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便宜的香料需求大增
欧洲的杂货商们面临着令人窒息的困境,他们发现自己的香料供应近乎耗竭,而香料市场的需求量却前所未有的大。商会面临如此处境却束手无策,由此,一个有关香料的故事展开了。
一个去里兹大饭店吃过很多次晚餐的人是不会愿意再回到杰克·穆哈利这种小餐馆吃饭的,尽管他家的鱼杂烩汤和豆子远近闻名。这个道理是那些政治经济教授和法庭法官都公认的。当然,如果有确切的需要,他们还是愿意吃些简餐的,但是不到他们必须承认被生活击垮的最后一刻,他们都会拼尽全力进行抗争,以维持他们早已习惯的高贵体面的生活标准。
公元10世纪以前,西欧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野蛮人,他们的品位很普通,这通常意味着他们丝毫没有品位可言。对于他们来说,数量远比质量重要。这样一个自冰河世纪以后就保持着未被开垦状态的大陆,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给予他们木凳、油脂丰富的大块牛肉和取之不尽的麦芽酒。
尽管如此,在这片大陆上还是有很多事需要人们去做,但能做事的人太少了,他们过剩的精力被日常琐事消耗殆尽。粗略地讲,他们花了一千年的时间才安定下来。平和安宁终于重归这片土地。老一辈享受这样的平和和安宁。他们的后代却想要出去游荡。
在此之前是十个世纪的平静。然后人们开始热衷于走向外面的世界,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混乱。但西方民众再一次承认了一位主人。这位主人无意于统治世界,不过他的精神武器就足以歼灭整支瑞士雇佣兵大军。他发出的一纸号令可以穿透最坚固的城堡。
单单是他一点点的不如意,便比君主或国王发动的战争威胁更令人胆寒。
他身边有着最有谋略的外交官和最精明的政客。他们将民众的那份日益高涨的不安转化成实际意义上的对外扩张。由此引发了向东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即众所周知的十字军东征。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历史片段常常被选作浪漫主义文学狂想的主题,以至于我们都忘了它的真实面目——平平无奇,毫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战争冲突。
古代欧洲指的便是地中海区域。谁要是获得了这一片广阔水域的控制权,谁就可以主宰整个世界。
这是一项野心勃勃的事业,是那些住在摩洛哥、的黎波里和埃及浅海岸,侵扰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的深海湾的不入流的海盗们无法企及的。他们最多也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小胜利,想要干成大事是不可能的。
千万年来因社会、经济和宗教发展而凝聚起来的众多人群——“族群”,只有凝聚成巨大规模,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深知自己面临的危险。战争无论是对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来说,都是灾难。
欧洲在爆发大规模分裂之前,只发生过两次小动乱。
第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击溃了不断扩张的波斯,在连续几场精彩的抗击之后,他们把波斯远远地驱逐到了印度河畔,从此希腊成了西方霸主。
第二次是此后的两百年,罗马人为了避开灾难,以举国之力粉碎了迦太基人的最后要塞,代价是自己的国家也几近消亡。
接着,在八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大体上处于和平之中。
但是公元622年,在一位新的预言家号召下,亚洲重振旗鼓后开始了新的斗争。这场斗争达到了真正巨大的规模。穆斯林大军占领了西班牙,并借道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到了这样的时刻,基督教的首领才感到恐惧,从而引发了圣战。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但它的社会影响力却巨大而深远。自罗马帝国消亡之后,欧洲各国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几乎在各方面都比自己优越的文明。于是他们向东进发,屠杀异教徒,剥夺他们的财产。他们带着对舒适和奢侈的全新认识回归故土,对自己贫瘠、粗糙的生活感到不满。
总的来看,这样的突变很快便体现在了西方大陆民众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上,从他们的娱乐方式和饮食习惯都可以看出他们受到了影响。
