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家族的历史和轶闻

我的家族最初来自肯特郡。肯特郡的南部地区，一边与萨塞克斯郡接壤，一边靠海，这里从前蒙上一片安特里达森林，到现在仍保持着“林地”的名称。一三二六年，吉本家族在这个地区，在罗尔文顿行政分区和教区，拥有大量土地。这个家族长子的一个支派，迄今仍还固守乡土，在财产上没有多大增加或减少。

约翰·吉本的名字初次出现后十四年，他这姓名就作为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建筑师写上了记录：那座守卫梅特威河口的坚固雄壮的昆斯巴勒城堡，就是代表他的技能的一项纪念物。在宗谱纹章官员的巡访记录中，屡次写到吉本这个姓氏。当绅士称号尚未随便混用的年代，吉本家保有“绅士”的衔头；其中有一位，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曾任肯特郡的民兵队长。可是由于年代久远，或者由于本身毫不出名，我的肯特郡祖先们所有善事和劣迹全都归于遗忘了。他们的身份或地位，把他们限定在农业生活的各种劳作和娱乐里面了。

十七世纪初期，罗尔文顿的吉本家族有个属于幼子的支派从农村迁居到城市；我毫不惭愧地承认，我是这个支派的后裔。干法律行业必须有某些能力；当教士又有某些限制；在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我们的文职机关，以及我们对印度的统治打开这么许多升官发财的道路之前，出身自由民族、经受开明教育、渴望创造独立地位的青年们，较多选择贸贩职业。我们有许多声望最高的家族并不看轻商店的店堂，甚至也不看轻工场作坊；他们的姓名登录在伦敦的同业公会和公司的名单上。因此在英国，同在意大利各邦一样，掌管宗谱纹章的官员不得不公开宣称，贵族身份并不因为经营商业而有所降低。

骑士时代绘饰军人头盔和盾牌的纹章，如今变成毫无实际意义的装饰品了。凡是有钱制造一辆马车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将纹章漆绘在车厢面板上。我的家族纹章，同肯特郡吉本家族在纹章官员团按宗教规矩卫护高贵血统与姓氏的时代所佩用的完全一样：在一片天青色底纹上，一头守卫狮子跃立在三个银白色扇贝之间。不过，要不是我们家族的纹章使我想起一个荒诞的轶闻，我也不会乐于吹嘘它的。大约在詹姆斯一世当国期间，纹章上那三个于人无害的扇贝，被绅士埃德蒙·吉本改绘成三个吃人的女妖，用意是污蔑他的三个女亲属，因为她们叫他吃了冤枉官司，他心里怀恨。可是这种奇特的报复方式，在当时虽然得到了纹章管理长官威廉·西格爵士的许可，不久便和它的发明者一起消失了；在他本人圣教堂葬地的墓碑上，不见了那三个女妖，仍是三个扇贝居于原来应居的位置。

到上世纪初期，肯特郡罗尔文顿的绅士罗伯特·吉本（死于1618年）有个儿子，名字也叫罗伯特，落户在伦敦，成了纺织工业公司的一名股东。他的太太是埃德加家的女儿，这家族在萨福克郡发达了约有四百年，在亨利七世当朝时出了个有名有钱的高级律师格雷戈里·埃德加爵士。罗伯特·吉本（死于1643年）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修，在莱登霍尔街得了个亚麻布店主地位就心满意足了；另一个叫约翰的，却给社会公众留下了一些有关他生平、性格以及家庭的有趣的回忆录。他出生于一六二九年十一月三日，在一所普通中学、以后又在剑桥大学受了文科教育。他赞美自己在伍斯特郡阿尔斯巴勒的考文垂勋爵托马斯家里充当家庭教师时所享受的那种隐居生活的安逸滋味。可是我的这位同宗不久就把心思转向较为活动的生活，他以军人和旅游者的身份出访外国，学会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泽西岛逗留了一段时间，又渡过大西洋，到当时正趋发旺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居住了一年多（1659年）。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印第安族土著的一种作战舞蹈特别地满足了他对纹章学的爱好，或者应说是热情。当印第安人一面挥舞战斧、一面按照节拍跳动的时候，他以精细的眼光注视着他们所执小小的树皮盾牌，以及涂绘有他所喜欢研究的各种色彩和符号的赤裸裸的身体。他说：“对此我非常惊异；由此我断定，纹章是天然地灌输到人类的观念中来的。倘若果真是这样，那么纹章就该得到比今天所得更大的尊重。”他在查理二世复辟后回返英国，不久结了婚。他定居在伦敦塔附近圣凯瑟琳修道院的一所屋子里，这屋子后来交与我祖父居住。他以“蓝色副章纹章院官员”的名义和就职仪式加入了纹章院。在这个机关里，他享受了将责任与爱好结合在职务中的罕有乐趣，历时近五十年。他的姓名永远留存在纹章院。他有许多书信至今还保存着。

