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围堵
我早已适应了“空中飞人”的生活。7年来，我数十次往返于中国与新加坡。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是最沉重的一次。
行前，我首先把自己在北京居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一一走访了个遍。尽管北京初冬的阳光播洒着温暖，但我还是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凉的感觉。
当时，我的儿子只有10岁。在那个懵懂的年龄，他似乎知道我工作上遇到了困难，表现得特别懂事。我70岁的岳父两年前在北京安贞医院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这次又被查出患了胃癌，医生说过几天就要做胃切除手术，而且，风险很大。我因此特地赶到医院去看望他，同他道别，为他做手术时我不能在其身边陪护而愧疚。
我在病房外对岳母说：“您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本来应该好好享受老年生活，不曾想如今出了这件事。新加坡那边需要我，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清楚。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不能顺利归国，我的儿子还小，就要靠您老多看管照顾了。”这番谈话在当时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沉重，虽然我和岳母都没有流泪，但那种强忍泪水的样子彼此都一看便知。
我先让秘书帮我订了一张从北京飞往武汉的机票，我一定要在返回新加坡之前好好看一眼我的母亲。那时，我的母亲已经是第6次中风了，一直卧床，生命垂危。我从家里驱车去北京首都机场，特意路过我的父母曾与我一起生活过数年的机场宿舍区，一幅幅其乐融融的画面历历在目。
谁能想到，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我又遇到了许多蹲守在那里的记者，他们也真是敬业啊！当然，他们是想从我这个当事人口中获取一些重要信息，而我没有那种心情，也不应该面对媒体。我又不得不绕道避开这些媒体人，找到机场候机室。
在机场候机室等候登机的那段时间，我又习惯性地翻阅书架上的报纸（那个时候互联网远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信息媒介还是以报纸为主）。我还是“霸占”着报纸的重要版面，各家媒体依然争相报道中国航油事件，各家报纸也都谈及我的情况，有劈头盖脸地指责我的，有客观理性地说公道话的，有毫无根据地胡乱猜测的……各式各样的文章都有。其中，还有几篇文章在猜测我会不会返回新加坡。
我漫不经心地读着这些报道。这时，有一个朋友从新加坡发短信问我有没有关注到近期的媒体报道，并提到新加坡方面有不少对我的指责和归罪。我就用手机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发给他：
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航油亏损事件中，我尽管有些失误，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我的心是坦然的、无私的，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全体股东。我承认，这是一次重大失误，因此内心充满愧疚。我只是把那首打油诗发给了我的朋友，没想到这首诗竟然流传出去了。后来，这首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新加坡和国内各大媒体的报道中。
之后，陆续有一些朋友给我打电话表示问候，当他们得知我决定返回新加坡后，都帮我分析利弊。大多数人都劝我留在国内，他们认为我返回新加坡后可能凶多吉少。但是，我这个人从来就是一言九鼎，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旦我做出了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古人言“利弊相权取其利，利利相权取其重，弊弊相权取其轻”。权衡再三，我觉得在个人、股东、企业和国家等各方利益之中，应优先考虑国家、企业和股东利益。于是，我还是按时搭乘飞机前往武汉去看望我的母亲，再取道武汉返回新加坡。
在飞机上，我刚刚落座，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年男子就侧过头来跟我搭讪，说他是某某记者。我还没来得及回话，又走过来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女，大概是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她一开口就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来跟我沟通，我刚开始还以为她是外国人，但她马上用纯正的普通话告诉我，她曾经在英国留学，是《财经》杂志的记者。当时，我非常好奇地问她：“我的行程是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会说你是碰巧坐在这趟飞机上，碰巧在这个时段，又碰巧看见了我吧！”
她在我身边的空座位上坐下，就把整个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陈总，坦率地告诉你，为了找你我真的好辛苦。我先是跑到新加坡去跟踪你，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采访团队，但是，根本就找不到你。然后，我们回到国内，到你的母公司也找不到你，再然后，我跑到你家门口去蹲守，还是找不到你，你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那么，你是从哪里知道我家的住址的呢？我没有对外公布过呀！”我问。
她显得有些为难，说这个不方便告诉我。我接着又问：“你最后是怎么在这里找到了我呢？而且，还买了和我同一趟航班的机票，这就很奇怪了。”
她说：“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你首先要答应我，你回去之后不要惩罚他。”我说好。
她告诉我：“我是找到了你的司机，之后，好说歹说才‘买通’了他，我跟他说我是你的朋友，没告诉他我其实是记者。然后，我就从他那里了解到你的行踪。我就这样一路跟过来，坐在这个飞机上。无论如何，你都要接受我的采访，就中国航油事件请你跟我说一下背景、过程和原因。”
