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反切

王力

导言——

本文选自王力著《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63／1991）第三章。

作者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1931年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返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解放后一直任北京大学教授。

作者是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汉语音韵》是为初学者写的比较通俗的音韵学入门书，其中融入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新成果和新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反切》这一章列出反切的原理、反切的改良和双声叠韵等三个标题，但所说的内容很丰富，概括而言，大致讲述了如下几方面问题：1．汉语拼音方法演进的四个阶段，即从直音法到反切的二拼法，民国时期注音字母的三拼法，现代拉丁字母的四拼法亦即音素拼音法。反切曾是一个长期使用的拼音方法，历代音韵学家都对它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拼读改良。2．反切拼音的原理，上下字的功能。着重讲述“两个字拼一个字音”不等于“二字连读一音”，必须正确取舍方能切出字音。还有由于古今音变，有些反切在今天难以切出正确的读音，所以必须在拼读时按音变规律进行折合。3．简述古代音韵学家分析汉语音节的双声叠韵说。

中国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说文》⁽¹⁾中常常说“读若某”，后人说成“音某”。例如《诗·周南·芣苢》“薄言掇之”毛传⁽²⁾：“掇，拾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拾，音十。”这就是说，“拾”字应该读像“十”字的音。这种注音方法叫做“直音”。直音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这个字没有同音字，例如普通话里的“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直音；有时候（这是更常见的情况），这个字虽有同音字，但是那些同音字都是生僻的字，注了直音等于不注，例如“穷”字，《康熙字典》音“”⁽³⁾。以生僻字注常用字，这是违反学习的原则的。

另有一种注音法跟直音很相近似，那就是利用同音不同调的字来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作“到平声”。“刀”是平声字，“到”是去声字，单说“音到”是不准确的，必须把“到”字的声调改变了，才得到“刀”字的音。这种注音法是进步的，因为可以避免用生僻字注常用字（如“刀”音“舠”）；但是也有缺点，因为需要改变声调，然后能读出应读的字音。

反切是古代的拼音方法，比起直音法来是很大的进步。可以说，反切方法的发明，是汉语音韵学的开始。

一、反切的原理

反切的方法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来。例如宰相的“相”音“息亮反”，这就是说，“息”和“亮”相拼，得出一个“相”音来。这个方法大约兴起于汉末，开始的时候叫做“反”，又叫做“翻”。唐人忌讳“反”字，所以改为“切”字。例如“相，息亮切”。“反”和“切”只是称名的不同，其实是同义词（都是“拼音”的意思）。有人以为上字为“反”，下字为“切”，那是一种误解。

反切虽是一种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现代的拼音方法不一样。现代的拼音方法是根据音素原则来拼音的，每一个音素用一个字母表示（有时用两个字母，但也认为固定的一个整体，如zh，ch，ng，er），因此，汉字注音，既可以用一个字母，如“阿”a，也可以用两个字母，如“爱”ài，“路”lù，或三个字母，如“兰”lán，或四个字母，如“莲”lián（汉语拼音字母有用五个字母和六个字母的，但只应该当作三个字母看待，如“张”zhānɡ，或者当作四个字母看待，如“专”zhuān，“良”liánɡ，“庄”zhuānɡ）。古代的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拼音的，它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不多也不少。

反切上字代表声母。即使是“零声母”，也必须有反切上字。例如：

乌　哀都切　今音［u］⁽⁴⁾

伊　于脂切　今音［i］

忧　于求切　今音［iu］

央　于良切　今音［iaŋ］

安　乌寒切　今音［an］

烟　乌前切　今音［ian］

反切下字代表整个韵母（以及声调）。即使是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用一个反切下字。例如：

条　徒聊切　今音［tʻiau］

田　徒年切　今音［tʻian］

桓　胡官切　今音［xuan］

宣　须缘切　今音［ɕyan］

香　许良切　今音［ɕiaŋ］

黄　胡光切　今音［xuaŋ］

反切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反切上字既然是代表声母的，就应该只表示辅音，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整个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反切下字既然是代表韵母的，就应该只表示元音，但是以元音开头的汉字是很少的，常常不能不借用以辅音开头的字作为反切下字。我们看古人的反切的时候，应该按照下面的两条原则去了解它：

