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马小鹤

上个月，张天清先生将其所著《赴美日记》稿件发给我，请我把关修改并作序，我觉得正是一个好机会，回忆一下我们之间的师生缘分。

1969年，我与其他九个上海中学生，主要是向明中学的同学，一起前往江西省寻乌县澄江公社龙岗大队插队落户。到了龙岗，暂时住下后，接着就是往下分到生产队。其中一个生产队名叫登豆岭，不通公路，从龙岗出发，要走8里山路（翻一个山头），环境比较艰苦。结果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男生因没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顾，也没有慢性病，就自愿前往登豆岭了。我在登豆岭一待就是五年，与当地农民朝夕相处。

天清当时大概还没有上小学，只是登豆岭很多小孩之一，唯一给我们留下一点记忆的是，听说他不是父母亲生的，而是领养的。他的养父、养母就住在我们附近，辈分比较高，村民叫他们鹤龄叔公、佛娣叔婆，我们也就跟着大伙儿这么称呼，天清叫他们爷爷、奶奶。鹤龄曾担任生产队的会计，我的同学担任过出纳，有些交往。我则掌管过粮仓的钥匙，双抢、秋收的时节，负责晒谷，佛娣是一起晒谷的几个妇女之一。村民把钱粮交给我们这些人掌管，说明他们对我们是比较信得过的。

我们四个知青主要时间都出工，争取贫下中农对我们能有一个好的评价，不大顾得上家务，不大会种菜，常以咸萝卜干、咸鱼下饭。佛娣有时候看在眼里，会在自己菜地上摘点蔬菜，送给我们。我们也很少擦洗大锅的木头锅盖，常常黑漆漆的。佛娣叔婆是一个要干净的女子，平时自己总是收拾得整洁利索，对我们的锅盖大概有点看不下去，在晒谷中间休息的时候，曾拿起我们的锅盖，到河边洗干净。这些都是小事，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仍然记在我心里。上海知识青年远离家乡父母，佛娣叔婆这样待之犹如家人，终身难忘。

对少年天清的了解，是从我做民办教师开始的。生产队与我商量，是否愿意担任赤脚老师。也就是拿工分的教师。登豆岭有一所小学，设在四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座旧祠堂。一位公办教师就住在祠堂的一间小房间里。祠堂的大厅里，并无墙壁隔断，就在天井的左右各放几排桌椅，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分成三组坐在那里上课。由于师资短缺，就用复式教育。老师总是让两个年级的孩子做作业，给一个年级的孩子讲课。顾此失彼是必然的。一年级的孩子最多，其实是家长要下地劳动，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一年级的孩子还干不了多少家务，就送到学校来，总比让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玩放心一些。因此他们当中有的人没有铅笔、簿子，有的还背着更小的弟妹。二年级的孩子就大为减少了，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可以做点家务，尤其是女孩子，家长就不送他们来上学了。三年级的学生就更少了，女孩子基本上都不读三年级。这个小学有两个民办教师，除了我，还有一位张开炎，和我住在一个自然村，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在村头等一下，等来的小学生多了，就一起走到学校去。放学了，一起带着本村的孩子回村里。

这样的农村小学是很难教的，教的过程中，我很快意识到，孔夫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法是有一些道理的。同样都是农村孩子，有的小孩连最基本的数字都很难教会。但是，有几个天资甚高的学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天清尤其突出，一教就会。数字教一遍，马上认识，加法、减法也学得飞快。汉字一教，转眼就可以默写。我不由心生疑惑，是否他父亲在家先教会了他？因为他养父鹤龄做过会计，识字，也会算术。于是一天放学回家，我带着他，顺脚就走到他家里去，正好鹤龄叔公在家，我就告诉他，天清读书异常优秀，是否事先在家里教会的？鹤龄叔公说并无其事。我说，那么这个孩子就是非常会读书。这个细节，我一直记得。它是否对以后鹤龄叔公、佛娣叔婆坚持送天清上学有所影响？我并不知道。

