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吴赋税政策与“海上丝绸之路”

在东汉末年的那一场厮杀当中，刘备之军师诸葛亮只身前往东吴，说服孙权君臣“孙刘联盟、北据曹操”。果然，赤壁的一场大火退却了曹操多年以“租调”赋税起家、养精蓄锐积攒的能量，魏、蜀、吴就这样无奈地鼎力在了中国的大地之上。

曹魏的赋税制度首先应当给予高度肯定，其按田征收“租”，按户纳“调”的租调制，不仅改变了汉朝一来按人头征税的弊端，而且为后世“租庸调”奠定了基础。就是这一赋税制度的实施，为曹魏的强大和西晋统一三国奠定了赋税根基。虽然被蜀国和吴国联手抗拒并压迫至北方但并没有停止魏国前进的脚步，魏国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将视野拓展到国外。

《三国志·魏书》如此记载“产拧麻蚕桑，缉绩出细拧缣绵”。《日本书纪》第八卷也记载说，建安四年（199），有一个自称是秦始皇第十一世孙的人，将蚕种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到了日本。两种材料相印证，证明了魏国与日本贸易往来的真实性，成为中国养蚕、丝织、绸缎生产和工艺技术传入日本的开始。

景初二年（238），魏国击败了位于辽东半岛的本国势力——公孙渊集团，将其视角迅速东扩至朝鲜半岛的带方、乐浪、玄菟等郡，达到了声名远播的目的。同时，魏国将其贸易和联系范围从海上扩大到了日本：“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之后，魏国和日本共发生了6次使节往来，中日海上贸易和交往算作频繁。对于魏国和日本的海上贸易，《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详细记录了其海上行走路线：带方郡（三国时属魏国，现属朝鲜黄海北道）—韩国—马国（日本古代属国）—瀚海—大国（日本壹岐岛）—末卢国（日本佐贺县东松浦半岛），由此登岸，辗转到达倭女王国。

同样是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由朝鲜半岛辗转到达魏的都城——洛阳，向魏王赠送了日本的特产——班布，作为最高礼物。魏明帝曹叡大喜，诏封卑弥呼为“亲魏侯王”，还赠送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作为回报。这些丝织品包括：5匹绛地交龙锦，10张绛地绉罽（jì，毛织物）,50匹倩绛，50匹绀青，同时赐给女王3匹绀地句文锦，50匹白绢，成为中国各色丝织品作为外交历史上的交换礼品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

身处东南的东吴与魏国的千亩良田比较起来显得有些局促，江南丘陵山地、狭窄的地块不可能实现大规模屯田，曾经一度，使东吴成为三国之中赋税最为沉重的一个。为此，孙权也颇感无奈。但庆幸的是孙权是一个善于纳谏的人，当大臣陆逊向他建议“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时，他便采取各种措施实施赋税减免，不管是天灾者还是高龄者家属，不管是身体有残疾者、生病者还是全家为国家耕种公田缴纳田租、算赋的“吏”，不论你是因公授勋还是我皇帝登基，只要有需要便尽一切可能实施赋税减免，以便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在这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东吴的手工业、商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太平御览》如此记述：“吴主孙权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钢越炭作之。”

东吴还充分东靠大海的有利资源，大力发展造船业——东吴前期建造的较小的船只都可载马八十匹，并组建水师，曾遣水师数万进驻台湾，并将东吴的对外贸易延伸到韩国、日本、东南亚以及罗马等地，实现了一个小国对外贸易的大视野。

东吴与韩国的沟通源于一个偶然事件。东吴和蜀国和好共拒魏国之后，与居于辽东半岛的公孙渊集团发生了贸易关系。嘉禾元年（232），东吴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领100多艘浮船从今天的大连港登陆，以实现东吴和辽东半岛“贸迁有无”的目标。嘉禾二年（233），孙权又趁遣送辽东使臣返国的便利条件，派遣张弥、许晏、贺达等上万人，带着大量的“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从海上准备进献给公孙渊。无奈公孙渊惧怕魏国的势力对其实行突然袭击，幸免于难的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人意外地到达了韩国——“得达句（勾）骊”，开辟了由长江口直抵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贸易通道。

