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2.1　关于企业迁移文献综述

2.1.1　企业迁移实践及其研究的起源

国外有关企业迁移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针对美国企业迁移现象。如麦克劳克林等（McLaughlin et al.，1949）描述了中世纪美国制造企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各州迁移的现象，认为东北部的外部因素如劳动成本增加和战争频繁等是推动企业迁移的重要原因，东南部则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且贸易协会对企业的干预较少；而加伍德（Garwood，1953）则强调市场需求和原材料供应对这些制造企业迁移产生重要影响。随后，米勒（Mueller，1961）对美国密歇根州内的企业迁移进行研究。60年代，企业迁移开始出现在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丹麦、日本等。勒特雷尔（Luttrell，1962）、基布尔（Keeble，1968）、汤罗（Townroe，1972）在对英国国内企业的越界迁移研究中，还强调了企业内部要素（如规模、技术和产品结构等），以及政府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影响。这段时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区域内（从城市向郊区）和区域间（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迁移。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范围内的企业迁移成为普遍现象，中东欧和远东地区逐渐成为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新的迁移目的地。这些地区在劳动力、资源和市场方面的比较优势和政府优惠政策能使企业节省成本，获取更大的利润。

我国企业迁移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后，企业迁移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企业数量不断增多，如温州一些民营服装企业把生产工厂迁移到周边县市，或迁移到重庆等西部地区；浙江义乌“石狮一条街”、武汉“晋江一条街”、北京“莆田街”等崛起，印证了福建民营企业外迁现象较为普遍；据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组（2007）提供的数据，2000—2007年上半年，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投资经营的企业累计近20万家，投资总额15 000多亿元。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产业转移政策，吸引企业向落后地区转移。2006年商务部实施了“万商西进”工程，鼓励沿海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和开发区西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颁布《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对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和企业所得税处理方式做出明确规定。在省级层面，2005年3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来推动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向粤东西北转移。2005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苏北发展协调小组《关于加快南北产业转移的意见》，积极引导苏南企业向苏北迁移。

企业迁移是区域经济学探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我国学者对企业迁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动机，以及企业迁移的实证分析上，对企业迁移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企业迁移动因与企业迁移影响因素有着紧密关系，因此，笔者在此也对企业迁移动因文献进行综述。

2.1.2　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研究

从国外的相关文献看，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于新古典区位理论、行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或网络理论、核心一边缘理论、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理论等方面。

（一）新古典区位理论

二战后以伊萨德（Isard，1956）和贝克曼（Beckman，1968）为标志逐渐形成的新古典区位理论，提出了“盈利空间边际”概念，定义了企业能盈利的空间范围。这个空间范围随着企业自身要素和区位要素的变化而变化：当企业不再位于“盈利空间”时，就从当前区位迁移到能产生正利润回报的区位。由于企业成本和收益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现实企业很难恰好处于利润最大的区位中，因此，迁移意愿总是存在。基于新古典区位理论的企业迁移研究主要关注最优区位的选择，以及外在区位因素对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而对影响企业迁移行为的内在因素缺乏深入的研究。此后，大部分研究开始使用行为理论分析方法，注重企业迁移行为研究的行为区位理论应运而生。

（二）行为区位理论

西尔特（Cyert et al.，1963）在不完全信息和有界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企业行为理论，用“满意”（satisficer）行为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最优行为。普雷特（Pred，1967）将这种行为思想引入区位理论中，构造了一个包含四个关键要素的“行为矩阵”，包括有限信息的作用、使用信息的能力、感知和智力，以及不确定性。行为区位理论的贡献在于：完善了新古典区位理论的不现实的假设；主要依赖问卷调查和经验分析，而非采用解释模型的方法来描述企业迁移的动机和决策者的决策过程；不仅考虑了外部因素，而且考虑了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然而，行为区位理论较侧重于对企业本身的区位决策行为进行研究，过分关注区位因素，而没有考虑到企业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

