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谢子长西北统战纪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陕甘成为当时全国众多革命根据地中唯一保留下来，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和革命大本营，这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统治薄弱的地理位置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及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这里有开展武装割据与游击战争的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刘志丹、谢子长成功的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正如罗和平先生所言：“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刘志丹在长时间从事和领导陕甘地区革命武装斗争过程中，在创建红色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开辟陕甘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活动中，心领神会地、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方式，形成了其反映陕甘社会、历史特点的统一战线思想方针。”“刘志丹生前对统一战线问题虽然没有进行过比较系统、完整、全面的论述，但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多方面地体现出其成熟的统战思想。”

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精力用于开展工人运动，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是我党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但也注意到农民问题，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宣言将农民看成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肯定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但并未将农民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农民运动也只是在极个别地区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活动，如澎湃在广东省海丰县建立农协，虽然入会的农户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也只是开展减租或限制地主加租等活动。1923年到1925年，澎湃对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性研究，陆续写出5万多字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发表在1926年1月1日创刊的由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1—5期上，后结集成《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出版，作者在该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农民的地位、农民革命的必然性以及海丰的农民运动等进行了分析。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开始于1926年，农协成立后，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治经济斗争。1927年年初，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贫农在农村革命中的力量有了初步的认识。

对农民运动的重视开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领导各地的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新型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开始了构建新型军队和新型的军民关系的初步尝试。1927年11到1928年2月，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人民军队除了消灭敌人外，还要打土豪，筹集款项，做群众工作，为此，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约束性条款，“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正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提出来的。

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认识到土地革命是新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决定以革命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此后，在各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

而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工业落后，并不具备开展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客观条件。在部队、学校和农村，宣传党和红军、发展党团员、开展农民运动等成为我党建立初期在该地区开展的主要革命活动。

早在1926年下半年李象九驻防清涧后，经常带领党员战士，到县城附近的楼弯、西沟砭、师家园则、赤土沟等村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支持农民抗粮、抗税、抗差役。部队党组织还到附近的石台寺、赤土沟等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谢子长在安定驻防期间，争取安定县知事张鸣盛的支持，在1927年农历2月召开的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上，通过了被称为“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包括《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及其《细则》和《农民协会章程》及关于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及捐税等方面的八个《决议案》）的一系列文件，并通过发布布告，散发传单，协助党组织在安定县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农民协会及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使安定县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反动势力一时销声匿迹，谢子长因此赢得“谢青天”的亲切称号。

清涧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部队以子长营的100多人为基础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并在韩城重组军委，军委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和“劫富济贫”等斗争口号。

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转变斗争策略，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决议案，强调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兵变，准备武装起义。从1928年1月12日起，省委接连发出党内通告，部署武装起义，指出武装部队的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

发生在1928年的渭华起义就是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起义过程中，刘志丹率领西北工农革命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将农民运动与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相结合，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1932年2月，谢子长指挥陕甘游击队消灭了旬邑职田镇民团，打击土豪劣绅，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抗捐等斗争。不久，游击队南下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

1934年春，谢子长在保安恢复一支队期间，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大革命时期，刘志丹在黄埔军官学校和“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时就很关心农民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对中国农民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分析为刘志丹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统战意识和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慢慢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全都分居在占中国土地面积绝对优势的广大乡村，他们的最广泛的觉醒奋起之时，便是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之日。”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刘志丹常说：“革命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只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他经常嘱咐同志们要“紧紧依靠群众”, “跟农民打成一片。”

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正是因为谢子长、刘志丹了解农民群众疾苦，在革命活动中坚持依靠农民群众、为了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他们“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在每一个村、每一个乡镇都及时地建立起地方党团组织、农会组织，还在陕甘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选推农民当正副主席，替群众说话谋事。因此，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红军游击队，衷心热爱刘志丹”。毛泽东说：“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在游击战中建设新型军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开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早在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的清涧、延川、宜川三支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后，驻延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路军第二师师长高双成调集六个营的兵力，进逼宜川。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谢子长根据陕北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实际，准确判断敌人根本无法同时到达宜川，主张我军集中力量主动出击、各个击破，但这样的策略未被李象九采纳。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朴素的游击战思想，可惜未能实施。

1932年2月的旬邑县阳坡头战役中，谢子长采用“迂回侧击”的游击战术大败敌人。9月下旬，谢子长率部两次攻打保安失利后，转移到人烟稀少的合水平正川一带，在部队修整的同时，游击队分散到各地，筹集军粮和款项，以解决过冬服装问题。同时伺机消灭小股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在革命斗争中，红军实行优待俘虏政策，1932年，旬邑县阳坡头战役获胜，谢子长亲自向俘虏进行政策宣传，欢迎愿意参加红军的人加入红军队伍，欢送不愿参加红军的人回家并发放路费，同时，救护伤俘，埋葬敌尸，使敌人“红军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

