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的马文瑞

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米脂（今子洲）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这为他日后开展统战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先后担任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安定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团特委书记兼南路特派员，陕西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陕北西区党委书记，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西北局副书记、劳动部部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青年扎根基层，历经磨难，奠定统战工作的基础

早在大革命时期，地处陕北的绥德四师（全称为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就被誉为“陕北革命的摇篮”，是陕北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经常开展一些很有声势的革命活动。1927年夏，马文瑞高小毕业进入绥德四师，一进学校就被新的环境所吸引。给他们授课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这个刚从大理河川走出来的农村青年，革命知识丰富了，视野扩大了，开始像那些高年级同学一样，关注全国各地中心城市革命及统战形势的发展。就在马文瑞等学生的学习兴趣正高涨的时候，陕北军阀井岳秀追随蒋介石开始“清共”。1927年8月上旬的一天，马文瑞和预科班的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听见教室外面一片乱嚷声。有人高喊“国民党军队来了”，话音刚落，就听见了枪声，井岳秀的旅长刘润民已带兵冲进校园，正在上课的学生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慌忙烧书，有的东躲西藏。士兵们把学校师生一律赶到操场，命令他们带上书本接受检查。凡发现是红色封皮，或是带有“革命”“共和”等字样的，均视为有问题的书，统统没收。马文瑞的两本书，也被士兵夺去，撇在了准备焚烧的书堆里。刘润民说：“四师、榆中就是共产党的‘巢穴’，对共产党统统要格杀勿论。”随后将校长常汉三软禁城内，三年不准出城，最后宣布解散四师，并相继停止榆林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等学校进步组织的一切活动。各地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陕北各地，革命陷入低潮。不少党、团员消沉动摇，有的甚至变节投敌。但还有部分党、团骨干仍然秘密活动在各城镇和穷乡僻壤，寻找失散的党、团员，恢复和重建各地党、团组织。马文瑞只好怀揣革命梦想，被迫回到周家崄高小。

土地革命初期，彭湃在广东海丰从事农运的经验，在陕北革命学生中很有影响，马文瑞以彭湃为榜样，放下学生架子，和农民打成一片，同吃一锅饭，同抽一袋烟，不嫌脏，不怕苦，很快取得农民的信任。绥德、米脂一带，号称“石匠之乡”，有许多开山凿石修窑造屋的石匠。这些人多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成群结队，身背锤錾，到有钱人家揽工做石活。马文瑞发现这些人有一定的合作意识和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受着农村地主和城镇有钱人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所以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因此，他特别注意带领大家到石匠中去做工作，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介绍各地农运、工运、兵运情况，和他们拉家常、交朋友，马文瑞很快成为石匠们信得过的人，然后他以石匠为骨干把附近的毛毡匠、泥瓦匠、弹棉花的、打铁的都联合起来，成立了手工业联合会。他翻山穿沟、挨门逐户地宣传革命理论，组织群众，不少村子成立了秘密农会……开展了富有成效的革命活动。

1928年8月，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剃光了头，挽上白羊肚手巾，完全一副地道的农民打扮。他经常白天躲在偏僻的草窑或庄稼地里同各村团支部书记分析团员思想动态，安排部署工作，晚上召开团员会议，讲解革命形势，鼓舞大家斗争士气。他秘密地一村一村开展工作，对团员和青年农民逐个做工作。按照团章的要求把那些政治觉悟太低，对敌斗争丧失信心的团员清理出去，培养、吸收了一批优秀青年农民加入团组织。马文瑞在没有上级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坚持独立工作，把绥德西区的团组织巩固和发展起来，得到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白明善的肯定和重视。白明善又名白乐亭，绥德四师首届毕业生，曾被誉为“陕北才子”，在学校期间，就担任进步刊物《陕北青年》主编，参加领导了有名的清涧起义，曾发誓说：“陕北共产党就是剩下我一个，我还是要干，献身革命，死而后已。”1929年2月间，陕北特委在马文瑞家乡附近张家岔村柳家小店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马文瑞结识了久闻大名的谢子长。此次会议以后，党、团统战工作的重点由城镇、学校转向了农村，绥德农村的党、团组织很快健全并发展起来。马文瑞经常和全县五个团区委书记高承训、田庆昌、崔逢吉（崔田民）、马述寒、马锡侯碰头联系，指导他们的统战工作，全县团组织和青年工作相当活跃，团员达三四百人，在校学生里还有一批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

