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李子洲

李子洲（1892—1929），名登瀛，笔名逸民，陕西省绥德县城关镇人。他出生在一个手工业家庭，他的父亲叫李元贞，母亲姓白，家里一共弟兄三人，李子洲排行老大，妻子为县城雷氏，是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二人育有一女，不幸早逝；有一个叫李登云的二弟，是一个钻井工人；三弟则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李子洲一样都是北大毕业的，不幸于1947年牺牲。

北大求学时期投身革命

由于家境艰难，李子洲十五六岁才开始上学。1912年，李子洲为了继续求学而去了西安，从绥德出发，穿越了陕北茫茫大山，徒步历经20多天才走到西安，后来经过努力考进了三秦公学中学，1915年回乡担任绥德县劝学所视学员。

1917年那一年春天注定是不平凡的，李子洲在那一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后来又转入哲学系。在北大求学期间，李子洲与陕西进步青年刘天章、杨钟健、魏野畴和杨晓初等住在三眼井吉安所左巷6号。与他们一墙之隔的7号则住着毛泽东、蔡和森、陈绍修、萧三等新民学会的同志，双方比较熟悉，来往较多，经常在一起谈天，国家大事、学术问题、生活趣闻，无所不谈。李子洲从身材、长相、胡须、举止等外形与李大钊十分相似，这些青年谈起李大钊就能联想到李子洲，给这些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大求学时期正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期，李子洲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参与领导学生进行火烧赵家楼等正义斗争，李子洲表现勇敢，许多学生在斗争中受伤，李子洲和呼延震东受伤最重，被打得鼻青脸肿，臀部也受了伤。这次斗争中，有31名学生被北洋政府抓捕。5月5日上午，北京大学召开会议，时任校长蔡元培出席本次大会。大会上学生群情激奋，爱国兴致高昂，大会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把斗争坚持下去。由于李子洲平时具有的声望，以及在“火烧赵家楼”斗争中的英勇表现，被推举为学生干事会干事。6月1—3日，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演讲、请愿斗争异常激烈。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布满大街小巷，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地区其他爱国学生联合会发起了向总统徐世昌请愿的活动。当请愿队伍在深夜解散回校途中，遭到军警的大逮捕，李子洲和其他学生被捕，关进了北大三院临时监狱。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激怒了全国各界民众。罢课、罢工、罢市席卷全国。在全国民众的抗议声的强大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于6月5日释放包括李子洲在内的1000多名学生。6月10日，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所担任的职务；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这场运动中，李子洲初步显露出自己的领导才能，同时亦流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怀。

李子洲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了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至1922年，与其他人一起创建了民国进步刊物《秦钟》和《共进》，和陕西青年进步组织等一起创建了共进社，除此之外他还是《共进》月刊的主要撰稿人，前前后后发表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和《纪念五一》等数篇文章，被时人所认可与称赞，李子洲本人文化素养高，也有一定理论水平，在当时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重视。

1923年春，在李大钊等人的介绍下，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七”惨案发生后，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地方执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悼念被北洋政府杀害的林祥谦、施洋等京汉铁路大罢工领导人，组织起了新一轮的宣传活动。李子洲在此时写下了《施、林“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感》的文章，并在《共进》月刊上发表，影响很大。《共进》月刊在当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平台，李子洲等早期共产党人利用这一平台，与北洋政府和反动势力争夺当时青年人的支持。