1934年3月，谢子长率领1支队，打击土豪，筹集经费，开展夜战偷袭、快速移动等方式的游击战争。1934年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总指挥部，一师红军得到扩充；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将各个游击区连成一片。

1934年7月，井岳秀一个师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谢子长率部四战四捷，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当时敌人报纸曾这样报道此事：“近日陕北驻防军多被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因匪出没无常，时而千百成群，时而三五分散，难以奏效。”游击战争的强大威力从敌人的口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游击战中，开始了新型军队的建设。1926年下半年李象九驻防清涧期间，在部队党组织的领导下，连队严格执行良好的群众纪律，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不打骂老百姓，公买公卖，深受百姓欢迎，军民关系很密切。

1926年下半年，谢子长在石谦部四团三营十二连任连长期间，通过在连队官兵中开展政治和文化的学习及不定期地邀请李子洲、杨明轩等共产党人到部队讲演，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官兵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同时，谢子长十分关心士兵疾苦，为了改善士兵生活曾不惜变卖家产，深得士兵爱戴。1927年2月，在保安驻防期间，谢子长带头不住民房，和士兵一起住在城隍庙大殿里。1927年在《敬告安定父老昆弟》的布告与《敬告父老兄弟们》的传单中，郑重承诺：保安团士兵不能任意拉差，吃饭、购买货物草料等须当场公平付费，不得赊欠或记账，若有违反，严惩不贷。

1927年春，刘志丹奉命前往冯玉祥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从事统战工作。他到任后，耐心地说服马鸿逵同意改造封建的旧式军队，在新式练兵的同时，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并在军、师、团、营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秘密发展党团员，加强党的领导，将旧式军队改造成我党领导的接受了新思想的新式军队。

1929年春，刘志丹担任保安县民团团总，此后，一方面着手整顿民团，废除多年来打骂士兵的恶习，努力改善士兵生活；另一方面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结果，一支反动武装很快被改造成为我党掌握的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严明军纪，要求官兵以维护群众利益、遵守群众纪律为己任。每到一个村庄，战士帮老乡扫院、挑水。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要按价付钱。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刘志丹把廉洁当作头等大事，并制定了法律，贪污20块钱就枪决，贪污10元钱就开除党籍，贪污5元钱就开除军籍。正宁县某地司令部的一个马夫拿了群众的一条布腰带，抓了一只鸡，群众跑来告状，刘志丹知道后，第二天召开了全体军人公审大会，宣布了这个马夫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并根据他过去一再违犯纪律、表现不好的情况，经战士讨论，决定立即予以枪决。

西北独具特色的兵运工作

陕甘宁根据地地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界地带，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边防重地，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政府时期，这里也是边防重地，国民党政府军、地方军阀错综复杂。陕甘宁根据地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的生存虽然困难，但农牧并存，盛产粟、黍及各种豆类杂粮，辅之以原始的采集与狩猎，经济基本能够自给。三省交界地带，国民党统治薄弱，为了自保，自古以来豪侠尚武，民风彪悍，匪盗出没，故而民团、土匪、帮会等各种势力纵横交错，相互之间既有矛盾，又相互交集、利用和依存，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因此，如何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争取绿林武装、国民党军、地方民团、土匪武装、帮会等，处理好与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既是我党革命斗争及陕甘宁根据地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争取短期内壮大我军力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李大钊是中共早期统一战线思想的奠基人。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有建立联合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的思想，他先后发表《大联合》《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等文章，对民众大联合思想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奠定了中共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或雏形。

在冯玉祥部开展兵运工作的思想始于李大钊。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是我党早期兵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石谦部的军事特别支部受绥德地委直接领导，同时也接受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和豫陕区委军事工作委员会的指导。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别区委员会成立。不久，渭华起义失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遣刘志丹、谢子长回到陕北领导军事工作，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军委委员。

