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赋税制度与三条“丝绸之路”的打通

汉朝——准确地说西汉王朝是在推翻暴秦统治后实现历史性反省最早的王朝之一，面对“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全国性贫困局面，刘邦及其统治者推行了“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以“休养生息”为基本经济原则，实施“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其主要财政、赋税政策包括裁兵归农、流亡者归土、重农抑商、减轻赋役等，主要目标是实现人口的恢复、经济的恢复和社会活力的上升。

“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跨越“文景之治”40多年的安抚后整个国家实现了腾飞，西汉王朝不再贫弱、不再隐忍。从汉武帝刘彻开始，西汉以进取、开拓的大手笔规划，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换取国家和平的长治久安。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措施，改革财税制度，不惜以出卖武功爵和出卖免役权为代价换取国家财力的同时，统一货币、实行盐铁国家专卖，算缗钱、算商车、算商船，实施大规模屯田活动，实施均输和平准政策，以此保证北上抗击匈奴，南下救东瓯、入东粤，东北击朝鲜等宏大政治版图、赋税版图扩大的军事行动之财力支持。

匈奴是汉武帝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为了实现联合夹击使其永久臣服的目标，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合西迁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但张骞途中被匈奴俘获10年之久后才得以越过葱岭，西行到大宛，又从大宛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张骞的双足走过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但被司马迁美誉为“凿空”的第一次西使却未能实现与大月氏联合的目标，受到乌孙攻击的大月氏已经西迁至阿姆河流域无意再东还与匈奴作战。张骞无奈返回时又不幸落入匈奴之手，等到元朔三年（前126）千辛万苦返回长安时13年光阴已去。

但是，汉武帝北上抗击的雄心壮志并没有泯灭，张骞的西行使命也尚待继续。经过7年的休整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带领300人的使团再次大规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是联合乌孙国夹击匈奴，以“断其右臂”。这个300人的使团带着成批的牛羊和丝绸便这样长途跋涉、浩浩荡荡地到达了乌孙国。张骞还同时派遣副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地，使远在东方的西汉王朝不仅了解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而且了解了里海北岸的国家以及波斯、叙利亚、埃及、印度等国，并对欧亚大陆主要政治、地理格局得以掌握。而《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等历史典籍也几乎已经完整地勾勒出了后来陆路“丝绸之路”的主要脉络。

这条通道打开的同时，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便在蒙古乌拉巴托、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大宛等地实施大规模军屯，设置田官，号召士兵开垦土地，广种粮食，自给自足、减轻内地田赋负担的同时，也为出使外国的使团和使者提供了丰厚的后勤保障，从而保证了东方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畅通与交流。这些交流中除了丝绸、粮食、酒、香料和药材等物品之外，还有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等。而西域各国输入汉朝的多是奢侈品，如宝石、犀角、琉璃等。

必须说明的是，在东西方的交流过程中，沿途国家的中转贸易不仅为自己的国家赚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为东西方交流的延伸做出了重要贡献。匈奴是最早实施转手贸易的民族，汉朝每年给匈奴的丝绸和丝织品多达数万件，于是，匈奴将多余的丝绸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换，在转手贸易自己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将丝绸流转到西方，使罗马人在一世纪就从安息人那里认识到了这种珍贵的丝绸，并很快将这种神秘的宝贝视若珍品并动用大量黄金进行购买。强大的购买需求和巨额的贸易利润使中转贸易十分发达，整个中亚和西亚都从转手贸易中获利。事实上，一个商队并不一定要走完整个通商之路，东方的商人只需要到达罗布泊或者敦煌，便有波斯人、贵霜人将货物辗转千里运送到需求最为强大的西边国家。于是乎，最东方的汉人与最西方的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中间的波斯人和大月氏的贵霜人之间形成了以丝绸等物品为中心的相互连接、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中西大横贯、大脉通。

陆路的中西贯通是汉朝、汉武帝、张骞为历史所做的第一大贡献。与此同时，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悄然在环北部湾沿海岸打通。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前111）统一岭南后，在南夷招募豪民实施大规模屯田，以减轻因为巴蜀租赋供应不上的负担，将所产粮食、谷物全部交给县官，并在南夷征收赋税。同时，在环北部湾沿岸等地设置“合浦郡”，以广西合浦、广东徐闻以及位于今天越南中部的“日南”等地为始发港，开辟了远洋贸易直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新加坡、罗马帝国的第二条丝绸之路，这便是汉朝通往世界的又一重要强大动脉。对此，《汉书·地理志》详细记载了日南国（越南中部）、都元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部）、邑卢没国（缅甸东南）、湛离国（缅甸南部中）、夫甘都卢国（缅甸西部）、黄支国（印度属国）、已程不国（斯里兰卡）等国的航海出行路线，成为汉朝直通东南亚、南亚等地航海贸易的最早记载。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条海上贸易的真实性。在东苏门答腊帕塞马高原巨石文化遗迹中，发现了西汉的雕像和浮雕。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除了发现有汉朝“五铢钱”外，还有汉朝的“陶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内陈列有一件当地出土的典型的“汉代罐鼓”，成为汉文化传播到新加坡的重要佐证。在合浦县堂排4座西汉墓中出土了来自印度的天蓝、湖蓝、绿色的玻璃珠1656粒；在合浦县母猪岭6座东汉墓中发现玻璃珠860余粒；在徐闻县14座东汉墓出土了来自印度的玻璃珠127粒。在广西贵港、梧州等地出土了体质特征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等地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极其相似的“托灯俑”。20世纪40年代法国考古队发掘了扶南（柬埔寨）最早的哥俄厄港，发现了150年前后的罗马徽章和东汉的铜镜等，反映了罗马帝国商人沿海岸东来到中国的历史。

《南史》《梁书》也如此记载罗马与汉朝的关系：“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大秦当时所献的礼物是象牙、犀角和玳瑁。从此以后，大秦和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

汉朝对外的第三条“丝绸之路”便是海上到达日本、南洋等国的对外贸易路线。汉武帝时期，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汉书·地理志》也记述了汉朝与日本的贸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在日本的考古中，发现了汉朝闽越国的锻銎铁器，与日本弥生时代最初出现的斧、凿类锻銎铁器，在制作和造型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制作手法上，几乎如出一辙，说明了汉朝锻造技术越洋到达日本的真实性和可能性。

汉朝的南越国与南亚、东南亚的贸易往来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在福建武夷山闽越国故城遗址及其他有关的墓葬中，先后出土了产自东南亚和南亚的“陶香薰”。福建地区曾发现了不少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品种达34个种类，其中有犀和中国犀。经研究发现，西汉时期的犀牛产自东南亚、印度和非洲，中国已经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朝要求从印度等国家进献犀牛的故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甩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越南进献犀牛的记载：“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支国来献犀牛。”

如此可以想见，2000多年以前的汉王朝，已经打通了陆路横通亚欧，水路直达罗马、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大通道，那时的中国已经以其强大的赋税基础搭建起了通往世界的贸易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