我们这些知青总是盼着招工离开农村，我觉得当民办教师，就不与农民一起下地干活了，要想劳动表现好，还是不做民办教师，所以后来又回到生产队干农活去了。

1974年，根据中央30号文件精神，如果家里孩子都插队了，可以有一个回城，俗称“独留”。我于是离开农村，回到上海，在生产组工作几个月后，到修建队当小工，直到大学恢复招生，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在职博士生期间，1988年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Patrick Hanan）到复旦来面试，我通过了面试，遂定于次年赴哈佛学习一年。此后换过几次工作，1999年重新回到哈佛，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这些年当中，浪迹天涯，不仅与江西寻乌县龙岗的乡亲们失去了联系，与当年插队的老同学也很少联系。

互联网的时代，只要想取得联系，机会还是很多的。当年相濡以沫、一起插队五年的老同学联系上我，告诉我，张天清一直在找我，希望与我取得联系。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特聪明的孩子，于是就与他通起电子邮件来。天清告诉我，他的儿子正在加拿大读书，他的妻子也会到北美来看望儿子，并想一起到波士顿来。于是我就邀请他们母子来我家一聚。聊天时才得知，我当时的感觉不错，天清确实聪明，是个读书的种子。他14岁就考取了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到江西省委宣传部工作。我当年在农村时，村里有一对夫妇，也没有孩子，领养了亲戚的孩子，但是孩子读了书，就不回来了，老夫妻晚境凄凉。但是天清却在还没有成家、工资收入极低、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就把鹤龄叔公、佛娣叔婆接到南昌，共同生活了20年。鹤龄叔公已去世，佛娣叔婆还健在。不过天清的儿子也留学了，佛娣叔婆就回寻乌家乡养老，天清夫妇每年都会回家看望她几次。天清在邮件中一再邀请我什么时候有空，他陪我一起回登豆岭看看。

2015年10月，我参加在厦门召开的一个图书馆方面的会议，那是离寻乌比较近的大城市，会议结束后，应该是与天清一起看看登豆岭乡亲们的好机会。于是，我与两位插队的同学约定，他们先到南昌与天清夫妇会合，然后由天清开车到南丰来接我。我从厦门乘动车到南丰与他们会合后，由天清开车3个半小时，到达登豆岭。40多年过去了，变化很大。现在公路一直修到登豆岭，村里有的农民有了小轿车，大多数有了摩托车，很少有人再爬山去龙岗（现在叫水源乡）了。村里还建了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广场。

农民都已经不种水稻了，改为种植脐橙为主，收入大为提高，万元户不少。村里也没有耕牛了，以前的牛棚就空着。我们也去看了我住过5年的一座两层楼的房子，这本来是一户富农的，是村里比较高、比较好的房子，现在由原主人的儿子住着。村里大多农民盖了新房子，有两层楼、三层楼的，还有不少四五层楼的。房子里都有客厅，厅里有大电视机，一圈沙发。张开炎和另一村民请我们吃饭，颇为丰盛，可见大部分农民早已解决温饱问题，可谓小康了。登豆岭的农民，老年的，都还记得我们，问寒嘘暖，各道分别以来的经历与目前的状况。有不少当年是与天清一样的小学生，如今也都人到中年，大部分生活得不错。

见到了分别已久的佛娣叔婆。天清此书也深情地谈到爷爷奶奶对他的教育：“中国是千年古国、礼仪之邦，历来注重礼节、讲究礼貌。爷爷、奶奶虽然没有文化，记得我小时候，他们一直教育我，碰到了人一定要打招呼，对长辈不能直呼其名；来了客人一定要热情客气；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看见有乞讨的、残疾的，要给予帮助，决不能讥讽取笑。凡此等等，铭记一生。”（1月26日《点滴感受美国公共文明》）佛娣叔婆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少优点，在其言传身教之下，不仅天清始终尊师重教，其子也彬彬有礼。

数天之后，天清又自己开车，把我送到瑞金再分手，我去厦门乘飞机回波士顿，他们回南昌，两个同学再从南昌回家。

这两年来，时不时会与天清联系，他曾说起写赴美日记，准备查些资料，补充修订后出版，曾来电子邮件问起赛克勒（Arthur M.Sackler）。回答这样的咨询，正是我做中国研究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加上我自己曾考证过弗莱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所藏的两幅敦煌绢画，也认识在那里工作的中国研究馆员，于是把收集到的资料发给了天清（见本书1月26日《亚瑟·M·萨克勒与弗莱尔—赛克勒》一节）。最近天清发来全书，请我作序，遂欣然命笔。

