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父：南方邦联军队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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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8月19日，我在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Camden）的家里出生，虽然住在主街上一栋两层高的木结构房子里，但跟住在旷野上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屋后有蔬菜园、马房和谷仓，再往后是一片三英亩的土地，父亲开荒种植，弄成一个“农场”做实验。我记得有一年，父亲煞费苦心地种植甘蔗，就像对待赚钱的棉花种植园似的，悉心照料。

父亲喜欢在“农场”里劳作，而母亲觉得他不务正业，有时间还不如多开诊，父亲当时是南卡罗来纳州最成功的医生之一，年仅33岁就获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医疗协会会长。他还在州卫生署担任署长，积极投身美国重建时期动荡不安、有时还带有血腥意味的政治活动。

最近，我在翻阅他一本早期的案例研究，潦草的字迹记载了他丰富的社区活动。他对黑人白人一视同仁，无论是腿上扎了鱼钩的小伙子，还是在前主人去世后不吃不喝18天、最终饿死的可怜老黑人，他都悉心治疗患病和意外受伤的病人。

父亲经常驾着两人座的马车，带着我周游乡间。有时我会接过缰绳，让他在座位上读书或打瞌睡。有一次，我们在一栋简陋的小屋前停下来。我在马车上等候，父亲走进屋里。没过多久，他匆匆跑出来，拿起斧头，一边用力劈开木制百叶窗，一边大声嚷道：“里面的人缺乏新鲜空气，快要死了！”

父亲希望造福周边社区，所以在实验性的“农场”里忙忙碌碌，终其一生，造福社会一直是他的心愿。我10岁生日后约6个月，我们举家搬迁到纽约市，他率先在人口拥挤的出租屋一带开设公共澡堂。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时，当地还没有开设农业服务，实验改良的农作方法，但父亲觉得需要做实验，虽然之前根本没接受过农业方面的培训，却很快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

在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医学书籍之外，还堆着一沓黄色封底的农场期刊。他靠翻阅期刊学习理论，然后在自己三英亩的土地上做试验，他收成的棉花、玉米、燕麦和甘蔗都曾在乡村博览会上夺得头奖。

他给乡亲们赠送种子，无论有多忙碌，都不吝于帮助其他农户解决问题。有一次，父亲特意买下几英亩低地，证明可以用瓦管排干积水，我相信这是当地做的首个同类实验。

父亲身高六英尺[1]，身材挺拔，伟岸俊伟，富有军人风采。他长着深色的胡须，蓝眸中闪烁着温和而又坚定的光芒。他的着装相当正式，我从未见过他露出衬衫袖口。但他风度翩翩，温言细语，虽然不在美国出生，却完全没有外国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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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名叫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 1840年7月29日，在当时德国波森附近的斯瓦任兹村出生。他很少提起自己的祖辈，如果有人问起，他总是说，人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选择走怎样的路。

到我20岁那年，父亲才带我前往欧洲，探望他的父母，我这才了解到巴鲁克家的祖辈。我的祖父名叫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我的名字跟他很像。他有一件古老的家族遗物，是一具颅骨，上面记录着家族族谱。巴鲁克家似乎属于犹太人中的拉比阶层，[2]有葡萄牙和西班牙血统，也混有波兰或俄罗斯血脉。

祖父还自称是文士巴路克（Baruch）的后人，先人巴路克记录了先知耶利米（Jeremiah）的预言，《巴路克书》还录入了天主教的次经。每当听到祖父这么说起，父亲总是不予置评。

祖父跟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不会说英语，但我的德语说得相当好，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他身高六英尺以上，褐发细软，脸颊透红，在厚重的眼镜下，深色的眼睛显得特别有神。他富有学者和空想家的气质，喜欢坐在啤酒园里，抽着雪茄跟人聊天。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而父亲和祖母喜欢待在屋里。

祖母性格迥异，她勤俭朴素，严谨务实。她个子不高，父亲和我都继承了她深蓝色的眼睛。她头发中分，在两边整齐地垂下。她婚前名叫特雷莎·格伦（Theresa Gruen），我相信她是波兰后裔。

父亲不想被普鲁士军队强征入伍，于是在1855年来到美国。当时他才15岁，就读于波森的皇家文理中学（Royal Gymnasium）。他在美国只认识一个人，名叫曼内斯·鲍姆（Mannes Baum），是出生于斯瓦任兹的同乡，在卡姆登拥有一家小小的百货店。父亲孤身一人远赴异国他乡，实在是很有勇气的。