老一辈人还在承袭着祖先们的生活习惯,继续谈论着先人们的美好品质。年轻人对于这些则是耸耸肩,一笑了之。他们曾经去过东方的大城市,他们更了解那里。他们静静地等待着,老一辈们一离世,他们便赶紧装修屋子,招几位会做异域料理的厨子,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邻近镇上去学习,让他们学习如何成为银行家或工厂主。这样孩子们很快便可以在短暂的一生中获得祖先们在土地上呕心沥血一千多年也无法企及的财富。
这时候教会有意见了。
它根本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上帝啊!那些得胜归来的英雄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们一样对上帝有着无条件的热忱,他们也不那么虔诚了。朋友之间越是熟悉越容易相互蔑视,而敌人之间越是了解反而越容易相互尊重。
结果就是,教堂里越来越萧条。私人宫殿和富丽堂皇的市政大楼却平地而起。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现象。我也不认为这是件坏事。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罢了。如果你想得出什么结论,请便吧。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的另一边,人们信仰宗教的热忱也在锐减,之前他们通过屠杀俘虏的数量来衡量对真主的热忱,而现在他们与基督教双方都接受了这样一个僵局——愿意达成妥协,为了彼此商人口袋里的金钱。
于是,那些一度被铁骑践踏的古代商路得到了修缮。耐心的骆驼们再次驮着货物往返于喀什噶尔和大马士革。威尼斯的小帆船和热那亚的大帆船也再次恢复旧时状态,定期穿梭于亚历山大港和法马古斯塔港之间。
此后世界变得一切安好,一场成功的黎凡特(东方)交易带来的利润率激增,从以前的近乎为零到现在翻了两番。
在这之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了,但这件小事却能够改变历史。13世纪,令人闻风丧胆的鞑靼人发动了战争,从阿穆尔河到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居民们见到这些咧着嘴的矮小黄种人便陷入恐慌,盲目逃窜。这些难民中有一小支游牧民,最多两三百户。他们以前一直和平安宁地住在中亚地区。而现在他们逃到了地中海地区,而后听说危险过去了,便决定返回家园。想要回去,他们就必须渡过幼发拉底河。但一场意外发生了,他们的首领失足从马上摔下,溺水身亡。其他还在河西岸的人感到恐慌,他们认为这次意外是神的警告,于是便请求当地的国王允许他们留在那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到一百年时间,这些游牧民就变成了曾好心地接纳过他们的王国的主人。过了一代人后,他们成了伊斯兰世界公认的统治者,开始了侵略战争。最终,他们把自己的战旗插在了维也纳的城门上,还给“土耳其人”这一名词永久赋予了凶悍勇猛的含义。
如果这场狂热的伊斯兰复兴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倒也不至于那么糟糕。然而这场精神狂热却横扫了整个西亚。先知穆罕默德已经去世多个世纪,原来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慢慢冷静下来。祖先们的信仰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胡椒、肉桂和靛蓝染料在运输过程中获得的极具诱惑力的利润。贸易迫使虔诚的穆斯林与地中海彼岸的异教徒心平气和地交往起来。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只要是在做生意,就不能与基督教划开界限。
不过那些住在小村庄和偏远山谷的人们却不是这样。他们极为认真严肃地对待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受到土耳其首领在军事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功的鼓舞,决定帮助那些大城市里误入歧途的同胞们回归真正的信仰。
这些穆斯林东奔西走,足迹遍布整个伊斯兰世界。他们有的祈祷,有的跳舞,有的忙得团团转,有的大声号叫。他们殊途同归,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带领同胞们回归原始教义和信仰。
起初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商人们都笑了。但那些“清教徒”们极度热诚,很快这些商人们就笑不出来了。邻居们被杀害的命运警醒了他们,不久之后,他们便收敛了自己的从商范围,只跟同信仰的人进行商业交易。
