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才子”贾拓夫

从陕西到中央苏区

贾拓夫（1912—1967），原名耀祖，字孝先，陕西省神木县城关人。1926年考入绥德四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绥德四师团支部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绥德县学生联合会主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委员。此后，在米脂县东关宋家崄团特委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参加了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夏，贾拓夫奉陕北特委之命，回神木开展党团活动，他主持召开了神木县党团员联席会议，整顿了党团组织，使神木县的党团组织再次活跃起来。同年秋，在米脂筹备召开共青团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被国民党逮捕，后因无证据获释。出狱后，贾拓夫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并代理团陕北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来到陕北清涧县折家坪，与党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和冯文江、白明善、刘澜涛等人一起，决定分南北两路巡视党团工作。贾拓夫受命到延川、延安一带活动。根据特委指示，贾拓夫、李文芳、白明亮等人废寝忘食地编写革命对联、秧歌词、三字经和各种材料，印发各地，并利用寒假期间，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宣传，工作卓有成效。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贾拓夫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要进一步加强农运、学运，并积极开展兵运，争取武装力量。随后，在米脂县召开的团特委扩大会议上，贾拓夫做了政治报告，传达党委会精神，确定今后的任务是：扩大党团组织，加强政治训练，提高政治水平，把工作深入到农运、学运、兵运中去，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随后，他奔走在米脂、榆林等各县之间，以践行会议决定。

1929年春，反动派开始在米脂搜捕革命人士。根据省委的指示，贾拓夫跟随陕北特委机关转移到榆林城内。四五月间，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搞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争取白军）、灰色的（做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决定刘志丹担任特委书记。会后，他们广泛组织反帝大同盟，在各中小学开展青年工作，派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积极从事兵运。还在学校、军队和乡村中建立互济会、读书会、铁血团等群众团体，扩大革命影响，准备武装斗争。

1930年7月，任共青团陕北省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兼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期间，在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我党利用国民党过“双十节”机会，组织西安和其他城镇大搞游行集会，散发传单，贾拓夫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越狱出逃。

1931年秋，贾拓夫调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他组织学生赶走了宣传托派思想的语文老师，烧掉了“托派”读物，通过宣传纠正了革命骨干和群众中的混乱思想，并要求陕南党、团组织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学生、教员逐渐转向农村，转向工农兵，党、团员一定要走向工厂、作坊、兵营，经常深入到各县，在农村中发展组织，领导农民抗捐抗税，掀起大规模的围城“交农”运动，成立灾民自救队。还以城固为中心，联合各县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亲自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废基”运动。同时，特委还派骨干深入国民党军队，准备发动兵变，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年初，贾拓夫策划指导中共城固县委和党团组织动员学生罢课，农民群众抗粮、抗税、抗摊派，使城固县成为汉中地区的革命中心。

1932年，贾拓夫从汉中调回西安，参加领导反对反共媚日的戴季陶的斗争。4月下旬，陕西省委领导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进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包围了戴季陶住所，烧毁了他的汽车，公开喊出“拥护唯一反日反帝的苏维埃红军”“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的口号，与国民党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其声势之壮、斗争之烈，都达到了空前程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帝爱国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热情。这场斗争虽然遭到镇压，但各地学生、群众坚持罢课声援长达数月之久，迫使戴季陶狼狈而逃，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反帝抗日更加深入人心。贾拓夫是这场斗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一系列的斗争，为以后西北的抗日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2年8月，贾拓夫出任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2月，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为整顿和发展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这时，省委在组织地下党和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的同时，重点抓兵运，大批党员被派往杨虎城部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团，建立“军支”（国民党军队中地下党支部），伺机发动起义；同时，拉起工农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声威大震之际，渭北工农红军游击支队，也由30多人发展到五个支队，以三原县为中心，建立了渭北根据地。1933年年初，贾拓夫被派往渭北指导工作，在三原武字区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并主持三原县党的工作，开辟并不断巩固渭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了根据地的斗争。

这一时期，贾拓夫还参与组织了嵩店、蒲城等兵变活动。由于叛徒出卖和红军高层领导人杜衡等人被捕后叛变，敌人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在这紧要关头，贾拓夫临危不惧，亲自或派人通过各种方式通知、部署，使大批共产党员和下层组织得以隐蔽和保存，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更大损失。

1934年1月，贾拓夫赴中央苏区汇报工作，后留中央苏区工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之后，他在陈云领导下从事白区工作。

担任向导把中央红军引到陕北

1934年10月，贾拓夫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遵义会议后，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部长，并负责为长征部队筹运粮食。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毛儿盖、芦花藏民聚居区，通过艰难的宣传争取工作，以及红军的纪律与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与“借富济贫”的策略的实施，打消了藏民对红军的顾虑，在此基础上，动员群众建立民族自治政府和武装，并组织群众割恶霸的青稞，红军与群众对半分，不到半个月，贾拓夫完成了60万斤粮食的筹集任务。

