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锋芒

1935年8月，苏振云如愿以偿地进入绥德师范学校念书。四年时间，革命理念的浸染，知识文化的充实，以及与倒行逆施的反动势力斗争的实践，使他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涉世未深的青涩少年到机智勇敢的爱国青年的转变。

父亲任乡苏维埃主席，被驻扎在瓦窑堡的国民党陆军二百五十旅五OO团团长李少棠抓捕，苏振云前去交涉，将父亲放回；后父亲等4人又因散“优红款”被薛家峁联保追捕，他请人说情了事；郝家坞联保跨地界掳去村里耕牛7头（全村共10头），他联络同学控告，虽没要回耕牛，但让联保队副队长关押了3个月……

苏振云以勇毅果敢的个性，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信任，多次被推举为班代表，带领同学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抗争。

第一次是在1935年12月间，由国民党当局罢免绥德师范学校校长高协和引起。

高协和，1896年生，米脂县城西街人。1911年入西安陕西高等学堂，1915年东渡日本，考入庆应大学，获商学士学位。1919年归国返乡，宣传剪辫放足，亲自持剪为人去辫。后赴天津做《益世报》《庸报》编辑。1927年担任河北《民国日报》天津分社社长，支持北伐，宣扬民主，受到北洋军阀通缉而离开天津。1930年前后，任唐山交通大学、北平法商学院教授。日寇侵华时，返回陕北。1934年夏，出任绥德师范学校校长。1937年任陕西省政府参议，不愿攀附国民党贪官污吏，以“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为立身格言，不拘世俗，身着旧帽旧鞋，一派“布衣侠风”。常借酒“纵横古今，褒贬百代”，评议当政者。1939年送家属返米脂，曾在延安拜会毛泽东，盛赞共产党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日的主张。1941年秋，因肺病亡于西安。临终前赋诗“秋雨连绵逆旅愁，午夜犹思人间苦。病躯昂首向北望，战马长嘶解民忧”，以寄托对共产党的厚望。

高协和任绥德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德高望重，治校严谨，作风民主，学术自由。学生津贴费发生困难，他亲自出面奔走，对青年学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广受师生赞誉、爱戴。

1935年夏，国民党当局借口在学校发现反对绥德专员杭毅的传单，胁迫校方清理共产党员。高协和严词拒绝，被杭毅密告上司，免去校长职务。

绥德师范学校师生愤然。苏振云等班代表组织师生罢教罢课，以示抗议。虽未果，但给当局极大震慑。

第二次是在1936年4月。在国民党当局控制下，绥德师范学校校风急转直下。国民党军事教官肆意谩骂、体罚学生。苏振云班的同学忍无可忍，群起而攻之，暴打军事教官。校方要严肃处理，苏振云向高年级同学求援。在全校师生支援下，校方慑于众怒，遂草草平息此事。

第三次也是在1936年。绥德师范学校全体同学和国民党八十六师在机场发生冲突，致国民党兵受伤。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旅五一一团团长左协忠要学生派代表谈判，苏振云被推举为代表之一。代表团行至中途，考虑到该旅第二天就要换防去榆林，恐被左协忠扣留送榆，故果断半途返回，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第四次是在1936年10月间，张学良、杨虎城到达绥德。苏振云参加学生代表团，向张、杨请愿，要求三事：一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是要求北方人来绥德师范学校任校长；三是要求张、杨讲话，报告时局。

这几次经历，对苏振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刚步入青年时代的他，在斗争中磨炼成长，崇尚真理、坚持正义、刚正不屈的人格品质在他身上慢慢生根发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月间，又将在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共产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绥德专署的几个县，原属陕北革命根据地。1936年红军东征抗日，被蒋介石趁机侵占。1937年11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八十六师张云衢团开赴抗日前线之后，划国统区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等5县为警备区，由八路军留守兵团接管，设警备区司令部，以阻止日军西犯，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

八路军重新开进陕北。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莫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城镇乡村，到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当战士们将共产党提出的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在群众中进行深入宣传以后，群众更是振奋，抗日热情极为高涨。

然而，国民党虽然表面上跟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背地里却干着破坏抗日、清除异己的勾当。绥德专署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何绍南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政治上反动透顶。在他从1937年到1939年任职的两年中，长期坚持“摩擦政策”，制造了大量摩擦事件。