东吴与日本的往来《后汉书》如此记载：“会稽海外有东鳀（tí）人，分为二十余国。”当时，东吴的缫丝技术非常发达，丝、绢成为政府赋税的主要对象。为了鼓励生产，政府规定，凡是养蚕缫丝的农民可以免除其他徭役。在政府的鼓励、北方先进纺织技术南下和工具改良的综合因素作用下，东吴缫丝业得到很大发展，丝织品远销日本。日本裁缝用东吴丝织品做成的衣服被称之为“吴服”。后来，吴织、汉织、兄媛、弟媛四名女工还专门去日本传授丝织技术。同时，东吴的会稽铜镜以及铜镜铸造技术也漂洋过海到达日本，不少会稽工匠也东渡赴日，直接影响了日本的铸造业。日本人融合东吴“神兽镜”和“画像镜”的特点，在日本铸造出了“三角缘神兽镜”。近来考古发现了诸多雕刻着“黄初四年”“赤乌元年”“赤乌七年”等东吴年份的铜镜，以及雕刻着东吴匠师名字如“会稽师鲍作明镜”“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的铜镜。

东吴与柬埔寨的交往值得圈点。柬埔寨在东吴时称作“扶南”，凭借扼东西方海上交通咽喉的优越地理位置迅速发展壮大。鼎盛时期，领土范围包括今天缅甸、老挝、泰国、越南及马来半岛的一部分。扶南曾经送给东汉王朝一头犀牛和一只漂亮的白雉。赤乌六年（243）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成为东吴和扶南重要的交往标志。后来，东吴乐人将扶南音乐与东吴音乐进行了有效加工和组合，形成了动听的宫廷音乐。扶南的物产吉贝、玳瑁、珊瑚、沉木香、鹦鹉、贝齿、翡翠、孔雀等大量输入东吴；东吴的丝绸、瓷器等成为扶南百姓最喜爱的物品。

为了学习扶南先进的造船业，加强贸易沟通，赤乌七年（244），孙权派遣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康泰和朱应到达扶南后受到热烈欢迎，国王范寻亲自接待并允许他们在扶南生活八年之久。在扶南期间，两人不仅了解了扶南的情况，还通过扶南国对大秦国、印度等国有了相当的了解，丰富了中国对南亚、东南亚各国翔实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康泰和朱应将自己在扶南的所见所闻，包括政治、地理、物产、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交通、造船、外交、法律、民族、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用文字记载了下来，康泰撰写的《吴时外国传》，朱应撰写的《扶南异物志》，被后世大量引用，成为后世以及柬埔寨本国了解柬埔寨、了解自身历史的重要参考依据。

东吴与印度（天竺、身毒）的交往源于佛教。东吴时，印度的佛像艺术经缅甸传入云南、浙江，后又传入日本。康僧会是印度著名佛僧，他于赤乌十年（247）到达建业（南京），译经传教，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寺塔——舍利塔，还曾经与会稽僧人陈慧一起为佛经作注，传授佛学，共翻译佛经10部，成为佛教传入东吴第一人。

东吴与罗马帝国（大秦）的交往堪称密切。东吴时的大秦叫“犁鞬”，又名“海西国”, “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因为陆路交通的受阻，大秦商人常常从“海上丝绸之路”经天竺（印度）、扶南（柬埔寨）、日南（今属越南）、交趾（东吴属郡，今属越南）等中间站到中国进行贸易。当时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包括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鬱（yù）金和苏合等。黄武五年（226），罗马商人秦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交趾，交趾太守吴邈立即派人送秦论到东吴都城建业拜见孙权，孙权详细询问了大秦的风土人情，秦论一一作答。随后，秦论在东吴生活长达八年之久，成为东吴和大秦“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姓名的大秦商人。秦论的东吴之行，在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掀开了中欧关系新的一页。

东吴的赋税政策及其对外贸易政策使东吴的江山统治长达80多年，其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王夫之曾如此赞曰：“雍既秉国，陆逊亦济之以宽仁，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