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

在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有一份陈伯琴的行员表，填写于1930年，毕业学校一栏，填写的是“交通部南洋大学”⁽⁵¹⁾。这所学校即为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处，发现了陈伯琴的部分档案史料，初步还原了其学生时代的基本轮廓。

小学与中学

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学籍档案中的一份“电机初年学生名册”中，清楚地写明了陈伯琴入校时间为“宣统二年七月”，即1910年9月，而“入学前肄业之学校”，则为“三育中学”。⁽⁵²⁾

我曾反复查找过上海三育中学的相关史料，但一直不得其门。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完颜绍元先生，他也是拙作《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的责任编辑，曾给我发来以下信息：

刚才查1905年《上海杂志》（性质同小志书），未见三育。再查宣统元年即1909年《上海指南》，未见三育中学，但有三育高等小学堂，校舍在公共新租界时浜桥南。又查1929年《上海指南》，仍无三育中学，但有两所三育小学，一为三育小学校，校址为恒通路215号（恒丰路西），一为安息会三育小学，校址为靶子路35号（吴淞路西）。其后又检到1941年《申报》有“三育中小学”怠教风潮的报道。估计原先只有三育小学堂，中学为后置，但其人书写履历时使用后置概念了。（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绝对可敌后来的中学。因为我看宣统时的指南，澄衷也称小学堂。1935年《上海市年鉴》中查到，三育初中全市会考合格率百分之一百，与澄衷并列甲等。）⁽⁵³⁾

我以为，完颜先生的推断是很有道理的。

在上海图书馆，我找到了一本《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头班纪念册》（1920年），由张謇题签，其中收有陈伯琴的毕业照片，旁有如下说明：“陈仁愔，字伯琴，浙江镇海人，年二十七岁，本校中学毕业，民国九年铁路管理科毕业，通讯处杭州孝女路一号。”⁽⁵⁴⁾

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为盛宣怀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建于上海。1921年1月出版的《少年世界》杂志“学校调查”专栏，刊载了吴保丰撰写的《交通部上海专门学校》一文。吴保丰后曾担任国立交通大学校长，撰写此文时他还只是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科的四年级学生。他的这篇文章具体生动，撰写时间又恰逢陈伯琴毕业前后，颇有一些“现场直播”的意味。

吴保丰撰写此文时，这所学校已经开办了24年，最初是师范科，假上海徐家汇民房作校舍，聘美国福开森博士作监院。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设政治科，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设铁路专科，隶属商部，称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设商务专科，改隶邮传部，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设电机科，1909年（宣统元年）设航海科，1911年（宣统三年）设商船科。武昌起义，改名南洋大学。1912年改铁路科为土木科，1918年设铁路管理科，其他科次第裁撤。1920年代初期设有土木、电机、铁路管理三科，隶属交通部，改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英文名称Governmen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系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占很重要的位置，毕业生在中国政、学、工、商各界，势力很大，名誉很好，沿革既繁，所产生的人才，自然不限于工业一科”⁽⁵⁵⁾。所谓交通部南洋大学，是在1922年才有的称谓，⁽⁵⁶⁾此时陈伯琴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已有近两年时间了。因此我认为，陈伯琴在1930年填写的毕业学校“交通部南洋大学”，应当也是后置概念。从宣统二年入校至民国九年毕业，据此推算，陈伯琴在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前后就读的时间长达十年。

全校共分三大部：上院、中院和小学，上中院的校长是唐文治，小学校长是沈叔逵。三部学生合计共有一千多人。上院、中院都是很大的三层楼洋房，两所房子并列着，中间有走廊可通，对面是个大操场，小学校舍在操场南面，系两层楼房，另有一片小操场，专供小学生运动之用。上中院的布置很相仿，下层是教职员办公室，第二层是课堂和仪器室，第三层是学生宿舍。上院有大礼堂，可容一千人，西面侧首是健身房，做雨操场和篮球场的用处。后面很多房屋，都是小工厂：材料试验室，电机试验室，发力机试验室，木工厂，金工厂。“最近又新造了一个无线电台、图画教室和水力试验室，所费不赀。此外还有医药室、音乐室和物理试验室，设置很完备，应用器具也很多。浴室、饭厅、洗室、厕所、理发室，都在末一层。”⁽⁵⁷⁾

