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将将——宋江的梁山管理策略

坐稳梁山第一把交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梁山上人才济济：公孙胜有通天彻地之能，吴用有神鬼莫测之机，武松、鲁达有拔山扛鼎之力，花荣、张清有箭无虚发之神，关胜、林冲有万夫不当之勇……手下一帮小兄弟个个也都是杀人放火的好汉。

而宋江只是一介县衙小吏出身，论武艺，他虽能弄一下枪棒，但在梁山绝对排不上号；论排兵布阵乃至呼风唤雨，更不是吴用、公孙胜等人的对手了。就这么一个看似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的人，却统领了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首领和数以万计的兵马，他是靠什么赢得这样的地位呢？又是如何带领梁山众好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呢？

宋朝的传统是以文官统领武事，说到文官，当然得拜一拜孔、孟两位老祖宗了。北宋开国宰相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可见儒家思想之高深。“自幼曾攻经史”的宋江，深谙儒家之道，也正是靠着这些思想来实施管理的。

宋江的策略首先是以“仁”为原则。“仁”是儒家伦理哲学的中心范畴与最高道德准则，《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离娄下》说“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仁”的核心就是重视“人”。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就要求以“仁”为核心来进行管理，作为梁山第一头领，更应如此：“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坚定地举起“仁”的伦理旗帜，就保证了宋江的领袖地位。

“仁”的内容包含丰富，对家庭内部而言，要讲究孝悌。《水浒传》里说宋江“于家大孝”，在上梁山途中，听说父亲病故，悲恸万分，以头撞墙以至昏厥；上梁山后首先要接家人同来，让父亲安度晚年，这孝行连粗汉李逵都受了感动，大叫“偏俺铁牛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要回乡去接老母亲上山享福。宋江通过行孝树立了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形象，使自己高出常人，跻身于道德楷模的行列。

宋江对朋友关怀备至，也充分体现了“仁者爱人”。他在柴进庄上结识了落魄的武松，当时的武松身患伤寒，又因为脾气暴躁得罪了柴进的庄客，大冬天一个人蜷缩在走廊里用铁锨烤火取暖。宋江毫不嫌弃，送衣问药，临别时又远送武松十里，还赠金十两，“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作为梁山领袖，凡新头领上山，宋江必定屈节下拜，给予格外的尊重，使这些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很快融入这个群体中，主动要求承担任务，个人的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还有另外一个佐证：《水浒》中有一个人物叫神医安道全，他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神医就是救死扶伤，在以往的英雄传奇中，很少看到这类人物形象，而《水浒》专门设置了这个人物，本身就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思想。

宋江用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以“义”为核心。梁山在晁盖初创时期，议事会议室叫“聚义厅”，宋江上山后，改名称作“忠义堂”。后世学者们都在研究把“聚义”改作“忠义”体现了什么意思，但无论怎样诠释、推测、批判，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两个词中的“义”字始终没有改动。“义”首先表现在个人魅力上，宋江被称作“及时雨”自不待言，在梁山的其他人身上，“义”也表现得很充分。像鲁智深，为了一个“义”字，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几经波折得来的稳定生活，甘愿冒着得罪当朝太尉高俅而被再次通缉的危险，一路护送林冲到沧州。再如石秀，为了维护结义兄弟杨雄，甘愿自己饱受误解、委屈却不申辩，坚持揭露潘巧云背叛杨雄的事实真相。在这个群体中，当每个人都以“义”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时候，“义”就上升为一个处世的原则、一种精神了。宋江在梁山上，自己以“义”为先，又重用有“义”气的兄弟，还悬挂匾额，张扬旗帜，营造一种“义”的气场，让梁山的好汉群体依靠“义”所产生的凝聚力团结在一起，而这种团结又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成为领袖的威慑力，也成为团队内部的向心力，更是一股使“官军数万不敢抗拒”的战斗力。

