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美殖民地的母系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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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那边，我是移民的儿子；而母亲那边，我的祖先早在17世纪90年代就来到了美国。
在母系祖先中，艾萨克·罗德里格斯·马克斯（Isaac Roderiguez Marques）最早来到美国，他的姓在旧文件中有不同的拼法，有写成Marquiz的，有写成Marquis的，还有写成Marquise的。 1700年之前，他就来到了纽约，成为一位船主，名下的船舶在三大洲开展业务。他与富有传奇色彩的威廉·基德（William Kidd）船长是同年代的人，威廉·基德船长因海盗罪罪名成立而被判处绞刑，而现在许多人认为在那次走过场的审判中，证人作了伪证。基德船长的遗孀住在艾萨克·马克斯家的街对面，她出入上流社会，最后改嫁给一位备受尊重的富裕绅士。
从马克斯选择定居的城市和从事的职业可见，他拥有敏锐的商业触觉。当时，纽约市在木板墙[1]以北只有两三条街道，但居住了3500人，到处是一片喧嚣繁华的景象。这座城市得以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殖民地皇家总督本杰明·弗莱彻（Benjamin Fletcher），这位总督对海事活动（包括海盗活动）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他欢迎每位水手到来，包括大名鼎鼎的海盗托马斯·图（Thomas Tew），甚至在总督府设宴招待托马斯·图，称赞对方“人好相处，适合做朋友”。托马斯·图也投桃报李，基本上不再把纽波特（Newport）当作母港，而是把阵地转移到纽约市。
在弗莱彻总督的管治下，纽约港可以跟纽波特和查尔斯顿相媲美，商人到这里处置海运货物，极其方便，不会有官员追问货物来历这种尴尬的问题。有人说，在弗莱彻总督的治理下，几乎每一位在纽约市做生意的船主都有做海盗的嫌疑。
如果我可以自称为海盗的后人，那该有多么刺激。可惜，从我收集到的文件可见，艾萨克·马克斯遵纪守法，在海上从事的是正经的商务活动。
支撑这个结论的其中一项间接证据，是在他成为纽约市自由人后一年，海盗活动突然成为了明日黄花。这是由于新总督贝勒蒙特（Bellomont）伯爵上任后，推翻了前总督弗莱彻的政策，严厉打击海盗活动，逮捕并处死了威廉·基德船长。
贝勒蒙特的改革伤及纽约市一些重要公民精心打造的商业组织，包括我祖先的几位朋友。但马克斯本人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钱越赚越多，而且在贝勒蒙特总督严打海盗活动的黑名单中，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
文件并没有记载艾萨克·罗德里格斯·马克斯出生的确切日期和地点。从一个家族传统推断，他的祖籍或许是丹麦，而从另一个家族传统可见，他的祖籍可能是牙买加，后一个可能性更大。无论如何，他都有葡萄牙和西班牙血统。
我在祖先中能找到的第一位美国人，最早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697年9月17日。那天，艾萨克登上了市政厅的台阶，站在市长和市议员面前，接受认真的审查，支付了五英镑后，他成为了纽约市自由人，有权在当地选举中投票，也必须服民兵役。
究竟艾萨克在纽约市居住了多久，才成为自由人，享受相关权利和履行义务，现已无从考究，但他多半并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虽然即使不成为公民也可以在市里居住，但法令规定，“除了自由公民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在市内从事任何技艺、职业、行当或手艺……或出售或要约出售任何类型的商品。”而到这时，艾萨克·马克斯正忙于从事航海的“技艺”和“行当”。
据传他拥有三艘船，但我只找到一艘的记录，名为“海豚”号（Dolphin）。这艘船有两条固定航线，一条往返纽约市和英格兰，而另一条从纽约市出发驶往英格兰，再到非洲奴隶海岸、西印度群岛，最后返程，完成著名的三角贸易航线。在殖民地大量引入奴隶劳工时，船舶有时会直接从非洲返回纽约市。
值得注意的是，在至少一次航程中，“海豚”号驻有外科医生，照顾船员和奴隶的健康，这在商人和奴隶主中是不多见的。另外，无论马克斯从残酷的奴隶贸易中赚取了多少不义之财，他在南方和北方的子孙后代都在南北战争中受难、丧命，变得穷困潦倒，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了代价。
他成为自由人后一年，艾萨克的妻子拉切尔（Rachel）生下了儿子雅各布（Jacob）。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名叫伊丝特尔（Easter），这个名字是艾萨克亲笔拼写的。