1932年年初，马文瑞奉调离开安定县，回到陕北特委。这时，特委机关在米脂姜新庄一带，他被任命为特委的南路特派员，负责清涧、延川、安定等地党的工作。1932年2月初，马文瑞代表特委到横山、榆林视察，在视察之际仍然十分重视我党的统战工作。马文瑞来到横山县五龙山一带，这里有几个支部，其中一个就是煤窑支部，内有不少党、团员。除夕之夜，马文瑞与煤工们一起过年。虽然没有丰盛的年夜饭，但一番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穷人脱离苦海的出路，这些亲切而激动人心的守岁夜话，却把大家说得心里热乎乎的。马文瑞也过了一个不寻常的除夕，他深深体会到了无产阶级拥护革命的真实情感，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实际意义。

横山视察后，马文瑞来到反动派在陕北的统治中心榆林城。马文瑞带着特委的五六十块大洋，以狱中人亲属的名义，通过秘密关系进入榆林第三监狱探望被关押在这里的党、团员。他们挤在阴冷狭小的牢房里，晚上被臭虫咬得睡不着觉，吃的是发霉的陈仓小米，每天两稀一稠，老鼠粪混杂其中，散发出浓浓的酸味，就这样还吃不饱。狱吏们还强迫他们磨面，搞“修建”，捻毛线织毛衣，为狱吏赚钱。尽管这样，狱友们在狱中秘密建立了党支部，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马文瑞隔着铁窗与狱中党支部负责人王贵宾谈了话，鼓励他带领广大党员和进步人士，坚持狱中斗争，配合组织营救，并把部分银圆交给王贵宾，要他分给大家。马文瑞又想方设法“混入”榆林看守所，探望了被关押的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他告诉曹力如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他们，鼓励他们坚决挺住，把余下的银圆给了他。后来马文瑞才得知，王贵宾在敌人酷刑逼供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向敌人吐露一句真情，于1932年3月19日遭敌人杀害。马文瑞感到十分痛心。

马文瑞走到哪里就把组织交代的任务带到哪里，他又转向南路，继续恢复组织，联络基层，开展统战工作。他先到安定的瓦窑堡、任家砭一带活动。安定的任务完成后，他仍像往常一样化装成商人，顺着川道往东去清涧。当他走到有土城围着的一个大村镇杨家园子时，突然发现城门洞前站着扛枪的敌兵。这时躲避已来不及，只有不动声色地往前走。当他走到城门口时，站岗的士兵突然把枪口对准了他，厉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马文瑞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个商人，到清涧城里去讨账。”敌兵不信，把他带到村里去见排长，他才明白碰上了井岳秀“清剿”部队的一个排。走进一个大窑院，敌兵叫他等着。好半天，过足大烟瘾打着哈欠走到院子里的排长才开始盘问：“你是干什么的？”答：“我是个商人。”问：“到哪里去？”答：“到清涧城里要账。”排长见他从容不迫，对答自如，穿着打扮更像商人，便放了他。离开杨家园子，马文瑞头也不回地走了老远，才感到后怕。和敌人面对面的遭遇，生死安危往往是一瞬间的变化，稍有惊慌失措，就可能自我暴露，为敌所乘，以至被捕杀头。猝然而至的险情，考验了马文瑞的沉着冷静，临危不惧。此后，马文瑞继续艰苦奔波，秘密串联，先后联系上清涧县的地下党领导人刘耀三、唐洪澄，又陆续与延川、绥德等县的党、团组织联络，恢复了关系。他还巡视了葭县、吴堡等地。经过马文瑞和众多革命中坚分子艰苦卓绝的工作，陕北地区革命力量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23个县中，21个有了党、团组织，贫雇农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80%以上，革命活动迅速在农村深入发展。许多村庄开辟为“赤色村庄”，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像安定的任家砭、米脂的姜新庄、清涧的小岔子、神木的贾家沟、葭县的南坬、吴堡的樊家圪坨等，在陕北游击战争尚未开展之前，实际上已经成为红色堡垒和中心区域，为以后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马文瑞同志奉命只身赴“三边”地区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1934年2月，马文瑞来到三边开始了新的工作，这里是杨虎城新编的谷莲舫警备骑兵旅的驻扎地。谷旅中，陕北特委曾派进去不少同志做地下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安定人，因而马文瑞认识，有些还是他直接领导过的。马文瑞与旅部的辛树荣、杨公辅都很熟，便以他们朋友的身份来找二人，以请求他们帮忙找事做为名，住了下来。他找到打入谷旅的薛毓瑞、师法直、王治岐、张宗孝、杨彩彬、薛振昌、姬振元、李登瀛、赵福祥等十多位同志，原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也在谷部，任该旅参谋主任，这时他已脱党，但也还同情革命。他还在定边高小找到隐蔽在该校任教的葭县党员杜嗣尧、苗从式、张宜高和高希陈等地方同志。异地相见，十分亲热，大家欢迎马文瑞代表特委来领导，共同搞好兵运工作。马文瑞在该部中成立了两个党支部，并指定薛毓瑞、王治岐和师法直三人，分别负责该旅下属三个团的工作。

