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阵线”与石油国有化运动
从50年代初开始，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不断取得胜利，亚非国家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它们不仅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也要求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改善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战后以来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席卷整个非西方世界，中东和亚洲各国领导人在50年代纷纷打出“独立”、“中立”或“不结盟”等旗子，强烈反对西方的统治地位和干涉政策。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之下，产油国为了获得更大石油收益，对自己的石油资源获得更多主权，与石油公司展开斗争。
美英在商讨石油政策以及在中东和伊朗的对苏战略时，彼此的重点不同。美国主要从政治、军事着眼，对振兴日益恶化的伊朗经济缺少实际行动。英国关心的是英伊公司在伊朗的石油利益以及这一问题可能对英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造成的消极影响，更不会顾及伊朗的民族经济。1945年至1950年，英伊公司利润高达2.5亿美元，伊朗仅得到9000万美元使用费。英国政府从英伊公司获得的税收，比伊朗获得的使用费还多。(20)
1949—1950年，以农业大歉收为发端，伊朗爆发了经济危机，失业人口高达50万，1950—1951年外汇赤字达3500万美元。伊朗政府原指望靠美国的援助来摆脱困境，但美国强调军援，经济援助微不足道。而英伊公司除了自己获得巨额利润之外，每年把亿万英镑石油利润以税收形式上交英国政府，伊朗人民对此极为不满。1949年7月签订的英伊“补充协定”，仅仅提高了伊朗对石油的税收，远不能满足伊朗人民的要求。伊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日益高涨，石油国有化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图2-9 1950年年中，伊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浪潮
此时伊朗已经出现了许多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例如伊朗党，该党具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劳工党，其领导人是世俗民族主义的重要人物莫扎法·巴卡伊（Mozaffar Baqa'i），其成员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人民党的部分退出者以及部分与宗教界关系密切的人士。
伊朗民族主义的头号人物是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Jebheh-ye Melli）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民族阵线主张政治改革和石油国有化，因此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
摩萨台1882年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上层地主家庭，(21)早年曾留学法国和瑞士，并在瑞士纳沙泰尔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德黑兰法律与政治学院担任法学教授。摩萨台是一位极具“领袖气质”的政治家。尽管非常富有，生活却异常俭朴，近乎苦行僧。他1915年当选为伊朗议会议员。20世纪20年代曾几度出任大臣职务，包括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因为主张宪政、反对礼萨·巴列维的独裁统治而一度流亡甚至身陷囹圄。1941年礼萨·巴列维被迫下台（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时伊朗正处于苏联和英国军队的控制之下），摩萨台得以出狱并迅速重返政坛。他毕生致力于根除外国势力在伊朗的统治，对英国殖民主义及英伊石油公司对伊朗的经济掠夺深恶痛绝。1944年摩萨台组织了民族阵线，站在伊朗民族主义潮流的最前列，积极维护民族独立，主张对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
图2-10 摩萨台习惯在床上办公
1949年10月，民族阵线参加了伊朗第16届议会选举。民族阵线在议会选举中提出了反对“补充协定”、“抑制英伊公司特权”的口号，以争取选民的支持。1950年2月，民族阵线有8名代表当选为议员。
英国新任驻伊大使弗兰西斯·谢泼德（Francis Shepherd）刚到任，即要求伊朗早日批准“补充协定”。议会在6月20日成立了以摩萨台为首的石油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这项协定。委员会共18人，民族阵线成员占了6名。10月18日，新上台的首相阿里·拉兹马拉（Ali Razmara）发表声明，公开支持“补充协定”，遭到摩萨台等议员们的反对。11月26日摩萨台在石油特别委员会就国有化问题发表讲话时说：“伊朗人民从来没有从英伊公司的经营中得到过什么好处。石油收入全进了外国人以及那些堕落为英伊公司走狗和我国敌人的伊朗人的腰包。石油国有化可以使干涉我国内政、谋求一己私利的石油公司销声匿迹。”(22)
图2-11 英国驻伊大使弗兰西斯·谢泼德
1950年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在中东首开先例，与阿美石油公司达成了对半分享利润的协议，使伊朗的国有化运动大受鼓舞。英国的顽固立场使伊朗人的反英情绪更加激烈。各主要城市都发生了大规模反对英国经济掠夺的示威游行。伊朗议会石油特别委员会认为，国有化以外的任何方案都将有损伊朗的民族利益。对半分成已不能满足伊朗人的要求了。1951年1月1日，伊朗议会下院通过石油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否决了“补充协定”。2月底，英伊公司表示愿按照阿美公司的模式重开谈判。英国政府仍然坚持英伊公司的租借权有效期直到1993年，并公开向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接受“补充协定”。谢泼德对拉兹马拉说：“谁也甭想英国政府能容忍一种不顾国家契约义务的行为而支持石油国有化运动。”(23)