（三）制度理论或网络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体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Knoben and Oerlemans，2008）。格拉诺（Granovetter，1993）主张，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受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的影响而“嵌入”到社会制度或社会网络之中，研究企业迁移不能只看到传统的“硬”的微观区位要素，还要关注企业行为所嵌入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文化关系、政策等“软”的宏观环境要素。马丁（Martin，1999）提出了制度文化因素，强调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制度学派对新古典区位学派和行为学派的批评主要是，这两大学派把企业迁移决策置于静态环境，决策的主体是处在战略环境中的企业。而制度学派认为企业迁移置身于社会制度和网络之中，表现为空间的经济过程是由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构成。也就是说，除了研究企业的迁移行为，我们还要关注企业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四）核心—边缘理论

20世纪40年代，劳尔·普雷维什提出“核心—边缘”理论，主要阐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核心—边缘”不平等体系及其发展模式与政策主张。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将“中心—外围”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认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核心和边缘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的。这一理论为企业的区域迁移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区域分布差异的客观性，决定了当核心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制约该区域企业的发展时，企业将进行适应性调整，由其核心向边缘迁移。此外，这些企业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进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以此改变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这时企业合理的要素组合发生变化，资金、技术等要素的使用量增加。通过扩张性迁移，企业可以较多地使用这些要素，从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对要素组合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

（五）FDI区位选择理论

邓宁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塔托格鲁等（Tatoglu et al.，1998）认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政治和法律环境、东道国政策、东道国市场上产业竞争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运输成本、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等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区位因素。胡志强等（2018）以中国274个地市为样本，引入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外资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从不同区域看，集聚经济和FDI累积效应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在东部外资区位选择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开放水平等传统因素在中西部吸引外资中作用更大。唐杰英（2019）将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分为两控区样本和非两控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两控区城市，环境规制提高有利于FDI的进入，而在非两控区城市，环境规制的提高会抑制FDI进入。

国内学者主要是在国外学者研究基础上展开研究，同时结合我国企业迁移实际，不断尝试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企业迁移现象。根据现有文献归纳，主要还有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业结构进化论和系统竞争理论等。

2.1.3　企业迁移及区位选择内涵研究

（一）企业迁移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迁移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国外学者代表性观点，如帕伦巴格等（Pellenbarg et al.，2002）认为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适应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环境管制，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的一种方式。基斯（Kiss，2007）认为企业迁移是指企业将生产和（或）服务的部分或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狭义上说，企业迁移是指企业把其生产活动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广义上说，则是指企业在一个新的生产地点开展其业务活动，是一种促进落后区域繁荣，同时又缓解核心区域拥挤、劳动市场和发展空间约束等问题的方法。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价值链、空间位置及资源等方面提出如下代表性观点：

1. 基于价值链的界定。白玫（2003）从价值链角度界定了国际迁移的概念，它是指企业的价值链活动中全部活动或部分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经济现象，即企业的一个业务活动或多个业务活动从本国移到国外。企业迁移的实质就是企业区位的再选择过程。陈伟鸿（2005）也从价值链角度界定了企业迁移的内涵，认为企业迁移作为一种企业成长战略，已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接受和实施。

2. 基于资源的界定。艾斌（2006）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从资源流动的角度提出：“企业迁移是指企业对现有生产设施、管理机构和研发中心等资源和活动的区位重组，是资本、人员、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综合流动。更为一般地说，企业迁移可以看成是企业注册地的空间转移。但是，纯粹是为了追求某种比较资源优势而没有实质性资源流动的注册地的空间变化不能称为企业迁移。”