勇挑重担，亲力亲为，化解民族统战问题

陇东，指甘肃陇山以东地区。这里西北靠宁夏，东北沿子午岭南下与陕北和关中接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陇东也是刘志丹、谢子长早期活动的红色区域之一。陇东高原，尤其庆阳以北与陕北交界的地方，方圆几百里的断壁残垣，林草丛生，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群众时有反抗地方豪绅的自发斗争，具有开展统战工作的群众基础。

1937年10月，马文瑞由陕北西分区区委书记调任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受陕甘宁边区党委委托，原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给马文瑞介绍了陕甘宁分区的情况，并叮咛马文瑞：“陕甘宁分区远离中央，完全依靠独立工作，许多问题不可能随时向上级请示汇报，要凭工作经验独立决断。你肩头的担子不轻。”马文瑞清楚，这次调任陇东是一场新的考验。在这之前他长期在陕北老区工作，现在要到一个大部分是新区且面对统一战线新形势的地区，比起老区情况要复杂得多。马文瑞深知重担在肩，但他坚信，只要牢牢掌握好政策，紧紧团结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长期的陕北老区工作实践锻炼了他独立决断的能力，又有中央到陕北后所直接受到的教育和提高，对搞好陇东的工作，巩固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他是充满信心的。

1937年11月，马文瑞和妻子孙铭以及随行的警卫员，从延安启程西行到陇东。延安距陇东原陕甘宁省委所在地曲子镇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骑乘牲口，一走就得五六天。他们经保安，朝西南过洛河，进入陇东华池、环县，再向南抵达曲子镇，找到原陕甘宁省委机关，见到代理书记刘景范，组织部部长李景膺，宣传部部长李华生，秘书长王善德，苏维埃主席马锡五，副主席朱开铨，军事部部长王世泰等，大多是老相识，感到十分亲切，顺利地交接了工作。

初到陇东，摆在马文瑞面前的形势和任务严峻而艰巨。从外部环境看，战争的灰烬未冷，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政治上的矛盾，随时可能转化为军事上的摩擦和反摩擦、经济上的封锁和反封锁，和平、民主、抗战的新局面，必须在斗争中去巩固。从分区内部看，六个县中的三个是新区，党的组织和政权都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加之当地匪患未除，形势不稳，一些群众对于民主政权能否巩固持怀疑态度。农业生产虽有以“粮仓”著称的董志原，但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到处充斥文盲、迷信和封建陋习。

面对重重困难，马文瑞认为要干好工作，打开局面，首先要从加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入手。而当时陇东党组织的现状却不容乐观。马文瑞深知，要使党组织更坚强、更有战斗力，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和整顿，而思想上的转变和提高尤为关键。