这不是一般的旅游日记，谈谈山水风景，风俗人情。这是天清对美国很多现象的深入观察，经常与中国进行比较，分辨什么是长处，值得学习，同时又很清醒地看到美国的弱点，不必盲从。很多事实都经过仔细查对，就是像我这样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的人，也未必知道这些事实。同时，又写得很有人情味，可以说是一本“有温度”的书。

1月21日《现场感受NBA比赛》就是一段火热的文字。因为天清平时对篮球并不感兴趣，所以并未预料到这场比赛会多么让他震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到现场，那种氛围就立即把他融进了整个比赛之中。他坦承“精彩的球艺、狂热的观众，是今生所经历的任何赛事所无法相比的”。为什么有那样的吸引力？因为有一些国内转播所没有的重要环节和项目。其中一个是比赛开始时全场自动起立齐唱国歌的场景令人极度震撼，令人热血沸腾。他说“在不在现场，冰火两重天。也是今天才搞明白，为什么美国NBA比赛那么火，收看那么热”。但他也生动地描绘了现场的不和谐音符：那持续刺耳的喝倒彩声音，而且是全场一致喝倒彩，甚至大骂“狗屎”等一些侮辱性语言，让你无法理解，无法忍受。他身后的几个赌球者的心绪更是难以自抑、几近癫狂，一会儿大叫，一会儿大笑，互相之间一直不停地攻击、谩骂着，有几次甚至有大打出手的架势。我看了这段描述，心想即使从来没有看过NBA（美国男子职业篮球比赛）比赛的人，也能通过他的文字，宛如身临其境。

书中很多地方都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比如：1月15日《中国：联合国‘第一签字国’》讲述了按国家的英文字母顺序排签字先后顺序，中国成了最先签字的国家的故事；《洛克菲勒中心的壁画事件》讲述了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为洛克菲勒中心绘制的《十字路口的人类》包含有列宁号召无产阶级革命的形象，最后被销毁的故事；1月18日《美国‘第一州’》讲述了特拉华州在13个州中第一个批准了联邦宪法，从而成为美国第一州的故事……这些故事即使久居美国者也未必都知道。有时列举了成串的数字，比如：1月17日《黑人的地位与高犯罪率》列出了26个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1月18日《看不懂的美国消费税》列出了各州消费税税率，也是美国华人未必熟悉的。这本书是一本相当有知识性的读物。

更有价值的，是本书作为对美国的观察与思考，处处体现了作者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这里仅举数例。

天清在介绍了美国厕所提供免费手纸、很多厕所设有家庭厕所（又称第三厕所）的情况以后，联想到国内的“厕所革命”。他回忆起10多年前，他带当时6岁的儿子回老家，面对粪坑式厕所，儿子死活不去，只好让他到田野中自行解决。而现在登豆岭村民早已全部用上了水冲式厕所，村里还建有一个集中的生态化粪池，建立了公共厕所（见1月26日《点滴感受美国公共文明》）。当年我们知青在村里时，都是使用村民的厕所，有多年的切身体会。而我们读中学时到上海郊区去劳动，那种粪坑式厕所则更令人望而生畏。2015年10月我们回登豆岭，不仅在文化中心的住处用上了水冲式厕所，到村民家做客，用的也都是水冲式厕所。确实如天清所言，如厕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世界性问题，它不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而且还涉及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另一个例子是，万万没有想到，在纽约的街道上，包括最主要的繁华大街上竟允许售货摊点存在。特别令他惊诧的是，竟然随处可见现场加工煎炒食品的餐车。这要是在国内大城市，别说北京、上海，就是在一些省会也是不被允许的。他认为“‘人’才是城市的主体，对‘四小’（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怎么管理，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理念、人文关怀，加强城市管理，维护城市整洁、提升城市形象，绝不是简单一禁了之，而应该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按照‘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进行规范化、人性化管理，这才是城市管理的最高境界”（见1月16日《大街上的售货摊点与餐车》）。我当年一到美国，就看到哈佛广场有售货摊点，离图书馆不远就有餐车，没有安顿下来之前，就在那里吃饭，倒并未引起多少思考。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哈佛大学范围内，在哈佛园（Harvard Yard）与科学中心之间有一大片空地，多年就是空着的土地。前几年学校将其铺成颇有艺术性的水泥地，天天有几辆餐车在此服务，每逢周二还搭上占半片空地的巨型帐篷，让各种小摊点在此服务。甚至还有销售鲜鱼的车辆停在帐篷外做生意。这显然为周围的小摊点提供了比较好的经营条件，也为哈佛师生员工提供了方便。对比之下，看到国内新闻报道城管与小摊点发生冲突，甚至出人命，也会有些感慨。哈佛并未因为自己是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就一律禁止小摊点、餐车在其土地上经营。难道国内的大城市就不能在维持城市整洁与允许小摊点营业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吗？