3. 基于空间位置的界定。金晓燕等（2006）在辨析现有文献把企业空间扩张的概念等同于跨区经营、企业迁移和企业扩张等内涵误区后，对企业空间扩张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企业空间扩张是企业拓展经济空间基础上的企业能力的提升过程”。学者在分析企业空间扩张与企业迁移的差异时，认为“企业迁移是指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转移，包括企业的整体搬迁、企业总部迁移、核心管理部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和扩张型迁移（去外地投资办厂）等类型”。根据把企业迁移划分为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的理论，企业空间扩张无疑是一种增量概念上的“相对迁移”。它不同于地理科学家所提的企业迁移，而是更突出了企业的能力特征，即企业区位决策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空间扩张的“双重引擎”。华金秋等（2008）则从空间位置角度界定了企业外迁的内涵。它是指企业地理位置的改变或向外延伸扩张，既包括企业整体的物理位置的迁移，也包括下级分支机构的异地设立。同时，它不仅是物理要素地域上的转移，而且是涵盖所有生产要素的地域转移，如资金、品牌、研发机构和营销网络等。魏后凯（2010）认为企业迁移狭义上是指企业把整个或部分生产活动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广义上是指企业在新的生产地点开展其业务活动。覃利春（2015）认为产业转移就是企业的空间扩张、再区位或区位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地方某个产业内的企业大规模迁出或者一个地方大量迁入同一产业内企业的一种现象，可以是企业的研发、设计、销售等某个生产环节的迁移，也可以是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转移。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寻求提高盈利能力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需要进行区位调整。

总之，现有的学者对企业迁移内涵的界定，主要侧重于企业价值链中全部或部分活动是否发生转移、地理空间位置是否发生改变，以及资源是否发生流动等方面展开的，并与企业空间扩张的概念进行了区分。这些为我们进一步展开企业迁移方面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缺乏企业迁移的过程特征描述。因此，我们认为企业迁移，不仅包括企业价值链中全部或部分活动发生空间位置的转移，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经济行为和过程，通过差异化战略可以保持或增强迁移企业获取的持续竞争优势。

（二）企业迁移区位选择的内涵

区位选择是指区位决策主体的区位选择过程，也是区位决策主体寻找特定地域空间位置以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区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企业迁移区位选择是迁移企业作为区位决策主体的区位再次甚至是多次的选择过程，是迁移企业为自身的发展，寻找比现在所处区位更为有利的空间位置的过程。同时不确定和不完备的信息通常导致企业不能完全选择一个最佳位置，就算企业现在位置在目前情况下是最佳位置，也会随时间而改变。当企业现在所处位置处于企业空间边际收益率的范围之外，或是仍然处于空间边际收益率范围内，但企业决策者认为其他区位处在更高的收益率上，为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区位迁移将成为企业的选择，这样就有了企业区位的再次选择过程。

（三）产业转移的内涵及其与企业迁移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产业转移与国际产业转移有一定的区别，因此，理论界围绕区域产业转移的内涵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时空论，认为产业转移既是空间位移，也是一个时间过程，如陈建军（2007）认为：“所谓产业转移，主要指产业区域转移，一般地说是由于资源供给或（和）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以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经济过程，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石奇等（2007）认为：“产业转移，是指在市场条件下综合了区域间的投资与贸易活动、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是区域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转出地和转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在网络经济深化发展背景下，实践中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产业转移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热点。如崔莉等（2018）认为，与传统产业转移的内涵相比较，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的内涵包括产业发展环节虚拟化和产业发展方式虚拟化两个方面。

对产业转移与企业迁移间的关系，我国学者魏后凯（2003）曾作过相关论述：“产业转移的实质就是企业的空间扩张过程，也就是企业的再区位和区位调整的过程，或者说，产业转移是大量企业迁移的结果，它可以看成是企业迁移的决策过程。”不少研究以此为依据将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等同，在分析中对两者不作区分。孙启明等（2012）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移和特定产业内企业的迁移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也是导致区域经济发生波动、区域之间经济同步化的主要推动力。区域经济水平、区域空间容量、产业和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区域间竞争性政策等因素影响了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的可能性和形式。而产业转移路径、企业迁移模式的差异对区域间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良性的企业迁移在带来资源要素大规模流动的同时，会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空间分布上的产业集聚区，促进总部经济的发展。杨菊萍（2010）认为，尽管产业转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企业迁移为载体的，但两者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关注的地域范围不同。产业转移的过程涉及某一个地区或国家，以及另一个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关注的地域范围更广；而企业迁移的过程涉及的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地区或国家，也可能是同一地区或国家的两个不同区位。

