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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生物标志物的检测
印度Singh等 [29]通过人口普及性分析和肽库筛选,筛选出ESAT-6中的两个肽段,第16~36位氨基酸和第59~79位氨基酸,与QFT-GIT的检验效能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筛选出来的这两个肽段刺激健康对照组和结核病患者所产生的IFN-γ和TNF-α水平都有显著性差异,而QFT-GIT 定量试验检测出的IFN-γ和TNF-α水平在结核病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都没有显著性差异,提示他们所筛选出来的这两个肽段有鉴别印度北方人群潜伏感染和活动性结核的潜力。Ashenafi等 [30]研究发现,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外周血中循环IgG +浆母细胞和自发分泌的BCG-特异性IgG抗体显著高于潜伏感染者和非结核对照人群,尤其在TB合并HIV且CD4 T细胞计数<200个/ml的感染者中,BCG-特异性IgG抗体滴度特别高,这种人群的体外TB特异性IFN-γ释放量很低。表明BCG-特异性IgG分泌型外周血浆母细胞可作为提高活动性结核病诊断能力的宿主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尤其对涂阴活动性结核病、合并HIV感染活动性结核病以及肺外结核病。Hwang等 [31]发现,不溶性磷酸盐特异性转运底物结合蛋白1(phosphate-specific transport substrate binding protein-1,PstS1)与大肠埃希菌触发因子(trigger factor,PstS1-TF)融合表达后转变为可溶性蛋白,该可溶性蛋白用来检测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