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源自乡下的孩童

·　1　·

母亲出身富裕家庭，在遭到谢尔曼部队劫掠之前，她可谓衣来伸手。但在父亲的诊所有所建树之前，她去教人钢琴和唱歌，每节课收费25美分。她还给娟珊牛挤奶，做黄油，拿去贩卖，我们家养的娟珊牛是父亲的骄傲。

但母亲保留了一个奢侈的习惯，她总是在床上吃早餐。每天早晨，我们四兄弟会走到她面前，给她检查，“让我看看你的手指，看看你的耳朵，你刷牙了吗？”我们经常会被检查不合格，必须重新洗脸刷牙。

当年，卡姆登是一个约有2000人口的镇，黑人占了大约一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康沃利斯（Cornwallis）爵士占领了卡姆登。卡姆登有一个旅游景点是小说家埃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的坟墓，先前她跟随爱人康沃利斯上将来到了美国。当附近的沃特里河（Wateree River）发洪水时，黑人常会说，埃伦的鬼魂能把洪水挡在她坟墓所在地之外。

此外，在参与南北战争（当时称为“邦联战争”）的上将中，有六位出身卡姆登，这也让当地人倍感自豪。战争让整个南方的经济陷入萧条，卡姆登家族也不例外，但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们家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经济困境。

我们住在一栋舒适的大房子里，物质条件不比任何邻居差。在父亲的收入中，一大部分是以货物和服务的形式支付的：一捆木柴、一包棉花、一车玉米、几只鸡、一头小马或小牛，在他农场里劳作一天，我们自己种蔬菜、水果、莓果，晒干或腌制好，留作过冬。我们庭院里种满了西洋李子、胡桃和一棵桑树，桑树不结果的时候，黑人保姆米勒娃（Minerva）会叫我们拿一条木棍拍打树干，说是如此一来，明年就肯定有桑葚吃了。

我们自己制糖，在搬到北方之前，我一直以为糖一定是红色的。每到秋天，大家都捡山核桃和核桃。只有在圣诞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我们才会收到糖果、橙子、香蕉和葡萄。我们平时会定期购买的只有衣服、鞋子、咖啡、茶叶、盐和香料。书籍、杂志和查尔斯顿《新闻信使报》（News and Courier）是难得的珍品，会挨家挨户传阅。

草莓节和马戏团的到来是很值得庆祝的，当地还有一个戏剧团，会在卡姆登大会堂上演莎士比亚的剧目。有一次，剧团上演了威廉·特拉弗斯（William Travers）的剧目《亲爱的凯瑟琳》（Kathleen Mavourneen），由母亲扮演女主角，而纳森·巴鲁克（Nathan Baruch）叔叔扮演坏蛋。在高潮一幕中，坏蛋拿着一把刀威胁女主角。看到母亲瑟瑟发抖，纳森叔叔挥舞着手中的匕首，我再也受不了了，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喊道：“天啊，纳森叔叔，别伤害妈妈！”演员们吓了一跳，台词中断了，管理员赶紧把我赶出了剧院。

小时候，我性格害羞敏感，很听母亲的话。在餐桌上，我总是坐在母亲右手边，我记得当时是经过了一番争夺，才抢到这个宝座。婚后，我会让妻子坐在母亲的位置上，而我坐在她的右手边。

母亲教我们演讲的技巧。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哈特维格对此颇有天赋，事实上，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演员。但对我来说，站起来朗诵却是一段痛苦的煎熬。

我从未忘记在曼内斯·鲍姆家一段灾难性的记忆。一天傍晚，母亲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到房间中央，催促我说：“亲爱的，给我们说点什么吧。”

我吓得要死，但带着唱腔开了口。这段记忆刻骨铭心，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背诵的一首诗头几行，那是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作品《霍恩林登》（Hohenlinden）：

林登雪地日低照，

脚印不存血无痕，

伊塞河水黑如冬，

滚滚奔流无尽头。

背到这里，父亲用一根手指按住一侧鼻子，学我的样子发出类似打喷嚏的声音：

阿——嚏！

我再也背不下去了，冲出了房间，按捺住怕黑的心情，冒着夜色跑回家里，哭到睡着为止。

后来，父亲经常告诉我，他对自己当时开的小玩笑感到懊悔不已，这段小插曲几乎毁了我掌握公开演讲这门艺术的希望。往后的很多年里，每当我站起来要在众人面前发言，总是会想起父亲那一声“阿——嚏”。