其次，分析的对象层面不同。产业转移往往是整个行业或产业中的所有企业或至少大部分企业移动，关注的是宏观层面产业的整体现象；企业迁移则仅仅是某一企业的移动，该企业的迁移可能是与周边同行业或产业的企业一起的集体行为，也可能是自身的单独行为，关注的是微观层面企业的具体行为。

再次，产生的区域影响不同。产业转移对转出的区域而言可能意味着产业升级的机会，也可能意味着产业空心化的威胁，具体是机会还是威胁取决于产业类型和转移方式。与之相对应，产业转移对转入的区域可能是经济繁荣的福音，也可能是污染加剧的祸根。但企业迁移对区域的影响则更为复杂，作为与其他企业一起的集体行为则与产业转移的区域影响一致，若只是企业的单独行为则又要视企业自身的特征而定，小企业或替代性强的非关键性企业的迁移对区域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区域大企业或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移则往往意味着地区优势的丧失。

2.1.4　企业迁移的主要类型

关于企业迁移的类型，学者依据不同标准进行了分类：根据迁移的模式，分为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根据迁移行政范围，分为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在国内迁移中，根据迁出区位与目标区位是否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又可分为区内企业迁移与区际企业迁移；按迁移的距离，可分为短距离迁移、长距离迁移和远距离迁移等。除了这些常规类型之外，学者还根据我国实际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一）按存量和增量，分为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

所谓绝对迁移，是企业将现有的生产经营机构、能力、研究开发力量等从一个地区移到另外一个地区，而相对迁移，则是对增量地区布局的调整，如新增生产能力、研究开发组织等布局，从而改变企业的资源在不同地区的配置。

（二）按迁移的内容，分为生产型迁移、知识型迁移和管理型迁移

企业将其资源和活动部分地迁移，也就是说，企业将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构成按照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进行调整。生产型迁移是对生产能力的迁移；知识型迁移是对企业的核心知识部门，尤其是研究开发机构的主导力量的迁移；而管理型迁移是对企业管理部门的转移。

（三）按企业迁移的驱动力，分为行政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型

行政驱动型企业迁移亦称企业搬迁，是指由政府组织的被动型企业迁移，通常是出于重大工程建设或者政策调整的需要，企业响应政府号召而不得不搬迁到其他地方，如三线企业搬迁等；市场驱动型企业迁移则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向其他地区迁移，以便寻找更理想的投资区位。

（四）按企业迁移的方向，可分为上行流、平行流和下行流迁移

上行流企业迁移是指企业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下行流企业迁移是指企业从发达地区迁向欠发达地区；平行流企业迁移是指企业在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接近的两个区域之间的迁移。

（五）按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可分为市场扩张型、成本推动型和产业升级型

市场扩张型企业迁移是指企业出于扩大市场份额、追逐新的市场机会的目的而进行的迁移，是企业空间扩张行为；成本推动型企业迁移是指企业在迁出区位由于要素供给和需求变化丧失原有的成本优势，通过迁移到成本较低的目标区位，实现降低生产成本、保持竞争优势的一种迁移模式，是一种主要出于节约成本考虑而进行的迁移活动。跨国公司把生产工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多是成本推动型企业迁移；产业升级型迁移是指率先发展的地区，由于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保护制度更加严格，导致企业将一些低端制造环节或污染环节迁移出去。