曼内斯·鲍姆成为父亲的保护人。父亲小小年纪就成为曼内斯的簿记员，拿着一本翻译字典来阅读美国历史，以此自学英语。曼内斯的妻子是母亲的姨妈，我父母就是通过她介绍相识的，很快，她发现这个男孩聪明伶俐，对他赞许有加。她劝说曼内斯把他送到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South Carolina Medical College）念书，后来更到里士满（Richmond）的弗吉尼亚州医科大学（Medical College of Virginia）进修。

对曼内斯·鲍姆先生的恩情，父亲始终铭记于心，所以他在给我起名的时候，拿“曼内斯”做了我的中间名，我也以此名字为荣。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曼内斯个子虽小，却有着“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般的勇气”。

父亲喜欢讲这么一个故事：有个恶棍来到店里，要求曼内斯收回说过的一句话，曼内斯拒绝了。那人抄起一把锄头，往曼内斯身上挥去，铁刃砍在他身上，打得他头破血流。曼内斯还是拒绝收回那句话。那恶棍一把将他推倒在地，把拇指压在曼内斯眼上，威胁要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

“你要不要收回那句话？”那恶棍大声问道。

“不收回！”曼内斯·鲍姆喊道。

袭击者开始把威胁付诸行动，曼内斯在他手下扭动。恶棍拇指一滑，曼内斯一口咬住了他一只拇指，死死咬紧不放。那恶棍痛得嚎叫起来，叫他放开，曼内斯才松开了口。摩西律法叫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许拿一只拇指来交换一只眼睛不算亏，但那恶棍并不想这样。

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是想教我一个道理。当时，南卡罗来纳州还是盛行捍卫荣誉之风，必要时甚至不惜提出决斗。父亲赞扬曼内斯·鲍姆的勇气，告诉我：“儿子，如果有人侮辱你，绝不要忍声吞气。”

曼内斯·鲍姆送给了父亲一套军服和一把剑， 1862年4月4日，他穿戴整齐，加入了南卡罗来纳州第三志愿步兵团。当时，父亲刚从医学院毕业，用他的话说，“甚至还没刺穿过一个水泡”，就获委任为助理外科医生。

加入南方邦联军队是父亲的天性使然，他跟李将军（Robert E. Lee）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也不赞成奴隶制度，但觉得首先要忠于自己居住的州。此外，他在卡姆登认识的年轻人几乎全都参军了。

在跟随部队北进之前，父亲劝诫从德国过来的弟弟、年仅17岁的赫尔曼（Herman）不要卷入战火。九个月后，他们相遇了，赫尔曼当上了南方邦联军队的骑兵。父亲责备他不听劝阻，赫尔曼解释道：“我受不了了，我无颜面对女士们。”

身为外科医生，父亲亲眼见证过战争最悲伤、最可怕的一面。他很少提起这段经历，每当我们四兄弟叫他“给我们讲讲战争的故事”，他通常会打发我们去学习，或者吩咐我们去做些杂务。

但当四个儿子簇拥在他身边，父亲有时也会追忆过去。他最爱讲的一个故事，是在著名的雪松溪（Cedar Creek）战役中，谢里登（Sheridan）上将率军从温切斯特（Winchester）发动进攻，而他努力拦截南方邦联军队的撤退。

“我看见厄尔利（Early）上将挥舞着一面旗，恳求手下士兵不要溃逃。”父亲回忆道，“我骑马冲到最前面，大声嚷道：‘重整队形，拜托大家重整队形！’北方佬的子弹四处乱飞，有一颗子弹在我头顶上爆炸。我骑着的那匹马受到惊吓，而咬住马嚼子，驮着我飞奔而去。一班人在我身后喊：‘你怎么不重整队形了？’”

我们爱听的另一个故事，是父亲在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Second Battle of Manassas）中第一次担任战场外科医生。父亲向战地医院报到，抵达时，一位资深外科医生正准备做一台截肢手术。那位医生看出父亲缺乏经验，递过来一把手术刀，略带嘲讽地说：“医生，或许你想要做个手术？”父亲接受了这项挑战，做了第一台手术，表现可圈可点，赢得了对方的赞赏。

虽然父亲亲历过战争中最血腥的战斗场面，但他还是经常称赞双方的骑士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评价说相比之下，南北战争堪称“绅士的战争”。有个例子说明了，士兵在战场上所表现的这种骑士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21年临终时还念念不忘。

在莽原之役（Battle of the Wilderness）中，北方联邦军队的詹姆斯·瓦斯渥斯（James S. Wadsworth）少将头部中枪身亡，他的孙子后来成为了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李将军派人捎信到北方联邦军队，表示虽然双方为敌，但他愿意把这位勇士的遗体送回故乡。当救护车悬挂休战的旗帜，载着瓦斯渥斯少将的遗体穿过北方联邦军队的战线，道路两旁，身穿灰色军服、衣衫褴褛的士兵纷纷脱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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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南北战争的年代，父亲从未对北方联邦军队表示过一丝怨恨，这或许是因为他每次被俘虏时，都受到了善待。