第三个例子是，天清在纽约观察到不少居民楼房外墙上建有简易的金属楼梯，这些都是老房子，过去没有建消防通道，政府强令所有老住宅必须按照统一标准和格式在外墙上加建消防楼梯。这让他大为感慨（见1月14日《老居民楼的消防楼梯》）。其实这种老居民楼的消防楼梯在纽约比较常见，也多次在电影、电视中出现，但是我以前并不了解其来龙去脉，看了天清的说明才明白。说起重视消防，我的生活、工作环境中都有不少实际例子。我所住的阿灵顿市就有不少消防站，常常看到消防车轰鸣着风驰电掣。因为波士顿郊区很多小独幢房子主要建筑材料是木料，如果一旦着火，蔓延开来，损失惨重。每家的房子里装有烟雾报警器，一旦报警，消防车很快就会前来。哈佛图书馆也每年要进行消防演练，每个人都要用一下灭火器。也进行消防预演，即发出假警报，但大家都很认真，全体读者与工作人员都要迅速撤离到指定地点，点一遍人头，确定员工都撤出来了。在消防方面，国内确实还有改进余地，但愿能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将灾难造成的损失减至最低。

此书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主要则是介绍美国的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大学等，以及可以从中吸取的经验，总之就是精神文明吧。而我自己也长期在大学工作，有三年在新闻界工作，也就借为此书作序的机会，谈谈对书中的介绍和分析的体会。

天清联想到儿子在加拿大的学习经历，觉得美国、加拿大的大学本科让学生学习一两年后再定专业，更有自主性，选修制度也可以让学生涉猎各门学科知识，有利于知识结构的拓宽和优化。美国、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在尊重、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方面很值得我们学习。中西教育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各有优势（见1月11日《一个女留学生的自白》）。以我自己女儿的学习经历来看，中西教育确实各有优势。中国比较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比较扎实，中国语文与美国英语教育很难比较，但数理化是比较容易比较的，在中国高质量中小学里比较一般的学生，到了美国往往能在数理化方面名列前茅。我有时感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育真可谓是教育普通劳动者的，到了高中，则选修课颇多，得了学分，可以带到大学里去，其中西欧史、微积分之类的课程比较难。但是如果学生不选修，也照样毕业。想想如果高中毕业不再升学，而去就业，西欧史、微积分之类大概很少有用武之地。因此学生有很大自主性，可以修大量的选修课，把学分带到大学里去。我也接触过不少哈佛的本科、硕士、博士候选人，他们通常都是与我约定时间，谈他们计划中的中国研究，我就根据他们的计划向他们介绍有关的资料，主要是中文的纸本与电子资源，以及谈谈自己觉得从怎样的角度，用什么方法做此研究比较合适。交谈中体会到，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越是学得深，难度越是大。这有其合理性。如果你选择了读博士，当然是有志于成为这个领域里的专门研究者，如果不是特别热爱这个专业，愿意殚精竭虑做学问，为何要来读这个博士？何不趁早找一份工作，挣钱过日子？这与中国差别很大。在中国考取大学，特别是考取重点大学，竞争异常激烈。但是进了大学，在中小学苦读的学生们都松了一口气。按照施一公的说法，中国学生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很多学生中小学数理化水平不错，但是中国的科技还没有领先世界。中国教育改革在这方面还任重而道远。

