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与汉武雄风

商鞅用他的车裂之死换回了秦国经济实力的急剧增加，经济实力增加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秦国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以及综合国力强悍于其他国家许多倍。于是，秦始皇以无人匹及的霸王之势横扫六国、荡平天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雄踞东方，昂首独立。但历史并不以秦始皇的一厢情愿而朝着千载万世永无极致的辉煌慷慨下去。秦二世税收政策的横征暴敛和政治手段的残酷无度让陈胜、吴广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押解徒役的亭长刘邦以攻心为上打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而最终建立了大汉民族为之自豪了千年的汉王江山，以“与民休息”的政治理念、赋税理念使经过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烽火之乱的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空间和政治氛围，西汉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得到了比以前任何朝代都更加迅速的繁荣和发展。

在刘邦对百姓的精心呵护下，经过“文景之治”长达40年的强壮与发展，西汉王朝的当家之人汉武帝刘彻已经对父辈们的治国思想提出了异议，他不满足于“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不满足以退让为代价来换取国内的和平。因为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贫弱的国度，他不愿意再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讨好任何一个无力与自己抗衡的政权。于是，汉武雄风以不可遏制的、无人撼动的强大阵容在北到大漠，西到新疆，南到两广、海南岛，东到大海的辽阔地区纵横驰骋，书写了属于大汉民族辉煌壮丽的浩瀚诗篇。

成就刘彻霸王之气的是财力。为了实现自己雄霸天下的理想、展示大汉民族无畏强敌的意志与精神，刘彻大胆任用桑弘羊总管整个财经工作，一手发展经济，扶持农业生产，另一手开辟税源，进行财税改革。

刘彻知道，不管是让北方匈奴还是东南、西南的少数民族臣服，百姓吃饭的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是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改革农器具，让牛马这些强悍的动物代替人力劳作成为汉朝当时的时尚。不仅如此，朝廷还专门派出“农业专家”指导百姓进行轮流种植，进行垄埂互换，使全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毛泽东曾经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点刘彻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很好地实施了。他不但重视水利建设，而且还重视漕运和改进了灌溉工具，使北方农村干涸的土地即使在无雨的季节里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收获。1220多万户、5900万人口，以及827万顷的垦田数量就是西汉时期农业发展的有力佐证。

刘彻是一个善于开拓的人，开拓疆域的同时也将开发土地，加强农业生产整体推进。在西南，前136年开通西南夷道后招募数万人进行民屯；在北方大漠，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后，号令大批军士在狼居胥山屯田，开辟了军队屯田的先河；在西北，命令60万人屯田戍守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在新疆、伊犁，飞将军李广大破大宛，招募百姓就地屯田；在张掖、酒泉，采纳桑弘羊的建议鼓励青壮年男子随同妻子、家属远去屯田。这一系列的屯田措施有效解决了边境战事的粮草供给，缓解了后方输运压力，减轻了农业税缴纳负担，是战时开发土地、解决粮饷、农民减负的首选上策。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以强大的财力支持前方将士驰骋疆场是刘彻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围绕开辟财源这一中心思想，他将主要目标定格在分割商人的既得利益上。

首先，对工商业者征税。赋税历史将其称作“算缗”——就是按缗计算的纳税办法。商人按照营业额计算缴纳，贷款者按照贷款额计算征税，手工业者按照销售额计算缴纳，车船通过税按照车辆计算。其征税依据的科学性让两千年后的今人也大为赞叹。不仅如此，“征收管理制度”精细到让人哑口无言的地步，要求商人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纳税数额”的“自行申报”，对于隐瞒不报或者自报不实的，一经查出就会没收其财产，并且发配至边疆去服徭役。

其次，实行城市居民与农村土地分离制度。这个规定在今天看来好似与赋税制度无关，其实关系密切。刘彻规定，在城市里有市籍的商人以及商人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这一举措将土地缴纳的田赋与城市商人缴纳的商业税严格区分开来，使有市籍的商人逃避农业税的概率大大降低。