他第一次被俘虏，是在安蒂特姆战役（Battle of Antietam）中。在南山（South Mountain）早期的一次交战中，南卡罗来纳州第三志愿步兵团溃败，司令乔治·詹姆斯（George S. James）上校身亡。当南方邦联军队渡过溪水撤退时，父亲负责照料在布恩斯伯勒（Boonsboro）一个教堂墓地上需要救助的伤员。他们在两个木桶上架着一扇门，仓促搭建出一个手术台，把一位身受重伤的士兵抬到手术台上。父亲给病人用了麻醉药，刚拿起手术刀，冰雹似的子弹就飞了过来，手术被迫中断。他们只好把伤员抬进教堂里，继续动手术。

等父亲做完手术，教堂外的路上已经站满了北方联邦军队的骑兵。几英里外，夏普斯堡（Sharpsburg）的炮火震天动地，但父亲和他的勤务兵心无旁骛地继续救治伤员。北方联邦军队的一位外科医生走过来，问父亲是否需要帮忙。看到对方主动伸出援手，父亲大感意外，时隔50多年后，他还记得那人的名字：J. P. 戴利（J. P. Daly）。

助理外科医生巴鲁克就这样沦为了战俘，但他知道，南北军队约定了尽快交换被俘医生的政策，所以自己很快就会获释。他在布恩斯伯勒待了近两个月，据他后来所说，这是他在军中最愉快的时光。随后，他和其他几位军医一起被带上一辆火车，前往巴尔的摩（Baltimore）。途中，北方联邦军队的军官告诉战俘，同情他们遭遇的南方民众将会在补给站迎接他们，安排他们住在望族家里，等待交换战俘。

但北方联邦军队负责的中尉并不喜欢这些友善的安排，而是直接把战俘领到宪兵司令那里。宪兵司令却宽松得多，他允许父亲和另一位军医在市内走动，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承诺第二天回到总部报到。南方邦联军队两位年轻的军医被带到一位富裕的市民家里，受到了热情款待，欢歌盛舞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钟。

吃完早餐，几位年轻的女士邀请他们坐着敞篷马车，前往一个摄影棚，逐一跟他合影留念，照相的费用由父亲的女性爱慕者支付。我小时候居住的卡姆登家里，还悬挂着其中一张照片。第二天，南方邦联军队被俘的军医被带往弗吉尼亚州，等待交换。

10个月后，父亲在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第二次被俘虏。我长大以后，和父亲一起前往葛底斯堡战役发生地，他描述了亲眼见证的那场战役，边说着，边挥舞手中的黑色帽子，长长的白发在风中飘扬。他栩栩如生地讲述了皮克特（Pickett）少将率领的军队是怎样向桃园（Peach Orchard）发起冲锋，父亲回忆道，由于南方邦联军队的指挥官下令改变了冲锋的方向，在北方联邦军队纵射的枪火下，几乎所有伤员都是身侧中弹。

南方邦联军队在黑马客栈（Black Horse Tavern）设立了战地医院，父亲指着沼泽溪（Marsh Creek）边上一处，告诉我说，那就是勤务兵为外科医生取水的地方。他还告诉我，他连续两天两夜为伤员做手术或守夜。

随后，南方邦联军队开始惨败撤退，李将军命令父亲和其他两位医生留守医院，等待进一步通知——也就意味着被敌军俘虏。

父亲和其他两位医生抓了一只在周围草地上漫步的孔雀，烤着来吃，一边等待北方联邦军队出现。这是他们在三天里第一次大快朵颐，等他们把最后一根骨头啃得干干净净，没过多久，北方联邦军队的骑兵出现了。

父亲惊讶地发现，北方佬待他非常友善。很快，文质彬彬的温斯洛（Winslow）医生来到父亲面前，向他提供应急用品，又建议父亲前往盖茨堡的卫生委员会仓库。到了仓库，父亲发现物资多得装不下，不得不堆放到街上，这在物资严重短缺、只能艰难度日的南方军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仓库办事员建议父亲向物资管理员申请一辆马车。父亲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前往物资管理总部，意外地再次受到了热情接待。

“医生，请坐。”一位年轻的职员礼貌地说道，“这里是一份《纽约先驱报》（Herald），您可以在里面看到李将军的最新消息。我们会派一辆马车过来，请先看看报纸，稍等一会儿。”

很快，一辆马骡拉着的马车就交到了父亲手上。他在车里装满了医疗和军人超市用品，足足可以用上一个月，其中包括一桶用木屑保护的鸡蛋、一些红酒、柠檬和用冰块保鲜的黄油。

两位马里兰州女人和一位年迈的英国护士过来照顾伤员，一位巴尔的摩的医生给父亲送来了一套很好的手术器械，箱子上还刻有父亲的名字。后来，父亲把这套器械运回卡姆登，准备在战争结束后自己执业时用。