该校附属中院一、二年级的课程为：修身、国文、历史、读本、文法、代数、算术、唱歌、博物、几何、生理、画图、地理、生理、木工、体操。三、四年级：修身、国文、英文、几何、三角、大代数、物理、化学、经济、法律、西洋史、法文、图画、体操。⁽⁵⁸⁾该校的中院程度，比较一般中学略高，所用课本除了一、二年级中国历史、地理、修身和国文以外，都用英文原本。“数学较其他普通中学也注重些，因为中院毕业可以直接进上院，为将来研究工程学之用，不得不然。”⁽⁵⁹⁾

该校的训育也颇有特点。首先，德育体现了很浓厚的孔教色彩。“这里校长唐先生虔信孔教，开口就说‘本校长以提倡孔教为天职’，所以一举一动，都带些孔子化的道德。每逢开校行礼、孔子诞日和种种礼节时，校长就要在大礼堂中请出孔子神位，再三诰诫，其精神实可钦佩。孔子诞日，校长率领全校学生祭孔，各教职员都有相当差使，上院四年级生也有派着司香、司帛、撤馔、读祝种种荣典，学生不到者，查出记大过不够，还要令各教职员留心察看。”⁽⁶⁰⁾

其次相当注重体育。“校长唐先生以为要振刷学校精神，非注重体育不可。于是南洋公学的体育就大出风头，此刻中学一二年级和小学各级，都强迫入童子军，中学三四年级，都有兵式体操，成绩很好。”上院各班每天清早都要到操场去做一刻钟柔软体操。除了正式体操课程以外，其他田径赛、技击部和各种球队，学生都可自由加入。⁽⁶¹⁾

在智育方面，则非常强调国文的训练。每年要举行国文大会一次，时期在孔子诞辰日前几天。唐校长把国文会看得非常郑重，上中院全体学生都要到齐，不到的在积分里扣分数。“到了孔子诞日的前晚，国文大会成绩就要出榜，前几名的赏金牌银牌，其余的赏书籍。到了孔子诞日，行礼后给奖，校长把前几名的学生传进去，加以一番奖励，一班学生也随着欢欣鼓舞，当他是一桩大典，不晓得这就是前清科举的缩小模形！”⁽⁶²⁾

投考该校的新生，不论上中院各班，都不限资格，既不验文凭，又不问身家，只须各课及格，就有录取希望。“统计每年招考两次，暑假、年假各一次，每次投考的人总有六七百，录取的不过四五十人，一半因为额子已满，一半也因为经费不裕，无从扩充。”考取的新生，开学前要先到校医处检查体格，体格不及格就不准入校。“各项费用也要于开学前付清，计上中院每年学膳宿费共九十七元半，上院试验费每年须六七元，书籍费每年须三四十元，三四年级各项费用最大，每年至少总要预备二百五十元，才能敷衍过去。”⁽⁶³⁾如此的费用确实不低，学生家长有时还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图书馆的筹建过程中，陈伯琴的父亲陈理卿就曾捐款50元。⁽⁶⁴⁾如此，“中等人家断难令子弟入学，所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得不带些贵族性质”⁽⁶⁵⁾。

1914年夏，该校中学第六届学生毕业，计四年级生戴成垣等58人，陈伯琴（陈仁愔）也在其中。⁽⁶⁶⁾此前，该校于1912年秋遵教育部令，中学改为四年毕业，并增设专门预科，为升入专科之准备。⁽⁶⁷⁾由此看来，陈伯琴在该校完成了全部中学阶段（中院）四年的学习。此即为陈伯琴在该校前四年的学习经历。

电机科与土木科

陈伯琴于1915年秋升入该校上院，并在电气机械科学习。他当时的同学包括沈佑庠、俞大维、陈东、陈长源、蓝兆乾、缪芸生、鲍祺、叶家垣、范祖璧、李文渊等。⁽⁶⁸⁾其中的俞大维，后来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部长等要职。这之前，按照该校规定，陈伯琴从中院毕业后，应该经过了一年的预科学习。

