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税改”与北方统一

当历史走近汉朝大一统的末梢年代时，一个群雄逐鹿的惊骇局面在“百姓欲静而雄欲动”的格局中动荡了半个多世纪，这种连年的割据以及割据中的互相厮杀、混战与逐鹿，使中国北方的经济遭遇了几乎灭顶的灾难，“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馑相望”的悲惨使任何一个心怀悲悯的统治者望而悲戚。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西汉末年西园八校尉之一却被中国戏曲以白脸冠之的曹操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后辈子孙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称之为奸臣之举、不义之举和大逆不道之举。其实，如若不是曹操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作为完成统一大业的政治、经济两大方针，东汉末年的混乱和政见不统、人心涣散不知要延迟多久，“铠里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景象不知要继续到何时。历史就是这样不允许空想与假设。曹操通过赋税政策达到其筹集军粮、增强实力的历史真实不允许任何人涂抹与更改。

曹操的屯田开辟了曹魏政权的赋税基础。东汉末年，豪强地主的武装兼并与混战使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的现象不仅导致百姓饥饿，就连军队也无粮食可以充饥。此种状况致使汉朝以人口为基础，以货币纳税的赋税制度形同虚设，“钱贱物贵”的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扭转。196年，曹操率领大军攻破汝南、颍川黄巾军后，夺得大批劳动人手和农耕具。枣祗一纸建议呈上曹操案头，陈述急需屯田相关事宜。曹操也认为大军专事军事并非上上之策，能耕能战实属良军。于是采纳枣祗良策，号令大军开始军屯，积蓄粮食，为日后战争积攒实力。同时，在许下（今河南许昌南）招募百姓屯田，每年得谷物百万斛以上。之后，又在各州、各郡设置田官，专门管理粮食生产，使得仓廪俱满，国家、军队与百姓的粮食得到了保证，减轻了农民运粮、养兵的劳役负担和赋税负担，开垦了水利和沟渠，使农业生态得以恢复，漕运交通得以畅通。

曹操的租调制度奠基中国赋税五百年，直至“两税法”实施才被取代。204年，曹操火攻袁绍之锐气完全荡平北方之后，面对袁氏之治“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的局面，决定改变赋税办法，采取对自身有利对百姓方便的赋税制度。他的赋税制度分为田租和户调。“田租”，顾名思义就是对田地征收的赋税，“户调”是按“户”征收的绵捐：“其收田租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发。”仅仅21个字，从几个方面改变了中国的赋税历史：

首先，征收田赋和户调，取代了西汉以来实施200多年的田租、口赋和算赋制度，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其次，取消货币征税制度。口赋、算赋制度的实施基础是“人头”，缴纳方式是钱币。而户调的实施基础是“户”，缴纳方式是实物。这种制度适应了军阀混战人口锐减，钱币难以流通，“钱贱物贵”的实际，使国家赋税来源得到保证，百姓缴纳方式也得到了方便。

第三，田租增产不增税，户调增人不增税。“田租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是一个定量，税负确定之后，不管农业丰收到何种程度，田租赋税不会增加。户调中出绢的每户二匹，出绵的每户二斤，不管人口增加到多少，此种定制也不会增加。

第四，确定了低税率的基本基调。每亩田地“收田租四升”的低税率不但可以有效地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定额税率可以免去对百姓许多的额外盘剥，使得以后若干年的赋税负担一直在此基础上不能僭越，在很长时间内保证了百姓的利益所得。

第五，确定了不得滥征滥摊派的赋税原则。“他不得擅发”5个字，除去了秦汉数百年以来田赋除正税田租之外，还按田亩多少征收刍税、藁税（饲养牲畜的草）等田税附加的负担。免去税外附加，不仅是对前朝税制的一种否认，也是对百姓的一种是深深体恤。

曹操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只创建了租调制度，还在于他能够用赋税征管平均赋税负担。“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曹操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代出租赋”造成的税负转嫁是造成“下民贫弱”的根本原因，赋税负担轻重是关系到治国强兵的重大问题，如果赋税负担太重，而且贫富相差太悬殊，百姓就不会追随统治者，甲兵强盛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于是，曹操下令，赋税的承担者不仅仅包括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一般豪强地主也要按照土地的多少和户口分别缴纳田租和户调，不允许有游离于赋税征纳之外的优惠阶层存在，不允许豪强者转嫁赋税负担的现象出现：“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以严厉的政策法令平均赋税负担，让强势群体同样承担税负的实质是减轻了普通老百姓的税收负担。

曹操的轻税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税负的减免可根据百姓疾苦状况随时决定。评定袁绍进入冀州之后，眼见着冀州人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曹操当即下令，蠲免冀州所有租税一年。同时下令对豪强兼并行为给予严厉打击，以此确保国家的免税政策能够切实收到效果。曹操对工商业的轻税政策也有目共睹：“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允许百姓下河捕鱼，允许商人开发生产，工商业者的税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十。另外，在田租、户调之外“他不得擅发”的规定，也使曹操统治期间杂税、杂赋几乎很少征收，比较稳定的赋税负担使曹魏统治区的老百姓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百姓要幸运很多。

曹操对百姓的体恤还不仅仅在于此。节俭是曹操的另外一大情操，这一大情操使老百姓不至于永无节制地向朝廷奉纳。据说，曹操不喜欢华丽的服装，掌握国家实际统治大权的他没有高档的服装和装饰，日常用品能节省就节省，能修补就修补。如果攻占城池之后获得了战利品，曹操也绝对不会自己享用，他会把战利品奖励给那些建立功勋的人。如果有人向他奉献了好东西，他也一定会和部下们一起分享，而绝对不会吃独食。在这种激励机制之下，“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实在是一件太过平常的事情。如若到了丰盛之年，租税殷实，缴纳赋税完毕，曹操也会将自己所得部分“与众人悉共飨之”。史称，曹操死后的陪葬品都是自己缝制的，只有四小箱而已，这与董卓的郿坞（故址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里可供30年享用的粮食，两三万斤黄金，八九万斤白银以及不计其数的珍宝、古玩和绫罗绸缎比较起来不知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些历史的真实与戏文里刻画的曹操形象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曹操的恤民之风、轻税之风、均负之风、节俭之风左右着他的政治措施、经济措施和军事措施，并且左右着他治理的整个基调。日后，当魏明帝曹叡大修宫殿、滥用民力时，朝廷上下纷纷指责，称赞曹操当年崇尚节俭，抑制奢侈，体恤百姓，爱戴臣下的良好风范。

曹操当年在《短歌行》中做出了“天下归心”的结论，而他的所有政策便是一切围绕着“人心”来做文章的。这为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时人许子将曾当面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哈哈大笑。如若当时这样的奸雄多一些，北方人民享受的福祉也许会更多一些。后人毛泽东也曾专门为曹操做过一首诗《浪淘沙·北戴河》：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曹操的税制改革在中国的赋税史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赋役制度的一大变革，标志着中国赋税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从曹操创立“租调”制度以后，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多代，沿用达五百年之久。当然，也许有人强调在隋朝以及唐朝前期，曾经将实物代替徭役部分并入租调制度中，称之曰“庸”，形成“租庸调”赋税格局的事实。但这并不影响其以租调制为主干的税制本质，而且这一本质一直延续到唐朝中期实行“两税法”的改革，租调制才被彻底取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