根据我对女儿在美国学习情况的观察和辅导，体会到要在美国的教育体制里让孩子坚持学习中文相当不容易。我孩子生活在华裔家庭里，小时候还在中国大陆、香港学习过数年中文，我也尽量循循善诱，不硬逼而引起孩子反感，她尚且没有达到国内大学生的平均中文水平，那么美国孩子要学习中文有多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天清介绍的美国人学中文升温的情况完全属实（见1月14日《在佩里媒体中心了解‘中文热’》）。我女儿应该是最早在美国参加SAT中文考试的孩子之一，以前有日文、韩文，但是没有中文的SAT。美国有些中小学也将中文作为学生可以选修的外语。在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中，也不时接触到汉语流利的美国学生，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学生。但是，从整体来说，汉语毕竟只是华裔第一代移民与少数美国人掌握的语言。这就不能不涉及一个更大的题目。

这就是书中所说的：语言文字是一种思想载体，也是一种交流工具，它的传播速度、普及广度以及运用程度是与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紧密相联系的。对这个问题我也有过一些思考。在古代，暂且不涉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与美洲，只就旧大陆而言，汉字曾经与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一样，是一种“国际文字”。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虽然未接受汉语，但普遍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还有西夏、契丹都模仿汉字而创制自己的文字。欧洲各个民族的语言五花八门，但有共同的学术语言文字：拉丁文。但是由于古代各个文明之间的接触还是比较有限的，中文的使用范围以东亚、东南亚为主，而拉丁文的使用范围以欧洲为主。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下降，中文对周边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现在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周边国家也有加强使用中文的迹象。我碰到一些日、韩、越的访问学者，能讲流利的中文，在中国出版中文学术著作。近代以来，欧洲学界逐渐放弃拉丁文作为国际学术语言，纷纷改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学校课程中的拉丁文比重也逐步下降。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又有大量学术成果，英语在各种欧洲语言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继而美国崛起，称霸世界，也有大量学术成果，更加强了英语的国际地位。但是，在学术领域里，德语、法语仍然有很高的地位。记得看过一些资料，按照学术成果的多少将一些语言排名，中文还是排在比较后的。这个语言文字的问题，与下文要谈的新闻、出版等等，都密切相关。中文要重新取得强势地位，直追英文、德文、法文，除了提升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之外，很重要的是在学术上取得强势地位。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预计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当然有利于中文地位的提高，但是购买中国商品未见得需要太高深的中文修养。中国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当然也有利于中文地位的提升，但主要是有志于成为研究和处理对华政治、军事的专家和官员的年轻人会去学习中文。但是如果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理工科研究成果以中文首先发表的最多，就像今天这些成果以英文发表的最多，那么外国人恐怕都会像今天学习英语一样去努力学习中文了。

中文在美国的地位基本决定了中文新闻在美国的地位。天清参观了ICN国际卫视，介绍了访问学者苏俊斌老师的观察：目前所有在美中文媒体都只是在华人圈内拓展，在美国主流社会没有任何影响（见1月13日《充满活力的ICN国际卫视》）。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美国人不懂中文，他们当然不会去阅读、收视中文媒体。如果中国媒体改用英语，结果如何呢？天清在参观凤凰卫视美洲台时，台长吴晓镛先生认为，央视准备向美国听众做英语节目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解决不了“有人看”的问题。美国人不会看外国人办的英文频道。他建议要更多采取与国外合作的方式去摄制节目，比如，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等（见1月28日《北美最具影响华文电视媒体——凤凰卫视美洲台》）。对此我深有同感。其实中国大可不必为此沮丧。即使德国、法国、日本来美国办英语电视，恐怕也没有多少美国人收看。稍微例外的可能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英语电视新闻，有时可以在旅馆中收看到。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其国际新闻达到了较高的质量，现在英国虽然不再独霸全球，但其国际新闻还是视野广阔、报道及时的。我在哈佛负责采购中文资料，刚开始并没有采购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但是很快有教授提出要采购这个纪录片，当然马上采购了。可见只要讲究艺术水平，真正把丝绸之路之类的题材拍好，不需要任何宣传，何愁没有影响？