（六）按企业迁移的路径选择，分为渐进式迁移和跳跃式迁移

黎逸科等（2009）在分析珠江三角洲企业迁移原因的基础上，按照企业迁移的路径选择将企业迁移分为企业自主的路径——渐进式迁移，以及政府先行的路径——跳跃式迁移。企业自主考察的迁入地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位于距离原厂址较近的珠江三角洲范围以内；良好的交通区位；地方经济发展较快，但相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较为落后；市场发育良好，企业产品销售门槛较低。企业自主考察迁入地是产业转移接触扩散与等级扩散相结合的模式。政府先行考察的迁入地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位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以外；距离成本较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市场发展潜力大；具有省级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迁入地的生产成本较低，尽管距离成本和市场风险较高，但地区良好的发展机遇、潜力和资源优势、优惠政策等对迁移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政府先行考察迁入地，引导企业群体异地集聚，属于产业转移的跳跃扩散模式。郭杰等（2012）的研究表明：我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三个阶段。

2.1.5　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

（一）国外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受到企业性质、产业类型、区位特征和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其迁移所考虑的因素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比如，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迁移决策所考虑的因素往往是不同的；处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如总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会有所差异；处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是不同，如长江三角洲区域和珠江三角洲区域等。因此，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区位因素和外部因素三个方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外部因素是相对于内部因素而言的，它应该包括区位因素在内，但由于区位理论具有强调区位因素分析的传统，所以通常把它单列出来，以显示其重要性。

1. 内部因素。它主要包括企业战略、组织结构、部门特征、产权、规模、年龄、财务状况、管理水平和决策者行为等（Kronenberg，2013；Foreman-Peck et al.，2015）。由于企业迁移决策是一个多阶段的动态过程，因此，企业扩张战略、决策者行为，以及企业组织者特征等，将对迁移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布劳沃（Brouwer，2004）通过对21个国家企业迁移行为的研究，指出迁移动机随着企业的规模而减弱，也可能随着企业成长寿命而减弱。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较高沉没成本，而寿命较长企业则更深地根植于当地的空间环境。

2. 外部因素。它主要包括市场规模、竞争对手、劳动力市场情况、地区经济条件、技术进步、地方政府政策等（Hu et al.，2008；Hong，2014）。如罗贝尔（Rober，2007）考察了风险资本积聚与企业迁移原因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在佛罗里达，风险资本集聚与企业迁移是共生的，风险资本的转移会影响企业的迁移决策。曼洪等（Manjon et al.，2011）则强调社会网络等因素对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约翰尼斯（Johannes，2011）则分析了国际税收对企业总部迁移决策的影响。奥库博等（Okubo et al.，2012）认为产业转移政策对高、低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不同的补贴方式，基于企业利润的比例补贴会导致高生产率的企业迁移到指定地区，而免费赠予或低价给予土地、给予固定奖励等固定成本补贴，会导致低生产率的企业进入指定区域。史拉裘斯等（Sleutjes et al.，2013）通过对40名企业家的访谈和定性研究，探讨了邻里特征对已企业迁移和未来准备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在企业迁移决策和倾向中，邻里特征只起到适度推动作用，而主要因素主要为企业迁移成本。赫苏斯等（Jesús et al.，2015）以西班牙汽车零部件行业2001—2008年企业迁移为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寻求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企业重组以实现全球生产效率是决定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

3. 区位因素。它是指企业所在区位或目标区位的发展条件和特征，主要包括是否具有扩张空间、交通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停车和公用设施、离市场和供应商的距离等（Carrincazeaux et al.，2015；Kapitsinis，2017）。如卡明等（Cumming et al.，2009）关于企业迁移原因的研究分析认为，除了法律因素、获得拥有较低价格和更高质量的资源因素促使企业迁移外，获得更大的产品市场机会的区位优势（或者说更接近客户），也是促使企业做出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同时认为在贫困和人口较少的国家获得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更有可能迁移到具有较强经济条件和更多人口的国家，以接近潜在客户和提高预期投资收益率。尼科斯（Nikos，2017）通过对保加利亚103家希腊企业的调查，研究了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的企业迁移问题。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小企业从希腊向保加利亚迁移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吸引希腊企业家将企业迁移到保加利亚的主要原因是其低税收和地理位置接近希腊。尤金（Yoojin，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由于对产业内集聚的偏好，区位选择上往往更愿意留在或迁入具有自身产业集聚特征的城市。