宋江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以“礼”为基础。当梁山事业节节胜利、梁山好汉已达一百零八人之多的时候，宋江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重新排座次。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表面上看是梁山泊英雄齐聚，“上天”揭示了他们前世今生的“秘密”，实际上是宋江通过这个活动，确立梁山长幼尊卑秩序，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以“义”为凝聚力形成的团体，固然个人之间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许多个人的要求不好回绝。要知道梁山的英雄豪杰都很有个性，都不愿接受太多的约束，宋江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借助“上天”的安排，通过排座次的形式，按天罡、地煞分出正将、偏将，其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地位主次，一目了然。最重要的是借此宣布了军纪：“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把梁山团队的内部关系，由家庭关系调整为制度关系。

“礼”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外化，通俗地说，就是儒家各种道德标准在言行举止上的具体要求，用以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缺乏这一点，个人就不能立身处世，事业就不可能获得发展和进步。一味强调人情味，必定会导致原则的丧失、管理制度的崩溃，使整个团队失去必要的约束，而重视“礼”的建设，却可以叫人“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所以，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人际关系也许是亲族、战友、同乡、同学，但都不足以取代规范的以“礼”为基础的制度管理，宋江主导下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极好的启示。

宋江用人的第四个特点是讲求权变。梁山农民军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由江湖好汉啸集而起，最后又转变成为在编的国家军队。在这个特殊群体中，一直流行着两套道德标准，一是社会正统的，一是江湖好汉的。社会正统道德要求以法律、制度为准绳，社会各色人等一概遵从，在法律、规范的要求下生活，任何人不得突破。但“侠以武犯禁”，梁山好汉大多崇尚武力，犯禁之事自然难免，且江湖好汉讲究快意恩仇，杀人放火习以为常，像黑旋风李逵好乱杀，上阵杀敌，往往杀昏了头，不光不优待俘虏，甚至连自己的人也杀，搞得有时候自己的士兵都不敢靠他太近，乃至“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鲁迅《流氓的变迁》）。这在军队里面是绝对不容的。坚持原则又不放弃权变，宋江交替使用“义”“礼”、法纪，在其中游刃有余，才把一帮江湖豪杰治理得服服帖帖。他善于因人而异实施管理，充分尊重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例如，对李逵、三阮等施之以威（李逵是被宋江骂得最多的人），对王英、花荣等动之以情，对林冲、董平等约束以纪，对武松、张顺等交之以义，对卢俊义、关胜等处之以重，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又适当加以区别对待。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儒家本来就不是那么死板的，宋江管理一个成员复杂的队伍，也是颇费心机的。

宋江用人的第五个特点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是常人很难做到的，《水浒传》第六十七回“宋江赏马步三军，关胜降水火二将”中，刚上山的关胜请缨去擒捉单廷珪、魏定国，吴用对宋江说：“关胜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就行接应。”宋江道：“吾看关胜义气凛然，始终如一，军师不必多疑。”放关胜这样一个勇武超群且出身旧军官的人带五千兵马下山，危险性是很大的，且不说关胜可能掉过头来攻打山寨，就是带这些人投降朝廷，那也是梁山事业的巨大损失。可是宋江不但信任关胜，而且坚信关胜能够取胜，是此战最合适人选，后来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宋江决策的正确。《水浒传》中这样的事例很多，并且也多次取得了成功。如，宋江要去东京走枕边路线交好李师师，选择的公关人选是燕青。燕青从小在卢俊义这样的大户人家受到熏陶，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本身又相貌英俊、多才多艺，对主人忠心不二，处事时胆大心细。而相貌堂堂的武松、风流才子董平等都因为综合得分不如燕青而被放弃：武松太傲，会根本不拿李师师当回事，董平擅情，也许把持不住去和李师师谈情说爱，只有燕青才是最佳人选。在这件事情上，不能不说宋江识人眼力高超，能充分认识手下人才的差异性，统筹安排，让那些具有某种才能的人处于最合适的岗位上。

一个成功的统帅，绝不是某个机遇偶然造就的，他必定有过人的长处，能够洞悉人情世故、体察个人心理、严守外圆内方。读《水浒》，看宋江领驭群雄，会联想到当年韩信说刘邦“不善将兵而善将将”（虽不善于统领士兵，但善于管理将领）的话，宋江亦堪其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