当战俘的日子过了六个星期，然后突然有一天，父亲被送上了一辆运载牲畜的货车，车上还有南方邦联军队的其他战俘，前往巴尔的摩的麦克亨利堡（Fort McHenry）。原来，父亲和南方邦联军队的其他军医成为了人质。

在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同情北方联邦军队的拉克（Rucker）医生被宣判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绞刑。他的妻子向联邦当局求助，声称她的丈夫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华盛顿政府决定，在拉克医生获释之前，暂停交换南方邦联军队的军官。

父亲向我们保证，在麦克亨利堡被监禁的经历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难熬，事实上，他经常把这段经历比喻成“在海滨度假酒店避暑”。他和其他医生可以在麦克亨利堡内随意走动，踢足球，下国际象棋，互相教几句外语，展开辩论。最让人高兴的是，每天都有年轻的女士探访麦克亨利堡，给战俘打气，而战俘会向她们讨要新的纸质衬领，来装饰自己的外表。

有些战俘贿赂负责看守的中士，在晚上前往巴尔的摩游玩。本来双方相安无事，但某天早上点名的时候，看守发现几位医生不见了。其他战俘企图帮他们答到，但这个小伎俩很快就被识破。监禁的看守变得更加严格，直到留下的军医承诺不会逃跑。两个月后，拉克医生成功逃脱，打破了南北政府的僵局，囚禁在麦克亨利堡的战俘被送往南方。

在麦克亨利堡期间，父亲撰写了一篇医学论文，后来以《胸口两个穿透的枪刺伤口》（Two Penetrating Bayonet Wounds of the Chest）为题发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卫生总监的梅里特·艾尔兰（Merritte W. Ireland）告诉我，时隔这么多年，这篇论文对军医还有着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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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讲起的另一个故事，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艰苦的一次战争经历。 1864年7月，他晋升为外科医生。次年3月，谢尔曼（Sherman）上将正在率军北进，南方邦联军队奋力抵抗，派他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托马斯维尔（Thomasville），筹备医院设施。

父亲晋升为外科医生后，负责组织一支服半役的分队，指挥着把两栋小工厂建筑和一家酒店改造为医院病房。有消息传来说，军队正在把在埃弗里堡（Averyboro）战役中受伤的280名伤员送过来，于是，父亲派一名荷枪实弹的守卫守在门口，吸引邻近的成年男子和少年为军队效力。他们帮忙清空了两座教堂里的长凳，为伤员腾出更多的空间，收集枯松叶和松节。枯松叶可以塞进麻袋里充当床垫，松节可以用来点燃火把，伤员夜里坐火车抵达时，可以顺着火光找到临时医院。

伤员们处境凄凉，躺在车上呻吟咒骂，车上铺着松散的棉布，血迹斑斑。

当天早些时候，父亲挨家挨户地上门，请女士们帮忙为伤者烘烤面包，准备黑麦咖啡和培根。他确保每一位还能进食的伤员都填饱肚子，尽可能舒适地安顿下来。接着，他只睡了两个小时，就开始为伤员动手术。

父亲和另外两位协助的医生不眠不休地工作，直到包扎好每一个伤口，这是父亲参战以来最筋疲力尽的一段经历。完成任务后，他给当地医疗首长发了个电报，内容大概是他头痛欲裂，请求暂时告假休息。发完电报，他晕倒了过去。

原来父亲感染了伤寒，但在动手术时浑然不觉。两个星期后，他恢复了知觉，战争已经结束。当父亲神志不清地躺在病床上时，北方联邦军队攻陷了医院所在区域，父亲在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被“俘虏”后又正式假释了。

等到可以动身，他马上回到了曼内斯·鲍姆在卡姆登的家，这是父亲在美国唯一的家。伤寒初愈，他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抵达时还拄着拐杖。他就像南方邦联军队数以万计的其他士兵一样，穷困潦倒。他本来还指望靠巴尔的摩的朋友送的医疗器械开始在乡下执业，但谢尔曼上将手下的士兵抢走了这套器械。

战争给父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摆脱战争的影子。无论他在哪里，每当听到乐队演奏起《迪克西》（Dixie）这首南方邦联国歌，他都会一跃而起，发出反叛者的呐喊。

一听到乐声响起，母亲和我们几兄弟都知道父亲会做何反应。母亲会拉着他的衣尾，求他不要大嚷大叫：“安静点儿，医生，安静点儿。”但每次都不管用。他平时是那么沉静内敛、高贵大方的一个人，我却亲眼看到他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一跃而起，发出那尖锐的战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