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的畅春园
阚红柳
清人吴振棫称：“计一岁之中，（康熙帝）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之二。”建于北京西郊的畅春园，自建成使用以来，在康熙一朝，不仅是康熙皇帝日常生活的主要居所，而且逐渐成为他处理王朝行政事务，塑造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要场所。离宫御苑的一草一木、一殿一阁，均浸染了康熙帝的园林观念以及生活理想、政治理念和文化诉求。
水土清佳的疗疾佳所
康熙十八年（1679年）入秋之后，京城地震，倾倒民居，压伤人口，加上山东、河南等地水旱相续，米价腾贵，百姓饥馑，令关注民生的康熙皇帝寝食不安，心怀不畅，积劳成疾。养病期间，他到京城西郊游览，偶见已经部分废弃荒芜的前明武清侯李伟所建私家园林——李园，林木葱郁，泉水清幽，自然美景令康熙帝乐而忘忧，身心舒畅，于是下定决心，依照旧园规模，兴建御园。从畅春园建园之初，在康熙帝眼中，此地即为水土清佳的疗疾佳所。
玄烨便服写字像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孝懿仁皇后病重去世，康熙帝“因岁旱之故，抑郁靡宁，兼遇丧事，体加劳瘁”，故而“圣躬不安，天颜清减”。为颐养身心，康熙帝曾于十一月十九日驻跸畅春园，但当天即返回宫中。这次患病，康熙帝身心俱疲，时至次年，仍身体消瘦，疲惫不堪，以至于九卿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郑重上疏，请求皇帝保重身体，注意调养。康熙帝遂选择畅春园作为养病的主要场所。
康熙二十九年是畅春园建成后皇帝亲临次数最多的一年，据《实录》《起居注》等史料所见，康熙帝九次驾临畅春园，借山水自然之风光，聊以养病，聊以解忧。当时，山东巡抚佛伦通过阅读邸报得知康熙帝“圣躬违豫”，上奏折表示非常忧虑皇帝的身体，“不胜战栗”，“坐卧不安”，康熙帝收到奏折后朱批回复：“朕体大安了，仍幸畅春园调养。”说明畅春园的疗养效果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一年来在畅春园的病中疗养生活，加深了康熙帝的印象，提升了畅春园的地位。康熙帝于此年设畅春园总管大臣，加强了对畅春园的管理。以后驻跸畅春园的次数日渐增多，畅春园发展成为仅次于紫禁城的皇帝居所。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康熙帝患上了疟疾，“隔一日来一次，甚重”，健康堪忧，以致不能理政。罹患疟疾病程长达二十天，大病刚愈，身虚体弱的皇帝立刻就起程赴畅春园进一步调养。可见，畅春园作为病后颐养之所，有益身心健康的观念已深入康熙皇帝之心。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晓谕内大臣、大学士、九卿等：“驻跸畅春园，水土亦佳，是以身体强健，步履安和，好不知倦，并无头眩足痛之苦。虽寻常小疾，亦一无所萌。”康熙帝对畅春园水土的信任甚至影响到朝中大臣，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初六日，春天的畅春园群花盛开，景色怡人，诸王、大臣奏请康熙帝驻跸畅春园，理由是可“因其水之善，以调养身体”。
康熙皇帝读书像
以山水自然的美景，治愈人世间之烦忧与纷扰，故而每每疾病最严重的阶段过后，皇帝都会亲赴畅春园调养身体。以畅春园为疗疾之所的认识一直持续到康熙帝病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日，感到身体不适的康熙帝自南苑迅速回驻畅春园，投奔理想中的疗疾之所。年老体弱的皇帝仍满怀病愈的希望，自初十日至十二日，康熙帝均传谕给朝臣，“朕体稍愈”。但至十一月十三日，终卒于畅春园内清溪书屋。在康熙帝心目中，畅春园水土洁净，环境幽美，始终是排遣烦恼和调养身体的理想之地。
乐享天伦的生活空间
“宫馆御苑，足为宁神怡性之所”，康熙帝兴建畅春园的最初动机还包括怡情养性，调剂生活。康熙帝曾亲笔撰写《畅春园记》，说明园林的生活功能：
畅春园为久居皇城之中，政务繁忙的君主提供了排忧解愁、乐享天伦的生活空间。
畅春园是康熙帝亲近自然、乐享田园渔猎之所。畅春园是一座山环水抱的水景园，园内河湖可以行舟，亭台楼阁亦依水而建，河湖流动，增添了畅春园的自然之美。园内花木繁多，玉兰、桃花、牡丹、丁香诸花，均是康熙帝心头之爱。赏花吟诗，成为其园内生活的重要内容。康熙帝曾写诗《（畅春）园中无处无花，触目皆是，故作词自嘲》，诗中写道：
