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春园逸虎食人
阚红柳
据清人钱泳所撰笔记《履园丛话》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五月二十七日晚，北京城雷电轰鸣，大雨倾盆。次日清晨，西北郊的畅春园传来骇人听闻的消息，园内虎圈中有一只猛虎于晚间从笼槛内逃出，与三个相约到前湖赏荷花的太监狭路相逢，形势危急，两个太监急中生智，纵身跳入湖中，幸免于难，而另外一个则不幸死于虎口。逸虎食人之后，窜出园外，消息传出，举城震惊。畅春园所处的地理位置，为清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山五园区域，除了畅春园之外，还有圆明园、万寿山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以及香山静宜园等皇帝经常居住的离宫御苑。皇家园林区也是皇亲国戚以及侍从和值班的朝臣往来和聚居的集中地，换言之，此一区域奔走来往的多是举足轻重的朝臣或显贵，故而老虎再次伤人，甚至伤及贵人的危险系数极高，而且，此处毗邻西山，峰峦叠嶂，林深叶茂，一旦纵虎入山，围捕困难不说，后患无穷。
逸虎逃窜，嘉庆皇帝急命侍卫追捕。五天后，经侦查获悉逸虎踪迹，急命三额驸（科尔沁扎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娶嘉庆皇帝第三女和硕庄敬公主）率众杀虎。诗人张恒润以《杀虎行》记述此事：
当时翰林院编修吴慈鹤也写诗留念：
雍正朝服像
两位诗人作为同时代的人真实再现了逸虎伤人最终被捕杀事件的始末，两首诗均极力描述侍卫们围捕恶虎的英勇壮烈场景，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嘉庆皇帝的赞誉和王朝统治形势的自信。而到辛亥革命以后，近人郭则沄梳理顺治至宣统十朝人所写诗文，尤重以诗咏史、以诗系事的作品，辑录成《十朝诗乘》，吴慈鹤的诗也被收入，题为《畅春园逸虎食人》。其时清王朝已经崩溃瓦解，郭则沄的看法恰好与吴慈鹤相反，他认为非常事件非佳兆也，往往预示着某种危机即将来临。确实，当年七月，嘉庆帝举办木兰秋狝，不幸猝死于避暑山庄，似乎预示了逸虎食人事件的微妙结局。
这一恶性事件不由得让人追问畅春园内何以豢养猛虎的问题。据史料记载，畅春园的附园西北门内建有永宁寺，寺西为虎城，是清代皇帝养虎之处。康熙皇帝兴建畅春园，是要在紫禁城之外寻找一处水土清佳之地，作为怡情养性、避喧听政之所，故而对此地的生态环境尤为注重。康熙统治时期，畅春园一带地肥水美，锦鳞游泳，禽鸟翔集，是难得的生态保护胜地。而帝制时代在宫苑之中豢养虎豹等猛兽的传统，由来已久。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期，曾于玄武门外建虎圈，令禁军训练捕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西苑、南海子成为明朝宫廷豢养禽兽的主要场所。康熙帝建虎城，豢养猛虎，既是宫廷传统的一种延续，同时也带有君主的个性色彩。康熙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孔武有力的皇帝，行围打猎，尤其是亲手猎虎是他津津乐道的美事。康熙帝的宠臣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里曾记载，康熙帝曾一日亲射三虎，而当时皇太子年仅九岁，“引弓跃马，驰骤山谷间，矢无虚发，见一虎，射之立毙”，父子相传的射虎本领令人咋舌。
庶吉士汪灏曾随康熙帝参加木兰秋狝，《随銮纪恩》一书详细记载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天他亲眼目睹的康熙帝猎虎风采。听到负责侦查的侍卫来报，河对岸山上有虎，康熙帝立刻命停御舟登岸，与皇太子两个各持巨枪，立于河岸之上，二十八位勇士持枪护立于四周。对岸山谷中传来虎啸的声音，康熙帝命河对岸勇士遵照部署猎虎，五名勇士遂遵旨前行，不一会儿工夫，立殪一虎。不久，康熙帝命众人围观所杀的猛虎，重三百七十斤，“黄毛黑斑，狰狞更甚”。康熙帝还告知随从人员：“虎每食一人，其耳必有一缺。”众人前观，此虎耳有数缺，竟已食数人矣。