中文书籍和资料库出版情况，与中文新闻有类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到美国的中文书店去看看，那么你会发现，主要是小说、衣食住行、中医、养生、算命、八卦、儿童图书之类的书，并不高端。这些读物像中文新闻（电视、报纸）一样，主要针对华裔大众，对美国主流文化没有什么影响。大量的中文学术论著以纸本或电子资料的形式集中在美国名牌大学的东亚馆里，供校内外师生、专家学者研读。曾有国内有关人员向我了解，如何让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我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告诉他们，中国只有首先成为学术强国，然后才能从出版大国进步到出版强国。目前仅仅靠化大力气去把中文论著翻译成英文，是不会成为出版强国的。

天清介绍了美国的电子出版业：很多人以为，随着网络图书的出现，常规图书会走向消亡，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年虽然纸质出版呈下降趋势，电子出版迅速上升，但受电子出版冲击较大的主要是工具书，其他商业类、教育类、学术类、专业类、宗教类以及期刊出版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见1月22日《快速发展的美国电子出版业》）我在实际工作中也体会到类似的情况，而且中国纸质图书的出版还在继续增长，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燕京图书馆也仍然继续采购大量中文纸质书。一则许多新书并无电子版可供采购，电子出版还是要比纸质滞后很多，而研究者急需获得最新学术成果，不可能等到电子出版再做研究；二则哈佛师生、访问学者还是比较喜欢借阅纸质书，只有在没有纸质书的情况，才选择阅读电子书，聊胜于无而已。至于中文期刊、工具书，用电子版的读者越来越多。

讲到中文书籍、资料库的收藏，自然就要谈谈我比较熟悉的图书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是非常发达的，相比之下，香港虽然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大都市，其公共图书馆却不能望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之项背。天清也用生动的笔墨描绘了纽约公共图书馆（见1月12日《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模式》）。记得女儿小的时候，我最经常带她去的地方就是剑桥的公共图书馆，那里可以随便翻书，还有儿童图书馆员给孩子们举办种种节目。现在有了外孙女，图书馆也仍然是一个好去处。当然，公共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与美国中文书店的品种大致相同，主要是面向普通华裔读者的。同时，美国公共图书馆正在走向衰落。我曾带国内的图书馆领导参观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相当重视，派了部门负责人，带我们参观不开放的部分。我大为惊叹其收藏之丰富，恐怕旧书收藏不亚于哈佛。原因很显然，波士顿是美国历史名城，当年的公共图书馆自然财力雄厚，而哈佛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当时规模尚小。但同时又惊叹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如此丰富的藏书明显处于“休闲”状态，没有在线目录，只有胶片目录，读者只有亲临，使用胶片目录检索，然后告诉工作人员所要的书，工作人员才到书库里去帮读者找书。因此我们进书库里一看即知，这里长年累月很少人使用。哈佛更丰富的藏书则全部在线编目，对哈佛师生、访问学者几乎全部开架，只有善本书才需要工作人员取书，开架书库每天有工作人员将图书还架。与美国公共图书馆衰落的情况相反，中国的公共图书馆方兴未艾，还在迅速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

主要的学术性中文论著都收藏在国会图书馆和美国高校图书馆。天清详细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情况（见1月16日《哥伦比亚大学与一位中国老人的故事》）。哥伦比亚和其他常春藤盟校，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所谓Ivy Plus）、加州大学柏克莱和洛杉矶分校等是收藏中文资源最强的大学。常春藤盟校本来就由于各种机缘，与中国建立了学术交流，较早开始收藏中文资料，后来美国逐渐重视中国研究，有的基金会又重点资助这些学校发展中文收藏。近年来大陆经济迅速发展，出版、图书馆事业也日新月异。国家图书馆有“中国之窗”计划，上海图书馆有“上海之窗”计划，向海外图书馆赠送大量图书。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具体操作也有误区，提供的书目，大部分是五洲出版社等用英、法、德、西、葡等各种语言出版的常识性小册子。可能经办人员以为这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后来经过北美东亚图书馆馆员与国内图书馆领导沟通，才逐渐改变。其实大学东亚馆最需要的，并非阿拉伯语或印地语的介绍中国方方面面的小册子，而是重要的中文原始资料和各种学术专著。因为正是这些资料与专著才有利于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而只有通过美国学者及访问学者的中国研究，以及把高质量的中文学术论著翻译成英文出版，才能真正有助于美国加深对中国的理解。