就这样,当欧洲人刚开始依赖亚洲产品的时候,这条供应链却断了。
当然这绝非是一天、一周或者是一年之内就能出现的情况。这些两百年间源源不断流向欧洲市场的产品,现在却开始慢慢消失了。投机者们立刻控制了所有的供应源,价格开始飙升。信贷撤销,交易开始用黄金支付。这一切对于西方来说都是全新陌生的。中世纪欧洲的日常交易从未要求必须用现金支付。当时人们住得很近,交易很方便,可以用一家的牛羊肉去换另一家的鸡蛋,一家修道院的蜂蜜可以换另一家的醋。
但可以确定,对外贸易总是依赖一定数量的金币和银币。用一片片的牛羊肉和一桶桶的盐是不可能满足卡利卡特的香料商们了。在授权吉达港和亚丁港的香料代理商们发货之前,他们要求必须用威尼斯达布隆和西班牙八里尔银币付定金。
但是现在欧洲市场开始要求货到付款。这极大地复杂化了交易流程。
因为,黄金这个神秘的、金灿灿的,似乎可以公然挑衅教会和朝廷的东西,是需要从海外进口的。整个欧洲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银矿,以及在奥地利、萨克森和西班牙的山脉中发现的少量的金矿。但这些存量远远不够满足那些投机者和香料商的贸易需求。
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恶性链条: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越发旺盛——商品供应越发稀少——商品价格越发疯涨——黄金需求暴涨——黄金产量减少——西亚和北非的国家陆续被不断扩张的异教徒占领——贸易链条被陆续切断——欧洲新兴的、强劲的资本主义体系要寻求生路。
公元14世纪上半叶爆发的这场贸易危机,近乎可以毁掉西方商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恶名昭著,但就算是它的死对头也没有办法斥责它无用,也无法否认在危急关头它能迸发出近乎超自然的力量。
我在前面讲到过的困境中的杂货商,在抗议中最积极声音最大。这个时期,整个欧洲的经济(有分析认为是整个欧洲的宗教、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体系都处于崩坏的边缘。但直到哥伦布去世后十二年,叙利亚和埃及(一直以来由东向西的主要贸易商路都从这两个国家经过)才被土耳其人占领。但是精明的商人们是不会坐等灾难到来的那一天的,他们会提前行动起来。
我们听说过很多现代社会那些商业巨鳄精明睿智的故事。我们吹嘘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会出现如此超群的人。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中世纪的商人们都坐在密不透风的小屋子里用天平称着钱币,口述着信件内容,由两位书记员听写(这样他可以留存信件的副本)。然后等上半年的时间,才从维堡或者诺夫哥罗德的代理商那里收到回信。
这都是我们处在快乐时代的谬见。我们喜欢自吹自擂,就像鸭子喜欢在水里游泳一样。
公元1927年的世界和公元1427年或者427年的世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有些人很聪明,有些人没那么聪明,还有些人很愚蠢。
愚蠢的人往往占大多数,他们对任何事都没兴趣;没那么聪明的人有时候隐约感觉到应该做些什么,但他们被自己的胆量吓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做;而极少数的聪明人行动力极强,他们脱下大衣和马甲,撸起袖子便干了起来。通往收益颇丰的东方的贸易之路被封了,没关系,他们便从南边或西边寻找新的道路。要在那个地图上没有航路的时代开辟出新的航道,看上去希望渺茫,难度不亚于今天我们要乘飞机去月球旅行。确实,现实操作面临的重重困难,只有梦想家才能去克服。
世界上不缺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们可以根据风湿病发作时关节的疼痛来预告暴风雨即将来临;也不缺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他们看星象图就像我们看时刻表一样简单;同样不缺少冒险家,他们为了追求刺激或者金银财富可以赌上自己的性命。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另外一种人——一个能从混沌复杂的《以斯拉书》中获得启示的奇特天才;一个毫无妥协余地的专业谈判者,直到签署合约以保证在大洋彼岸的土地上所发现的贵金属的十分之一属于自己,方才罢休;一个虚荣的、喜欢被人尊称为“海洋上将”的人;一个谦逊神秘、去世时只穿着破烂的方济会修道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