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邀请函
生活，总是不让人有片刻的喘息。
第二天一大早，我是第一个到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上班的，一坐下就开始处理堆积在办公桌上的各类文件。中午，我和集团的几位领导在食堂里吃了顿工作餐。大家自然又七嘴八舌地聊到了中国航油亏损事件，主要谈论海外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有的捕风捉影，有的添油加醋，有的挖掘八卦。交谈中，时任纪委书记党扣对另外一个副总经理李纯坚说：“我们了解到九霖在这个事情上是没有个人私心私利的。”他又转头对我说：“九霖，你不用担心，业务上的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市场上哪有常胜将军呢？”当时，我的心头很热。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一通从新加坡打来的电话，是一个名叫边晖的人打来的。他是中国航油集团派到新加坡进行危机处理的小组成员之一，他对我说：“陈总，我们接到新加坡交易所的一封信，信里说希望你回到新加坡协助调查。”信函？我昨天还在新加坡呀！边晖安慰我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做任何结论，你返回新加坡，对你来讲没有太大的风险，你看看你能不能返回新加坡。”
让我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我问他有没有函件，他说有。接着，他就把函件传真到了我的办公室。那封函件是用英语写的，内容是：“亲爱的陈先生，由于新加坡近期发生的中国航油事件，我们诚恳地邀请您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诚恳？用语很亲切呀！
次日，也就是被上级组织从新加坡调回国内任职的第三天，我拿着函件去请示领导，看看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有关领导对我说：“这个事情就由你自己决定。返回新加坡的话，对公司处理危机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个事情恐怕会很费劲，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事解决就不好说了。不过，对你来说，看来风险不大。”
我赶忙问，在这件事情上组织是什么意见，他坐直了对我说：“这件事情组织上目前还不能形成意见。我把利弊告诉你了，究竟是去还是不去，还是由你自己决定吧！”
组织并没有强求我，但我听得出来，领导希望我返回新加坡，早日处理完后续事宜。
由我自己决定！
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到了落地窗前，俯视窗外的车水马龙，红绿灯在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城市，有的车向右转，有的车向左转，驶向了不同的远方。初冬的北京，寒意中蒸腾着活力。我看得出神，心里也在权衡和挣扎。一封“协助调查”的邀请函，表面上用语简单又亲切，但毕竟是一份正式的官方函件，谁也无法断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返回新加坡，有利于公司，可我个人可能存在风险；若是不去，可能对公司不利，但我个人是安全的。
瞬间，我觉得人生就像窗外飞驰而过的汽车，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这个选择于我来说至关重要。
2004年12月4日中午，我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马俊驹教授、江山教授以及另外两名颇有学养和知名度的法学教授，一起吃了一顿午餐。席间，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到了中国航油事件，尤其是我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可能会对我本人产生的影响。
在我把中国航油事件的前因后果陈述一遍之后，几位法学教授对事件进行了整体分析后认为，涉及的核心问题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巨额亏损，另一个是中国航油集团售卖股票以筹集资金拯救公司。
对于巨额亏损的问题，大家都以为，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这是难以避免的。而这次的巨额亏损，是判断失误和危机处理不当等综合因素导致的，绝非故意。
对于后者，即中国航油集团出售其所控股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股票问题，教授们询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对那些问题的答案是，所售股票为国有股票，我本人没有任何股票；售股资金全部进入公司账户；售股协议由我的上司根据集团高层会议决策签署。而且，我还告诉教授们，售股之前，所有涉及人员都了解实情，上级机关亦决定通过出售股票募资等方式拯救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
我们围绕具体事实和相关细节进行深入讨论后，法学教授们认为，整体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法律风险，其中的售股事宜充其量不过是一桩民事案件。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看到新闻媒体报道说，新加坡记者就中国航油事件在采访新加坡内政部时提问：“陈九霖如果不回来怎么办？”
新加坡内政部的官员回答：“陈九霖如果不回来的话，我们仍然有很多种办法让他返回新加坡。”
一向善于刨根问底的记者就追问：“新中两国没有引渡条约，你有什么办法能把他弄回新加坡？”
内政部的回答是：“还没有上升到那种程度，我们自然有我们的办法。”具体是什么办法，新加坡内政部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们没有明说，但我知道，新加坡内政部让我返回的唯一方式就是——“绑架”。
所谓“绑架”可能有三个途径：第一种做法是“软行动”，或称“经济制裁”，我在新加坡工作7年的全部工资当时都在新加坡和香港的银行里存着，我那么多年辛苦工作的积蓄可能会被他们没收；第二种做法是，他们可能会针对我的家人，虽然当时我的儿子在北京上学，但是我的妻子还留在新加坡，他们可能不让她回国；第三种做法是“硬行动”，比如说，以后我要到外地出差的时候，到了澳大利亚、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可以采取非正常手段绑架我，把我引渡到新加坡，就像2018年加拿大政府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扣押华为CFO孟晚舟那样。
无论如何，从新加坡内政部官员的话可以品出，让我返回新加坡，他们似乎志在必得。
其实，新加坡政府“多虑”了，他们显然是小看我了！躲起来不露面，那是我陈九霖的风格吗？那是我陈九霖的为人吗？
我会自愿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的！即使没有集团领导的宽慰话语，即使没有国内顶级法学教授关于风险的分析，我也会返回的！
如果说，我根本没有考虑风险，那是假话。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几个重要的考量：
第一，我内心十分坦然，我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而且，我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从来没有掺杂“私活”，回去是要协助调查而不是被调查的；
第二，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是我一手打造的，那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新加坡，将有利于整个事件的调查，更有利于中国航油早日凤凰涅槃；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不能辱没中国人和中资企业的形象，必须做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企业家。中国加入WTO以后，利用两种资源，开辟两个市场，中国企业如潮水一般“走出去”。如何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则，如何透明公正地经营，获取“阳光下的利润”，是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严峻课题，也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个焦点。此时的中国航油事件无疑是一块“试金石”，如果我不管不顾、一躲了之，那不就成了“里森第二”了吗？那不就让初出茅庐的中国企业背负恶名了吗？要知道，巴林银行那个著名的“流氓交易员”尼克·里森（Nicholas Leeson）就是10年前在新加坡犯事的！事后，他逃离新加坡，途经马来西亚、泰国，转机到德国后被引渡到新加坡，后被判6年半刑期。已有先例，新加坡方面怎么会不高度重视呢？我岂能像里森那样当个胆小如鼠的“逃兵”！
回，必须回！
于是，当新加坡方面再次催促我返回时，我当即回答：“我一定会回去，而且，会很快回去。”
如果这是属于我的煎熬，那么，我一定要自己把它熬过去，之后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属于我的劫难，我自己不去承担，我的良心将一辈子不得安宁，而且，之后还可能遇到更大、更可怕、更难以承受的灾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最终，我还是决定去面对前方可能出现的困难。
我当时已经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1995年2月27日，因股指期货投机而亏损14亿美元，有着23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轰然倒下，交易员尼克·里森被判坐牢6年半。如果非要找个人顶罪，我大不了也像里森一样，蹲上几年监狱罢了！
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包袱了，轻装上阵，向死而生。
那时，我的处境就如唐朝诗人许浑在《咸阳城东楼》中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