在1939年8月第二次分区党代会上，马文瑞专门主持讨论了巩固党、巩固边区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教育等重要问题，提出对新区的基层组织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对老区则提出发展与巩固并重的方针，以全面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在马文瑞要求下，分委和各县都举行了两期以上的区、乡干部训练班，在进行政策教育的同时，对区、乡干部进行了审查，召开区和乡支部党员大会，改选区委和各乡党支部，清理了新区一部分靠不住的党员和干部。到1939年年底，新区党的基层组织的纯洁性和核心作用提高了，老区的党员由20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加上新区党员1000多，全分区党员达到7000多人。同时各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清理了自卫军组织。对于广大干部，采取编写教材、办训练班、办分区党校以及召开各种会议等方式，进行了普遍的政策教育和作风教育，惩处了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人员。除此之外，分委提出了干部地方化的口号，调区级外来干部做其他工作，提拔和培养当地干部担任区委书记职务。

为了减轻贫雇农的负担，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并有利于团结地主和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和法令，对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做了调整，把内战时期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

然而现实状况是，陇东土地高度集中，抗战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庆阳的土地大部分被冯翊清、李子良、韩少文等“八大家”地主所占有。仅李子良一家占地7万多亩，牛羊1000头，封建地租高达百分之七十，放账加五加八的利息，每年收租四五千石。进入抗战时期，陇东新区土地仍很集中。镇原县地主人口占总数12.4%，土地却占37.98%；佃户人口占21.49%，自耕地仅占0.61%；地主平均占有土地250.65亩，佃户只有0.28亩，平均佃地38.89亩，平均每户地主要剥削5个佃户。

马文瑞和专员马锡五等陇东党政领导人，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土地法令，规定在没有分配过土地的地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债主的债权，“租佃及债权债务双方，须遵照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在土地已分配过的地区，保证所有农民的土地私有权，颁发土地所有权证。欢迎地主回来抗日，凡返回的地主，政府从原区、乡分配给和农民同样多的土地和房屋，其合法权益受政府保护。同时，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公民权。在马文瑞的正确领导和组织实施下，1943年成为自1937年陇东分区开展减租以来取得成绩最大的一年。影响所及，陇东靠近镇原的一些国统区的佃户也跑来找镇原县政府要求为他们那里减租。对于陇东的减租减息运动，马文瑞曾有这样的评述：陇东是最早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地区之一，1937年到1943年，虽然未能彻底实行，但这个时期政策的宣传和试行，对于纠正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增进各阶级团结抗日，以至于对接着而来的休养民力、发展生产还是起着呼应和促进作用的。它的胜利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且提高了广大贫雇农的政治地位和思想觉悟，增强了他们发展生产的主动性。这是在新区开始把农民和共产党密切联系起来的第一个重要纽带，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对以人力、物力上支持长期抗战，乃至对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影响，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马文瑞争取回民武装抗日，进一步彰显了他超常的统战智慧和才能。甘肃是中国回族人民聚居地区之一。在陇东地区也有一些回民，主要住在镇原三岔区，少部分散居在曲子、环县等地。1941年统计约350多户、1500多人。国民党对少数民族历来采取大汉族主义政策，污蔑、歧视甚至武力镇压，制造了很深的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尊重回民的民族信仰和习惯，提出动员包括回族在内的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主张。

陇东特委和专署对于回民同胞，按照党的民族政策，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尊重他们的自治权利，保护他们的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为他们建立了清真寺，办起了伊斯兰小学。1941年6月镇原第一次选举时，成立了三岔回民乡、回协支会，选举了乡参议会、乡政府和出席县参议会的议员。对从事农业的回民分配土地，发给籽种，妇女参加纺织的，解决纺车，发放贷款。对迁移到环县、曲子的回民，帮助他们解决住处、口粮和土地等问题。特委和县委在征粮、贷款等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1942年陇东专署规定：回民征粮起征标准为7斗，即每人平均粮食产量在7斗以下者免征。一系列政治上的尊重，经济上的扶持，政策上的优惠，增强了党与回民、回民与汉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形成团结抗日的新气象。陇东党政军民用事实回击了国民党、马鸿逵等攻击共产党“灭回”“灭教”的谎言。