在北大求学期间，李子洲在《共进》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探讨教育的文章。一篇是《释教育的意义》，在该文中，李子洲认为教育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一个人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狭义教育，除此之外所受到的一切教育即为广义教育，认同杜威对教育的定义和教育意义的看法。该文的结论是：教育既使本人固有的能力从事发展，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使经验无止境地往前生长；更使人能以经济的时间，准确的效率，增长他主宰经验的能力，以适应环境，做完满生活。还有一篇文章是针对陕西师范学校而作的，题目为《陕西师范学校应革新的几点》，该文针对当时社会师范教育的普通流行病，提出了五点看法。一是应采新学制。当时新学制的中等教育段，规定六年，前三年为普通科，后三年为专修科。但是并未按新学制的规定进行，而是实行五年制，导致的结果就是要么普通知识不够，要么教育专识不足，因此李子洲主张一律采用新学制。二是减少每日授课钟点。当时每星期授课钟点有多至四十几点钟的，每日普通要上七八点钟的课。李子洲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授课时间过长，每星期以二十四至三十点钟为适当。三是应授的功课与选课的规定。李子洲认为前三年学生年纪尚轻，知识有限，无有选择功课的能力，故所有功课应定为必修科，后三年的功课，应分为必修科目与选修两部分。四是设立图书馆。五是筹备实验室。李子洲在理论上对师范学校教育的探索为后来出任绥德四师校长，奠定了基础。

执掌四师建立陕北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

1923年夏，李子洲大学学成毕业，被中共北京地区负责人李大钊委派回陕西参加工作，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任训育主任，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对陕西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陕北地区的教育事业有很突出的贡献。

在榆中工作期间，李子洲对一大批青年进行教育和培养，希望其能成长成为对中国革命有用的人才，组织起榆林中学学生会等组织，介绍他们加入共进社。这批青年有保安的刘景桂（刘志丹），延川的曹必达，清涧的王怀德、白作宾，绥德的贾春霖、霍世杰、张肇勤，米脂的马济川，横山的高岗，定边的蒙嘉福，安定的营尔斌、杨国栋等，这批青年人在李子洲的教导之下，思想认识很快有了很大的变化，为榆林地区党团组织早期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赢得了青年人的青睐，为中共以后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组织基础、思想基础等。这些青年人日后的成就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都很高，这和李子洲前期在榆林的教育不无关系。

1924年秋，李子洲出任陕西省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即绥德四师校长。他到任后，先后聘请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英、杨明轩、常汉三等进步知识分子来绥德四师任教。在绥德四师，他改革教学内容，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进社绥德分社和陕北青年社；在绥德城创办平民学校，使得一大批进步学者进入绥德四师任教，同时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来绥德四师学习，创办的平民学校也使得一些贫困潦倒的青年有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李子洲就时刻关心着家乡陕西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关注陕西人民的生活，积极思考如何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局面。这一时期，陕西省当局筹备在陕南或者关中地区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李子洲等人听闻此事，深感陕北教育文化事业的落后，积极争取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设立在陕北地区，他和白超然、呼延震东以及陕北教育界人士杜斌丞等商议，联名建议陕西当局，要求将学校设立在陕北地区，最终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设在绥德。李子洲还联合当地的乡绅和学生，成立了绥德教育会，改革学校教育，这些乡绅都比较开明，属于开明绅士，为四师开创提供了不少的经费以及物资支持，而绥德教育会等组织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组织，李子洲决定在绥德办一所革命的学校，创建陕北革命的基地，为陕北地区的革命发展做好前期准备。

据李建中讲，当时李子洲在陕西省立四师当校长，回家十分方便。由于学校修校舍、建教室、搞校改需要钱，搞革命也需要钱，李子洲把自己的全部薪水献出去，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大校长瞧准了父亲老银匠家中白花花的银圆。李子洲每次回家后，在大衣和背褡裢里装满银圆才离开。开明慈爱的母亲故意装糊涂，可是时间长了，瞒不住明察秋毫的老银匠了。李子洲越偷胆越大，一次老银匠发现自己丢了三簸箕银圆，三簸箕啊！老银匠下决心逮偷银圆的贼。有一天李子洲回家又在褡裢里装进了不少银圆，一只脚刚迈出家门槛，被老银匠劈头拦住。大校长怎么也舍不得丢下褡裢，老银匠后边死追，他满院子乱跑。李子洲绕磨转圈圈，老银匠左右围追堵截。父子俩在院子里僵持了许久，老银匠一不小心绊倒了，红沙柳鞭杆也扔在当院中。瞧准机会，李子洲一溜烟跑出了大门。后来，老银匠李元贞得知儿子把银圆花在革命的事业上，深受感动。于是他开始竭力资助儿子李子洲开展革命事业。