1929年2月，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将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1929年4月，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主持会议的刘志丹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思想，会议决定采取白色（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土匪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会后，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受陕北特委和各地党团组织的派遣，先后进入榆林井岳秀、神木高志清、宁夏苏雨生、甘肃谭世麟和陈珪璋等军阀部队以及黄龙山土匪和三边张廷芝民团中，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春，借苏雨生部招兵买马、扩展地盘之机，谢子长、刘志丹、张东蛟、高岗、张秀山等一批共产党员受中共陕北特委派遣，先后打入苏雨生部，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夏，国民党陇东驻军谭世麟扩充势力，谢子长、刘志丹趁机进入该部。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高岗、杨重远等都是兵运工作的主要人物。谢子长、刘志丹等人很快取得了苏、谭部的信任，当上了营长、团长、旅长和团总，在这些公开身份的掩护下，他们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地下党组织，争取创办学兵队，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骨干力量，为以后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奠定了基础。

土匪和民团、哥老会、大小军阀等地方军事势力以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是二三十年代陕甘地区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基本构成。

“不能见什么敌人都想一下子消灭掉，那样就会同时树敌过多，自己就存在不住。要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就要对敌人分别对待，先打哪些，后打哪些；联合哪些，反对哪些，要注意策略。”“和那些土匪军队当然不可能永久联合下去，因为我们将来要搞共产主义，他们是不会赞同的。但现在搞民主革命，反对蒋介石，就可能联合。我们只要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能够很快地发展。”这是刘景范同志在《谈刘志丹的革命事迹》回忆文中谈到的。刘景范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志丹曾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说：‘哪怕是暂时的同路人，也应该联合’。”刘志丹这些思想中，既有着革命的一般策略原则，也包含着重要的统一战线思想。“对敌人区别对待，先打哪些，后打哪些”，讲的是策略问题；“联合哪些，反对哪些”，讲得则是统战问题。刘志丹所讲的“联合”并非不讲革命原则的暂时利用，而是在一定革命历史阶段共同政治基础之上的联合，从而建立起一种“朋友”关系。

当时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有大小土匪武装数十股。其中有不少“民匪”武装，他们因为生活贫苦，受不了压迫，才被逼上山为匪的，他们与官僚军阀、豪强地主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和尖锐复杂的矛盾，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刘志丹说：“土匪军队中有的是基本群众——贫农，他们深受剥削和压迫，是愿意革命的。”南梁游击队，是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后，收编赵连璧、杨丕胜、贾生才三股土匪武装组建的。1932年，改造在黄龙山区高举“打富济贫”旗帜的郭宝珊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在我党的争取下，郭宝珊率部起义，参加了红军。1935年，郭宝珊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郭宝珊率部在保卫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在与地方军阀与民团的关系问题上，刘志丹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采取争取、分化、瓦解等策略，使部分敌对势力能够“同情”“支持”革命，有的进而转变立场，投奔革命队伍，从而减少了仇视革命的力量，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形成中间势力，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革命根据地的缓冲力量。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数讲义气、重然诺，与红军有过较长时间的交往，一些不愿与红军交恶的地方民团武装和哥老会为红军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为红军购买子弹、药品，掩护伤病员，打探并报告敌情，红军游击队得以顺利开展活动，他们为红军的革命斗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正宁县西渠的陈姓的哥老会大爷是位好铁匠，多次为红军修造枪械，许多革命者食宿在他家，不少党政军负责人在他家开会、歇脚。哥老会大爷郑德明还当了陕甘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的副大队长。经过争取改造，许多哥老会成员成了根据地的优秀干部。

1931年，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先后接收了土客武装杨琪、杨鼎、杨桐部百余人及烟商武装师诸杰部百余人。

刘志丹在保安县码头山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的介绍下参加了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在他的影响下，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了革命，成为党的著名干部。

刘志丹结合陕甘交界地带军阀部队、民团、土匪、帮会各种社会力量错综复杂的实际，联合、争取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打击反动势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并发展了革命武装。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刘志丹提出了我党在西北地区开展兵运工作中的“三色”理论，领导并积极参与兵运活动，在无数次出生入死的兵运实践中，结合西北实际，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因势利导，为我所用，扩大了我党我军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使西北地区的兵运工作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丰富了我党的统战实践。

兵运等统战工作的积极开展，有个别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打入白军，担任军官，他们与红军将领秘密联络，给红军提供部分枪支弹药，一些民团、土匪等地方武装也与红军订立了友好协定。1935年，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陕北进行错误“肃反”，对刘志丹进行了一系列攻击，诬陷他是“右派”“一贯右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勾结军阀”，进而扣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在狱中的刘志丹也因此随时面临杀头的危险。这些罪名正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党与红军开展的兵运等统战工作及其显著成效的真实记录。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探索——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1年，上海共产国际小组发起人之一的沈玄庐组织成立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1922年，澎湃在广东海丰县建立农民协会，两人都是在其家乡开展的农民运动。1926年开展的以湖南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到1927年3月农民协会遍及17省，到1927年6月，农协会员达945万，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都不是在敌人力量统治薄弱农村山区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与理论阐述。