随着他的财富日渐积累，艾萨克斥资550英镑，在女王街（Queen Street）买下了一栋“大砖房”（借用契约的描述）。房子的庭院延伸到东河（East River）边，房子所在的位置，现在是珍珠街（Pearl Street） 132号。
从我研究的记录中，可以一窥当时纽约实施的法规。条例规定，“在月黑时分”，女王街每逢七栋房子，都必须在屋前柱子上悬挂灯盏照明，费用由居民按比例分摊。夜里，会有看守的人员提着铃铛，在大道上巡逻，报天气和钟点。当局会派人定期检查烟囱和壁炉，以免发生火灾。
他流传下来的文件显示，艾萨克出入富裕阶层，结交了不少重要人物，他在女王街的家离前市长亚伯拉罕·德·彼斯特（Abraham DePeyster）的府邸只相隔一个街区，糖类进口商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是这个选区的市议员。
艾萨克遗嘱的见证人包括市长埃比尼泽·威尔森（Ebenezer Willson），首位在美国出生的殖民地总督利普·范·达姆（Rip Van Dam），以及威廉·皮尔特里（William Peartree），皮尔特里从水手一路晋升为船长，参与奴隶贸易，后来成为纽约市市长，成立了纽约市第一所免费学校。
海狸街（Beaver Street）犹太教堂的亚伯拉罕·德·卢塞纳（Abraham de Lucena）拉比和另一位显赫的犹太人路易斯·戈麦斯（Luiz Gomez）似乎是艾萨克特别信赖的朋友，在遗嘱中，他指定这两人帮助妻子管理遗产。
这份遗嘱的日期为1706年10月17日，开篇显得文采飞扬：“由于……乘船远赴西印度群岛牙买加，鉴于生死的不确定和死亡时间的不确定……”
接下来，艾萨克留下了遗言。他把一部分遗产留给母亲，吩咐买下一名奴隶女仆，伺候母亲。其余的遗产均分给妻子和两个子女：伊丝特尔和雅各布。他特意留给伊丝特尔“50英镑，在年满18岁或经她母亲同意结婚时，为她买一件珠宝”。
留下这份遗嘱后，艾萨克·马克斯的文件记录戛然而止，我对他的子女伊丝特尔和雅各布以及妻子拉切尔再也没有其他了解。
我经常会想起艾萨克·马克斯，尤其是乘船徐徐驶入纽约港，站在栏杆边上眺望海湾，我就不禁回想起艾萨克·马克斯初来乍到时看到的木板墙，惊叹数百年来纽约市天际线发生的惊人变化。
然而，在那天际线背后，美国的象征意义却始终如一。对于艾萨克·马克斯来说，这是一片崇尚自由和充满机会的土地，逾两个半世纪过去了，依然如此。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无论这个国家看起来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始终不变，我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人经久不衰的国民性。我们的物质生活一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片土地始终是自由之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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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萨克·罗德里格斯·马克斯之后，我能找到记录的下一位祖先就是艾萨克·马克斯（Isaac Marks）（沿用他自己的拼法）。在文件记载中，他是艾萨克·罗德里格斯·马克斯的儿子，然而，他是在1732年出生的，所以其实更有可能是孙子。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跟随大陆军撤出纽约市，搬到奥尔巴尼（Albany），在那里加入了奥尔巴尼县第四民兵团。
艾萨克的儿子塞缪尔（Samuel）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起我母亲那边的家。1762年，他在纽约市出生，长大后搬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成为一家小商店的店主。他的女儿黛博拉（Deborah）嫁给了查尔斯顿的哈特维格·科恩（Hartwig Cohen）拉比，是我的外曾祖母。
我第一次见到外曾祖母的时候，她已经80多岁了，她是一位爱讲究的老太太，喜欢披着整齐的披肩和戴着露指手套。
像大多数老人家一样，她对多年前往事的记忆要比最近发生的事清晰得多。我当时年仅11岁，非常爱听她讲的老故事。她最爱追忆的一道往事，是1825年在拉法耶特（Lafayette）侯爵周游美国期间，在查尔斯顿举办的舞会上跟他翩翩起舞。 1812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属于她童年的回忆，她还清楚记得她母亲给她讲的故事，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她母亲还是个小女孩，居住在纽约，在英军的统治下生活。
想到外曾祖母，我就惊叹美国这个国家是多么年轻。从我的亲眼所见和她讲述的故事，这个国家自独立以来的历史就历历在目。
我的外祖母名叫莎拉·科恩（Sarah Cohen），是黛博拉·马克斯和哈特维格·科恩拉比的女儿。我的外祖父名叫赛林·沃尔夫（Sailing Wolfe），出身南卡罗来纳州乡间的上等阶层，是温斯伯勒（Winnsboro）的年轻商人兼种植园主。赛林向莎拉发起了追求，两人在1845年11月喜结连理。他们的结婚证以希伯来文起草，遵循犹太教堂的形式，写明了新娘的嫁妆和新郎的义务：