李子洲在没来绥德四师做校长之前，绥德四师学风十分低沉，在校学生除听课背书外，对其他国家大事与百姓疾苦，一概不闻不问。李子洲到任后，陕北地区很多县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对他十分仰慕，纷纷前来考取绥德四师，比如洛川县的孟祖兴，富县的李承文，中部县的刘橱基、李瑞才，白水县的石介等，这些人不远数百里前来投考，更有学生从山西汾阳铭义中学转到四师上学。李子洲也平易近人，善于处人处事，丝毫没有官威与官僚主义作风。绥德四师此时上下团结一致，无论是学习还是革命的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招生方面有了优势之后，四师的学风也逐渐活跃起来，一改往日的死气沉沉，学生对家国大事、百姓疾苦愈发的关心起来，对学术、对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绥德四师的藏书量无法满足学生的这些需求，怎么样来增加图书与杂志，成了摆在李子洲面前一个很现实甚至很急迫的问题。

绥德四师以前一本图书和杂志都没有，李子洲到四师之后，先后购买了《向导》《中国青年》《共进》《政治生活》等2000多本图书，可以让学生自由免费阅读，试图让这些进步图书或者经典来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进一步引导学生投身革命。王懋廷同志一直负责领导脚户自保会、陕北青年社、工会、四师青年社、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等组织，通过这些组织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定时召开文艺晚会，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谈笑风生，说古论今，评论时事，提出自己改造社会的方案，如果有经过绥德的共产党员或者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就会被李子洲请过去做报告，比如王子休、刘味东、王陆一、徐梦周。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路过绥德时，也被请了过去做报告，谈论国际国内现今形势。教师刘尚达、田伯英、关中哲等每周都会组织学生进行讲演竞赛会，用以锻炼学生的口才能力以及应变能力，大会自由选题，教师核定题目，最后公布于众，到时学生登台讲演，谈论自己的观点，全校教职员工会后一起评定优劣，加强宣传组织及鼓动工作的能力。最出名的是王汉屏、李致煦导演编排的新剧，每月都会在学校的操场演出，吸引各界人士前往观看，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每周的剧目有《一只马蜂》《复活的玫瑰》《木兰从军》《孔雀东南飞》《结婚前的一吻》《大罢工》，等等。开幕之前和讲演结束之后，学联会和青年社都会有人发表讲话，借此唤醒百姓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扩大宣传。

李子洲本人才能非常出众，也见多识广。平时他就注重学校教学事业与教学管理，关心和培养了一批人才，李子洲每月的工资大多数都用来补贴学生，前后向黄埔军校输送刘志丹、贾春霖、杨国栋等年轻人才；为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干部；为上海大学输送张肇勤、柳长青、李维勤；向甘肃军校等一系列军校也输送过青年人才。他积极热情，竭尽心血，鞠躬尽瘁，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和革命人才，李子洲本人则生活非常简朴，从来都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在学校经费方面也严于律己，清正廉明，使得早期的每一分经费都花在教育事业上。