第三，任命杨可主持告缗。理性的后世子孙对刘彻的这一做法大多持反对意见，认为杨可告缗使中等以上的商业者多被告发，没收的财产以亿计算，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汉朝的工商业发展。但站在刘彻拓展汉朝疆土的视野上，站在16次北上抗击匈奴的将士需要粮草的急迫性上去考量，工商业者对整个疆土收复所做的贡献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分割商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刘彻继承了秦的一些聚财渠道——“卖武功爵”和“买复”。连年的战争耗费、对有功将士的奖赏、对死伤军士的抚恤、对死伤战马的补充使得国家的财政严重吃紧。于是，刘彻规定，百姓用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爵位，有罪之人可以用钱来减轻甚至免除自己的罪行。同时，百姓可以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财物，以争取不服徭役的权利。这些规定，显然符合现代商品经济的某些法则。当然，卖武功爵和卖官鬻爵绝对不可等同，刘彻绝对不会那么傻，他卖的爵位一般都不是什么实职，只是“荣誉称号”而已。

在“吃富户”的基础上，刘彻的货币政策和国家控税政策那绝对称得上是顶呱呱的。汉文帝刘恒时期，吴王刘濞私自采铜铸钱，富比天子，最终酿成叛乱。这一教训让刘彻深深认识到了铸币权对一个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废除旧币，实行统一的五铢钱、赤仄钱、三官钱成为主要工作。这一举措，为打击地方势力，统一赋税征管，加强商品流通，掌控国家命脉，为国家政权集中财富发挥了极大作用。

刘彻在国家控制税源方面的主要措施是实施盐铁专卖政策。盐，是国计民生的必备之物，铁是军事和战争的主要工具。国家掌握了盐就掌握了百姓之口，掌握了铁就掌握了战争和民用的主要原料。刘彻的政策规定，国家掌握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所有环节，政府发给百姓生产工具，百姓生产出盐后由政府统一收购，不能私自买卖。铁的管理就更为严格了，从铁矿的开采到制成品的出售全部由国家掌控，民间组织和一般老百姓没有任何生产权和经营权，有效抑制了商人的暴利行为和兼并活动。28郡设立盐官、40郡设置铁官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抓住治国关键是取得主要财源基础的绝对真理。

国家控制税源的另一个重大表现就是实行“均输”和“平准”制度。“均输”的实质是国家调剂货物销售。凡是中央不需要或需要有限的物品，由均输官运输到销售量大、销售价格高的地方去销售，销售收入归国家所有。中央需要的紧俏物资，由均输官在物产丰富、物价便宜的地方去采购，保证京师供应。“平准”的实质是平抑物价。将各地运往京师的所有物品进行统一管理，物价下降时以平价买进，物价上涨时以平价售出。

这简单的四字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和管理才能。“均输”不仅满足了汉朝王室以及在长安的衙门百官和居民的生活需要，免除了地方政府对赋税、财物远道运输的辛苦，减轻了徭役，节省了运费，而且对商人利用供求关系从中谋取暴利，偷逃税款行为进行了明智的先见性预防。而“平准”在调剂余缺、平抑物价、保证市场需求、稳定市场价格方面起到的作用是后人远远不能比拟的。

汉武帝刘彻治国有一种霸气，财税改革也透露着霸气十足的帝王风范。不管是国家盐铁专卖、均输和平准、军屯和民屯、统一货币政策还是对工商业者征税，都表现出了一言九鼎，不折不扣的汉王之风，而出卖武功爵和买复则表现了其在大治之下的不拘一格和运筹帷幄中不拘小节的侠士风范。这一系列以“抓收入”为目的的改革使汗血宝马在天地间纵横驰骋，开拓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广阔领地。巨大的财力支持使张骞出使西域的“西汉渗透”直达远东，使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大儒学家、政治家董仲舒，大教育家公孙弘，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理财家桑弘羊，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音乐家李延年，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等闪亮的名字在“汉武雄风”的光环下显得更加亮丽，组成了“汉”这个民族千年的荣耀与荣光。

刘彻的帝王之风不仅在于敢于打出去，还在于敢于低下头。晚年时，他曾因百姓对长年战争的付出而内心如焚，一纸“罪己诏”和对宰相田千秋“富民侯”的封任，让百姓和后世子孙深切感受到了这个曾经使整个民族辉煌的帝王内心柔软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