有一次，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起初他安慰我说：“这世上本来喜欢说话的人太多，做事的人太少。大多数人说的话，世人根本就不感兴趣。即便是你，我也不建议你特意去学。”

我不敢同意他的说法，我相信，一个人要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跟他要有自己的观点几乎同样重要。

后来，威尔逊总统帮助我提高发言的技巧。在巴黎和会中，有一天晚上他抽出很多时间，教我怎样做出优雅的手势，而不是突兀地挥手。“要这样，”他缓慢地做着手势，向我解释道，“不要这样。”他猛地一挥手，示范错误例子。

其他朋友也帮了我不少忙。我习惯了抿着嘴说话，赫伯·拜亚德·斯沃普常常会说：“拜托，张开嘴来说话！”1939年，庇护十一世教宗（Pope Pius XI）逝世，我需要在电台广播中发表简短的悼词。我说话时，斯沃普站在我面前，张牙咧嘴地示意我“张开嘴”。

·　2　·

四五岁时，我入读了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夫妇办的学校。学校离家大约一英里，我和哈特维格会提着午餐盒上学。午餐用一块小垫布包起来，装在锡盒里，带去学校。那时，“小垫布”是围在婴儿脖子下的玩意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觉得这不是个好词。

华莱士太太负责的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教室”就是她家的厨房。我会趴在地上学字母，而她会坐着照顾她的婴儿，或准备午餐。华莱士先生负责较高的年级，也就是现在的小学，教学地点在另一栋楼房里，里面放着长凳和上掀式的简陋书桌。

华莱士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不过他的某些教学方法换作现在是不合时宜的。若有学生开小差，他会用戒尺敲打犯事学生的指关节或者打手心。若有学生一直不听话或者犯下其他严重过错，他会毫不客气地抽打一顿，教室角落里竖着几条木棍，就是这么用的。在我印象中，华莱士先生从未用那些木棍打过我，但正是在华莱士学校，我首次感受到良心的鞭笞。

一天下午放学后，我看见一个男孩离开教室时，把半条红白相间的薄荷味拐杖糖落在了书桌里。店铺卖的糖果实在太难得了，我禁不住诱惑，跟一个好朋友一起，一心要把糖果弄到手。

等学校空无一人，我们悄悄溜回去，在房子下面慢慢地走过，用手使劲顶开地板中的一块松脱的木板，挤了进去。我们把糖果拿走，到树下把糖吃了。

愧疚的心情几乎马上席卷而来，甜蜜的薄荷糖含在嘴里，却泛起苦涩的滋味。奇怪的是，就是这么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我日后的人生中，一再在我心中浮现。

我在华尔街初出茅庐时，有一次，投机大师詹姆斯·基恩（James R. Keene）叫我对布鲁克林天然气公司（Brooklyn Gas）这家新公司展开尽职调查，以便评估承销项目。我调查认为，这家公司值得投资。但这时，出售证券的辛迪加财团那边一位年轻人提出，只要我上交一份给他们说好话的报告，就给我1500美元的“佣金”。

当时， 1500美元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但想起那根红白相间的薄荷味拐杖糖，我知道这笔钱不能拿。事实上，这反而让我害怕这只股票可能有问题，于是，我重新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在提交给基恩先生的报告中，我提到了对方提出的这笔“佣金”。

华莱士学校的操场也是一个艰难的擂台，很是考验孩子的个性，你必须参与打斗，不然别人就会认定你是懦夫或者胆小鬼。我哥哥哈特维格天性好勇斗狠，但我却费了好长时间才学会打斗的技巧，同时学会打斗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我主要的问题在于很容易发脾气。我小时候个子矮小肥胖，脸上布满雀斑，别人都管我叫“小胖子”，每次打斗，总是被人收拾一番。挨打的羞辱感不仅打击了我的自信心，还让我更爱发脾气。

有一次，哈特维格拿了我的钓鱼竿跑到街上，我追过去，捡起一块石头，生气地往他身后扔。看见石头快要砸到他身上，我大声叫他躲开，哈特维格回头一看，石头正好砸中他的嘴巴，伤口在他嘴唇上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的疤痕。

还有一次，我们去看望外祖父赛林·沃尔夫，我在早餐桌上大发脾气。我当时气得发抖——究竟气的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于是往桌上一扑，从桌子的另一头抓起一块肉，塞进嘴里硬吞下去。我没有伤到自己，但被外祖母教训了一顿。