同时，何绍南对青年学生的控制也更为严密。在学校的管理上，实行以党治校，妄图实现教育的国民党化与“三民主义”化，极力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共思想。对有着鲜明进步倾向的绥德师范学校，他派出大量反动教员，加速“渗透”，利用周会、时事报告会进行反动宣传，诬蔑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蒙蔽青年学生。

1938年5月4日，正值五四运动十九周年。在地下党员刘庆元提议下，绥德师范学校举行五四运动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十九岁的苏振云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考虑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为了防止有人借机干扰破坏，大会定性为青年学生民主集会，不请本校教职员讲话、不请当地党政军代表讲话、不请任何外单位参加，但以个人名义自愿参加者欢迎。此外，请八路军剧团演出抗日戏剧。

在纪念大会上，苏振云慷慨激昂地追述了五四运动的情景，号召同学们“继承五四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做立志图强之青年、追求真理之青年、救亡图存之青年！”他的演讲赢得了同学们如雷般的掌声。

人群中的国民党反动教员吴汉轩密切关注着苏振云的讲话。当听到苏振云要求国民党“顾民族之大义，化干戈为玉帛，与共产党真诚合作，联合抗日”时，他不满地撇了撇嘴，冲着身边的保安团人员偷偷地使了个眼色。

大会进行到自由讲话阶段，八路军战士王小虎跳上讲台。盘算多时的吴汉轩趁机发难，高呼“反对军政代表讲话！”苏振云厉声反驳：“这是自由讲话，八路军战士不是军政代表！”话音未落，伺机等候在旁的保安团已将讲台围住。苏振云见状，挡在王小虎面前，虎视眈眈地盯着保安团。

人群中的八路军战士见状，高呼口号，又将保安团围住。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学生纷纷指责保安团，会场一片混乱。

苏振云很快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反动教员有意挑起事端、制造摩擦。他临危不乱，和刘庆元略一商议，为了不让敌人阴谋得逞，马上宣布三条意见：一是继续开会，双方有问题、要求去找有关首长解决；二是保安团岗哨马上撤下来，散会后，由大会统一指挥；三是继续请八路军剧团演剧。

王小虎等八路军战士高喊“同意”，接着，绥德师范学校同学也喊“同意”。吴汉轩和保安团见苏振云等的处置无可挑剔，众意难犯，又自知理亏，只得就范。

纪念大会继续进行。八路军剧团登上舞台，演出抗日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演到从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父女诉说日本侵华、家乡沦陷的苦难经历时，爱国学生眼含热泪，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苏振云拉着刘庆元、王小虎跳上讲台，手挽手，激昂地唱起《西北青年进行曲》：

大好山河被侵占，西北已经成了前线。

起来，西北的青年，齐为保卫西北而战！

我们不做亡国奴隶！我们爱好自由民权！

我们生在祖先发祥之地！雪耻救国责在我们双肩！

团结统一，勇敢向前，哪怕血染八百里秦川！

我们是西北青年，我们选择了战！战！

抗战救国成功不远！

学生们肩并肩，手挽手，高声合唱。歌声由弱变强，汇成一股洪流，在陕北高原一尘不染的天空回荡，回荡，经久不衰。

吴汉轩一伙被这正义的歌声震慑住了，灰溜溜地撤去。

五四运动纪念大会的胜利举办，再一次鼓舞了苏振云的革命意志，也使他和八路军战士王小虎成了好兄弟。

从1937年暑假起，专署规定绥德师范学校每届毕业生离校前，都要进行军事训练。名为军训，实质是推行国民党的“三一教育”，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

1938年，苏振云毕业前夕，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以抗日为名，将陕北4所中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集中在榆林中学进行军训。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当局强迫学生全部集体参加国民党。事后，苏振云深思细想，觉得又一次看到了国民党的虚伪面目：既是国共合作，为何还要急于发展自己的势力，不顾学生意愿强迫入党？几天后，他回到绥德师范，即愤而声明退出。

随后，苏振云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这群怀抱着救亡图存之志的青年，顶着烈日，爬行高山，蹚过大河，克服各种困难，冒着枪林弹雨，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

1938年8月，苏振云结束了青春激荡的求学生涯。由国民党当局安排，他先后在宜川担任巡回教师，在横山县五龙山当教员。国民党专署推行“党化教育”，设训育课，打着“明礼义，知廉耻，尽忠孝，讲仁义”的旗号，实则是推行其专制独裁统治、扼杀先进革命思想。苏振云对这种虚伪宣传极为反感，一年后，遂辞职回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