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气振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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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光明

回到家乡不久,在父母的安排下,苏振云结婚了。

新媳妇叫刘桂英,比苏振云大一岁,娘家住在清涧县店则沟乡暖泉坬村,和苏家也算得上是远房亲戚。第一次见面,苏振云就喜欢上了这位朴实憨厚的女子。刘桂英长得不算漂亮,可黑红的脸庞、壮实的身体透露着农家女子的健康与勤劳。她没有文化,所以对当“先生”的苏振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仰慕。她话不多,但当苏振云偶尔跟她谈起抗日救国的道理时,却发现她能够理解并跟自己一样充满激情。苏振云后来才知道,刘桂英的娘家哥哥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在土地革命中牺牲了,这让他对刘桂英更平添了一份怜爱之情。


新婚的喜悦逐渐淡去,赋闲在家的苏振云又渐渐被迷茫、彷徨的情绪笼罩。国土沦陷,抗日战争的炮火即将席卷家乡,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真想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可是,国民党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血肉相搏的可能不是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却是像王小虎那样的同胞弟兄。

小虎,你在哪里啊?苏振云在心里呼唤。自从一年多前在绥德师范学校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与小虎相识后,苏振云从他那里听到了很多八路军的故事。那些故事,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使苏振云在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中看到了光明。可遗憾的是,他跟小虎相处的时间太短暂。自从一年前小虎跟着部队转战陕北之后,苏振云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究竟该何去何从?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这令人窒息的苦闷,终于在1940年春节前画上了句号。

那天,父亲偷偷地把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递到他手中——那是一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苏振云迫不及待地翻开,刚读了几页,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中国向何处去……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夜深了,苏振云却毫无睡意,他双手捧着小册子,激动的泪水一次次盈满了双眼。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苏振云心里,仿佛有一扇紧锁的门被打开了,门外,一个敞亮而充满生机的世界展现在他眼前。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接下来的几天,苏振云的手几乎没有离开过这本书。“终于找到了,找到了自己的出路;终于看到了,看到了驱逐日寇、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几个月来盘桓在他心中的压抑和苦闷像一头困兽一样冲出门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0年春节,当劳累一年的人们在响亮的鞭炮声中辞旧迎新的时候,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在苏振云的脑海中回荡着,驱使着他去迎接新的生命旅程:“到延安去!”

那个春节,苏振云过得既兴奋又焦急。好容易熬过了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一大早,天还没亮,他终于按捺不住,急匆匆地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启程。

正当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放进行李的时候,忽然听到窑门口有人呼喊他的名字。

苏振云从窗口望去,看到一个身着朴素整洁的八路军服装的熟悉身影。稍一辨认,他兴奋地一跃而起,奔出门去。

“小虎!”苏振云一边喜悦地高声叫着,一边伸出双手迎上去:“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来人正是苏振云日思夜想的好兄弟王小虎。

王小虎快步走进窑门,憨厚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俏皮地说:“我们八路军,想找你还不容易?”

两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李连长。”王小虎指着身边同来的八路军战士对苏振云说。

“李连长好!”苏振云挺直了身子,郑重其事地行了一个军礼。

李连长爽朗地笑着,伸出双手同苏振云握在一起:“你就是苏振云?大名鼎鼎啊,你的故事小虎可都给我说了。”

苏振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哎呀,跟你们杀敌打仗比,我那些事算啥。”

李连长认真地说:“可不能这么说。学生工作也很重要啊,进步青年是我们党的后备力量嘛!”

三人说笑着走进破旧的窑洞。

李连长详细询问了苏振云毕业后的情况,又向他介绍了绥德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被毛泽东称为“摩擦专家”的何绍南不思抗日,却热衷于向共产党挑衅,不断制造破坏活动,以达到其“先使边区无法扩大,再制裁越轨行动,逐渐融化肃清”的目的。1939年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园子,打死打伤共产党官兵数十人。9月,他面谕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七一八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10月,他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串通土匪,到处抢劫,无恶不作。

9月间,何绍南途经延安去西安。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是决定接见了他。毛泽东首先讲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合作的方针,明确向他指出了国民党正在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要何绍南看清形势,不要再根据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摩擦,重申了不久前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当时,何绍南只得嗫嚅应允,但回去后依然故我,不断制造摩擦。

于是,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集高岗、萧劲光、王震、陈奇涵、张秀山等5人开会,专门研究何绍南一伙顽固分子因反共、破坏抗日而制造摩擦的问题。会议决定调动正在雁北地区抗日的三五九旅驻防绥德,以加强军事防御力量,并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同时,派在神木、府谷根据地反摩擦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张秀山任绥德特委书记,全力解决绥德问题。

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并担任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后,针锋相对地同何绍南进行了坚决的正义斗争,于1940年2月赶跑何绍南,严惩了一批作恶多端、制造摩擦的反动顽固分子。应开明士绅及各界群众的要求,召开了各界群众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会议选举王震将军兼任绥德专署专员。

听到这里,苏振云兴奋得直拍手:“太好了!终于把何绍南收拾了,真是大快人心!”