卡姆登的男孩子分成两派，我们这一派在郊区，镇中心还有一派，比我们更粗野。我当时不知道，这分裂的背后可能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我记得，郊区富人区的男孩每天晚上都必须洗脚，而镇中心贫民区的男孩很少会洗脚。

两派人的较量非常激烈，每年都会举行一场激动人心的棒球比赛，赛场位于一所老监狱后面的空地上。在一场球赛中，球往三垒飞去，我冲过去想要接杀，球没有接到，但却失误地跟对方的守垒员狠狠地撞到一起，他手中的球也掉到地上。双方球员打斗了起来，我又被收拾了一番。

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或《汤姆·索亚历险记》主人翁的意味。事实上，每当我读起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作品，或者看到克莱尔·布里格斯（Clare Briggs）的卡通片或H. T. 韦伯斯特（H. T. Webster）的《人生最黑暗的时刻》（Life’s Darkest Moment），我都会不无怀念地回想起童年的时光。

每年春天，沃特里河都会涨潮，淹没卡姆登乡间。洪水对大人来说是一场灾害，却是孩子们的游乐场。我们修建起木筏，划着木筏到洪水浸没的乡间几英里外游玩。当洪水退去，我们总是感到惋惜。

工厂池塘（Factory Pond）是抓鱼和游泳的最佳地点，这个池塘给马隆（Malone）的磨坊提供动力，磨坊里有棉花打包机和玉米碾磨机，加入教会施行洗礼在这里进行。在漫长的夏天，我们每天都泡在水里，只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跑到池塘附近，就会迫不及待地解开纽扣，把衣服扔到地上，像牛蛙似的一头扎进水里。

池塘里分布着几个木桩，我们管这几个木桩叫作一垒、二垒、三垒和本垒。我记得第一次往一垒游了一个来回时，是多么兴奋。然后我又成功游到了二垒。我们搬家离开南卡罗来纳州时，我能够游到三垒了。

镇里几乎所有男孩都会捡鸟蛋，然后互相交换。哈特维格是爬树的能手，但母亲很反对我们打劫鸟巢的行为。我和哈特维格也会在树林里，开前膛枪射杀一些小猎物。

我第一次学习射击时，应该是六七岁了。我们跟父亲有一项约定，我们在父亲的农场里，跟在黑人身边摘棉花，赚一点零用钱，积攒够钱以后买子弹。我们把枪放在一个旧皮袋里，把子弹放在一个牛角里，牛角被磨得很薄很薄，都已经变透明了。

我们去打猎时，夏普（Sharp）通常跟在我们身边，它是病人送给父亲的一只白色英国獒犬。哈特维格是夏普真正的主人，但它会陪伴我们所有人，是男孩子最好的玩伴。它和我们一起游泳，跟着我们上学。它很会抓老鼠。看着夏普巨大的爪子刨着土，挖出玉米仓下的老鼠，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我们搬到北方时，父亲把夏普送给了朋友，我们的离别是我最伤心的记忆之一。

虽然我们经常四处玩耍，磕磕碰碰，但父母对我们的惩戒一般仅限于口头训斥。在我印象中，父母从来没有打过我。父亲通常比较严格，但每当他好像快要惩罚我们的时候，母亲总是制止他。我会听到她说：“好了，医生，对孩子们别那么严厉，不然他们就不爱你了。”

但我们还是尝过挨揍的滋味。我们的黑人保姆米勒娃不赞成进步主义教育方法，她年老了以后，常常会到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探望我，见到我北方来的客人，还会津津乐道地讲述我小时候干了坏事、被她打屁股的故事。

确实，看到米勒娃扬起右手，我们几兄弟会感到害怕，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讲的故事和给我们唱的歌。

米勒娃有着原始黑人那样根深蒂固的迷信，对她来说，树林、池塘、田地，甚至我们的庭院和花园里，都有着魂魄和鬼魂。她有一次解释说，黑人不喜欢在小屋里装玻璃窗的原因在于，魂魄可以从窗外窥视。

在米勒娃讲的故事里，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兔子老弟、狐狸老兄、甲鱼老弟等小动物的故事，后来，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把这些小动物的故事收录到《雷木斯大叔讲故事》（Uncle Remus）书中。[1]