“喜今日5606年玛西班月26日（星期三）[2]，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第70年，我们聚首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依照摩西律法及以色列律法，艾萨克之子瑟埃柏（Zeaib）（赛林·沃尔夫）请牧师后裔赛比（Zebee）之女莎拉（莎拉·科恩）嫁与他为妻……莎拉现同意与他成婚，嫁妆含金银饰裙子、床上用品和家具，总值1000美元，合新郎财产2000美元，从此日起直至永远，他及其继承人、受让人及遗嘱执行人须向新娘的受托人、牧师后裔伊彻尔（Yecheal）之子赛比（哈特维格·科恩）及以赛亚（Isaiah）之子朱哈达（Jehudah）（L. I. 摩西（L. I. Moses））支付上述部分以及加入的金额，合计目前本市流通货币3000美元，以及……他在世上拥有或其后所得……最有价值的财产……”
莎拉和赛林·沃尔夫生了13个孩子，其中有三个不幸早夭。我的母亲伊莎贝尔·沃尔夫（Isabelle Wolfe）在1850年3月4日出生，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长女。他们在家传的《圣经》中记载了她的出生，有一行字写道：“上帝赐福与她。”我想，这行字预言了母亲最终会嫁给父亲，因为父姓“巴鲁克”在希伯来文中就是“有福”的意思。
南北战争爆发时，外祖父沃尔夫是富裕的奴隶主。战事爆发后，他所处的整个社会结构都遭到了摧毁，他也不能幸免。四年战争过后，他的财产本来已经所剩无几，剩下可怜的一点还遭到了谢尔曼部队掠夺。
为了保住一些贵重财物，外祖父沃尔夫把银器藏在井里。北方佬出现后，开始在屋里大肆掳掠，站在井边的几个黑人大声喊道：“哎哟，那银盘子要被人搜出来喽。”这当然就被发现了。士兵四处纵火，烧毁了房子、其他建筑和棉花，把牛群赶走，然后扬长而去。
当地圣公会的牧师和几位女士（包括我外祖母）去信，求谢尔曼上将制止肆意破坏的行为，但收到的回复却说，没有任何办法。
小时候我见到外祖父时，他在艰难地重新积攒财富。他拥有几个种植园，正慢慢恢复昔日兴旺的景象。可是战争留下了沉重的债务，他攒到的几乎每一分钱都得拿去还债。他奋力打拼，但在84岁去世时，仍然穷困潦倒。他病倒以后，家人允许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壁炉前烤火。他坐在椅子上往前倾，想给双脚取暖，椅子却翻倒了，他收势不住，扑到了火里，这次烧伤使他失去了生命。我后来了解到，他逝世时只留下了一抽屉南方邦联政府印发的纸币。
我小时候到过外祖父母战后重建的家，对那里有着美好的回忆。每天早晨，外祖父就像英国乡绅一样，骑上“墨根”（Morgan）这匹马，策马去巡视作物。有时，他会让我们几兄弟一起，把每周定额发放的食糖、咖啡、培根和大米分发到黑人手上。完了以后，他会抓一把食糖奖励我们。
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屋后经过的铁路，也就是那条古老的夏洛特—哥伦比亚—奥古斯塔铁路线，隆隆的火车经过时，我会往车身扔石头。看着制动员在歪歪斜斜地行驶的车厢里来回走动，我不禁会想，要是长大以后可以管一条铁路，那该有多威风呀！在我从事金融业的整个职业生涯期间，拥有一条铁路的雄心壮志始终不灭。有好几次，我开始收购一条铁路的控股权，但最后还是没有实现这个梦想。
在母亲老家里发生的一个故事，是全家人都津津乐道的。在南北战争之前，父亲曾经在赛林·沃尔夫家做客，喜欢上了沃尔夫的大女儿伊莎贝尔。战争期间，父亲休假回家时，会跟伊莎贝尔见面。有一次，伊莎贝尔为父亲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画了一幅肖像。
谢尔曼部队的士兵四处掠夺，到赛林·沃尔夫家纵火，当时15岁左右的母亲把这幅画抢救出来。她抱着画穿过庭院，一个北方士兵一把抢了过去，用枪刺把画捅破。她想上前保护这幅画，却被士兵扇了一耳光。
北方联邦军队的一位军官、肯廷（Cantine）上尉赶紧冲过来，用剑背痛打教训这个欺凌妇孺的懦夫，伊莎贝尔小姐自然很感激他这样侠义的行为。在北方联邦军队离开温斯伯勒之前，这对年轻人暗生情愫。
战后，西蒙·巴鲁克归来，却发现他和伊莎贝尔的恋情岌岌可危。她和肯廷上尉互通书信，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西蒙·巴鲁克很快重新掌控局面，他在乡下开诊所执业，随后在1867年迎娶了伊莎贝尔·沃尔夫。
他们生下了四个孩子，全是儿子。老大是哈特维格，在1868年出生；我是老二，比哥哥小两岁；老三赫尔曼在1872年出生；老四赛林在1874年出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有人找到我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请求我送他奔赴海外的前线。他带来了一封介绍信，上面有我母亲的字迹。
“持信人是肯廷上尉的儿子。”我母亲写道，“我知道你会尽力帮他一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