（二）国内企业迁移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赵奉军（2003）分析认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力、技术、销售或服务网等要素的改变是民营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政府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宏观经济市场化程度等也是影响民营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而国有企业迁移较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钱文荣等（2003）对浙江海宁200家企业的调研分析表明，仅有企业工人人数和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两个指标影响企业迁移意愿，而由于工人人数这一变量的系数只有0.003，所以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成为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白玫（2005）从实证和理论两条线路，梳理了企业迁移这一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分支，并从企业、区域和城市多个视角，探讨企业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刘怀德等（2005）研究表明，企业迁移区位选择主要是从商务成本的最小化、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地区的产业集群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鲁德银（2007）对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共10个省的200多家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企业迁移区位选择收敛于向条件优越、社会化服务和市场体系健全、私有产权保护良好、企业家受人尊重、自然及社会人文环境和谐、地方政府服务好的城镇集聚。华金秋等（2008）分析了深圳企业外迁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对外扩张型外迁为主要方式，以中、低端企业外迁为主流和周边省市为外迁的主要区域；并进一步从企业外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商务成本不断增加和外地政府加大招商力度等方面探讨了深圳企业外迁的原因。申勇（2008）分析认为深圳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企业成本高，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受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影响，另一方面是深圳调整了一系列劳动政策，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等的影响，导致企业成本大幅提高；第二，土地严重不足，由于深圳各区工业用地几乎接近饱和，部分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业用地，不得不迁移到深圳之外去扩大生产规模；第三，营商环境的变化，由于中心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等因素直接导致部分企业外迁。朱华晟等（2009）研究认为企业迁移的重要内在动力是迫于同质产品竞争的压力和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制约，同时认为开放的地方网络组织能够减少企业外迁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地方行业自律机制及政府公共治理产生的正向集聚力或负向离心力，均影响到迁移决策过程。黎逸科等（2009）认为，珠三角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产业结构调整、土地与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并从信息、政策和风险等方面分析了企业与政府分别主导企业外迁的两种不同路径。郭杰等（2012）的研究表明：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企业自身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周正柱等（2013）运用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因子分析及二元Logit计量模型等方法，以企业迁移现象较频繁的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山东六个省市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区域商务成本构成要素变动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差异性和显著性。李海秋（2013）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利用濮院羊毛衫集群企业的数据，对高品质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作为一般能力的业务运营能力的差异并不能激发高品质集群企业的迁移意愿；作为高阶能力的吸收能力的差异则会激发高品质集群企业的迁移意愿。杨本建等（2014）在异质性企业集聚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广东合作产业转移园的调查数据，通过直接观察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迁移行为，来分析这种产业转移政策的效果。结果显示，这种产业转移政策对异质性的企业具有选择效应。蔡春萍等（2014）基于在晋江市安海镇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中小企业迁移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安海镇中小企业具有区域粘着性，企业生产用地用房来源、企业创办人来源、员工招聘相对难易程度、主营产品的技术含量、本地企业集聚因素、与本地企业的合同关系等六个因素对安海镇中小企业的迁移有显著影响。周正柱等（2014）用采用2005—2013年我国东、中和西部26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基于商务成本视角，对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主要由商业设施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构成的要素成本，是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且两者呈正向影响关系；交易成本及其构成要素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迁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李彦军等（2015）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个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与企业高层访谈，通过构建企业迁移意愿指标体系，运用Logit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经济、战略和情感四大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中，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情感因素也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但作用力度小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而政策因素中的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其中政府配套设施的作用最为显著。唐飞鹏（2016）在两级政府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反映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与企业利润关系的理论模型。纳什均衡显示，企业迁移时更青睐高公共投资的高治理能力地区和高税收优惠的低治理能力地区。李俊峰等（2018）基于企业微观主体视角，运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和ROST内容分析法，对杭州市企业迁移的空间模式和区位选择进行探讨，并揭示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环境对杭州市企业迁移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迁移方向；跨江发展战略中的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等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空间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针对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或其中某一具体省市企业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外部因素和区位因素展开讨论。研究表明：扩张性迁移或政策性迁移较为常见；从企业内部组织来看，整体搬迁活动较少，通常是部分搬迁，即随着企业规模扩张，将公司研发机构、生产基地等职能部门迁到更合适的区位，其背后的驱动力来自对要素资源的可得性与经济性的考虑，以及受地方政策的激励。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构造概念模型，并展开实证研究（关红玲，2008；叶晓霞，2008；鞠晓生，2010；杨菊萍，2010），如下所示。