米勒娃以前喜欢唱一首哀伤的歌，歌中的狮子布勒姆（Bolem）失去了尾巴。她那如泣如诉的吟唱歌声仍然印记在我脑海中：

布勒姆，布勒姆，我的尾巴在哪里？

布勒姆，布勒姆，我的尾巴在哪里？

那条断掉的尾巴会回答：

布勒姆，布勒姆，我就在这里。

布勒姆，布勒姆，我就在这里。

布勒姆不断寻找尾巴这个悲伤的故事，对我来说非常真实。好多个夜里，想到布勒姆四处流浪的尾巴，我就久久不能成眠。

我对米勒娃的爱，就像她对我的爱一样多。即使在她年迈的时候，她每次见到我，总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亲吻我的脸颊，因为在她心目中，我永远是她的孩子。

她没有嫁过人，但生了很多个孩子。她会告诉母亲：“伊莎贝尔小姐，我又闯祸了。”我们以前会跟她的孩子和邻里其他黑人的小孩一起玩耍，我尤其记得米勒娃的儿子弗兰克（Frank）。他钓鱼和打猎的本领比我们所有人都强，还会捕鸟，我对此非常钦佩。我长大以后，才体会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鸿沟，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我不明白，弗兰克哪里比别人差了？

·　3　·

在我五六岁时的一个秋日，我和哈特维格在家里阁楼上乱翻。我们像松鼠似的，每年秋天都会捡些坚果，想找个地方储存。我们翻出一个马皮面的箱子，看起来很有希望。打开一看，我们发现父亲在南方邦联军队的军服。再深挖一层，我们找到一顶白色帽子和一件胸口带绯红色十字徽的长袍，这是三K党骑士的制服。

当然，由于三K党在20世纪20年代声势浩大的时期，行动劣迹斑斑，尤其是在南方以外，现在已经成为了偏见与仇恨的丑恶象征。我就是现代三K党仇恨的对象，所以很清楚其成员的品性。

但对美国重建时期的南方小孩来说，最初由内森·贝德福特·福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上将领导的三K党似乎是一个具有英雄色彩的组织，反对在南北战争过后提包客[2]在南方的统治。在我们年幼的两兄弟看来，发现父亲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让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

我们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些制服，压根儿没听到母亲爬上阁楼楼梯的脚步声。她严厉地训斥了我们，要求我们发誓保守秘密。这个秘密事关重大，联邦政府已经宣布三K党为非法组织，要是有人举报其成员并定罪，举报人会获得大笔赏金，政府也派间谍到南方四处搜查，抓捕三K党成员。我们从阁楼下来，感觉自己好像突然长高了一英尺。

虽然战争对经济造成了重创，但提包客的八年统治产生了更严峻、更持久的政治影响，即使在南方蓬勃发展的今天，提包客统治留下的政治影响和种族怨恨依然存在。

提包客主要是通过黑人的投票，维持他们自己和南方共和党白人盟友的权力。他们把无知的黑人当作迫害的工具，加剧了种族创伤以及奴隶制和战争带来的伤痛。最终，这对黑人伤害最深，很可能把种族关系改善的进程延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在我小时候很长时间里，曾经参加南方邦联军队的白人都丧失了投票权，而即使绝大多数黑人根本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有黑人却都有投票权。我们的州参议员、县审计员和教育署长都是黑人，但在县级官员中，黑人的比例从来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华盛顿的黑人共和党人却宣称，这种情况会永久持续下去。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也写信给南方邦联军队的战友，表示宁死也不愿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拿起刀剑。”父亲在信中写道。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在《悲惨时代》（The Tragic Era）中引用了这封信，“与其在专制下生存，忍受精神和物质的压迫，还不如为伟大的事业而死，而得到更崇高的快乐。”

1876年，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上将与谋求连任的提包客丹尼尔·张伯伦（Daniel H. Chamberlain）竞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双方要一决高下。我清晰地记得，汉普顿的支持者在卡姆登举行大规模集会，在街角放上一个个木桶，点燃树脂照明。支持者唱着竞选歌曲，孩子们也加入其中：

汉普顿吃鸡蛋，

张伯伦吃蛋壳，

汉普顿上天堂，

张伯伦下地狱。

这是大人第一次允许我使用“地狱”这个词，而不用受到惩罚，所以我唱得格外起劲。

后来，父亲给我们讲了汉普顿是如何在大多数选民为黑人的条件下赢得竞选，其中一个手段是把选票发给在选举日到外地演出的马戏团。还有一个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黑人的无知。

当年，每位候选人都有自己的选票箱。大多数黑人都不识字，看不懂选票箱的标签，但共和党人教他们辨认选票箱在一行中的位置，以此选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箱。当一群黑人走近投票站时，汉普顿的一些支持者会往空中放一枪，制造混乱，然后快速调换汉普顿选票箱和张伯伦选票箱的位置，再催促黑人赶紧投票。因此，许多黑人把选票投入汉普顿选票箱中。