电气机械科初年级的课程设置为：解析几何、高等化学讲义和试验、修身、国文、英文、图画、木工、金工、投影几何、体操。二年级：微积分、高等物理讲义和试验、定性分析讲义和试验、定量分析讲义和试验、机械学、汽机和汽锅、机器计划、金工、国文、英文、体操。三年级：力学、材料力学、材料建筑学、材料试验、正电流讲义和试验、更电流讲义、热力学、内燃引擎、平面测量讲义和实习、水力学、机器计划、国文、体操。四年级：更电流讲义和试验、电机计划、电机铁道、电话和电报、电光学、无线电讲义和试验、蓄电池、水电工程学、发力机试验、工程管理、簿记及经济学、国文、体操。⁽⁶⁹⁾

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我找到一份电气机械科初年级的成绩单，其中，陈伯琴（陈仁愔）的成绩为：国文70分，化学60分，化学试验60分，木厂实习70分，机械画48分。⁽⁷⁰⁾也许这个专业确实难读。1918年该校电气机械科第八届学生毕业时，陈伯琴当年电机初年的同班同学中，只有陈长源、叶家垣、陈东三人顺利毕业。⁽⁷¹⁾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上海图书馆藏《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南洋公学二十周纪念册》“在校学生姓氏录”中，居然发现陈伯琴的名字出现在土木科初级学生名单之中。其他同级还包括丁人鲲、黄宝潮、钱培玉、莫迺荣、何景崇、章彬、顾懋勋、康时振、张树源、顾光实、黄选青、范祖璧、孙恩秀、金耀铨、李树本、金士成、许贵年、陆铭清等；而他在电气机械科初级同班的陈东、叶家垣、陈长源三人则已为电机二年级学生了。⁽⁷²⁾这本纪念册是1917年编印的。有一种解释说得通，即陈伯琴因某种原因在电气机械科一年级的某个阶段休学，并在1916年秋季转到了土木科，从初年级（一年级）重新读起。与他类似的，还有同学范祖璧。

土木科初年级的课程设置与电机科初年级相同。专科二年级：微积分、高等物理讲义和试验、定性分析讲义和试验、地质学、平面测量讲义和实习、图画、国文、英文、体操。三年级：力学、材料力学、材料建筑学、水力学、材料试验、铁路建筑、铁路测量、马路建筑、建筑学、三和土、基础学、国文、体操。四年级：电学工程讲义和试验、大地测量、天文学、河流改良学、水力试验、沟渠设置学、自来水、铁道运输学、铁道组织及经济学、建筑计划、房屋建筑学、三合土建筑学、契约和说明书、工程管理、发力机、国文、体操。⁽⁷³⁾

令人奇怪的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学籍档案中，我发现了一份1918年（民国七年）1月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初年级学期试验成绩册，其中居然又出现了陈伯琴的名字。国文75分，测量82.2分，地质64分，物理（无），英文50分，微积29分，图画76分。在这张成绩册中出现的其他同学姓名为：顾曾授、姚涤新、黄曰鲲、徐鑫堂、钱夔、王裕光、朱熙、张有彬、周浩泉、孙多项、林瑞骥、王元龄、许贯三、余谦肃、刘用臧、王遵轼、冯宝龄、张骏良、钱天鹏、张令、陈琮、程善身、张信孚、陈髦、顾光实、杨天择等。⁽⁷⁴⁾

这个时候，陈伯琴应该已经升入该校土木科二年级就读，难道是档案记载出现了问题？

我又找到了1918年（民国七年）1月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二年级学期试验成绩册，其全部学生名单包括：顾懋勋、章彬、康时振、金汤、金耀铨、莫迺荣、盘珠衡、黄宝潮、丁人鲲、孙恩秀、黄选青、范祖璧、许贵年、金士成、张树源。⁽⁷⁵⁾对比一下，就可发现，原先1917年土木科初年级的学生，除了金汤、盘珠衡2人为新增加的，少了陈伯琴，以及钱培玉、何景崇、顾光实、李树本、陆铭清等6人，其余丁人鲲等13人均升了二年级。