借助园林，康熙帝得以亲身体验田园生活，甚至参与农事活动。他将江南梅花移植到园中，并尝试从清凉山移来松树栽种。除了观赏性植物，畅春园内还种植了水稻。康熙皇帝亲自培育稻种，在园内种植。关心普通百姓生活的皇帝在水稻种植中获得了民生体验，畅春园内的水稻种植将康熙帝的园林视野拓展至全天下之农业生产范畴，以一座离宫别苑的田园生活，而延伸至普通民生之根本。康熙帝时刻关注畅春园内的植物生长状况，即便离京出巡，也要求留守畅春园的皇子及时汇报相关信息，如桃花何时结蕾绽放，园内是否闹蝗虫，雨水对各种植物的影响如何，园内农作物的收割情况，等等。
河湖密布，滋生了丰富的鱼类。畅春园内水域之中游动着大金鱼、小金鱼、鲤鱼、鮻鱼、青鱼、白鱼、胖头鱼、嘎呀鱼、鲫鱼、鳣鱼、黑鱼等各种鱼类。捕鱼，是康熙帝在畅春园的活动之一。他不仅用鱼竿钓鱼，还练习撒网捕鱼。捕捉到的鱼类可供皇室亲眷共享，也可御赐给朝中诸臣，据《查他山南斋日记》记载，查慎行受命在南书房行走，校阅《渊鉴类函》，康熙帝曾馈赠其亲自捕捞的鲜鱼数十尾。另外，园中还有各种飞禽，捕鸟，也是康熙帝畅春园生活的乐趣所在。在晴朗的春日，捕捉肥美的黄鹄，是畅春园内重要的捕猎活动。畅春园是一座融合了自然美景和田园渔猎生活的综合性园林，赋予康熙皇帝以淳朴自然之美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洋溢着真实亲近之感。
畅春园是康熙帝京城之内的第二居所，其地位仅次于紫禁城内的皇宫，皇室成员自然也聚集在畅春园之内，乐享亲情。畅春园是皇太后常驻之地。据统计，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几十年间，玄烨共到畅春园249次，而专奉皇太后同来园者则有38次。皇太后在畅春园内驻跸的场所有澹泊为德行宫、闲邪存诚、谦尊堂、雅玩斋、镜峰等处。园居而孝亲，随时可向皇太后问安，每日亲奉慈颜，令皇帝尽享母子亲情。皇太后驾临畅春园，往往还会与皇子、皇孙同行，祖孙三代欢聚园中，其乐融融，乐享天伦。另外，康熙皇子多在畅春园周围建房建园，聚居于园林周围，他们在园内读书骑射，使畅春园的生活功能进一步拓展。
避喧听政的政务场所
畅春园之区分于一般私家园林的根本特点在于其皇家园林的政治属性。园居而不废政事，这是康熙帝力行不怠的理政风格，他曾总结：“朕听政三十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随着在畅春园居住时间的不断增长，园居理政的权宜性渐趋转为常态。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在畅春园内的听政地点固定为畅春园内澹宁居。以帝王为权力中心的王朝，其政治核心地带往往随皇帝所处地域的变换而产生变化。至康熙朝，畅春园的政治地位亦因皇帝的久居而随即确立。换言之，畅春园成为紫禁城外京城的又一政治核心地带。
畅春园是处理各类朝廷政务的中心。康熙帝在园内处理的政事种类多样，包括引见臣僚、任命官员、庶吉士散馆、阅试武举骑射、赐宴蒙古王公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等等。如翰林等官员轮值南书房是康熙朝政治的特色之一。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翰詹官员入内轮值的南书房制度形成。轮值南书房的翰林等官员，除了帮助皇帝处理章奏外，还与皇帝吟诗唱和，是康熙帝处理政务之余调整工作节奏、放松休息的得力助手。康熙帝通过与翰詹官员的学术交流、讨论和互动，增进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进一步笼络、控制汉臣，以维护清朝的统治。畅春园内，建有南书房值庐。皇帝驻跸时，南书房词臣按照惯例也随从入值。
畅春园远在西郊，朝臣赴园办理事务，往往天还没亮就要出门，晓出暮归，备极辛苦，如甘汝来所述：
查慎行诗注中亦有：“三月十八日，晓出西便门，至畅春园天始明。”官员们披星戴月，往往行进到畅春园，天色刚蒙蒙亮。为了公务方便，畅春园周围开始修建一些小型园林，作为官员们临时休息的场所，也有不少官员在西郊一带赁屋居住，客观上对西郊一带经济发展有所推动。
在畅春园内处理的政务中，又以民族事务以及对外事务更具代表性。为加强满蒙关系，康熙帝多次在畅春园内赐宴给外藩蒙古，并逐渐形成定例。园内赐宴的场所有含淳堂、万寿亭、万树红霞、九经三事殿等处。在对外交往方面，畅春园多次成为接见外国来使之地，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康熙帝接见了葡萄牙使臣斐拉理、罗马教王使臣嘉乐等。除了各国使臣外，来华传教士如白晋、张诚、李明、马国贤等也得到允许出入畅春园，为畅春园的历史增添了国际色彩。