最后，我想简要谈一下我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观察。从美国方面来说，当然并没有统一的对华理解、态度与行为。人以群分。美国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在竞选中指责中国令美国人失业，扬言要对中国征收45%的反补贴关税，承诺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他的基本群众也大致对华抱这种态度。记得看到一个报道，在失业严重的地区，凡是中国产品销售增长的地方，对中国的抱怨程度也随之增长。其实美国一些产业的衰落和工人失业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是这个群体基本上没有能力理解这些复杂的原因，特朗普和舆论给他们一个简单化的解释，就让他们信以为真。天清也介绍了美国社交媒体的发展，比如在网络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谩骂、贬损、欺侮他人等。美国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社交媒体管理上的无奈和失序给公民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却又对此无能为力（见1月20日《美国社交媒体的发展与管理》）。这还是2015年的观察，现在2016年的选举充分证明这不是杞人忧天。这个群体通过社交媒体，基本只看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意见，把自己封闭在圈子里，甚至分不清现实与幻想。这个群体选出自己中意的人物，成为议员，甚至成为美国总统，执掌立法、行政大权，这不能不让人警惕。

美国国会议员通常为了争取自己选区的选票，对华态度也比较强硬，同时他们通常对中国没有什么专门研究。最近的表现是众议院通过了《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与台湾当局各个级别的官员间互访，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这种形势不禁使人联想起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时代，当时不少美国人被指为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主义者而受到迫害。最轰动的为卢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Ethel Greenglass Rosenberg），被指控为苏联间谍而被处死。钱学森也在此期间遭到迫害。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等记者队伍里的“中国通”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麦卡锡发表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他的手中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名单，他们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他把约翰·S谢伟思（John S.Service）抬高成“整个国务院制定远东政策的十来个最高决策人之一”。他宣称：“谢伟思跟共产党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谢伟思受到“忠诚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最后被开除。曾前往延安考察的国务院老牌“中国通”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Jr.）也被开除。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三十年代初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1941年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后任职于战时情报局，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回国后不幸成为麦卡锡的主要猎捕对象，不得不离开故国，亡命英国。他凭着学术功底还能在英国里兹大学继续他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算比开除后只能靠体力活儿养家糊口的国务院“中国通”略好。

哈佛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工作，1942—1943年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兼国务院对华关系处文官。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他也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52年申请去日签证被驳回。在“谁输掉中国”的调查中，他被要求到国会作证。所幸哈佛大学这棵大树为他遮风避雨，他还能继续在哈佛任教，不至于流亡异国。

从这些例证可见美国本身的情况非常复杂。根据美国当代“中国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David Lampton）2015年分析，美中建交以来，长期执行“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关系基本稳定。但是2010年以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迫近。美国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员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对美国“主导权”（primacy）的威胁，而在中国，一部分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作中国取得正当国际地位的阻碍，而且无助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正在增长。

特朗普竞选期间与上台一年多的形势验证了蓝普顿的分析。特朗普最近访华，达成总计2500亿美元的交易，自然让商界欢欣鼓舞，国内有些美国问题专家也将其视为特朗普外交亮点。但是特朗普中国之行后立马“变脸”，对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保护性关税，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挑战美国权力，是削弱美国安全和繁荣的竞争对手。

特朗普身为总统，无疑比麦卡锡有更大的权力，更有群众基础，且处处效仿独裁者的作风，削弱国务院的权力，听不进不同的批评意见。所幸的是，还有很多制衡的力量，尤其是学界清醒的声音并未被消音。就像蓝普顿指出的，美国需要的是一场在媒体、政府官员、学者和公众之间广泛而明辨事理的讨论。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对“主导权”的定位，中国也有必要重新自量其力，并量力而行。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

正如天清在此书中指出的：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人民加强相互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增进感情，增加互信，不仅对于中美两国，而且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幸事。相信本书对于读者朋友加深对美国的了解有一定的裨益。

2017年12月于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