三人说笑了一阵,小虎看着苏振云正在整理的行李,问道:“振云,你这是准备出门?”

听到小虎这么一问,苏振云就把自己几个月来的苦闷竹筒倒豆子般地倾诉了一番。末了,他从行李里抽出那本小册子,郑重地说:“我要到延安去!”

说完,他满怀希望地看着小虎和李连长,心想,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决定而高兴。

没想到,听了他的话,王小虎却没有作声,这令苏振云有点儿忐忑不安了。

李连长接过那本小册子,说道:“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阶段和前景,阐明了我党的政治主张,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爱国青年指明了方向。你能接受这篇文章,产生到延安去的想法,说明你的思想是进步的、革命的。延安非常需要你这样的青年。”

听李连长这么一说,苏振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李连长想了想,继续说道:“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你以后的事。不过,我们希望……你回到敌占区去。”

这个与自己的决定完全背道而驰的建议让苏振云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带着失望和不解,他急切地问道:“回敌占区?”

李连长接着说:“别着急,你听我说。我们刚刚在绥德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何绍南一伙决不会善罢甘休。在绥德周边,国民党军队盘踞麇集,伺机进行疯狂的反扑。因此,为了巩固和扩大新政权,我们党决定派一批进步青年到绥德周边的国民党地区了解情况、开展工作。王小虎同志推荐你,我们考虑,你读过书,思想进步,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又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所以决定请你去。”

苏振云犹豫着:“可是,我实在看不惯国民党那一套……去年辞职的时候,我发过誓,再也不会为他们工作了。”

李连长耐心地说:“正因为国民党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蒙骗人民群众,才需要有人去揭穿他们的虚伪面目,宣传我们党的政策。还有,要了解那边最新的情况,为我们党的战略部署提供参考。延安是爱国青年理想的天地,精神的家园,你向往延安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要保护根据地的安全,敌占区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听了李连长的话,苏振云陷入深思。

王小虎急切地劝道:“振云,这可是党交给你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

李连长语重心长地接着说:“小虎说得对,这确实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说它光荣,是因为它要把党的声音传播给敌占区的人民群众。同时,在敌占区获得的情报,有可能在战场上挽救成百上千名战士的生命;说它艰巨,是因为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非凡的勇气、智慧和经验。而且……”他停顿了一下:“这项工作非常危险,有可能……还要做出巨大的牺牲。”

听到这里,苏振云低着头,又想了一会儿。从小听说过的、看到过的那些革命志士的英勇事迹在他脑海中浮现。他终于打定了主意,抬起头,坚定地说:“好!我去!”

李连长站起身,郑重地向苏振云行了一个军礼,然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道:“谢谢你,苏振云同志!”

第一次被称为“同志”,苏振云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我保证完成任务!”

3月初,中共清涧县委组织6000名农民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税赋。县长李鹏飞、县党部书记长张雄飞弃职逃跑,国民党在清涧的统治结束。3月19日,清涧县人民政府成立,苏振云的小学同学黄静波任县长。

而这时,苏振云已经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在妻子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慷慨前往敌占区榆林县。


榆林县教育所。

一个国民党官员嘴里叼着烟卷,跷着二郎腿,半躺半靠在椅子上,懒洋洋地翻看着苏振云的简历。

“绥德师范毕业的?”官员拖长着声音问道。

“是。”苏振云回答。

“那里‘共匪’可不少啊!”官员缓缓抬起头,从眯成一条线的眼睛里把两道恶狠狠的目光射向苏振云。

“听说过,没见过。”苏振云迎着官员的目光,干净利落地回答。

“你跟‘共匪’没有过接触?”官员目不转睛,仍然不怀好意地盯视着他。

“我接受何专员的‘三一教育’,只信仰三民主义,心里只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对共产党的那一套不感兴趣。”苏振云一边装作“虔诚”地回答,一边在心里暗笑:“没想到国民党的那套宣传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官员的神色缓和了一些,却又追问道:“去年你辞职回清涧,为什么?”

