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入榆城（节选）——解放榆林军事活动纪实
榆林和平解放的问题，此时正在谈判。据我所知，对于榆城的二十二军能否按起义对待的问题，城内和城外，我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意见不一致。城外的同志认为，按总部颁发的按起义对待的五个条件，榆林城的敌人不能按起义对待。后来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得知，西北局曾给曹力如同志交代过解决榆林问题的原则，即够不够条件都需按起义来对待。因为榆林问题如能尽快解决，将会对兰州、银川、西宁、新疆等尚未解放的城市及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减少损失。和平解决榆林问题，不论从哪方面看，都对我们有利。从这一大局出发，领导同志们的意见很快就统一起来了。
一天，我突然接到“速回三岔湾司令部，有要事相商”的通知。回到司令部后，司令员吴岱峰同志、地委书记兼政委刘长亮同志，还有负责接收整编二十二军的黄罗斌同志都在。吴司令员一见我回来就批评道：“你这个参谋长，谈判中这么大的原则问题你不管，躲到城北管你那几个兵顶个啥？”刘、黄二人也半开玩笑地说：“年轻人，参谋长嘛！大事小事都要管，刚才吴老说得不全面。”他们三人说了一阵，我才明白：城内领导同志要急于上报谈判签字意见，请求上级指示，而城外领导同志不接受二十二军提出的三个条件。即：一是和平起义后，我方只能进城驻扎一个营；二是城防只交给我方南城；三是城市防务由两方划段管理和执勤。乍一听，这条件让谁也难以接受。看来，谈判意见短期内不会签字。为了便于指挥城北部队，我安排司令部三科收集各单位的电话线，架设了通向城北的电话线路。
晚上，在老乡的后套窑洞里，三位领导同志继续讨论“三个条件”，我在前面窑洞里和两位值班参谋守着六部电话，应付着各单位答复不完的问题，三位领导同志还不时地叫我进去，考虑意见。晚12点后，三位领导同志叫我进去，要我天亮后进城，找曹力如同志谈他们的意见。当时，三位领导同志主要的顾虑是榆城和平解放后，城内只驻我方一个营，这样我党、政、军机关进城会有风险。我觉得三位领导同志的顾虑也有道理，就说：“让我去谈可以，但必须带上我们的具体意见，这样便于解决问题。”我提出把我主力三十九团说成一个营，进驻榆林南城。城防划分时，在二五六团黄团长执勤时把东城多划一截，这样我们就控制了部分制高点。至于城市防务和执勤，建议军管会下设城防司令部，掌握统一安排权，这样我们就能安排自己的部队纠察和巡逻。这些意见三位领导同志研究后都同意了。
第二天，我带着两个参谋及警卫员进了榆城。这是解放军代表首次进城，敌南门守卫部队在我们面前耍了一番“威风”，经过一番交涉后，我们一行进了城。经过大街时，街上的行人及店铺的伙计们都一拥而上围住了我们，想看一看曾两次围城的解放军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围着被国民党肆意丑化的解放军，从南门一直走到军部巷口。到了军部招待所，我向曹力如同志汇报了城外同志的意见。曹力如同志听完汇报后急得直跺脚，他批评城外的同志太狭隘了，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他说左协中军长也有他的难处，他们内部也有人想不通，左怕我们的态度过于强硬，他们内部会闹出乱子来，到时候还得他负责。因此，他要求我方把条件让宽些。他还说，让左协中少担些责任，能使榆林问题解决得早些，解决得好些，能在西北未解放的城市产生影响，这才是大局呀！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城外的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意见就不好沟通。
当我吃透了曹力如同志所讲的“大局”，就建议曹力如同志出城一趟，同城外的三位领导同志谈谈，以便沟通意见，使榆林问题早日解决，早起“全局作用”。曹秘书长（曹当时是西北局的副秘书长）说，他出城会影响我党的威信。并说，这不是为了个人的面子，而是怕人家会认为全权代表还得和城外商量。我建议他给左军长打个电话，要辆车，就说要去看看城外的同志。曹秘书长考虑后同意了我的意见。他要来了车，我们就一起出城了。我们回到三岔湾时，司令部也接到了上级的电报，当我们从电文中得知张达志同志率领的独立旅已于解放太原后赶来参加解放榆林时，我们所担心的问题似乎就全部解决了。军事力量对比上发生的这一变化足以威慑敌人，我们不再顾虑敌人会耍什么花招了……