1．反切上字只取它的声母，不计较它的韵母和声调；

2．反切下字只取它的韵母和声调，不计较它的声母。

假定依照现代汉语的拼音，“条，徒聊反”，应该依照下面这个公式去了解：

现在再详细加以讨论。

（1）反切上字不一定跟它所切的字同“呼”⁽⁵⁾，因为决定被切字的“呼”的是反切下字，不是反切上字。例如：

乌，哀都切。乌，合口呼；哀，开口呼。

唐，徒郎切。唐，开口呼；徒，合口呼。

田，徒年切。田，齐齿呼；徒，合口乎。

渠，强鱼切。渠，撮口呼；强，齐齿呼。

（2）反切上字不一定跟它所切的字同声调，因为决定被切字的声调的也是反切下字，不是反切上字。例如：

钩，古侯切。钩，平声；古，上声。

苏，素姑切。苏，平声；素，去声。

曹，昨劳切。曹，平声；昨，入声。

姊，将几切。姊，上声；将，平声。

遣，去演切。遣，上声；去，去声。

宝，博抱切。宝，上声；博，入声。

送，苏弄切。送，去声；苏，平声。

诰，古到切。诰，去声；古，上声。

秀，息救切。秀，去声；息，入声。

局，渠玉切。局，入声；渠，平声。

朔，所角切。朔，入声；所，上声。

却，去约切。却，入声；去，去声。

（3）有人认为，反切就是二字连读成为一音。如果是那样，反切上字最好是不带韵尾的字。但是，事实上有许多反切上字是带韵尾的。例如：

乌，哀都切。哀，［i］尾。

都，当孤切。当，［ŋ］尾。

西，先稽切。先，［n］尾。

崔，仓回切。仓，［ŋ］尾。

瞋，昌真切。昌，［ŋ］尾。

旬，详遵切。详，［ŋ］尾。

翰，侯旰切。侯，［u］尾。

切，千结切。千，［n］尾。

（4）如果反切就是二字连读成为一音，反切下字最好是没有辅音开头的字。但是，实际上没有辅音开头的反切下字只占少数，而多数的反切下字都是有辅音作为声母的。例如：

遵，将伦切。伦，声母［l］。

海，呼改切。改，声母［k］。

萧，苏雕切。雕，声母［t］。

困，苦闷切。闷，声母［m］。

损，苏本切。本，声母［p］。

左，臧可切。可，声母［kʻ］。

驮，唐佐切。佐，声母［ts］。

因此，我们对于宋代以前的反切，不应该简单地了解为二字连读成为一音；必须把反切上字的韵母去掉，反切下字的声母去掉，按照上文所讲的公式，然后拼出正确的读音来。

有时候，按公式也拼不出正确的读音来，那是由于古今音不同的缘故。关于古今音的不同，要等全书读完，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现在先提出两件事来谈一谈，作为举例的性质。

（1）反切下字和被切字的声调必须一致，但是阳平声的反切下字可以切阴平字，阴平声的反切下字也可以切阳平字，这是因为宋代以前平声不分阴阳的缘故。例如：

公，古红切。今音：公，阴平；红，阳平。

羁，居宜切。今音：羁，阴平；宜，阳平。

恢，苦回切。今音：恢，阴平；回，阳平。

新，息邻切。今音：新，阴平；邻，阳平。

刀，都劳切。今音：刀，阴平；劳，阳平。

轻，去盈切。今音：轻，阴平；盈，阳平。

鸠，居求切。今音：鸠，阴平；求，阳平。

（以上是以阳平切阴平。）

龙，力钟切。今音：龙，阳平；钟，阴平。

慈，疾之切。今音：慈，阳平；之，阴平。

徒，同都切。今音：徒，阳平；都，阴平。

团，度官切。今音：团，阳平；官，阴平。

樵，昨焦切。今音：樵，阳平；焦，阴平。

房，符方切。今音：房，阳平；方，阴平。

谈，徒甘切。今音：谈，阳平；甘，阴平。

（以上是阴平切阳平。）

（2）反切上字和被切字的声母必须一致，但是由于语言发展的关系，拿现代普通话的语音读去就不一致了。现在只指出其中一种情况，就是普通话的［tɕ］，［tɕʻ］，［ɕ］有一部分来自古代的［k］，［kʻ］，［x］⁽⁶⁾。如果就吴方言的一般情况说，所有的［tɕ］，［tɕʻ］，［ɕ］都来自［k］，［kʻ］，［x］。这些读［tɕ］，［tɕʻ］，［ɕ］的字在古代反切中就应该当作［k］，［kʻ］，［x］来看待。例如：

鸡，古奚切。今音：鸡［tɕ-］，古［k-］。

契，苦计切。今音：契［tɕʻ-］，苦［kʻ-］。

奚，胡鸡切。今音：奚［ɕ-］，胡［x-］。

皆，古谐切。今音：皆［tɕ-］，古［k-］。

谐，户皆切。今音：谐［ɕ-］，户［x-］。

奸，古颜切。今音：奸［tɕ］，古［k-］。

间，古闲切。今音：间［tɕ-］，古［k-］。

坚，古贤切。今音：坚［tɕ-］，古［k-］。

敲，口交切。今音：敲［tɕʻ-］，口［kʻ-］。

嫌，户兼切。今音：嫌［ɕ-］，户［x-］。

以上所述的反切，是根据《广韵》的。《广韵》的反切，和六朝人的反切基本上是一致的。唐陆德明所著的《经典释文》，其中所采的反切是六朝人的反切，在语音系统上和《广韵》没有显著的差别。有时候反切上字或反切下字稍有不同，但是它们所代表的声母或韵母则是一样的。例如“蒌”字，《经典释文》有两读，即力俱反和力侯反，《广韵》也有两读，即力朱切和落侯切。“俱”与“朱”所代表的韵母是一样的（应该是［iu］）；“力”与“落”所代表的声母也是一样的（即［l］）。我们学会了这一套反切，就能看懂古书上的注音了。

