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之初

1908年，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在公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449—457号）开业。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总行迁上海时，即以原上海分行址为总行址，1918年购进公共租界北京路14号地块自建大楼，并将总行迁入。⁽¹⁰¹⁾

该行在1920年以前，还是沿用阴历，在1920年（民国九年）阴历年底结束后，始改用阳历。该行《会计年度改用阳历办法》规定：“本行自辛酉正月初一起，会计年度改用阳历计算，各行所有簿据契约及一切对外单据，均用阳历日期登记。”⁽¹⁰²⁾陈伯琴的回忆也提供了佐证。陈伯琴说：“我虽然是二月五号进行，实在等于阴历民国十年开始的第一天进行，这很可以算是我进行时唯一有价值的纪念。”⁽¹⁰³⁾可见，陈伯琴正式在上海加入浙江兴业银行的时间，是1921年（民国十年）2月5日。

这一时间点前后的资料相当匮乏，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零散史料，或能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1921年3月，浙江兴业银行召开了该行第十四届股东常会。董事长叶景葵发表了营业报告书，该行的营业状况从中可以窥见一斑：

本届股份总额增为二百五十万元，今日各股东萃于一堂，可谓本行之新纪元。溯自总行移设上海以来，今已六阅寒暑。自今以后，改为阳历结帐，故本届营业情形，又可为六年来之小结束。本届营业方针无甚更变，最注重者抵押放款，仍以经营货栈为根本。故申行已将上届租赁之货栈向业主购得，又于苏州河滨租办第二货栈。哈庄亦于铁路附属地内购得货栈一所，为存储押品之用。惟津行与津中行合办之中兴公栈，以地点不宜，业已退租，尚待另筹。杭、津、奉三处行屋，均系租赁，已嫌逼仄。杭、奉行基，前已选定，本届绘图投标，同时兴筑。津行拟迁入法租界，亦购得行基一区，以待来年为逐渐经营之计。

哈庄为扩充汇兑起见，于九月间在道里分设事务所。董事会已依照本届修正章程，定于十年一月改哈庄为支行，直辖于总行。奉庄亦同时改为支行，仍归津行管辖。

本届营业收入，仍以利息为最，汇水次之。各行放款总额均较上届为增。各行汇款总额所增尤巨，以汉、哈为最，津、申次之。国外汇兑，以渐进行，又与巴黎劳合银行订约代理。

本届各种定期存款，较上届约增五分之一。各种活期存款，较上届约增十分之一。其各行增加之率，以申为最，汉次之，津次之，京、哈次之，杭、奉又次之。

本届各地金融大势，异常杌陧。一因先令骤缩。申、津两埠之进口业，皆以定货未结，亏折甚巨，论者谓为通商以来罕见之厄。奉、哈两埠亦因金票陡涨，恐慌迭至，著名之发字号竟至一蹶不振。二因货物停滞。出口各业受东西国战后经济之影响，存货不销，内地农产无人过问，购买力愈形薄弱，进口货亦因而滞销，各处货栈屯积无隙地。三因兵灾迭见。近畿旱荒，饿莩载道，直皖抅衅，全国骚然。江汉为绾毂之区，鼙鼓之声屡作。六月间吴军之变，竟在商场附近激战。风鹤之警，无月无之。一张一弛，心力瘁矣。四因通货缺乏。整理京钞，政府颇有毅力，然京津一带，行号骤失大宗筹码，相继停闭者十四五家，其中不乏他种缘因，要皆信用过滥之所致。此外，各地同业亦复苦乐不均，时闻愁叹。

有此四因，无论直接间接影响于我行者，事后思之，犹觉惊心动魄，故赢利稍优于畴昔，而辛劳亦倍于平时。景葵等才识凡庸，深以不克负荷为惧。观于本届增股踊跃，及本行股票市价始终坚定各情形，足征股东对于本行实有休戚与共之意，所堪告慰者此耳。⁽¹⁰⁴⁾

另据1921年该行的《财产目录》《贷借对照表》《损益计算表》披露，当时该行的各项经营数据如下：股本总额250万元，现款2 015 894元，存放他银行及钱庄4 560 270元，兑换券准备金265万元，抵押放款6 219 036元，有价证券2 374 956元，房地产40万元，各种定期存款5 705 786元，各种活期存款266 806元。⁽¹⁰⁵⁾

