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最初鼓励我把亲身经历付诸笔墨的，是我的子女。他们在成长期间，经常会问我：“现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能取得您这样的成就吗？”或者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吗？”

有人希望我讲述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希望从中窥见快速致富的法宝。还有人关注我认识美国七任总统，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一直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 Eisenhower），想知道我对他们都有些什么看法。

还有人劝说我回顾在两次世界大战与两次议和期间的经历，希望为当今世界面临的生存问题提供借鉴，必须承认，这个理由最让我动心。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我就开始动笔撰写回忆录，但完稿的时间一推再推。在希特勒掌权期间，我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呼吁美国发展武器，因为武器恰恰是防范战争的最佳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帮助美国加快调度资源，取得战争胜利，防止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要处理战争留下的后遗症，应对世界各国应该如何控制原子能等棘手的难题。

由于事务繁多，我分身乏术，不仅没有时间撰写回忆录，而且要写的内容还大大增多。这些经历给了我全新的启示，于是，我重写了原本已经写好的很多内容。

我的原意是等写完全部自传后才出版，但从美国重建时期[1]到原子裂变之后，内容实在太多，难以在一卷中尽述。此外，我向来觉得一个人的回忆录应该在他还在世时出版，这样才能让世人有机会向作者本人提出质疑。

于是，到了87岁，我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便出版了回忆录这第一卷。我正在撰写最后一卷，希望不久后即可面世。

或许从我成长的经历中，读者可以得到特别的启发。无论我们年纪有多大，始终离不开儿时的影子。我们成年后处理问题的方式，经常与年少时处理成长阵痛的方式一脉相承。

我小时候性格害羞怕人，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爱发脾气。长大后，我喜欢赌博，赌马、赌球、职业拳击赛……这些活动至今还会让我热血沸腾，仿佛青春焕发。

以前，每当看到别人取得了什么成就，我都希望自己也能做到。我下了很大功夫，才学会控制自己的感受，学会取舍，尽展所长，把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留给别人。

如果说成长的过程有什么“秘诀”的话，就在于我有计划地训练自己，学会批判性的自我评价。当我了解了自己，也就能更好地了解别人。

事实上，我在华尔街和商界驰骋多年，在这过程中对人性认识良多。在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商务往来中，几乎每个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如何区分客观事实与人的心理。当我离开华尔街，从事公职时，遇到了同一个永恒的难题——如何在人性与世间万物的性质之间取得平衡。

当然，人性的变化比外界的变迁要缓慢得多。面对新的情况，有些人会坚持过去的教条，墨守成规。

还有些人会觉得过往的经验一文不值，认定每一种新情况都要以全新方式处理，总是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有效地自我管理，我们必须抛弃这两种极端的做法。真正的问题在于知道何时要遵循古老的真理，何时要大胆实验，开辟新路。在回忆录中，我介绍了自己的一些理念，说明了怎样才能在勇于承担尝试新的风险与防止重蹈覆辙之间取得平衡。

或许有人会对我做过的某些事不以为然。但我还是如实说明了自己失败的例子和犯下的错误，因为我觉得，失败是远比成功更好的老师。

在我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哈罗德·爱泼斯坦（Harold Epstein）、塞缪尔·卢贝尔（Samuel Lubell）和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这几位朋友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的罗伯特·莱舍尔（Robert Lescher）也给了我宝贵的编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