拉兹马拉政府此时仍在努力寻求与英国妥协的办法。3月3日，拉兹马拉在议会发言，认为没有英伊公司的协助，伊朗无力生产与销售石油，废除1933年租借协定是不明智的，再次公开反对实行石油国有化，遭到议员们的强烈反对。3月6日，石油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国有化原则。第二天，拉兹马拉首相被民族阵线另一位重要人物阿贝尔卡塞姆·卡萨尼（Abolqasem Kashani）领导的伊斯兰教殉教团成员刺死。伊斯兰殉教团还举行大规模示威，支持实行国有化。拉兹马拉遇刺使亲英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分析伊朗形势的报告中认为，拉兹马拉之死显然是因为他公开支持“补充协定”，反对国有化，并且认为“在伊朗的共产主义分子抓住这个时机，散布不满情绪”。他们组织大规模游行，在美国驻伊使馆前高呼激烈的“反美反西方口号”。“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了英伊争端来煽动公众的情绪。”(24)
民族阵线坚决主张石油国有化。1951年2月21日，摩萨台代表民族阵线在议会辩论中发言说：“民族阵线主张石油工业国有化，强调的是它的政治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在这个历尽磨难的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石油公司。”(25)摩萨台的立场成为议会的主流。3月6日，石油特别委员会通过国有化提案。15日和20日分别得到议会两院的批准，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石油国有化原则。国有化决议规定：“为了伊朗民族的幸福、繁荣和世界和平，决定将全国各地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由伊朗政府控制石油的勘探、提炼和利用。”(26)刚上台的侯塞因·艾拉（Hussein Ala）政府决定让石油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
国有化运动正日趋深入。英伊公司工人在1951年初多次举行罢工。到4月份，阿巴丹炼油厂已基本停产。英国的反应是增派军舰到波斯湾进行武力威胁，结果激起伊朗人更强烈的反抗。
英伊公司与英国政府经过讨论，抛出新建议：英伊公司的租让权转让给一个新的英国公司；伊朗在这个新公司的董事会有“适当”代表权；公司和伊朗政府平分利润。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建议此时已不可能为伊朗所接受。4月26日，伊朗石油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国有化的九点实施方案。随即获得议会批准。
图2-12 首相摩萨台
1951年4月29日，迫于各种压力，包括议会已经投票通过，国王决定由摩萨台取代艾拉出任伊朗首相。5月1日，国王宣布石油国有化法，规定由政府执行这项法律。拉兹马拉遇刺已使主张妥协的人魂飞魄散，接着主张妥协的教育大臣也被杀。反对国有化的声音此时再也听不见了。
除了主张石油国有化，摩萨台及其民族阵线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和巩固立宪民主政府。自摩萨台执政以后，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都可以自由活动，1949年曾经被议会通过决议取缔的杜德党（人民党）实际上也是如此。法庭完全独立，军事法庭等特别法庭被完全取缔。新闻自由的程度几乎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政府主要官员相对而言也比较廉洁和负责任。不过，国内政治斗争和政治动荡并没有就此停息。左右两翼的政治势力不仅彼此针锋相对，而且都在寻找机会试图把摩萨台赶下台。(27)国王及其保守派势力把自己视为英国（后来还包括美国）的盟友或附庸，追随苏联的杜德党把国家主权独立视为重要目标，摩萨台及其民族阵线领导人则把主权独立视为建立民主政体的第一步。因此，他们推动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动因。他们认为，只要本国最重要的石油工业仍然被一个强大的外国公司所控制，主权独立和民主政府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希望参照欧洲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模式，例如英国煤炭企业的模式，通过给予英伊石油公司一定的补偿来解决国有化问题，但绝不同意该公司以任何改头换面的形式重返伊朗。
图2-13 巴列维国王
不难想见，英国政府一开始就对摩萨台政权极为不满。早在1951年5月，即摩萨台刚上台不久，英国就曾联合国王和保守派势力，视图通过议会投票扳倒摩萨台。反摩势力不仅欣然接受英国的计划，还希望英国尽量避免与摩萨台达成协议，以免摩萨台的地位因此得到巩固，甚至认为应该立即停止石油出口，以断绝摩萨台政府的收入来源。(28)由于摩萨台此时深受民众拥戴，加上国内的反帝情绪高涨，议会的保守派们不敢轻举妄动，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摩萨台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上台后第四天即与美国驻伊大使亨利·格雷迪（Henry Grady）举行会谈。在强烈批评英国干涉伊朗内政的同时，摩萨台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的“亲善和帮助”，对美国在石油问题上的“不干涉态度”(29)表示赞赏。格雷迪大使向国务院汇报了摩萨台上台后的伊朗局势，建议政府以合作的态度与摩萨台政府打交道。(30)
美国是在中东及伊朗拥有石油权益的国家。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美孚石油公司占有从阿巴丹通往地中海的油管公司的39.1％股份，还有权向英伊石油公司购买石油。在伊朗国有化运动的过程中，美国并未袖手旁观，而是密切注视着英伊冲突的发展。
图2-14 1951年6月3日，伊朗人民在德黑兰集会游行。反对西方列强控制伊朗的石油，并掀起石油国有化运动