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困难时期，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机会主义决裂，红军继续北上，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地区创建一块新的根据地。会议虽然确定了方向，但具体路线和归宿地还有待研究。中共中央最终决定进军陕北，是因为他们到达哈达铺后，看到一份或几份国民党的报纸，得知陕北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但关于报纸的名称及其来历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大公报》,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说：“我们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像个睁眼瞎。”周恩来便让他的卫生员陈诗林出去找些报纸来，陈诗林来到伪镇公所，看到一大堆国民党报纸，他从中挑选了几张《大公报》，该报称：“共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南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向北逃窜，进入陕北匪区。”陈诗林把那几张报纸交给周恩来。第二种说法还是《大公报》，但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在1986年的回忆，是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份的《大公报》。第三种说法是《山西日报》，最先找到报纸的，是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第四种说法是，9月19日，部队到达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当时，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先行到达，他们在哈达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副官，并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其中有一张《晋阳日报》上刊登有红军的消息和“匪区”略图，称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已经会合，刘志丹率领正规军五万多人，占领了陕北的六坐县城。第五种说法是多种报纸包括《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和《西安报》等，是警卫员陈昌奉从邮政代办所找来的。不论是什么报纸，是谁找来的报纸，通过这些报纸，中共中央了解到陕北红军与根据地的确切消息与大体位置。这样，陕北红军与根据地的消息经贾拓夫核实后，立即报告毛泽东，贾拓夫给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陕甘党与红军及其革命活动的情况，并建议中共中央和红军到陕北立足。中共高层研究后，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并指示红军“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确定陕北为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地。随后，贾拓夫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随时介绍陕北的情况，成为称职的向导。

1935年10月下旬，来到吴起镇的党中央得知刘志丹被捕后，立即委派贾拓夫、李维汉携带一部电台率领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日夜兼程，在延安以南的甘泉下寺湾，终于见到了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兵团领导人程子华等人，贾拓夫给他们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并向他们通报了长征情况。双方交接了联络电台后，旋即返程，最终使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营救刘志丹

1933年夏，陕北特委决定将陕北划分为四个游击区，此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甘红军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的游击战中连连获胜，成功解除了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不安与恐慌，1935年2月，国民党军约四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围剿”兵力包括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军队。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红军连战皆捷，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数县先后获得解放，陕北、陕甘边两根据地连成一片，工农民主政权先后在20多个县建立起来，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5年8月间，蒋介石发动了对西北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参与“围剿”的部队包括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军队及驻陕的东北军主力和部分国民党中央军，共约十多万人。刘志丹率领西北工农红军先发制人，各个击破，并与长征顺利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密切配合，狠狠打击“围剿”之敌。

在这紧要关头，一直指责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错误地决定在陕北“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趁组织变动之机，安插“左”倾路线的积极执行者担任要职，排除刘志丹在新的省委和军委的领导职务，并以“肃反”为名开始随意抓捕人。他们认定刘志丹“一贯右倾”，将他划为“右派”，说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后来变本加厉，直接给刘志丹扣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受到牵连而被捕的党政军干部包括原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及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以上的干部，他们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提供刘志丹作为“右派反革命的首领”的证据，一批干部因拒不承认其诬陷而被残酷杀害。刘志丹从劳山战役结束后的前线被骗回瓦窑堡后，立即被捕入狱，其妻同桂荣带着五岁幼女，同时进入劳改队。刘志丹在狱中受尽折磨，随时有被处死的危险。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旗镇。次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获知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信息，经贾拓夫、李维汉与陕北党及红军领导人见面后核实，证实了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的确切消息，刘志丹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生命危在旦夕，他们随即将这一消息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毛泽东接电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当时，贾拓夫负责中央与陕北党组织及西北红军的联络工作，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同志携带电台，急赴瓦窑堡，代表党中央接管了“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保卫局，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争取救人的时间。11月2日，毛泽东来到下寺湾，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下寺湾召开，会议主要由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汇报有关西北苏区及“肃反”情况，由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关于西北红军、劳山及榆林桥战役等情况。听取了两人的情况汇报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任委员，专门审查西北错误“肃反”的严重事件。11月7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立即下令释放了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其中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党务委员会对“肃反”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11月底，《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平反大会上公布，王首道在会上代表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高岗等受冤屈的同志无罪。

1935年11月，贾拓夫先后担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长和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部部长。这一时期，贾拓夫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研究神府特区的会议，参加了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定边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了李维汉、董必武负责的筹粮委员会。1936年6月，党中央派贾拓夫、毛齐华率领“中央巡视团”到三边巡视工作，他们到三边后，在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导下，配合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中央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落实党的经济政策与民族政策，开展经济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贾拓夫参加了以周恩来为领导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活动，同时，中共中央重建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贾拓夫为恢复和发展各级各界党团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38年年底，党员已近万人，使陕西省成为国统区党的力量较大的省份之一。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我党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从1937年6月开始，贾拓夫在陕西党的刊物《西北》周刊上连续发文，具体阐述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对党员干部转变观念与工作内容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陕西省委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抗日群众团体，使西安地区成为西北重要的抗日活动地区。

回蒙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

1939年，贾拓夫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在张闻天、李维汉的领导下，贾拓夫主持了对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编著《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随后，又组织干部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及《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共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著作之一，它对我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于争取回、蒙古民族的广大群众，包括他们的上层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起了积极的作用，为党中央开展西北和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在此期间，在张闻天、李维汉领导下，贾拓夫还在党的民族管理机构建设、民族自治政权及民族武装建设、边区各级“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民族群众团体建设、寺庙等宗教活动场所建设、民族学院对民族干部的培养等方面协助中央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推动三边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贾拓夫担任候补委员兼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部长。1941年7月，边区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担任主任。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边区参议员等职。

1947年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贾拓夫与西北局的领导机关和边区人民政府一起转战陕北，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贾拓夫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军管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他曾协助陈云、李富春等制定私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和“一五计划”，确定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总方针。1967年被迫害致死，享年55岁。1980年，中共中央为贾拓夫平反昭雪，于3月20日召开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曾到会致哀，薄一波致悼词曰：“贾拓夫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是我党一大损失。”由于他的遗体失踪，便将其遗物盒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参考文献：

[1]周维仁．贾拓夫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榆林地区志[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3]《神木县志》编纂委员会．神木县志[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