在我10岁左右的另一个选举日，父亲忙于诊所或政治事务而不在家，或者两者皆有，因为当年在政治集会过后，就有医生忙的了。我们听到房子附近响起了一片鼓噪，母亲警惕起来，叫我和哈特维格去拿枪。

我们拿了一把单管和一把双管前膛枪，母亲叫我们上了膛，站在二楼的阳台上。

“但先不要开枪。”她警告我们说，“我叫你们开枪才开枪。”

我们站在阳台上，心跳如擂，各拿着一把快有自己个子那么高的枪，看着街上的黑人喝完廉价的威士忌，蜂拥前往投票地点集会。

接下来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我记得看见一个站在树后的黑人倒地，突然间，所有人都仓皇而逃。我们跑下楼，查看倒地的人是怎么回事，他的头被斧头劈开了。母亲端了一盆水过去，替他包扎伤口。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了，但看他头部的伤势，估计他也活不了多久。这类伤亡事件时有发生，受害最多的是黑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参加了三K党，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暴力或心怀怨恨。一位南方共和党白人临终前，把父亲叫到床前。父亲回家后告诉我们，没有亲朋戚友去探望这位临终的人，并表示看到“政治分歧面前，人们对人性的呼唤而无动于衷”，是多么伤感的事。

父亲对黑人没有偏见，对北方也不存芥蒂之心。他觉得南北战争是罪魁祸首，导致双方的极端主义者根本不讲道理，不肯放下偏见解决分歧。他认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是伟大的人物，如果他没有遇刺身亡，或许能够让这个国家团结起来。

但重建时期的统治对父亲而言还是充满压迫，他参与战斗是想让南方摆脱这个局面。不幸的是，黑人受困于这场争斗，让种族关系充满怨愤，时至今日，其影响仍然没有彻底消除。

·　4　·

就像其他男孩一样，我童年时有崇拜的偶像，他们不是书中人物，而是我的亲戚和周围的人。

我从小就被灌输了一个观念：李将军集世上所有美德于一身。父亲经常引用李将军的一句座右铭来指导我的行为：

“你要尽责，不能多一分，更不能少一分。”

博雷加德（Beauregard）上将、外号“石墙”的杰克逊上将（Stonewall Jackson）、昵称“杰布”的斯图尔特（Jeb Stuart）少将都是我心目中闪耀的人物，美国独立战争英雄马里恩（Marion）、萨姆特（Sumter）和皮肯斯（Pickens）也是我崇拜的偶像，就连国父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都比不上那些在沼泽林地里浴血奋战的士兵。

除了军人之外，我最喜欢的人还有曼内斯·鲍姆、赫尔曼叔叔、乔·巴鲁克（Joe Baruch）叔叔以及菲谢尔·科恩（Fischel Cohen）舅公。

赫尔曼叔叔由于受不了女士们责备的眼神而参军，他是一个追求享乐、大手大脚的人。当年，曼内斯·鲍姆的商店发展成为卡姆登规模最大的一家，赫尔曼在曼内斯·鲍姆的店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开设了自己的店铺。他爱给我们讲去纽约进货时顺便玩乐的故事，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每次归来给家里每个人带的手信。

乔叔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曾经参加德国的乌兰枪骑兵团。我们以前常说，他是“运动好手”，在后院里架起运动器材，教我们玩单杠和双杠。母亲最小的妹妹莎拉阿姨是个假小子，从温斯伯勒过来探望我们时，会跟我们比赛单杠和双杠。我还记得她用脚趾吊在单杠上时，大家大吃一惊的表情。

我很喜欢菲谢尔·科恩舅公，他是哈特维格·科恩拉比的独生子，曾在博雷加德上将属下当电报员，会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无数个战时故事。

“是的，”他以前会说，“我打仗时可勇敢了，总是身处子弹最密集的地方，也就是弹药车下面。”

菲谢尔舅公会弹班卓琴，会唱许多首歌，其中一首的副歌是这样的：

我宁愿当个州民兵，

也不要做个被抬回家等死的准将。

我记得在许多个欢乐的晚上，菲谢尔舅公弹着班卓琴，母亲弹着钢琴，满屋的朋友唱着南方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我有70余年没听过了，唱到主歌最后，都是这么一句：“钟声为莎拉而鸣！”