陈伯琴入行之初，经历了若干个岗位的锻炼。他的第一个岗位，是被派在稽核部办事。当时该部的职掌为：“（一）掌各行账册单据及业务之稽核事项。（二）掌各行各项库存及簿据放押款等类检查事项。（三）掌各项款目之交查事项。（四）掌各行预决算之审查事项。（五）掌本处各项账目及稽核事项。（六）掌各项表单之编造事项。（七）掌全行之统计事项。（八）掌本部文件之起草事项。（九）掌各项账册表单之保管及编档事项。”⁽¹⁰⁶⁾

在陈伯琴的印象之中，该行改用活页账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陈伯琴在稽核部前后一共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他自己清楚地记得，在整理与装订1920年账簿的时候，他又被派到收支科办事。此时，陈伯琴的职务，是专管期票。他后来回忆道：“但那时正值交易所勃兴，钞票收入，每天多至三四十万。”这许多钞票，均须经过整理，所以尽管职务是管期票，“每天差不多十分之八九的工夫，却是帮同整理钞票”⁽¹⁰⁷⁾。

那时的收支主任，是刘策安。在陈伯琴的印象之中，“刘先生精明强干，的确是可以十分佩服的。他自己根本就不肯有一分钟的空闲，总是帮同大家，在一齐忙，所以全班同事，都极其兴奋，没有一个肯稍为偷一点懒”。每天钞票既然如此之多，整理下来，往往不免有缺少的事，而这位刘策安先生却从来不埋怨一句，总是由自己腰包里赔补出来。一次二次之后，大家更觉得不好意思，“认为倘然偶不经心，变成要害刘先生赔钱，因此反而兢兢翼翼，更加小心”⁽¹⁰⁸⁾。

在陈伯琴看来，一个人偶然赔五块十块钱，在金融机关办事的人，原是很不稀奇的事；不过一个人偶然不能尽职，而担负责任的人，却不是自己，要他人代为受过，他心里的难受，绝非金钱的价值可以弥补的。⁽¹⁰⁹⁾

当年11月间，陈伯琴由收支科调到营业科；不过一个月，又从营业科调到金币部——之后在金币部差不多有两年之久。当时的金币部，类似于今天的银行外汇部，其职掌主要包括：“（一）外币存款。（二）外币之电汇、票汇及套汇。（三）进出口押汇。（四）外币支款函之发给。（五）外币之存放、调拨及买卖。（六）大条银之买卖。（七）接待顾客与联络招徕。（八）本部帐表、单据之登记及保管。（九）本部各项票据、银钱之收付及保管。（十）关于外币汇兑行情之调查及报告，与调查部协同办理。（十一）关于本部之函件。”⁽¹¹⁰⁾

陈伯琴以为，“对于银行业务，能整个知道一点门径，的确完全是在那个时候得到的”。该行的会计制度，几经改良，而金币部在其中尤其改变得快。他后来回忆道：“我只记得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回到总行的时候，看看金币部的一切办法，大半已经无法措手。可见得样样东西，都在不知不觉中，日新月异的迈进，我们倘然不能跟踪前进，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¹¹¹⁾

对进行初期的同事，陈伯琴留下的记录并不太多。不过，对于当年金币部的一位同事胡潄岑⁽¹¹²⁾，陈伯琴显然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陈伯琴在金币部的时候，胡潄岑才刚刚进入浙江兴业银行。在陈伯琴的印象中，胡刚进来的时候，也在稽核部办事，并恰巧与当时的稽核部长王稻坪坐在对面。有一天胡偶然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墨水瓶，当时就吓得面红耳赤，呆想了半天。他忽然向王稻坪先生问道：“打碎了墨水瓶，是不是要寻保人赔的？”王稻坪听了半天，才弄明白胡潄岑的意思，“不觉莞尔”。通过这一细节，陈伯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想这种天真的表现，实在可以代表胡君是一个纯洁的小伙子。”⁽¹¹³⁾

陈伯琴参加工作之初，先后在稽核部、收支科、营业科、金币部等处轮岗和锻炼，这些经历为他此后在其他数个城市的工作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