李子洲一边办学，一边在陕北地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地方组织，共进社四师分社在1924年10月成立，李子洲积极介绍李嘉漠、白明善、赵通儒、高光祖、李明轩、马瑞昌等人入社。在米脂、清涧、府谷、神木、佳县、定边、延长、延安、横山、保安、子长等陕北各县同时发展了共进社，使得共进社的基层组织几乎遍布了陕北的各个县区，同时成了很多党团的外围组织，比如四师青年社、陕北青年社、学联会等，党团等组织活动顺利开展起来。1924年11月，李子洲等人根据中共北京区委指示，决定在陕北地区建立起中共的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完全按照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为党小组的规定而建立，党小组直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1924年12月在李子洲同志领导下，王懋廷在绥德四师成立榆林地区第一个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支部，团支部直属上海团中央局领导。到1925年年初，在中国北京区委特派代表耿炳光同志的指导下，按照中共四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由小组应该改为支部的规定，在原中国绥德四师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绥德支部，党支部也直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活动区域则是陕北各地，李子洲被委任为书记，后由田伯英担任。自此，陕北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陕北地区的革命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章，尽管早期党组织尚且不成熟，但是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方面，党组织都能给出一定的指导，因为党支部受北京地区党委的领导，所以能及时传达上级的指示与命令。直到1925年春，中共榆林党支部成立，张肇勤被委任为书记，曹必达负责宣传工作，刘志丹则负责组织工作，积极地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6月，在绥德组建了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从而统一了陕北各地共产党小组的领导。绥德四师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又被誉为“陕西的上海大学”。绥德四师在早期建立的党组织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而对这一事业有重大贡献的人则是李子洲，他的努力使得陕北地区早期的教育事业与党组织、团组织的建立紧密结合起来，为党和革命事业争取到了青年。这一时期，绥德党团地方执委会还派出党团员和学生到绥德、榆林等地帮助当地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妇女协进会，组织工会，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积极深入到农村基层；派遣党团员干部到陕北驻军石谦团做兵运工作，在石谦部也成立了党团组织。到1926年年底，石部有百余名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甚至不少连排长都由党团员担任。

1924年，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发起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2月15日，绥德县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在党组织领导下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积极反对段祺瑞的军事善后会议，从而拥护孙文所提倡的国民会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绥德教育局召开会议，到会各机关各学校共有2000多人，主席台悬挂孙中山先生像。李子洲在大会上做了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取消不平等条约，国共两党亲密合作，一致完成国民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等的讲话。李子洲的发言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这次会议上又推选了李子洲、杨明轩二人为进京请愿的代表，身负重任，李子洲当时在绥德身负厚望，又因为自己的个人魅力从而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因病逝世。陕北各界闻悉噩耗之后都异常悲哀。3月17日，榆林地区党组织领导各机关、团体、学校，在绥德四师操场，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到会有5000多人，全都佩戴纸花黑纱，站在主席台下，追悼孙中山先生。李子洲等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做了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发言。

1925年5月30日，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五卅”惨案发生了，这个消息传到绥德，群情激愤，人民群众情绪高昂，难以平息，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李子洲发表了相关讲话，痛斥帝国主义各种罪恶的事实，并和与会者讨论研究了如何营救“五卅”惨案中被捕学生，会议一致决议举行示威罢工游行，并要求严惩凶手，收回外国租界。并且编排了新的话剧，扩大基层宣传，新话剧募捐的款项尽数支持工人运动，这次反帝爱国运动不仅仅局限在绥德一个县城，陕北青年社还派遣社员深入到延川、清涧、葭县、米脂、吴堡各县去宣传，为日后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而奠定基础。

在组建党团组织的同时，李子洲还领导了驱逐牧师、赶走教会的运动。在1924年之前，陕北各地基督教牧师活动十分猖獗，几乎各镇、村都有教徒和大批随教者。牧师购置了大片土地，修盖餐厅、楼房、花园、宿舍、娱乐场所。这些牧师名义上打着救世的幌子，实际上是对人民进行思想麻痹，进行文化侵略，不少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受其严重影响。党组织决定赶走教会和牧师。李子洲事先妥善安排，防止军警干扰，同时组织人员到各地各处去讲演，一边劝说民众主动退出教会组织，一边揭露教会的犯罪事实，逐步让民众清醒了过来。在1925年12月25日耶稣诞辰这一天，绥德四师以及各校学生和市民16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通知牧师限期离开绥德。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之下，牧师们先后撤离了绥德，取得了本次斗争的胜利。