在陇东对回民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回民骑兵团的热诚接待和耐心帮助。

聚居在宁夏西吉、海原、固原等县的回族农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蹂躏，于1939年初喊出“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政府”“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等口号，先后聚集4万多人，发动三次武装起义，攻打隆德、固原、化平（今泾源）、张家川等地。但都因缺乏坚强的领导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在国民党当局的武力镇压和政治欺骗下，一一归于失败。1941年6月仅剩230余骑的起义军，在团长马思义的率领下，冲破重围，进入陇东环县庙儿掌，寻找立足之地并渴望庇护。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指示陇东特委、专署和三八五旅要争取这一支回民武装。马文瑞经反复考虑，决定派特委统战部副部长朱敏，以陇东地区党政军和边区党政军代表的名义，前往环县，做争取这支回民武装的工作。马文瑞认为，这支仅剩的回民起义部队九死一生，余悸犹在，虽然来到边区，但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了解，顾虑甚多，要尽量给予关心爱护，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朱敏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辗转华北、华东和西北八个省市做地下交通员，1938年来到陇东任合水县委书记，后又调任特委统战部副部长，是一位有丰富统战工作经验的干部。受命之时，朱敏自信地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负组织重托。

朱敏来到环县，和县委书记刘昌汉一起赶到庙儿掌，在回民部队驻地和马思义等见了面，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明确表示同情和支持他们的起义行动。开始，起义军的旅长马国璠和团长马思义，对边区党政军的诚意半信半疑，害怕解除他们的武装，准备把部队再拉出去和国民党决一死战。针对他们的顾虑，朱敏明确表示：愿去愿留，悉听尊便，去后再来仍然欢迎。同时诚恳地和他们一起分析去留的利害关系，劝他们暂时还是保存实力为上，不宜轻言冒险死拼，只要留下这个火种，驻在边区训练提高，壮大实力，等将来机会成熟再去报仇也不为迟。一番真诚恳切、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打动了两位领导人的心弦，他们当即决定部队留下，到合水县驻扎。

特委和合水县委对这支部队的生活物资供应、军械补充、军事技术训练、思想政治教育等，无不给予周到的安排和帮助。1941年7月，毛泽东、朱德还在延安接见了正副团长马思义、马智宽等人，给予亲切慰问和鼓励嘉勉。此后，他们中不少人因思念家乡亲人，要求返回原籍看看。特委信守诺言，同意他们回去。特委统战部部长段德彰在他们临走前的座谈会上再次表示：“你们要回去看看，我们欢送；遇到危险回来，我们仍然欢迎。”并给他们送了路费。为了预防不测，特委领导成员诚恳地说服他们把老弱病残留下。1942年1月，当他们回到家乡时，果然又遭到国民党的残酷剿杀，而且很多人的家属惨遭杀绝。回家的回民起义军成员，除一部分在国民党高压下哗变投敌外，随马思义回来的先后有80多人。严酷的事实，使这支部队的大多数成员看清了自己的生路和希望，下定决心坚决跟共产党走，成为党的一支战斗力量。在建设边区、保卫边区中壮大成长。马思义本人后来入了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军区副司令员。

马文瑞一向十分重视陇东的统战工作。他经常提醒大家，陇东处在反摩擦的第一线，潜藏着各种敌对分子和落后势力，如果不把大多数人团结好，不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我们就不能孤立敌对分子，会陷自己于孤立之中。在陇东不仅有统战区和解放区的大量统战任务，而且有国统区的艰巨统战工作。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陇东是具有生命线意义的大事。

