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陕北农村调查纪实

我党统战理论的早期探索者

张闻天（1900—1976），江苏省南汇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1年2月回国，到1941年，张闻天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马列学院院长。1942年，开始长期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1945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龙江省内）省委书记；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次年调任辽东省（今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张闻天是较早注意统战中党的领导权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正式确立的过程中，张闻天对统一战线领导权及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不间断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摸索，丰富了我党的统战理论。张闻天也是在我党白区统战工作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党的领导人之一。

“延安农村调查团”调查活动始末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并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党中央在1941年7月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根据以上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张闻天率先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建由九人组成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并亲自担任团长，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晋陕农村调查。

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团从延安杨家岭出发，2月14日到达黄河西岸渡口彩林村，原计划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调查，但由于日军在河东进行冬季扫荡，不得已于18日折返陕北神府县贺家川乡。2月22日调查团陆续进入贺家川等八个自然村（贺家川、贾家沟、孟家沟、阎家山、西山上、尚家庄、路家南洼和崔家岇村），调查到4月12日结束。

4月13日到9月中旬，调查团前往晋西北兴县14村进行了详细调查。9月14日，调查团返回陕北，从9月26日开始至11月21日，调查团对米脂县杨家沟村以及刘家峁、高庙山二村进行调查，以杨家沟为主。11月23日至12月2日，到达米脂县城内调查。12月10日至1943年1月15日在绥德西川和双湖峪市镇乡进行调查。1月18日至2月24日调查了绥德市的商业情况。3月3日张闻天提前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他调查人员亦分别于四、五月间结束调查，返回延安，为期一年多的“张闻天晋陕调查”活动圆满结束。

“延安农村调查团”的调查方法

在此次调查中，调查团首先要做好调查前的准备工作。他们选择有代表性的调查区域，拟定调查提纲，制定统一的调查表格，确定调查项目及其指标。张闻天亲自动手拟定了调查提纲。

其次，调查团结合实际确定了多样化的调查方法。根据张闻天《出发归来记》载《晋陕调查情况统计表》（1942年1月26日至9月25日）所列，当时的调查方式包括：与村民谈话（涉及普通农民、小学教员、商人、绅士、村长、党员等），到家访谈、调查（包括农民、地主），开调查会、座谈会，与地方党政干部谈话，考察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参与地方实际工作，其他等。从现有资料看，调查员分别深入各自然村，有的住在农民家中，挨家挨户，口询笔录，搜集第一手资料。同时将实地调查、开调查会与个人访谈相结合；实地试听等感性资料与统计算账资料（如各种账簿、契约、分家单、收条、收据、家谱、碑记等）相互印证，将调查深度广度最大化。

第三，调查团及时整理调查材料，资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与收集资料同时进行，就地完成调查报告。通过资料的整理分析，如果发现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就再到群众中重新调查或核对，就地收集资料予以补充。调查材料初步整理完毕还要向基层干部进一步核实，并征询自己提出的意见是否与实际相符。

调查团成员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进行深入细致的多轮调查，及时整理分析总结，调查报告一气呵成，在调查与分析的渐次推进中，有利于调查人员的深入思考和科学总结，增强了调查报告的完整、准确与科学性。

多份调查报告的出笼及其影响

此次调查活动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调查》《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19篇调查报告，1942年5月以“延安农村调查团”署名、《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八个自然村的调查》为题名，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油印刊行，1943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又以《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为书名出版。由调查团成员马洪整理起草并经张闻天反复修补定稿为《杨家沟地主调查》（1942年11月19日整理而成）,1944年5月也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以《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为名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并被日美学者作为研究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资料，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高度的学术评价与认同，产生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价值。

此外，结合调查，张闻天撰写了《神府调查经验谈》等10多篇讲话稿和一篇题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论文。调查结束后，张闻天还撰写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真实记录了此次调查研究的过程、方法及其思考，成为今后开展社会调查的范本。

此次调查重点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晋西北根据地区域内的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目的是以此来检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并通过具体分析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而进一步完善党的抗战政策，是一次“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 “这次调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查。”（马洪语）所以，调查团选择有典型性的区域，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例如，神府县调查着重于农村生产力，在贺家川，调查人员将贺家川划分为土改后的农村与土改前的农村、川地农村与山地农村、“中心”地区农村与“边境”地区农村、同姓村与杂姓村等不同类型，通过多样化的调查方法，以了解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不同的农作物在各种土地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及常产量，各种牲畜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经济效益、各种草料消耗量等，以及牛、驴、猪、羊、鸡、兔粪肥各有何特点、适于何种土壤和庄稼，为何高粱产量低下而人们仍然种植或穷人家为何不种小麦、大蒜头，等等，以综合分析农村的生产力状况。调查团以神府县按人口平分土地（一般除中农外）后的情况为依据，提出土地革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土地革命前，是土地所有的集中与土地使用的分散之间的矛盾。在土地革命后，则土地不但分散使用，而且也分散所有了。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经济，代替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旧的矛盾（封建剥削）是解决了，这是经济发展的一大进步。然而旧的矛盾的解决，不过是新的矛盾的开始。这种新的矛盾，虽是它今天还不大显著，但必须给以研究。”“因生产单位的缩小，过去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如路家南坬的两个风车，现在均搁着不用，贾家沟也有两个风车未用。如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的大部分水利，现在均已失修……独立小生产者，是难以利用这种进步的但又花钱的生产工具的。”也就是说，“小生产者的经济，同时妨碍着畜力的大量使用与合理使用。”“在独立的小生产经济下，粪的产量，大受限制的，而且也无法平均使用在所有的土地里。”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论断，张闻天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由此可见一斑。神木贺家川调查，也使张闻天提出了自己最有价值的见解，就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他通过土改后农民的分化，认识到在农村大胆发展有别于西方的先进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即落后的中国农村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加快发展生产力。”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侧重于地主经济调查。调查团来到米脂县杨家沟村时，这里还未进行过土地改革，仍然是一个以大地主经济为主的典型村庄，这里集中了上百家大中小地主，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调查团收集、查阅了马家百余年地租、高利贷和商业账簿，进行了科学的核算，并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调研；同时以最大的地主马维新为切入点，整理了近一百年租佃关系的账簿，用丰富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剖析了中国封建的阶级结构及其封建剥削的内幕，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对米脂杨家沟的调查得出结论，马家地主集团是当地较有典型性的地主集团，其经济势力遍及周边数十个村庄，其政治影响力很大。马家地主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地租、典买土地和卖粮所得等土地收益和经营“字号”、放高利贷等工商业经营利润。围绕土地的租佃关系是马家地主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但随着中共减租减息和抗战负担等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行，其各种影响力尤其经济影响力在不断弱化，佃农与之的经济依附关系也在不断削弱。

绥德地处交通要道，是陕北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市镇，所以调查团选择在这里进行工商业发展情况调查。调查团搜集了绥德双湖峪市镇乡各花户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附带调查了张家寨子户地材料、马蹄沟盐滩一晒盐场区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及西川各区地主材料。

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一项尖锐的社会问题。彻底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因此，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转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该政策的实施，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为了探索新时期土地改革理论和完善有关土地改革政策，于1942年派出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为首的农村调查团，调查团的此次调查活动，对陕北及晋西北农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广泛接触了中国乡村社会，较透彻地了解了基层社会各阶级的关系、经济状况等实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避免理论脱离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统一党的思想和行动，是挖掘“左”右倾错误的根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提供依据、制定革命斗争策略的一次重要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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