我的这位同宗，和他的多数家属一样，在教会和政府里都是极端的托利派。当查理二世时代的末期，他帮约克公爵写文章，非常热烈地抨击共和派；正如每一个动物都知道使用它的固有武器那样，他用纹章作为报复手段，给对方画了一张最丑恶的盾形纹章图案。可是辉格派政府的胜利阻止了蓝色副章的采用，甚至停止了他在纹章院的差使，直到他亲口发誓认错方才复职。他活到九十高龄；在等待那个不可避免而又难以料定的时刻的岁月里，他希望有福气保持健康、能力和德性。

我于一六八〇年在国外收到一位德国朋友从故纸堆中捡来的一本用英文写的纹章学小书，著者署名正是约翰·吉本。书中有丰富的家谱学知识，同时我的同宗也没有忘记列入他自己的姓氏；而我所有有关吉本家族的资料，几乎全都是从这位族人那里得来的。这位族人希望从这本小书（十二开本一百六十五页）得到不朽的声名，在书的结尾处还写诗表示他的得意。这希望是落空了。如此落空希望的，约翰·吉本不是他那行业中的第一个，也很可能不是吉本家族中的最后一个。

他的哥哥，布店老板马修·吉本，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我祖父爱德华，诞生于一六六六年，还有一个叫托马斯，后来成了卡莱尔教长。

按照商业上的信念，最好的书本是赢利的账簿，而宗谱纹章官员约翰的著作，就远不如他侄儿爱德华所写的本子那么值钱。不过一位作家至少是自称为公众利益而写作的，而商业上冷冷的收支余额，可只能叫由此获利的人感到高兴而已。

我祖父成功的努力，使他的地位超过了上代几辈人。他似乎投入了各色各样范围广泛的经营，甚至他的主张也都从属于他的利益了。我发现他在佛兰德给威廉国王的部队供应军衣，尽管他是应当以更大的兴趣、而不一定要以较低价格为詹姆斯国王承办给养的。在他留居国外期间，他在国内的企业交由他母亲赫丝特经管，这是一个很活跃、很能干的女人。在安妮女王当国最后四年（1710—1714年）的托利党政府中，爱德华·吉本先生被任命为海关关长之一，因此曾和普赖尔同在税务机关任事。不过对他的职位来说，这商人比那诗人[5]更为合格；因为有人曾听首相博林布鲁克勋爵说过，他从来没有同一个比爱德华·吉本更清楚地懂得英国商业和金融的人谈过话。一七一六年，他被推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他的账簿证明，在他接受这个不祥的位置以前，他已拥有六万英镑的个人财产。

但他的家当在一七二〇年的大失败[6]中全部冲垮了，三十年辛苦经营的结果毁灭于旦夕之间。我对于南海公司当日计划的执行是否正当，对于我祖父和其他公司董事是否有罪，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不过现代的衡平法理必将谴责当时那种粗暴武断的办案手续，认为那种做法污辱了公道原则，而且还使不公道行为格外令人憎恶。当英国从黄金色的好梦中醒来之后不久，社会上、甚至议会里就掀起一阵喧嚷，要求对他们所受的牺牲有所补偿：不过各方面也都承认，南海公司尽管有罪，但在英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条文可以援用来将它定谳。《丹麦现况》的作者莫勒斯沃思的发言，可以表示下院的脾气，或者该说是下院在发脾气。那位热心的辉格党人高声说：“非常罪行无疑必须非常处治。罗马的立法者不曾预见可能有杀害父母的行为，但一经发现这样的恶人，就马上将他装入口袋，缝牢袋口，投到河里。对造成我们眼前祸害的人，我赞成给予同样的处理。”他的提议没有照原案通过，但是议会成立了一个刑事法案，一项具有追溯效力的法规；可是在上述犯罪行为发生时，这个法案是不存在的。这种严重侵犯自由和法律的举动，只有极端迫切的需要可以作为借口；对于这件事情，也不能用“危险临头”或“以儆效尤”等托词来进行辩解。