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武装聚集浏阳文家市，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进攻方向问题，毛泽东主张把革命重点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部队决定迅速离开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找新的立足点。文家市转移，成为中共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开端。

民国时期，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山区军阀统治力量十分薄弱，被人称作“三不管”地区。刘志丹、谢子长领导我党我军长期在这个区域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年初，谢子长就在安定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下半年，谢子长到驻防清涧的石谦部开展兵运工作。1927年春，刘志丹奉派到宁夏马鸿逵部开展兵运工作。1927年八九月间，刘志丹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期间，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武装，他在总结历次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要和力量对比十分强大的敌人做斗争，必须依靠手中牢牢掌握的革命武装，利用地形复杂的山区易守难攻的自然地理特点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于是，号召党团员走上山头进入山区闹革命。1928年刘志丹等领导了渭华起义。1929年，刘志丹担任保安民团团总，刘志丹、谢子长选择陕甘交界地带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作为我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区域，并号召党团员到这些地区开展革命运动。刘志丹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探索无疑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一八”事变以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我党革命武装经历了南梁游击队、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到红军兵团的建制的变迁，并多次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但他们一直战斗在陕甘交界地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将陕甘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奠定了党中央和红军立足的基础。

正是由于他们长期坚持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陕甘山区从事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但这些成果却成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证。1932年，刘志丹领导的游击战争被执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认定为“逃跑主义”“上山路线”。同年年底，“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杜衡担任中央北方局特派员和陕西省委书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游击活动被诬陷为“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因此被撤职。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中，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刘志丹领导红军在农村山区开展游击战的印迹。

独立领导西北革命活动

陕甘党和红军的活动虽然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由于我党初创时期，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成熟完善的革命理论，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陕甘边根据地远离中央指挥，党的决议到达时间较长。根据《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十二）——神府革命根据地》的记载，中共中央决策传达到各地的方式是下发文件，通过电台传播，也有集中部分干部集体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再到各地去宣传并实施。由于陕甘宁交界地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土地革命时期是我党统战政策的摸索时期，因此，中共中央的一些决策有时无法及时传达到位，如西安事变时神府只是从俘虏军官口中知道一点消息，详细情况并不了解，因为那时神府没有电台，党内也没有关于西安事变的文件发下来。好在一些领导干部在瓦窑堡听了毛泽东《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及周恩来对东北军俘虏军官的讲话，才大体了解了中共中央正在大力进行统战工作，争取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夺取抗战胜利。因此，到1937年3月间，国民党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派人到神府红军独立师，他们以为神府特区没有电台，消息闭塞，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情况，因此，提出收编要求，神府特委以目前时局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合作时期，使对方理屈词穷，不再坚持。

有一次，在高家堡到神木的公路上检查国民党的邮件时，神府游击队查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王一山给各专员县长的信，是发给神木县县长的，其内容是解释西安事变的原因和解决的经过，后听说这封信出自杜斌丞之手。后来，神府特委在给干部讲政策形势时，就以这封信的内容为基础。可见，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前，中央对各地的政策性指导十分有限，各地的实践反而成为中央正确决策的依据，也纠正了建党初期的不少错误。

西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错综复杂的社会、民族宗教环境，与中央苏区迥异，因此，陕甘党与红军必须结合地方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其活动大多没有完整成熟的理论指导，而是根据当地的时空实际，在革命斗争中自主实践、探索与总结。刘志丹、谢子长在西北地区领导开展的兵运、农运及其在土匪、帮会、地方军阀与民团中开展的统战工作，就是结合西北实际而开展的革命斗争，这也成为几次“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的罪证，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统战工作必须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建党初期，受各级党组织领导人的理论政策及其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致使他们对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武装斗争模式多方阻挠，如米脂“中秋节事件”后代理陕北特委书记的杨国栋，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倒，执行保守、右倾路线，多方打击谢子长、刘志丹的革命活动。1930年10月初，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扩大会议，高维翰、孔祥祯传达了我党的工作部署，决定合并党团、工会和农会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二人刚刚从莫斯科学习归国，其工作部署表现出明显的冒险主义特征。“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给陕甘红军造成极大损失。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许多地方几乎放弃了党的统战工作，但刘志丹坚持并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谢子长、刘志丹等陕甘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根据陕甘实际，收编土匪、接受军阀改编、与哥老会结拜等，都是面对艰苦环境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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