我军入城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入城的队形及序列已演练了多次，战士们的服装已洗得干净、补得平整了，指挥员们的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子劲，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1949年6月1日，按照统一的部署，各部队在拂晓前都吃完了早饭。8时正，从四面八方来的部队准时赶到了飞机场集合。此刻，我作为入城部队的总指挥站在机场的中央，注视着一队队行进的队伍，心情格外激动。我们的战士，进入解放战争阶段以来，经过四年多的沙漠地域战斗，个个是那样黝黑而精瘦，而此刻，他们经过漫长的道路，踏过了茫茫的沙漠，跨过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从炮火硝烟中、从腥风血雨中一步步跋涉过来了。此刻，他们行进在平整的机场，步伐是那样轻松，那样坚定，那样有力，凯旋的壮士们，眼睛里都放射着火一样的光芒。他们的步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齐整，神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庄重，服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整洁。各部队的指挥员们都走在部队的前面，他们挺直了腰板，个个气宇轩昂，志气昂扬，警卫员们抓紧了各个指挥员们的乘马缰绳，一匹匹战马不时地摆着头，尥蹶子，显得格外不安和激动。
张达志同志率领的独立旅也赶到了。整队之后，司令部发出了预备号，此时一万多人的部队肃静得鸦雀无声。战士们装上了刺刀，扛起了枪，各种火炮及重机枪也都脱去了外罩，抬在了战士们的肩上。随着号令，整个入城部队齐步前进，一股钢铁的洪流涌向了榆林城。这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碧空如洗，太阳艳红。榆林城外的沙丘被太阳照射后，放出了耀眼的光芒，这光芒照射着榆林城，使她的轮廓显得更加清晰。10时许，部队开进了南门。佩戴着红布条的城内各界代表，早已在等候欢迎，他们拉住了先头部队指挥员们的手，久久地不愿松开。
入城部队的前卫是三十九团二连，接着是三十九团的部队及机关。三十九团后行进的是分区首长及司令部直属队机关人员，后面是三十九、四十团的两个骑兵连。骑兵连的后面依次是四十团及独立旅，地委、专署及其他地方机关排在部队的后面，也于当天搬进了榆林城。入城部队排成了四路纵队，骑兵排成了两路纵队，各部队的指挥员都骑在马上，走在自己的队伍前面。骑兵们都一律骑在马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
部队一进南门，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一起举着小旗高呼欢迎口号，他们还把写着欢迎词的红绿标语贴在战士们的背包上、枪炮上。部队经过四方台、万佛楼、新楼、钟楼、凯歌楼、鼓楼时，欢迎的群众将剪碎的彩色纸花撒在战士们的头上、身上。欢迎的锣鼓敲得地动山摇，纷纷扬扬的纸花在漫天飘舞，军民们胜利的喜泪在一齐挥洒。榆林城醉了，千百年来，她从来没有今天这般欢乐；榆林城笑了，从今天起她将投入人民的怀抱。
在我军的行列里，有两个人，此刻也把泪水洒在了这幸福的时刻。三十九团五连连长段云章、团重机枪连苟连长原是二十二军的排长和班长，他们带领自己的部下弃暗投明，现在就行进在这凯旋的行列里。此刻，他们的步伐有些慌乱，但他们庆幸自己终于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今天，他们是胜利者，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爱戴和欢迎。
我军入城这天，二十二军临街的营门卫兵，按协定都撤回了营门里面，二十二军的军人，在这一天一律不许着军服上街。从这天起，在榆林城里，人民的意愿将一条条开始实现了。
我们的队伍从南门沿一街行至北门里，转向二街后又返回了南门。此时，后续部队仍在入城。入城活动从早上10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才告结束。入城仪式结束后，我三十九团参谋长李明同志和二十二军二五六团黄镇威团长在城南交接了城防，分区司令部及警卫连住进了新楼巷一座营房里。至此，榆林这座文明古城就由我们来保卫了。
我军进驻榆城后，按入城协定，除司令部和警卫连外，驻守的三十九团做饭烧开水全在城外。按规定，军人一律不许进入民宅，不许单人上街。我人民政府的钞票未流通之前，我们的一切采购活动都要在城南进行。
榆城的和平解放，归功于人民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归功于我党和平解决的政策。同时，也归功于榆林地区党、政、军、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不动一枪一弹，不伤一人一畜，榆林城属于人民了。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政权！
榆林城里，“中国共产党榆林地区委员会”的招牌挂出来了，军管会、专署及各行政机构、社会团体的招牌挂出来了，新型的人民政权开始合法地向人民宣传政策，开始发布自己的政令了。