这就说明，1917年秋，陈伯琴再次就读了该校土木科初年级。与陈伯琴情况类似的，还有同学顾光实。

对该校的学生升级制度，吴保丰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介绍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采用的是学年升级制度，每年课程并不分选修和必修。各课平时有小考，时间由各教员自由择定，所得成绩作为平日分数。“从前平日分数作六成计算，每学期末举行大考，时间由校中教职员定夺，排成表格，依次试验，所得分数作四成计算。各学生平日成绩无论那样好，一概不能免学期考试。现在此种制度，在上院各班中已经大大改良。”各学生平时成绩有一课满九十分，这课就可以免除学期考试，这课成绩谓之甲。八十分以上谓之乙，七十分以上谓之丙，六十分以上谓之丁。不满六十分即不及格，须于下学期开学时补考，及格这课就算读完，不及格就要补读。“一个学生有三种课目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班，不满三课，可以自由升班。所补各课，校中并没有一定章程，只要学生自己有空，再同该课教员商量，能够在毕业以前补完，就可算数。”还有许多人，因上院三四年级功课繁重，抽不出功夫来补读，可于三四年级修业完毕，再到下班去补读，补读完毕，方有毕业文凭到手。补读再不及格，那就永远没有毕业的希望了。⁽⁷⁶⁾

吴保丰还介绍说，此外有一种学生，因半途发生重大问题，不能够继续求学，隔了几年，仍旧可以进来，和普通升上去的学生，受同样的待遇。“这样看来，此类制度，有些地方虽然很不自由，其实已经很通融。表面上虽有年级划分，实际上高年级到低年级去补读功课，也习以为常，不足为怪。”并且补读功课，并不是完全为了考试不及格，“一部分人对于某种功课缺课时占半年钟点三分之一，就要扣考，非从头至尾，再读一遍不可。所以有很多人，功课极好，逼着也要教他补读，真是冤枉”。一课旷时超过三分之一，就要补读，倘使各课旷时都过三分之一，就要留班了。“所以到了上院三四年级，一星期听讲和实习足足有三十多钟点，就是按步上去，也很费心力。倘使再要旷课，莫说有扣考的危险，即使没有这种规矩，恐怕也很难过去。”⁽⁷⁷⁾

铁路管理科

1918年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原有土木工程、电机工程两专科的基础上，又新创设了铁路管理专科，庚申级（1920年）即为该科第一班。

关于铁路管理科的设立，该校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先是校中职教员及各级学生代表佥议本校应添设管理科，大致谓中国铁路电机事业日益发展，本校土木、电机二科创办近二十载，成绩丕著，惟管理人才在中国今日之所最需要者则尚不可所得，本校亟应添设管理科以资造就”。其二，“且学生中性情有近于管理方面而不宜于工程者甚多，本校卓立沪滨，得风气之先，东南学子负笈来校者直如归市，彼既于性情相容，苦不能入，却之复失培植之意”。基于此，该校呈请交通部“在本校内添设路电管理专科，以期造就铁路电机管理人才，后奉部令，改路电管理科为铁路管理科”⁽⁷⁸⁾。

铁路管理科设立后，“校长遂聘定硕士徐守五先生为本科科长，学生共38人，有自土木、电机三年级转入者，有自初二年级转入者，程度较高，功课亦佳，校、科长乃议决本级以三年卒业，本校专科概以四年卒业，此其创例也”。陈伯琴即是在此时改换到铁路管理科庚申级学习。

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有一个传统，即每届毕业生都会编印一本纪念册，“以纪载每届毕业学生及校况”。陈伯琴所在这一级为铁路管理科首届，具有特别纪念意义，因此单独编写了一本《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头班纪念册》。正是在这本纪念册上，我得以首次窥见陈伯琴的真容。

该纪念册由张骏良为中文编辑长，陈伯琴为中文副编辑长，王元汉为西文编辑长，曹良栋、杨天择、张伦、郭祖寿、夏孙鸿、奚逸、李树本、顾光实等为干事，管理广告、印刷、摄影等事务。该纪念册刊有《铁路管理科庚申级级史概略》一文，详细记录了铁路管理科庚申级的历史。该文未署名，依据我所了解的陈伯琴文字风格，此文极有可能为陈伯琴所撰，或至少经过了陈伯琴的编辑。