1926年12月，李子洲奉调到西安参加改组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的工作，同时参与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西总司令部，冯玉祥、于右任等在五原誓师后，率所部从甘、宁两省入陕，共同夹击刘镇华，使得被围八月的西安最后解了围，李子洲经过延安时召开了一次党团员会议，在大会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布置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和工作，李子洲认为，军事方面要使用统战的方法，要使刘仲仁的部队壮大起来，扩大宣传的覆盖面，扩大组织工作，这些对军运工作来说都非常重要。对于学生，李子洲则认为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关心学生的学业成绩，组织学生积极进行农运工作，深入农村，与人民群众广泛接触，了解民众疾苦，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在这些工作中选出积极分子，介绍入党，对于教会和牧师的看法则更为激进，认为延安的教会比其他各县更为猖獗，要求再次发动群众，捣毁教堂，驱逐牧师，扩大反对教会和牧师的宣传，要求在陕北地区拔除教会势力这一毒瘤。对于文化工作方面则要求积极开展妇女工作以及识字班，先从放足、读书、识字、剪发开始，从城市着手，最终推广到农村，逐步解放妇女，改革旧俗；解释了农村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把农民组织成党的基本力量，这一点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很是相似，说明了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大量参与革命事业，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就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李子洲的提法则比较符合陕北当时的内外状况，是一条独立的、有陕北特色的革命道路。

1926年12月，李子洲调至西安，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青年部部长，中山学院副院长等职。在党内也担任过中共陕甘区委组织部部长、军事委员会书记、常务委员等职务。他指挥和布置了清涧等地军事起义，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中共在陕北地区的革命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27年1月，李子洲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2月，即出任西安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和时任院长刘含初一起确定以“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人才”为教学宗旨，引导西安中山学院步入正轨，后来，西安中山学院为中国国民大革命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在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影响。2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地方执委会正式在西安成立。李子洲担任中共陕甘边区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在李子洲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用了不到六个月时间，中共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陕甘两省40多个县市建立，发展党员2400余人；此外，陕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也达70余万人，这仅次于湖南、湖北等，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重要省份之一。6月下旬，冯玉祥下令在陕西境内进行所谓的“清党”，从此共产党人由地上转入地下。之前，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区地方执委从而设立陕西省委，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正式在西安成立，李子洲担任省委常委兼任组织部部长。受省委委派，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下一步工作，代表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请示》，请求中央选派能力出色干部来陕西工作。8月27日，张太雷在武汉代表中共中央接见了李子洲，李子洲详尽汇报了陕西党组织的状况。之后，带着中央对陕西的工作指示以及“八七”会议文件离开武汉返回陕西，向陕西省委常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领导对陕西工作的指示。9月26日，李子洲和耿炳光主持召开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检查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在陕西的影响及危害，这一切都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批准进行的。会议正式产生了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成员，李子洲除了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外，还开始负责省委军事工作。会后，他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筹划陕西地区武装起义。10月，李子洲领导了中共陕西省委在清涧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8年1月，李子洲又参与筹划了陕西的另一次大的起义——渭华起义，他和省委秘书主任刘继曾共同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五号通知》，之后，李子洲负责具体领导和筹划渭华起义，相继派出谢子长、刘志丹等军事干部在发动农民等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前往洛南县三要镇，到共产党员许权中担任旅长的军队去工作，又在地方上抽调了一批党团干部充实许旅的力量；并指示许旅利用国民党各个派系混战之机会，伺机起义。5月份，刘志丹等部开赴华县高塘镇，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已经起义的渭华农民军合兵一处，在渭华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28年11月，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被国民党抓捕，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他在重新部署全省的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思考与讨论清涧起义与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筹划中共和中共的部队下一次在陕西的动作。

1929年春，因为叛徒出卖，陕西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李子洲和其他领导人先后被捕。在国民党监狱中，李子洲坚贞不屈，誓不投降，使国民党反动派一无所获，不能以李子洲为突破口，破坏陕西中共的地下党，李子洲在入牢之前已经有了旧疾。在监狱里，国民党当局、监狱管理人员对李子洲进行了残酷的折磨，让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使他胃病逐渐加重，又患感冒引发肺病。有人劝他用经费为自己买些滋补品，被李子洲谢绝，后来通过看守的狱警和狱外友好人士的帮助，李子洲给妹妹李登岳写信，信中说自己并不怕死，即使自己牺牲了，也不要为自己掉眼泪，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共产主义社会总会到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活着，为了革命而奋斗不息。1929年6月18日，李子洲在狱中病逝，年仅37岁。

参考文献：

[1]《雕山忠魂》编写组．雕山忠魂[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