胆大心细，改革创新，开创群众满意的统战局面

解放战争期间，马文瑞同志随军转战陕北，他在战争中不忘统战工作，坚持大量发展党员。马文瑞在戎马倥偬的前线，商请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意，于1947年5月21日以习、马两人的名义，专门给后方主持工作的副书记马明方发了一封电报，强调其迫切性和重要性，电文曰：“边区农村党员，数年来很少发展，甚至未发展。以致党员多为年老的，后起的积极青年被拒在党门之外，支部工作显得很弱……”马明方接到电报后，认为习仲勋、马文瑞提出的建议非常及时、重要，迅速在6月17日做出《西北局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决定在年内发展党员4.6万人左右，争取党员人数占到总人口的5%至6%。在西北局《决定》的号召鼓舞下，一大批英勇参战、踊跃支前、努力生产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加入了党的队伍，给党增添了生气和活力，有力地推动统战工作向前发展。

1946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三届第二次会议，会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立即组织三个征购土地工作团分赴绥德、庆阳、米脂进行试点。马文瑞领导绥德黄家川村的土改试点。这个村的土改工作试点，是1947年冬在马文瑞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黄家川村全村有75户、333口人。全村有地主3户、24口人，人均占地一垧6亩（此地一垧合8亩）;31户贫雇农、113口人，人均占地一垧7亩；5户富裕中农、32口人，人均占地两垧4亩；36户中农、164口人，人均占地两垧零半亩。从人均占地来看，差别不大，而且地主户人均占地最少。经过核查，马文瑞发现，全村人均占地虽然差距很小，但由于土地质量高低肥瘦差别很大，所以人均粮食产量悬殊，地主所占好地多，按歉收年估计，人均产粮9斗8升，而贫雇农大部分都是坏地，人均产粮6斗4升，只有地主人均的三分之二。马文瑞机动灵活地决定在黄家川村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土地改革共用了21天（其中调查登记土地9天，酝酿分配7天，公布、修正、补齐5天）。经过抽补后，地主人均占地两垧，人均产粮6斗7升4合；富裕中农人均占地两垧零半亩，人均产粮6斗7升6合；中农人均占地两垧一亩，人均产粮7斗；贫雇农和老弱病残、孤寡老人人均占地两垧零半亩，产粮7斗6升。自此，全村每户都有了好地，并且把原来的小块零星地合成了大块。贫雇农和大部分中农表示满意，说：“这次土改真正彻底了，公平了，满意了！”生产情绪高涨。有7户农民合买了2头耕牛，表示要好好生产，支援前线。显然，马文瑞通过土改又一次丰富了自己的统战工作经验。

马文瑞在开展统战工作过程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对象，他就是美国友人欧文·恩格斯特（中文名阳早）。1946年阳早以“奶牛专家”的身份进入联合国救济总署，来到上海。于1946年10月辗转来到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下属的光华农场畜牧组负责饲养奶牛。他工作勤恳，业务精湛，深受中国同志称赞。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时，阳早怀着对敌人的愤恨，和农场职工一起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赶着六十多头奶牛，在陕北转战了五个多月，受尽了艰难困苦。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他曾几次跳下冰冷的水中赶牛过河。后来根据上级指示，安全转移到黄河东岸的晋绥。延安光复后才赶着奶牛回到延安。可以说，他经受了战争的考验。经过两年多的锻炼和体验，这位表现突出的美国友人郑重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边区建设厅副厅长惠中权和康迪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建设厅党组织和党员一致通过阳早入党。新党员的材料报到西北局组织部后，马文瑞表示同意。消息传到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具体管理此事的同志就“一个美国国籍的人，中国共产党接受他入党是否妥当”向西北局组织部发函提出质疑。马文瑞指示西北局组织部有关同志向中组部陈述理由并做了说明，阳早才得以批准入党。马文瑞把国际友人阳早成功纳入统战工作之中，这极好地说明了他开展统战工作的能力强、水平高。