1. 关红玲（2008）以新劳动法实施、用工短缺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上涨、汇率波动、出口退税政策等变动为背景，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探讨企业的地方网络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并将企业的地方网络划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成本划分为贸易成本和非贸易成本，贸易成本主要是由汇率、相关贸易及税收政策引起；非贸易成本即称为生产成本，主要是由原材料、能源、劳动力成本引起的。作者进一步构造了企业迁移影响因素的整体概念模型（如图2-1所示）。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成本上升是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迁移的重要原因，58.9%的企业迁移与贸易成本上升有关，即企业贸易成本越高，迁移的机会越大。

2. 叶晓霞（2008）将影响企业总部迁移的主要因素概况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即商务成本，认为城市商务成本决定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总量和构成，是企业总部能否进入某一城市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如果把城市商务成本看作城市对企业的一种离心力，那么市场规模、聚集效应等就可以看作城市对企业的向心力。对其进一步构造，即影响企业投资城市因素的概念模型（如图2-2所示）。

3. 杨菊萍（2010）基于已有的企业迁移影响因素，构造了环境特征、区位特征、企业特征和网络特征四因素模型（如图2-3所示）。其中环境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区域劳动力市场状况、政府政策、地区竞争性以及产业集群，企业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年龄和规模，网络特征因素主要包括网络规模、关系强度、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地理开放，而区位特征因素从集群企业的区域位置来体现。

4. 鞠晓生（2010）认为影响企业生产转移的因素不仅涉及生产成本、技术、组织形式等企业内部因素，而且还包括运输成本、制度因素及投资政策等外部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并进一步引入交易效率，反映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综合影响。作者通过一个静态模型，得出成本交易效率是决定企业是否进行生产转移的关键指标的结论。成本交易效率越高，表明该地区生产优势越明显，企业在此地生产的意向就越强。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成本交易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东西部地区间成本交易效率差距呈现逐渐缩小态势，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是要改变地区的成本交易效率。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和行业内部分工水平的差异，同一地区不同行业的交易效率也有差别。

2.1.6　企业迁移的动因研究

关于企业迁移的动因分析，学者们主要从理论动因（即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因两个方面来阐述。就实践动因而言，国内学者主要分析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或者特定对象企业迁移动因，而对于泛指我国企业迁移动因的研究较少。

（一）特指我国某区域企业迁移动因

余丽生等（2006）在分析浙江企业迁移的态势及特点的基础上，认为浙江省企业迁移的内在动因主要是改变区位条件，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根本原因是降低商务成本；还有突破行业生长空间和改变企业发展经营软环境等其他因素。申勇（2008）对深圳市企业外迁的整体情况及特征分析后，认为深圳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有企业成本高、土地严重不足和营商环境变化三个方面。蒋媛媛（2009）研究表明，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正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仍在向东部集中；产业因素和地区因素的变动是东部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迁移的直接动因。黎逸科等（2009）从扩散趋势、产业结构调整、土地与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政策等方面分析珠江三角洲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企业在迁移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各种外部环境因素和成本因素，以平衡企业迁移的利弊。

