究中纳入金融生态环境的考虑是研究的新趋势,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一旦与不良的政策制度生态环境结合,会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很大风险,极大降低金融效率(Dooley,1996[91]; Rossi,1999[92]; Edwards,2000[93])。
Yaron(1997)[94]重点关注政府干预、法律制度、政策环境等对金融效率的影响,认为一个良好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是保证金融效率的重要条件。
Schrieder(1997)[95]从金融监管视角提出关于改进金融微观效率的创新思路,他认为只有建立和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督机制体制,才能进一步提高金融效率、维持金融平衡和改善金融环境。
Demirgoc Kunt&Levine(2004)[96]从宏观效率改进视角研究金融市场和金融环境优化问题,他们认为资金合理配置的前提基础是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科学的调控政策、灵活的金融市场以及规范的法律制度等。
谢家智、王文涛(2013)基于我国2000—2011年31个省域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影响我国金融效率的宏观因素及其传递机理,研究表明金融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进程是影响金融效率的重要宏观变量[97]。
章思诗、李姚矿(2017)运用DEA-Tobit模型对我国2009—2014年24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高技术企业、政府和创投企业这三个科技金融主体为视角探索各因素对科技金融效率的影响,发现随着科技金融投入的不断增加,科技金融效率并未提高,高技术企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战略新兴行业规模以及创投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是我国战略新兴行业企业金融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