这个法案约束了董事们的人身自由，对于他们的外出，强求一种过分的保证；对于他们的人格，预先标上了一个污辱记号。他们被迫用发誓的方式交代自有地产的确实价值；同时不许他们转移或让渡任何一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在通常的刑事案中，每个当事人都有权可以在法庭上要求他的辩护人听取他的意见。董事们请求将自己的意见告诉辩护人，可是法庭拒绝这个请求；迫害他们的人不要求任何证据，不愿意听听他们的辩护。最初曾经提出，从董事们各人的地产中分别留下八分之一，作为他们日后维持生活之用；可是又有一种貌似公正的意见提了出来，说是各人财富的多少和犯罪程度的轻重各不相同，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比例，对于许多人说来未免太小了，而对于某些人说来又可能是太大了。于是对每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分别作了评价；然而，评价时不是冷静严肃地进行法庭审讯，而是拿三十三个英国人的命运和名誉当作轻率商谈的题目，耍弄一种不讲法律的多数决定的游戏。审判委员会里最卑鄙的人，可以用一个恶毒的字眼或者悄悄投上一票，任情发泄一般人共有的怒气或者他个人的怨气。侮辱加重了伤害，而取笑打趣又使侮辱更形刻毒。有人开玩笑地提出，允许留用二十英镑，或者留用一个先令。有一份含含糊糊的报告，说的是某一董事，从前参与了另外一项贸易计划，由此使几个不详姓名的人遭受到钱财损失，这报告也被认为是他的实际罪行的一项证据。有一个董事，因为无意之中讲了一句蠢话，说他的几匹马须用黄金喂养，结果把他的家产都没收了。另一个董事倾家荡产，则是因为他的骄傲脾气太重，一天在财政部，竟不肯对地位比他高得多的几名官员有礼貌地回答一句话。对于这些人，都在本人不在场或不听本人抗辩的情况下，任意判定罚款和没收财物，结果充掉了他们的大部分家当。这种肆无忌惮的压迫手段，是很难用议会的无限权力来作挡箭牌的；而且还可以严肃地质问一句，审判南海公司董事们的那些法官，是不是这国家的忠诚、合法的代表呢？

我祖父不能指望得到比他的同事们宽大一点的待遇。他的托利党主张和关系，使得当权人物非常憎厌他。他的姓名被写在一份用意可疑的密报上；他那出名的才干不能使他辩说他是出于无知或失误。在审理南海公司董事们的初步程序中，吉本先生是少数几个受扣押者之一；到最后宣判时，他的处罚额度说明他罪责特重。他向下院发誓交代的财产总额为十万零六千五百四十三镑五先令六便士，不包括先人的遗产。允许吉本先生留用的数额，有一万五千英镑和一万英镑两种不同意见，但到表决时，却一致同意较小的数目。

我祖父当时正在壮年，在这个一败涂地的基础上，凭着议会无法剥夺他的能力和信用，重又建立起一座新的财富大厦。十六年的勤奋经营获得了巨大的报偿；我有理由可以相信，这座新的大厦并不比先前那一座逊色多少。他在萨塞克斯郡、汉普郡、巴金汉郡置了很多地产，在新河公司买了许多股票。另外他还在萨里郡的普特尼购置了一座宽广的住宅，附有花园和田地。他在那里住了下来，过着体面、舒服的生活。他于一七三六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七十岁。

我的父亲爱德华·吉本，出生于一七〇七年十月。在他十三岁时，议会的法案剥夺了可以由他继承的财产，可他对此感受不深；以后当他长大到接近成年时期，又有一番富足的前景展现在他眼前了。做父亲的最注意要给他的子女补足自身所感到的缺陷。我祖父的知识来自一种强大的理解力以及处世方法的亲身经验；可是我父亲却以一个学者和绅士的身份，享受到了文科教育的种种好处。他先在威斯敏斯特中学，以后到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接受了正规的书院式训练；又在家里请了私人教师威廉·劳先生管他的学习和道德修养。可是圣者的精神是当前世界够不到或者瞧不起的；所以当那做学生的不断地在国外旅游的时候，这位当教师的就留居在普特尼。他是整个家庭非常尊敬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导师。我父亲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为的是学会各种时髦的体育运动；由于他生性热情而且喜欢交际，他就耽爱了这类娱乐，而他过去在教育上所受到的严格拘束，也使他格外对此发生爱好。其后他游历了法国的几个省区，不过每次旅行时间都不长，走的也不太远。

当他回到英国时，在1734年的大选中，他被选为彼得斯菲尔德镇的议员而参加了议会。我祖父在这个镇上拥有很大的一份地产权，后来又将这样一份重要的财产让给别人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在反对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佩勒姆父子的活动中，成见和友谊使他的儿子结合于托利党人，——我该说是结合于保王派吧？或者，该像他们喜欢自称的那样，称他们为乡下绅士吧？他多次照他们的意思投票，多次同他们一起喝酒。他没有获得演说家或政治家的名声，只是热心地参加那一场反对辉格党的大运动；追击七年，终于把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轰下台了。在尽力攻击一位不得人心的首相时，他满足了对南海公司迫害案件中压迫他们家族的那个人施行报复的一己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