近几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商务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越来越严格的环境规制和迁移政策变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香港制造业不得不采取新的转型战略，导致香港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和珠江三角洲工业区的空间重构。

（二）特指某对象企业迁移动因

白玫在2003年对跨国公司的国际迁移战略研究中，将企业国际迁移的动因归纳为：（1）产品、资本的自由流动与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矛盾；（2）降低成本是企业不懈努力的目标；（3）竞争需要更大的市场；（4）企业集群。陈伟鸿（2005）认为民营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因有民营资本逐利动机、企业自身机制的灵活性、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和企业集群效应。集群地区内不断集聚的资源、信息和企业配套能力使企业间相互沟通、要素供给与技术扩散更加方便，交易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与外部市场、信息、资源和企业（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扩大交换更具竞争力。魏后凯等（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原因分析中，认为上市公司对资本的流动性以及融资的便利程度要求高；上市公司总部对技术、人才的丰富程度要求高；上市公司总部对信息获取的便利性要求高；北京等东部中心城市的市场潜力大。同时，企业迁移的实例表明，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选择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杨菊萍等（2011）通过对2000—2009年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涉及的116次企业迁移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着重识别了促使中国企业迁移的各种动因以及不同动因的相对重要性。吴波（2012）以慈溪家电产业集群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区域层面，企业不可控区域要素是影响集群企业外迁的关键动因；在企业层面，能力强的家电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外迁意愿，而规模大的家电企业则表现出显著的本地留守意愿。

综上所述，国内企业迁移由于区域或对象的不同，主要动因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其中共性表现为降低商务成本、改变区位条件、便于融资和对技术与人才的获取等方面。

2.1.7　有关企业迁移的决策过程研究

基于行为理论企业迁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关于企业迁移决策过程，并认为决策过程是一个涉及多阶段的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出现了许多对企业迁移的动机和原因进行细致描述的研究文献。

汤罗（Townroe，1979）提出了一个决策过程分析模型，包括刺激、问题定义、搜寻、制定和比较可选择方案、选择和实施五个连续的阶段。洛（Louw，1996）针对荷兰企业迁移行为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决策模型——定位阶段、选择阶段和谈判阶段。研究表明“空间区位因素”（地理位置、资源易得性、设施的临近性、公共交通、环境质量等）在前两个阶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财务和契约安排显著主导着第三个阶段。佩恩（Pen，1998）等曾先后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将企业迁移决策细分为若干阶段，并将其模型化，探讨各迁移决策阶段的影响因素，但是多数模型在经验研究中应用较少。毛赫等（Maoh et al.，2007）研究了加拿大汉密尔顿的中小企业迁移状况，提出了企业迁移的多阶段决策框架。按照这个框架，作者基于随机效用理论分析企业迁移的行为效用模式，研究发现中小企业迁移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决定，同时集聚不经济的传导到企业内部也会促使企业进行迁移。梁育填等（2014）在梳理国内外企业迁移空间决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讨论企业迁移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地域功能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在企业迁移空间决策过程中的应用，提出基于多智能体方法对企业迁移空间决策理论进行综合集成，构建基于企业迁移空间决策理论的综合集成、计算机模拟、多智能体模型及地理信息科学的企业迁移空间决策行为分析框架体系。刘禹君等（2017）基于理论和现实情况分析，总结出影响企业迁移至成都周边地区的决策模型。李彦军等（2018）基于湖北武汉、贵州铜仁、江苏徐州和湖南新晃等地区的214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贝叶斯判别法构建了企业迁移决策模型。席强敏（2018）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探究了城市内部制造业企业的迁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否有促进效应，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验证了比较优势、企业异质性对该效应发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