“家里给寻了个媳妇,回去办婚事。”苏振云哂笑着回答。

“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原因?”官员很警觉。

“定亲是一辈子的大事,可不简单呢!”苏振云装傻充愣。

官员盘问半天,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于是,苏振云被派到双湖峪双湖峪,今属子洲县。难童教养所任教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摩擦活动。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

皖南事变发生后,举国愤慨。而更令苏振云感到气愤的是,国民党不仅阴谋迫害新四军将士,而且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欺骗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在榆林县城,到处散布新四军“叛变”而被“正法”的谣言。

那晚,双湖峪难童教养所的几名进步教师和学生秘密聚集在苏振云狭小的寝室里。苏振云悲愤地向大家公布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传达了中共中央针对皖南事变提出的“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接着,他们连夜把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抄写了几百份,又趁着夜色、冒着危险、偷偷地在双湖峪的街巷上四处张贴。

第二天一大早,一宿没合眼的苏振云若无其事地在双湖峪的街道上“游逛”。他看到人们聚集在他们昨晚张贴的标语前,窃窃私语地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这时,他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所肩负使命的意义。


1941年8月,双湖峪难童教养所迁移至内蒙古陕坝,苏振云被改派到榆林横山县完全小学担任教务主任。在此期间,苏振云和进步青年许文秀一边了解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况,一边继续在师生中暗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42年暑期,在榆林集训时,横山县完全小学校长李觉民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将完全小学全体师生集体加入“三青团”。

“三青团”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1938年4月,经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而设立,目的是为了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并且给已经衰老腐败的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

“三青团”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许多知识青年在抗日爱国的激情鼓舞下,参加了“三青团”。为了笼络青年,“三青团”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馆、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运动会和文娱康乐活动;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慰问前方将士、伤病员和军人家属;开设青年服务社,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等,通过多种活动控制青年运动。

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他们着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拉夫”现象。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三青团”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对蒋介石的愚忠,进行“精神训练”“生活训练”等。有些地方的“三青团”,被复兴社复兴社,全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社”,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加强蒋介石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分子操纵堕落成了特务组织,与军统、中统沆瀣一气,设立青年劳动营,关押、迫害爱国进步青年。

对于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共特务组织,苏振云自然不愿加入。他立刻去找李觉民理论,要求退出,并拒绝填写申请表格。李觉民不置可否,但也未再要求苏振云办理入团手续。

几个月后,李觉民再次找到苏振云,要求他加入国民党。被严词拒绝后,李觉民恼羞成怒,说:“苏振云,你最好老实点!你鼓动其他师生与学校对着干,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拒绝加入‘三青团’,现在又不加入国民党,摆明了就是‘共匪’的奸细!”

苏振云冷冷反驳:“贵党干的那些事,我也知道。我加入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是我的自由!”

李觉民还不罢休,几天后,又要求苏振云填写加入国民党的表格,并威胁说:“如不加入国民党,就予以辞退!”苏振云考虑再三,为了掩护身份,继续留在学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填写了表格。

11月间,苏振云和许文秀向学生宣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等边区口号。李觉民发觉后,给各班轮流训话说:“学校来了‘共匪’,要提高警惕!”并威胁苏、许二人:“再为‘共匪’说话,不仅开除,还要法办!”苏、许据理力争,李觉民遂于年底解聘二人。苏振云返回绥德。

1943年春,苏振云在榆林积极支持共产党,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防被敌人逮捕,边区政府了解情况后,绥德公安处让他暂回清涧原籍。

苏振云回到清涧时,正赶上“整风运动”。因有人揭发他是复兴社成员,怀疑他是特务,清涧县公安局将其逮捕审查。在狱中,苏振云坚决不承认对他“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等的指控,使审查人员迟迟不能定案。

得知苏振云被审查的消息后,李连长和王小虎多方努力,证明苏振云是受我党指派到敌占区开展工作的。加之,党中央及时制止了整风运动后期反特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7个月后,绥德公安处将苏振云从清涧调到绥德,甄别平反。

当苏振云被释放走出绥德公安处时,一脸憨厚笑容的王小虎迎了上来,向苏振云满怀歉意地说:“振云,让你受委屈了!”

苏振云嘿嘿笑着,豪爽地说:“没啥。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好人坏人,审查了就清楚了嘛,共产党咋会冤枉咱呢!”

王小虎用拳头一击苏振云宽阔的胸膛,赞许地说:“好样的!走,喝两杯,给你压压惊!”

苏振云爽朗大笑:“有啥惊嘛!不过,倒是可以喝他个一醉方休!”

两人说笑着,向小饭馆走去。

“小虎,你是党员吧?”苏振云端着酒碗,一脸崇敬地问。

王小虎不好意思地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他放下酒碗,有些惭愧地说:“还不是呢……党的要求高呀,我……还差得远呢!”

苏振云吐了吐舌头,失落地说:“你还差得远?那我……不是更没戏了?”

小虎急切地说:“怎么没戏?我们还年轻,只要好好努力,总有一天,会达到党的要求,成为党的一员的。”

苏振云郑重地点点头,举起酒碗,豪迈地说:“好!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入党!”

王小虎点点头,也举起酒碗:“好!一言为定,一起入党!”

两碗相碰,一饮而尽。


1944年4月,由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粮食局局长的黄静波推荐,苏振云正式参加工作,任清涧县完全小学校长,同时,担任清涧县政府建设科科员。

出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之际,在追寻光明的漫漫长路上苦苦求索的青年苏振云,终于昂首挺胸,大踏步地正式走进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