美国此时感到自己可以扮演英国殖民主义与中东民族主义之间的某种中间角色。杜鲁门与艾奇逊都认为，英国在中东的策略已经过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伊朗尤其如此，因此应该予以引导，使民族主义力量站在西方一边，从而防止苏联势力的渗入。(31)由于摩萨台在反对苏联的石油要求的运动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美国人最初认为他是一位明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甚至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伊朗反苏核心人物和改革代理人。如果摩萨台下台，取代他的有可能是共产主义分子。以“冷战”为出发点，美国此时把摩萨台作为争取的对象。
(1)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2) Rouhollah K. Ramazani，Iran's Foreign Policy，1941-1973，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5，p. 98.
(3) 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0—103页。
(4) Woodrow J. 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Washington，D. 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CIA，1997，doc.1，4，127，185.
(5) 据杜鲁门自述，这是1946年1月5日他对国务卿贝尔纳斯说的。Harry S. Truman，Year of Decisions，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55，pp.551-552.
(6) 资中筠等：《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Ali M. Ansari，Confronting Iran，New York: Basic Books，2006，p. 24
(7) Irene L. Gendzier，Notes From the Minefiel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1945-1958，Westview Press，1999，pp. 34-35.
(8) FRUS，1945，Vol.8，Washington D. C.，GPO，1969，pp.45-48.
(9) NIE 14，“Importance of Iranian and Middle East Oil to Western Europe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January 8，1951，in FRUS，1951，Vol. 5，Washington D. C.，GPO，1982，pp. 270-275.
(10)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61页。
(11) FRUS，1950，Vol.5，Washington D. C.，GPO，1978，pp.465-461.
(12) Ibid.，p.466.
(13) 《1950—1952国际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54页；Gasiorowski，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p.56.
(14) “President Truman's conversations with George M. Elsey，”June 26，1950，参见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201.
(15) FRUS，1951，Vol.5，pp.268-276，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有一份“伊朗和中东石油对西欧的重要性”的报告，其中有关于1950—51年度欧洲及世界石油需求和生产情况及“所有权”、“控制权”等有关统计资料及形势分析。NIE由CIA局长、助理国务卿、海陆空三军、联合参谋部、FBI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在美国被认为是对有关问题最权威的解释和估计。可参看。
(16) FRUS，1950，Vol.5，p.190.
(17) Ibid，p.572，指1921年2月伊朗前国王礼萨·巴利维在伊朗发动政变成为实权人物后与苏俄缔结的友好条约。
(18) FRUS，1950，Vol.5，p.76.
(19) Ibid.，p.594.
(20) 另一项研究指出：1950年，英伊公司实现利润近2亿英镑，其中英国政府获得税收5000余万英镑，而伊朗仅获得1600万英镑。参见：Tore Petersen，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Great Power: Anglo-America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1952-7，London: Macmillan，2000，p.19.
(21) 摩萨台的年龄或许是个谜。1951年伊朗官方的说法是69岁，但也有熟悉他的人说其实际年龄至少还要大5—7岁。
(22) Rouhollah K. Ramazani，Iran's Foreign Policy，p.193.
(23) L.P.艾尔威尔-萨顿：《伊朗石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32页。
(24)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9.
(25) Rouhollah K. Ramnzani，Iran's Foreign Policy，p.196.
(26) Ibid.，p.198
(27)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 5.
(28) Homa Katouzian，“Mosaddeq's Government in Iranian History”，in Gasiorowski and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p. 6.
(29)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p.45
(30) Ibid.，p.49
(31) Tore Petersen，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Great Power，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