虽然她是如此辛苦劳顿，但我什么都不想讲，也不能讲：“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一下。”我就拿着印有关于我的报道的那张报纸，盖住眼睛假装睡觉。其实，这时哪里还睡得着？整个事件本来就让我心力交瘁，还有一批穷追不舍的记者像“跟屁虫”一样难缠，我只能用假寐的方式拒绝这个“找上门”的知名媒体记者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当飞机落地停稳的时候，我望向窗外，发现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停在廊桥上，而是停在距离廊桥还有一定距离的机坪上。舱门打开后，舷梯就对接到飞机门口，中国航油集团与英国石油（BP）和富地石油（Fortune Oil）合资的企业——华南蓝天航油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总经理邓超，带着几个人上到飞机口来接我，我不知道飞机停在机坪中间是不是他们有意安排的。邓超满面笑容地快步走上前和我握手，说：“陈总，欢迎你回湖北！我们恭候多时了。”原来，中国航油集团把我的行程提前告知了湖北分公司。我就和邓超他们一行人走下飞机。一看到我下了飞机，飞机上有几个乘客就跟了过来，可能他们也是记者。我不清楚这趟飞机上一共有多少记者，当然，有些媒体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下飞机，所以，就没堵到我。
不过，《财经》杂志那女记者真是厉害，她从人群中冲过来，被工作人员拦住时，竟说她是我的助理。邓超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助理，空乘人员就更不知道了，所以，她的“阴谋”得逞了。一路上她不停地提问，想从我这里获取可以拿去发表的信息，我只能和她“打太极”，半句不谈中国航油事件。
下飞机不久后，我就被带到机场旁边的餐厅，邓超为我准备了盛大的午宴。就在刚刚落座的时候，我接到了新加坡打来的三个电话。我起身离开座位，一边走一边接电话，那个女记者就紧紧地跟在我旁边听，我加快脚步想要摆脱她，但是怎么也摆脱不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偷偷录音。这时，又从旁边杀出了好几个摄像记者，他们在那里拍摄我打电话的样子，我没有办法制止他们，因为我在接听国际长途电话。
在我接到的三个电话中，一个来自我的朋友，一个来自我的律师，还有一个是新加坡著名富商打过来的。那个富商和我通话的时间起码有两三个小时，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电话打到一半，手机就没电了。那个时候，我用的手机还是诺基亚，没电了还可以换电池，所以，我就换了一块电池继续和他通话。他除了表明想购买中国航油公司股票，参与公司重组之外，还在电话里跟我讲：“九霖啊！你千万千万不要回来，你此行返回新加坡真的是凶多吉少啊！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就留在中国，而且，你现在就借着你母亲病重这个事由，告诉新加坡当局你现在无法返回，要伺候你的母亲。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中新两国政府都对你没有办法，因为新加坡和中国之间还没有引渡条约。你要静观其变，而且，你要找中国政府，让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沟通好，等到两国政府达成完全一致意见后，形成书面的文字，新加坡方面保证不会对你做出任何处罚后，你再返回新加坡，这样才能确保你的安全啊！”
我为朋友真诚的关心而感动，也认为他的分析确实很有道理。不过，我当时在想，他是不是过于谨慎了，有些草木皆兵呢？新加坡是一个法制国家，只要它依法办事，怎么会需要我如此提防呢？我又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商业的失败有我的过错，但我并没有违法。而且，从大局上看，要尽快解决好中国航油事件，不能没有我的参与。再说，在国内又能找谁来帮我呢？国内有人会帮我去协调新加坡当局让我免于处罚吗？我一介平民，去哪儿找这样的靠山呢？尤其是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
我挂掉电话之后，感觉整个手臂都麻木了。回到饭桌时，那些菜都已经凉了，重新加热后，刚把菜端上桌，我正要动筷子，又有电话打过来找我。我匆匆扒了两口饭，又到外面接听电话。这个午宴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了好几次，我吃过午饭之后就动身往老家赶。
我弟弟从上海赶回武汉，并开车从武汉送我回家。我的老家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是一个偏僻的丘陵村庄。从武汉到县城，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而从县城到宝龙村，还有30多里路。在车上，弟弟告诉我，有不少记者早早地蹲守在我们老家，已经采访完我的父亲后离开了，要是知道我回村里，肯定会等我回家。
我们家的门口不是很大，不能够停太多的车，而且，通往家门口的路也不是很宽。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前方有一辆黄色出租车正准备掉头出村。于是，弟弟就把车停下来，让那辆出租车先出去。但是，我们停下来之后，前面那辆出租车也停下来了，从车上竟然下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事后才知道他是美国人。那个美国人向我们这辆车走过来，我弟弟下车应付他，我坐在车里一动不动。我在车上听到那个美国人竟然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我弟弟对话，他问我弟弟：“你是陈九霖先生吧？”
我弟弟摇摇头说：“不是！”
美国人又问：“那你是司机吗？”
我弟弟随口说：“不，我是他弟弟。”
我弟弟那时在上海一家国企担任处级干部，见识过大场面，知道怎样处理突发情况。那个美国人拿出证件给我弟弟看，说：“我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专程从纽约飞到北京，又辗转从北京飞到武汉，到了武汉之后花了500块钱包了这辆黄色出租车到这里来找陈九霖先生，很遗憾，我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他。他是不是在车上？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我弟弟随机应变地回答说：“他不在，他现在还在武汉。我刚在武汉看过他。”
那个外国人一听我还在武汉，马上抽身返回出租车，大声跟那个司机说：“走，马上走，到武汉找陈九霖。没准他就在武汉机场的航油公司！”就这样，我躲过了许多记者的围追堵截，成功地回到了我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