不忘初心，坚守统战，倾注工青妇群众团体工作

1950年8月上旬，马文瑞从北京回到西安，很快处理了离开西北局期间自己分管工作中的大部分问题。这时赴苏参观的情况还记忆犹新，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妇女工作情况使他感触很深，他想通过学习苏联的经验把妇女工作及工会青年团的工作促进一下。10月5日，适逢“陕西省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马文瑞应邀出席并讲话。他借机把在苏联看到和学习到的有关妇女工作的情况做了介绍。他说，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妇女和男子在政治、经济地位等方面都做到了一律平等，同样享受着当家做主的权利，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苏联妇女在社会各方面与男子的平等地位。他说，不论在火车上、旅馆里、商店中、工厂中、集体农庄中还是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妇女都和男子同样地工作或学习。由于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男性遭到更大的牺牲，加之某些部门职业的特殊性，许多单位的女性数量甚至超过男性。如莫斯科国营三三纺织厂，厂长、党委书记都是女性，科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绝大多数都是女同志，许多集体农庄或农场都是女工多于男工。在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机关中，妇女同样可以担任要职，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就有一位女同志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有16位女性担任各部的正副部长。妇女在受教育方面更为突出，同男子一样享受教育的权利。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如只有600万人口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仅1950年一年从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就将达6000多人。与会代表听了后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普遍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同时联想中国妇女的现状感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马文瑞认为学习苏联妇女工作的经验，不能只停留在会议或一般号召上，要做扎实细致的工作。他在组织工作会议或其他会议上，一有机会就要讲一讲妇女工作问题。他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提高认识，把这件事情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首先要建立健全妇女工作的组织机构。凡没有建立妇女工作机构的地区，一定要按党政工作机构的设置限期建立起来。已经建立但人员编制不够或兼职人员兼而不管的，都要重新调整和充实。其次要深刻认识我国妇女的现状和解放的程度，结合实际做出计划安排，逐步开展并不断提高。第三，各级妇联组织，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妇女工作。

马文瑞对儿童事业也非常关怀。他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的事业是千秋万代的，建设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是长期的，是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事情，培养教育好下一代的接班人不仅是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的需要，也是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他用在苏联参观访问看到的事实教育大家重视儿童工作。苏联仅在1949年的一年中政府就拨款1.6亿卢布津贴妇女和儿童。而在我们西北地区，即使在大城市里幼儿园和保育院也是凤毛麟角。

马文瑞关心支持青年团和工会的工作。他在一次接见西北各省（区）的团干部会上说，你们一定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根据青年的特点，发挥他们的突击作用、模范带头作用，做青年群众的榜样，当好党联系广大青年的纽带。马文瑞认为，工人阶级不仅是我们进行革命的领导阶级，也是进行建设的领导阶级。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重要群众团体，是对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大学校。团结工会的工作很重要。

由于马文瑞对西北地区的工青妇群众团体的工作思想指导方针正确，工作方法得当，采取的措施有力，所以群众团体的工作发展较快。到1951年年底，各级都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成立了相应的工作委员会，落实了人员编制。即使是最基层的或较小的单位，也有专职或兼职干事。仅以工会干部的发展为例，建国时全西北地区只有460名干部，1951年10月已达到1536名，超过了原来干部的三倍多。西安市工会一年来提拔、培养起来的干部就占了工会干部总数的37%。各个群众团体组织，根据自己的工作重点，紧密地配合了党的统战工作。

心守正义，主持公道，为陕西省冤假错案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文瑞不再具体负责统战工作。但由于长期从事统战工作，为他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在落实改革开放党的政策的过程中，依然兼顾了许多统战工作。

1979年1月16日，马文瑞乘621航班到达西安，就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仅武斗就死了数千人，干部被打死逼死也有上千人，老干部被打倒的多，“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多，干部群众思想混乱，社会秩序混乱。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执行“左”的一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不积极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致使陕西工作徘徊不前，干部群众意见很大。

对于这种复杂困难的局面，马文瑞在去陕之前，也时有所闻：一是陕西的一些熟人到北京后，常到他那里反映些情况，或发泄一些不满情绪；二是中央召开陕西工作汇报会议以及陕西传达汇报会议纪要批示的会议简报都送给他看，使他知道了当时陕西问题的症结。所以，马文瑞对刚上任要抓的工作，心里已经大致有了谱。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全国的大势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党的工作重心由搞政治运动转入经济建设。根据陕西的实际情况，我觉得首先一步要进行拨乱反正，不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种种问题清理清算，不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