铁路管理科于1918年3月8日开始上课，“每周功课有三十四时之多，如经济、法律、财政、银行、商业、簿记种种，无不完备”。该科全部科目设置包括：国文、英文、法文、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公文程式、英文书记职务学、政治学、商业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史、铁路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货币学、银行学、公司财政学、国家财政学、商法、民法、万国公法、置产法、破产法、警律、铁路法律、保险学、商业算学、捷算法、簿记学、会计学、高等会计学、铁路会计学、查账学、统计学、铁路统计学、水道运输学、铁路运输学、铁路管理学、工厂管理法、办事室管理法、厘订运费学、铁路行政学、机械画、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铁路工程学、电机铁路学、电话学、电报学、测量学等。除国文、法文、公文程式外，其余科目均用英文课本。⁽⁷⁹⁾

第一学期，“主教为徐广德先生，李伟伯先生教授法律，辜清臣先生教授英文，李颂韩先生教授国文，庄劬盦先生教授法文。教授既循循善诱，学生复孜孜以学，咸以功课完美得能日知所亡，故读之皆津津有味，益复好学不倦”⁽⁸⁰⁾。

第二学期，“请李松涛先生教授英文，俞行修先生教授银行学，朱贡三先生教授捷算法，程克兢先生教授土木工程”。这一学期，“同级中离校者，有张信孚、何信道二君，素以体育稳固，不仅同级少去二位同学，实为全校缺去两员体育健将。闻何君任亚细亚火油公司稽查，张君至南京高等师范任体育教授云”。此外，“同级中类皆品行纯正、学问优良，其擅长文学者，如张骏良之于国文大会，王元汉之于英文大会，均于是年得金制奖章，戴锡绅亦得英文大会银制奖章；其有干才尽力校务者，如本校体育会会长张信孚、副会长徐承燠，徐君于足球管理事尤著奇功，书记王元汉、棒球管理戴锡绅皆为本级之出色人才”⁽⁸¹⁾。

该文对铁路管理科庚申级的体育成绩记述甚多。“我校体育素著，执东南之牛耳，而体育健将大半荟萃于铁路管理科之庚申级。在足球部者凡九，如李树本（部长）、顾光实、何景崇、何信道、张信孚、杨天择、杜荣棠、黄韵三、陈汝闳。网球部者凡四，李树本、何信道、顾光实、杜荣棠。篮球部者凡六，杜荣棠、陈汝闳、何信道、何景崇、张信孚、黄韵三。田径赛部凡六，杜荣棠（部长）、张信孚、何信道、张伦、黄韵三、何景崇。棒球部凡五，何信道（部长）、李树本、何景崇、黄韵三、杜荣棠。是年本校运动会锦标为吾级所得，此为吾级体育全盛之时代，亦为我校体育之全盛时代。”此外，“同级有人入技击部者如张令（部长）、徐植仁、黄守邺，入军乐队者如夏孙鸿、沈乃庄，入野外赛跑队者如冯宝泰等，各以兴之所至，而入唱诗班者或练习摄影游艺种种，尤不乏其人”⁽⁸²⁾。

在所有体育爱好者名单中，未能发现陈伯琴（陈仁愔）的名字。从陈伯琴数次复学的经历看，很可能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是十分理想，至少不属于非常强健的一种。当然，“入唱诗班者或练习摄影游艺种种，尤不乏其人”，则极有可能包括了陈伯琴。

1919年上学期，“即庚申级之第三学期，功课尤形繁多，学理渐趋精邃，每周三十四小时，尤多课外自修，迄无暇晷，自铁路管理科言之，功课当以此学年为最难。上学期益请瞿季长教授办事室管理学焉”⁽⁸³⁾。

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我找到一份1920年1月铁路管理科二年级学期试验成绩：陈伯琴的成绩为：国文85分，英文71分，法文50分，铁路工程79分，公事室管理69分，书记实习60分，工业管理69分，商业财政80分，铁路管理75分，水道运输77分，会计80分，统计84分。⁽⁸⁴⁾