街头，一群群的人聚在一起，神情激动地谈论自己看到的新鲜事。饭铺里，刚出笼的馒头冒着热气。集市上、商店里拥挤的人群在争相购买。昨天和今天，只隔着一个黑夜，但这一夜之间仿佛一切都变了。昔日弯腰驼背的庄稼汉，似乎在一夜之间挺起了腰杆；学校里，孩子们的朗读声似乎也变了调子；工厂里的机器声也变成了一曲欢乐的歌儿。
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工作队向人民讲解政治，宣传政策，调查研究，访贫问苦。他们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整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血泪仇》《白毛女》等剧目演了一场又一场，而每演一场都引起观众的一片抽泣。人们似乎都想把过去的苦水倒它个干干净净。
当时，我们军队的任务也很繁重。军管下的社会治安工作、城防工作及众多的日常事务及会议，军方都要有人参加。仅夜间巡逻及值勤，每轮一班就要一个营的兵力。整编二十二军的工作也开始了，我们忙着接管仓库，核对实力，还要考虑配置到二十二军的政治干部，建立政治机关等工作。高怀雄骑兵团、解生龙补充团等国民党残匪还在榆林城至伊克昭盟一带活动，我们还要随时准备对付这些残匪的骚扰。入城后，部队没有一刻怠懈的工夫，而我和司令部的几位科长，每天几乎腾不出吃饭的时间。在吴司令员担任军管会副主任，王兴禹副司令员还未到任的这段时间，我们几乎累倒了，但各项任务都完成了。
入城后的第三天，我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看见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支短枪和一条子弹袋。我叫来了四科长，一问才知道我的警卫员李光明趁我开会之机到莲花池玩，他摘了一只莲叶，正巧被军管会的曹主任看见，一声令下就被抓到军管会警卫班押起来了。军管会的秘书长为了照顾我的影响，三天禁闭后把警卫员放回来了。为了严肃军纪，教育全军，我将此事通报了全军。此后，驻城部队中再未发生过这种违纪行为。
一天夜间，有坏人在北门里一带打了一梭子机枪，还有坏人在榆林中学附近投了一枚手榴弹。针对这些捣乱活动，我们的夜间巡逻增加了班次，扩展了一些街巷的巡逻线路。几天后，城外部队全部进驻城内，由几个团分担执勤任务，城内的秩序很快就稳定了。
一天，二十二军二五六团黄镇威团长派人送来了请柬，请我去他的公馆赴宴。黄还在电话上告知我，还有二十二军其他几位团长作陪。此事我同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碰了头，商量一定要去，并商定警卫工作由已调离的我的前警卫员朱继明担任（因朱继明和黄镇威团长的护兵是亲兄弟）。到了黄的公馆，我发现作陪的除二十二军三个团长外，还有在高家堡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二五七团团长李含芳，他已成为我军干部，这次是作为我方谈判工作人员来榆林的。见面之后，大家寒暄了一番就分别入席了。黄镇威端起了酒杯，站起来说：“兄弟我敬白参谋长一杯，当初咱们是你死我活，今日一打成交，酒肉相待，一杯水酒，以表诚心。”我还是第一次见面说的老话：“过去我们是机关枪相见，今后咱们就是朋友。”其他几位也依次敬酒，酒词也大致如此。席间，除我和黄外，其他四位都醉了。黄这次宴请，一是表示他对我们的诚意；二是有了这种接触，对我们各自的工作都有利。我同黄从1946年，我当吴庄独立营营长，他当二五六团营长驻守韩家梁起，就对开营盘四年，机关枪相见，你死我活斗了四年。他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就又变成朋友了。
在曹力如同志的建议下，我方决定去见左军长。由谁去呢？别的领导同志都不愿去，后来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我带着三个团的团级干部来到二十二军司令部时，左军长已站在门前的石阶上。我们行礼握手后走进了会客室。让烟上茶，左军长说：“兄弟我早想跟共产党走，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天时机成熟，方有此举。”他还说：“共产党的事业我很生疏，今后全靠你们指教。”我们寒暄了一阵，临别时左说：“兄弟我与大家初次见面，各位为革命劳苦功高，送你们每人一套衣料，以表寸心，望各位笑纳。”我们也说了一番客气话，就退出来了。后来左派人将人字呢衣料送到了分区司令部。
从4月至6月，短短的几十天，谁也说不清榆林军民究竟干了多少件事情，经历了多少次困扰和喜悦，但是，有一件事情都人人皆知：榆林人民当牛做马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节选自中共榆林市委、榆林市政府、政协榆林市委员会1989年编印：《纪念榆林解放40周年专辑》。作者时任榆林军分区参谋长兼榆林城防司令、接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