畅春园在王朝政务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起，皇子胤祉报告皇父的奏折中，畅春园与京城并列；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修订历法，畅春园与观象台并为测验地，制定历法以北极高度，黄赤距度的数据最为紧要，而这些数据，康熙帝均令于畅春园内澹宁居后逐日测量。这些均体现出畅春园作为政务场所，在王朝统辖领域之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
稽古右文的文化殿堂
对酷爱传统文化的康熙皇帝来说，畅春园是其读书学习、修身养性之所，亦为其推行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满汉一体文化政策的殿堂。借助园林营造的自然生态空间，康熙帝将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与清王朝的文化建设紧密关联，力求营造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人文环境，进而实现教化天下的文化目标。
畅春园是康熙帝的读书处和藏书处。康熙帝和诸皇子均读书园中，畅春园自然成为一处比较集中的皇室藏书处，园内的佩文斋、渊鉴斋、讨源书屋、清溪书屋等处，均有大量藏书。畅春园也是康熙帝的修书处，康熙帝在位期间园内编修了数部大型书籍。如蒙养斋原为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后来为了编纂书籍，康熙帝命一批从全国征召来的著名学者，如方苞、魏廷珍、何国宗、梅瑴成、明安图等集中在此处编纂书籍，蒙养斋成为临时性的修书机构。在畅春园内，康熙帝就编修律吕、历法、算法三书的具体问题，与学者们充分讨论交流。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律历渊源》一书全部完成，共一百卷，由《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三部分组成，康熙帝很满意，只可惜未来得及颁发序文，康熙帝就驾崩了，该书最终到雍正朝才正式刊印。此外，《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则分别修成于畅春园内的佩文斋、渊鉴斋。以佩文斋冠名的官修书籍还包括《佩文斋咏物诗选》《佩文斋广群芳谱》《佩文斋书画谱》等。据高士奇记述，他还曾在畅春园中编纂方略。
康熙帝比较尊重并敢于提拔使用汉族知识分子，畅春园还是康熙帝赏赐汉臣的重要场所。游览畅春园是对汉臣至高的奖赏，如高士奇59岁时告老还乡，康熙让他遍游畅春园，赐给他酒和亲笔书写的“莱衣昼锦”四字，以示衣锦荣归；园内赐宴是赏赐的另一种方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陈廷敬58岁，召赴畅春园，赐食瑞景轩；赐御书，是又一种恩赏，康熙帝常在佩文斋作书画，赏赐给汉臣。畅春园各式各样的赏赐活动不仅表明了康熙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而且也体现出皇帝与汉臣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李光地，在呈送给皇帝的奏折中，对蒙恩赐见畅春园感激涕零：“此月（指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初二日，蒙于畅春园赐见，龙颜霁悦，天语温和，亲观臣病患所在，殆非臣下所克承当。”皇帝利用风景佳丽之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加强与朝臣的互动与交流，并以之为示范，昭告天下，畅春园内满族君主和汉臣和睦相处，融融洽洽。
在康熙皇帝的心目中，畅春园集病体颐养、家庭生活、政务处理、文化建设数种功能于一体，是其一手打造的多元化理想居所。畅春园不仅是连接生态、自然与政治、人文的过渡空间，是沟通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桥梁，同时也是联系皇帝个人与家庭、帝王与朝臣的亲情纽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