该年的其他情况为：“本年英文大会得奖者有二人，为郭祖寿（金牌）、火贵樟（银牌）。同级离校者为许兰亭、梁鼎新、陈肇坤、何景崇、查濬文。本年在体育会被举为职员者，为李树本（副会长）、王元汉（书记）、戴锡绅（网球管理）、黄韵三（棒球管理），黄君继即辞去。在足球部者，顾光实（部长）、李树本、杜荣棠、陈汝闳。篮球部陈汝闳（部长）、杜荣棠、黄韵三。田径赛部杜荣棠、张伦、陈汝闳。是年春，杜荣棠、黄韵三、张伦赴菲列宾与远东运动会，三君系中国远东六大学运动会之选手。杜君于五项运动得第二之奖品，掷铁饼得第二名，张君于替换赛跑亦得有奖章云。”⁽⁸⁵⁾

1920年，“功课无异于前，惟下学期稍减钟点，每周仅二十七时，然于实习考察则甚注重，本年加请美人柏尔茀先生教授铁路统计法，及吴采人先生教授公文程式。黄韵三君自费赴美留学，同级遂只剩三十人矣”⁽⁸⁶⁾。

1920年4月13日至5月2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1920届（庚申级）和1922级（壬戌级）学生专程赴沪宁及津浦两路实地考察。有关此次考察的具体情形，《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头班纪念册》刊有专文，题为《庚申年本级赴沪宁津浦两路考察记》。该文未署名，但从纪念册刊载的另一篇文稿《京沪游记》内容可知，该文为担任此次考察书记之一的陈伯琴所撰写。

铁路管理科学生的此次考察，包括了沪宁路的苏州、镇江、南京下关及江口等车站，津浦路的浦口、蚌埠、徐州、泰安、济南、天津等车站，以及浦镇机务工厂、济南机务工厂等，陈伯琴对各车站设备，包括配套的机务工厂、货栈、船坞、隧道、铁桥等设施，以及运输事业管理等，都有细致认真的描述和评价。⁽⁸⁷⁾

例如对苏州车站的信号装置，陈伯琴作了如下记述：

据云信号本分远方信号（Distant Signal）及站内信号（Inner Home Signal）两种，站内信号由站长担负完全责任，远方信号则否；近则已将远方信号改为站外信号（Outer Home Signal），亦归站长担负完全责任云。站中分干路及支路两种，站内信号，分尖圆两种记号，尖者指干路，圆者指支路。站外信号，以一能上下移动之牌极为号，牌板横设，一端伸出，若平形式，即言前途危险，若垂下至四十五度，则表明平安无事也。横木共三具，中者指干路，旁者一指支路，一指信号之有无错误。夜间则于杆上设灯火，牌平形则见红灯，若牌下垂则见绿灯云。⁽⁸⁸⁾

对下关车站的路签，陈伯琴如是描述其用法：

该路路签本用铁条四根、铜条一根，置一橱内，用时取出，惟往往有遗忘错误之弊；现则改用电路签，每站设电路签机一件，藏路签二十枚至四十枚，取时须得他站之允许，不然终不能取出，故不至有丝毫错误，法尽善尽美矣。⁽⁸⁹⁾

又如，申请乘车免票时，沪宁路“因在外人权力之下，仅得照团体乘车例，减收半费”。再有，考察沿途多次受到校友的热情款待，或帮助接洽，或安排宴请，或提供住宿，反映出“旧同学”的浓浓情谊。⁽⁹⁰⁾

陈伯琴撰写的另一篇文稿《京沪游记》，则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也颇具史料价值。

看得出，陈伯琴对各地的名山胜景和风土人情都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这种做法，对于良好职业习惯的养成，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陈伯琴如实记录了铁路通行对蚌埠、济南等地经济文化的带动和影响，他所记述的若干细节，如镇江郊外连绵亘续、长达里余的轿队，南京秦淮河畔的娼寮、赌馆，天津的租界和黄蓝红绿白五路电车，北京的商店伙计和蔽目尘沙等，都令人印象深刻。⁽⁹¹⁾

我注意到，陈伯琴对各地的自然气候和卫生环境似乎颇为敏感，包括登泰山时雇用山轿而非徒步等，这些都可能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对北京等地的物价、钱币兑换等，他也给予了特别关注，不知他当时是否已经有了以后投身银行业的打算？他记述道：