母亲是个富有天赋的业余演员，想让几个儿子学会弹琴和唱歌。在这方面，我们都让她失望了，只有哈特维格和赛林掌握了一门乐器，那就是班卓琴，我连吹口哨也吹不出旋律。

但我暗地里钦佩一个名字叫博根·卡什（Boggan Cash）的当地人，他是切斯特菲尔德县（Chesterfield County）以决斗著称的卡什家族成员，其父E. B. C. 卡什（E. B. C. Cash）上校在父亲所在旅的一个团担任团长。年轻的博根年纪不够，无法参加南北战争，但一有机会就会展示他的枪法，弥补这错失的机会。

在我小时候，决斗在南卡罗来纳州是司空见惯的，这股风气在卡姆登尤为盛行。我记得见过博根·卡什练习打靶，把一个铁人竖在工厂池塘岸边，背对着，飞快地转身开枪。有时候，他会叫一个大男孩替他喊口令：“预备，开射！”

卡什家族参与的一次决斗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父亲离开了南卡罗来纳州。

麻烦的起因在于卡什太太有个兄弟在一场酒后成人派对中，袭击了另一个男人，为了逃避法庭判决，他把一些财产转移到卡什太太名下。威廉·山伦（William M. Shannon）上校是受害者的代表律师，以推定欺诈的罪名起诉了卡什太太的兄弟。

卡什上校和他的儿子博根宣称这宗官司侮辱了卡什太太，于是开始到处说对方的坏话。山伦上校本来想息事宁人，耐心地容忍了一年，但最后情况变得忍无可忍，山伦上校向卡什上校发起了决斗。

山伦家族和我们家走得很近，山伦上校大力领导重振乡村博览会，以刺激改善农作方法。母亲经常跟我们说，他是谦恭有礼的典范。

决斗安排在1880年7月5日，在达灵顿县（Darlington County）的杜博斯桥（Du Bose’s Bridge）进行。父亲希望避免枪斗，瞒着山伦上校，把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治安官。治安官答应会及时赶到，阻止流血冲突。

首先到达决斗现场的是山伦上校，他的医生伯内特（Burnett）、他的副手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几个朋友到场见证。几分钟后，卡什上校出现了，治安官不见踪影。

两名副手数着步数测量现场距离，抽签决定选位，发出信号，治安官还是没有出现。

决斗双方各就各位，副手一声令下，山伦上校快速开枪，子弹击中了卡什上校前面的土地。卡什上校有意瞄准开枪，山伦上校倒地不起。旁人赶过去时，他已经无法挽救了。

几分钟后，治安官策马出现。

这是美国最后几宗决斗死亡事件之一，由于威廉·山伦上校是卡姆登最受人敬重的人物，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我记得一群人别着来福枪和霰弹枪，神情肃穆地骑马来到我们家求见父亲，我认得其中一位年轻人是山伦上校女儿的未婚夫。

父亲邀请他们进入办公室，不久后，那些人走出屋外，骑上马，缓缓地策马离开。父亲劝说他们不要动用私刑，杀死卡什上校。公众对为山伦上校之死复仇的呼声很高，卡什上校本来是社区里的显要人物，但因此事遭到了排斥，沦落到类似于阿龙·伯尔（Aaron Burr）的命运。[3]

也由于这宗悲剧，南卡罗来纳州立法禁止决斗，曾参与决斗的人都不得出任公职。 1951年，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当选为州长，在就职典礼上，我不无好笑地听到他庄严发誓从未参与过决斗。

一段时间以来，母亲都劝说父亲前往北方，寻求更多机会。但在卡什上校和山伦上校决斗之前，父亲一直裹足不前。但这次，他试图阻止这场决斗却以失败告终，因此受到了很大打击。

1880年冬天，父亲卖掉了诊所和带小“农场”的房子，加上本来的积蓄，总资产达到1.8万美元，这是他16年来在乡下从医存下的钱。

父亲动身前往纽约市，母亲和我们四兄弟随后跟上。我们先是坐着旧马车抵达温斯伯勒，然后转火车前往北方。我们提着一篮子食物上火车，里面装着外祖母莎拉·沃尔夫给我们的曲奇饼。篮子里的食物吃光以后，我们会在火车定期停站时，下火车用餐。我们吃得最好的一顿是在里士满，时至今日，美食还是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日落时分，我们到达哈德逊河（Hudson River）的新泽西州（New Jersey）一岸，乘坐渡轮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