临赴陕上任前夕，马文瑞分别拜会了邓小平、华国锋、徐向前等中央领导，征询他们对陕西工作的意见。邓小平说，陕西原负责人政治倾向还不正，他们过去执行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套错误东西，造成了损失，粉碎“四人帮”后，仍然没有认真地清理清算；王任重到省委工作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有关工作；你去了，应把拨乱反正当作大事来抓。谈到其他工作时，邓小平提了两条：一是恢复老政策中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按劳分配呀，集市贸易呀，搞些副业呀，自留地也允许搞，可有些小自由；一是整顿基层领导班子。他还特别讲到陕西旅游资源丰富，要重视“搞旅游”的问题，说搞旅游就要整修旅馆，整修公路，发展餐饮服务业等，这样不光是旅游本身，而是带动其他许多行业都发展起来了。他最后强调：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搞，要把陕西当成一个小国家那样搞，因地制宜。邓小平这些恳切的指示，使马文瑞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从而大大坚定了他到陕后做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1979年3月1日，马文瑞在统战口复查纠正“三案”汇报会上说，统战工作有它的特殊性，统战口复查纠正冤假错案不仅能体现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本清源，而且由于统战对象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在海内外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共同搞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陕西全省平反冤假错案19万多起，恢复了1170人的党籍、4765人的公职，纠正了“反右倾”运动错误处理的2900人、“四清”运动错误处理的8691人的问题，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8100多人全部进行了改正，给“四清”“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的6万多农户改正了成分，给长期劳动守法的11.3万名地主、富农摘了帽子，把1.5万名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分出来。对省、地、县三级领导班子也进行了清查，据1979年8月统计，查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147人，其中省级厅局干部52人，地市级9人，县（区）级86人。

1983年5月25日，马文瑞应约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光辉文献》一书撰写文章，在研究如何起草时，他对办公室的同志说，在革命转折关头整顿党的组织，统一全党思想，对于迎接新的战斗、新的任务，争取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3年10月11日，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了这次整党的基本方针、任务、政策和方法。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在这次整党的任务中，统一思想是前提，是基础。统一思想，就是要统一到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上来。

据省党志记载：“1983年，省委制定了与民主党派一季度一次的协商会议制度。”1984年3月22日，马文瑞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台联等单位参加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对省委整党的意见。马文瑞说，省委是全省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党风正不正，工作好不好，事关重大，我们决心同党外朋友携起手来，为振兴陕西共同努力。3月24日，他召集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动员老同志积极参加省委整党。会上，他强调开展批评，他说，不搞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整党的一切目的都达不到。省级各部门和老干部，特别是民主党派人士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帮助省委整党。他们就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使全省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调动党外人士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加强智力投资，防止知识分子外流等问题，共提出了300多条意见和建议。马文瑞对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诚恳帮助省委搞好整党的态度，深表感谢。对有条件能改正的意见和建议表示立即研究，进行整改。

1988年春，政协换届，马文瑞再次当选为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久，又兼任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主任。

在工作中，马文瑞十分重视团结民主人士，注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林亨元是民盟中央常委，李文杰是无党派人士，都是老法律专家；巫昌祯是法学女教授，妇女界的代表。在法制委员会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他总是让他们畅所欲言，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出去调查，让他们各自带领调查组，独当一面。他们写出了调查报告，他亲自审阅，或主持会议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他也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林亨元、李文杰年岁大了，但工作积极性很高，马文瑞常关照他们说：年岁大了，工作要量力而行，要注意保重身体。李文杰家搬上海，还常捎话来问候马文瑞。几年的工作，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4年9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对马文瑞几年来工作的评价是“有起色的，有成绩的”。

毛泽东对马文瑞同志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

马氏家族乃精英，文韬武略建功勋，

瑞香芬芳浩气存，永垂千秋启后人。

从这首至今在榆林人民中间广为传颂的“藏头诗”可以看出，马文瑞在陕北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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