猎虎经验丰富的皇帝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对近前侍卫谈及围猎的收获，他侃侃道来，如数家珍。“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康熙帝热衷猎虎，建虎城以豢养小虎，待长成后放入园囿供狩猎之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为康熙帝养虎，喜爱猎虎，由此演绎、杜撰出来一些有关的传说。据传，潭柘寺第二代住持法师止安和尚，曾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赴畅春园觐见康熙帝，适逢虎圈老虎发威，众人皆不敢靠近，唯独止安从容不迫，进前叱之：“汝由性暴故坠虎身，今犹不改，性必终迷。汝伏，吾为汝三皈，可得解脱耳。”老虎竟为之驯服，“帖然曳尾而去”。猛虎亦为高僧所折服，足见佛法无边，这种故事自然是借助畅春园中的虎圈衍生而来。
而黄三太（泰）杀虎救主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据说，康熙帝往畅春园观赏吊睛白额虎，因侍卫不慎，老虎越出铁笼，死者多人。康熙帝命武臣出擒，结果也被老虎所伤，于是传旨，能杀虎者赏千金，封万户侯。黄三太（泰）正好潜藏在畅春园，伺机偷窃御前宝物，于是挺身而出，杀死猛虎。康熙帝大悦，赏穿黄马褂，并赐九挂龙。杀虎救主，足显草莽风采。这一故事也是在畅春园虎圈的基础上演绎而生，在小说、戏剧如《彭公案》《九龙杯》中不断推演，越发活灵活现，引人入胜。
故事有真有假，而畅春园建有虎城则已为清代档案所证实。据《清宫热河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畅春园虎城所领肉斤数目，据奏报，按照惯例，庆丰司（内务府所属，掌牛羊畜牧事务）凡遇有倒毙的牛羊，都送往畅春园虎城作为饲养老虎的饵料，剩余部分按价格折算交回内务府广储司银库。这一则档案告诉我们，虎城久已建立，并在饲养管理方面有章可循。根据档案的内容可知，当时虎城内有大虎两只，每日各饲肉五斤；中等虎一只，每日饲肉四斤；虎崽儿两只，每日各饲肉二斤。据奏报，当年买卖牛羊肉每斤价银三分八厘，也就是说，乾隆三十七年之时虎城内大小五只虎每日饲养用银为六两有余。据此推算，一年的养虎费用约在两千两左右，大概只有皇帝能够承担了。虎城内老虎的数目显然不是固定的。到嘉庆朝，老虎的数量有显著变化。据嘉庆朝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的数字显示，嘉庆四年，交畅春园虎城羊一百四十七只；嘉庆十六年，交虎城羊七百二十九只；嘉庆二十四年，交虎城羊六百十四只。虎城内每年所用倒毙牛羊的数量应该与老虎的数目成正比。乾隆三十七年的数字告诉我们，五只虎每年大概要饲肉六千余斤。按照一只羊宰杀后大概净肉20公斤算，嘉庆四年时虎城内的老虎少于5只，而嘉庆十六年和嘉庆二十四年时老虎数量是乾隆三十七年的三到四倍，大概有十几二十只老虎。也就是说，老虎逃逸的嘉庆二十五年正好是虎城内老虎比较多的一年。虎多难管，趁剧烈天气变化之时逃逸窜出似乎情有可原。
然而，逸虎伤人固然与老虎数量太多有关系，但非主要原因。人员废弛、管理不善才是该恶性事件的源头。在康熙帝统治时代作为西郊政治中心的畅春园，其地位在不断下降。雍正时期，皇帝多居圆明园处理政事，畅春园主要作为纪念先皇的祭祀场所；至乾隆朝，畅春园被专辟为太后颐养天年之所。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崇庆皇太后去世，而此后即位的嘉庆皇帝的母亲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去世，因而作为太后奉养园庭的畅春园在嘉庆朝失去了功用，日益闲置。嘉庆朝畅春园内建筑已经有所残破，人员也多被抽调到其他苑囿，守卫日益缩减。嘉庆十年（1805年），园内春晖堂曾发生被盗事件，盗贼援墙闯入，丢失玉人、玉牛、铜瓶、铜炉等器物多件，说明宫苑的管理此时已是漏洞百出。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嘉庆二十五年的逸虎食人事件恰恰反映了畅春园渐遭闲置、日益衰败的实际情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