中国币制不良已极，大小洋之进出，损失尤巨。京中独能稍事统一，规定每大洋一元，得兑换新式小银元十枚，而普通小银元，作铜元十枚。财政部官钱局复发行大小数目之铜元票，流通市上，使人随时取携，得免铜元之笨重，尤为便利。但南中向无此种钞票，同人致有误取银元票作为铜元票以给车资者，则反不及铜元之易于检点矣，一笑。⁽⁹²⁾

有意思的是，他对天津一地的总体感觉并不太好。他记述道：

天津大约情形，与沪上不相上下，而其地人民尤较沪刁滑，往往新履其地者，每每受欺，甚为可恨。食物店以羊肉馆最著名，余曾往一试，物虽清洁，取价甚昂，而旅津久者，咸极称其价廉物美，意者言语不肖津人，亦受其欺乎。⁽⁹³⁾

他当时完全不会想到，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他将与天津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毕业与实习

1920年12月，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第一届30人顺利毕业。陈伯琴排名全班第21名，平均成绩78.43分，为乙等第一名。

陈伯琴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包括前身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各阶段的学习长达十年多，包括了中学四年、预科一年、电机科一年、土木科两年、铁路管路科近三年，结识了不少同学及校友，其中有一些同学在陈伯琴此后的职业生涯中还有交集，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缘分了。

当时的交通部对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这一届毕业生非常重视，专门致函该校：“该校铁路管理科举行毕业试验，派本部谘议周诒春前往监试，其举行毕业礼即由该员代表莅校宣示训词。”⁽⁹⁴⁾该训词强调：“铁路管理一事，实为已成之路最重要之点，所有运输之治则，簿记之规程，列车之支配，统计之编制，皆营业最要之事，非有铁路管理智识不能措置裕如，学校增设此科，为与工程相辅而行，用意至为深远。”⁽⁹⁵⁾

时任交通总长叶恭绰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头班纪念册》撰写序言，强调了铁路管理的重要性：“铁路事业头绪纷繁，经纬万端，即就管理一方面而言，如会计、营业、客运、货运、经济、运费、列车、转运、统计、工厂及材料、管理等等，均非有专门之学及经验宏富者不能胜任。”⁽⁹⁶⁾

担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多年的唐文治，也欣然为这本纪念册作序，并特别强调了铁路管理人员道德操守的重要性：“自来造就才具易，造就道德难，培因应之人才易，培坚卓之人才难。”⁽⁹⁷⁾

交通部确实对这批学生非常重视。1921年2月28日，交通部还专门给沪宁、沪杭甬等各铁路局下达训令，要求安排好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和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学生的实习工作。训令称：“案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甲班暨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学生业经毕业，应即分派各路实习，俾资历练。每名月给津贴，甲等四十元，乙等三十五元，丙等三十元，合行开单，令仰该局遵照，除分行外，此令（附分发单一纸）。”⁽⁹⁸⁾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高低，还会体现在毕业之后的实习津贴之中，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批毕业生的实习安排，计京汉铁路管理局14名，津浦铁路管理局16名，京奉铁路管理局10名，京绥铁路管理局10名，沪宁铁路管理局8名，沪杭甬铁路管理局3名，湘鄂铁路工程局6名，吉长铁路管理局5名，四洮铁路工程局3名，道清铁路监督局5名。陈伯琴和本班同学程善身，以及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郑振铎等三人，被安排到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实习。⁽⁹⁹⁾值得一提的是，安排与陈伯琴共同实习的这位郑振铎，与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和收藏家郑振铎，就是同一人。

事实上，陈伯琴最终并没有去沪杭甬铁路局实习。在交通部训令下达的差不多半个月之前，陈伯琴已经在位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行报到了。从表面看，陈伯琴似乎放弃了“铁饭碗”，捧起了“金饭碗”，但如果算一下经济账，陈伯琴当时每月的实习津贴有35元，一旦成为铁路系统正式职员，其薪水预期还是颇为乐观的；相比较而言，他在浙江兴业银行入职时，第一年的月薪却只有30元，第二年增加为40元，直到1928年才增加到70元。⁽¹⁰⁰⁾应当说，对未来的预期，个人的兴趣，家庭的影响，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都可能影响到陈伯琴的最终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陈伯琴应当是理性地考量了各方面因素，作出了这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