二、反切的改进

六朝的反切，就其本身的体系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既然上字只取其声母，自然可以不管韵母和声调；既然下字只取其韵母，自然可以不管声母。这样，用字可以更自由，避免选择反切上下字的困难。六朝有所谓“双反语”，反切上下字的位置可以对调。梁武帝建同泰寺，开大通门对寺的南门，“同泰”和“大通”就是双反语，因为“同泰”切“大”（古音“大”［i］尾，近似现在称医生为“大夫”的“大”），“泰同”切“通”。假如反切上字一定要没有韵尾的，下字一定要没有声母的，双反就成为不可能的了。由此可见，六朝反切自有它的原则，不能简单地从二字连读成为一音的道理去了解它。

但是，反切旧法也未尝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蒌”字从力侯切改为落侯切，这就是一种改进，因为“力”字与“侯”字不同呼，拼起音来不那么顺口。

《广韵》和《集韵》都是宋代的书，成书时期相差只有几十年，⁽⁷⁾但是《集韵》的反切已有许多改进。原来在韵母系统中有所谓洪音和细音，很粗地说起来，洪音相当于开口呼和合口呼，细音相当于齐齿呼和撮口呼。《集韵》的作者已经注意到反切上字要跟被切字洪细相当，对《广韵》的反切有了系统性的修正。例如：

条，《广韵》徒聊切，《集韵》田聊切⁽⁸⁾。

田，《广韵》徒年切，《集韵》亭年切。

鸡，《广韵》古奚切，《集韵》坚奚切。

契，《广韵》苦计切，《集韵》诘计切。

奚，《广韵》胡鸡切，《集韵》弦鸡切。

皆，《广韵》古谐切，《集韵》居谐切。

谐，《广韵》户皆切，《集韵》雄皆切。

奸，《广韵》古颜切，《集韵》居颜切。

间，《广韵》古闲切，《集韵》居闲切。

坚，《广韵》古贤切，《集韵》经天切。

敲，《广韵》口交切，《集韵》丘交切。

嫌，《广韵》户兼切，《集韵》贤兼切。

但是，如果要求二字连读成为一音，《集韵》的做法还是很不够的。明代的吕坤著《交泰韵》，清初的潘耒著《类音》，都设计了新的反切方法，使二字连读成为一音。他们二人的意见大致可以概括成为下面的几条：

1．反切上字要用本呼，也就是以开口切开口，齐齿切齐齿，合口切合口，撮口切撮口。

2．反切下字要用以元音开头的字。

3．关于反切上字的声调，吕坤主张以入切平，以平切入，以上切上，以去切去；潘耒主张以仄切平，以平切仄（仄声指上去入三声）。

4．关于反切下字的声调，吕潘二人都注意区别阴平和阳平，即阴平切阴平，阳平切阳平。这是因为从元代以后，平声已经分化为阴阳两类了。

5．反切用字尽可能统一起来。

这样做，的确给人很大的方便。但是，走到了极端，也带来了一些缺点。特别是以元音开头的同韵母的字不好找，势必找出一些生僻的字来作为反切下字。例如《类音》把“中”字注为“竹切”，“”字大家都不认识。⁽⁹⁾不认识的字用来注音，就没有实用的价值了。

清初李光地等奉敕写了一部《音韵阐微》（1726），继承了吕潘二人的书的优点，避免了他们的缺点。《音韵阐微》的反切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

（1）虽然尽可能做到用元音开头的字作为反切下字，但是不要绝对化，不要勉强使用生僻的字。⁽¹⁰⁾在个别地方可以灵活些，借用舌根擦音的字或邻韵的字作为反切下字。

（2）尽可能用没有韵尾的字作为反切上字，但是也不要绝对化。

（3）尽可能做到反切上下字都有固定的字。一般地说，同声母并同声调的字所用的反切上字一定相同；同韵母并同声调的字所用的反切下字一定相同。唯一例外是当反切上下字自身及其同音字被切的时候，不能不变通一下。

（4）反切上字要跟被切字同呼。

（5）反切下字要分阴阳（指平声）。⁽¹¹⁾

现在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音韵阐微》的反切方法实在是大大改善了，如果按照二字连读成为一音的话⁽¹²⁾：

干，《广韵》古寒切，《阐微》歌安切。

看，《广韵》苦寒切，《阐微》渴安切。

官，《广韵》古丸切，《阐微》姑剜切。

宽，《广韵》苦官切，《阐微》枯剜切。

坛，《广韵》徒干切，《阐微》驼寒切。

兰，《广韵》落干切，《阐微》勒寒切。

团，《广韵》度官切，《阐微》徒丸切。

鸾，《广韵》落官切，《阐微》卢丸切。

坚，《广韵》古贤切，《阐微》基烟切。

牵，《广韵》古贤切，《阐微》欺烟切。

涓，《广韵》古玄切，《阐微》居渊切。

宣，《广韵》须缘切，《阐微》胥渊切。

乾，《广韵》渠焉切，《阐微》奇延切。

钱，《广韵》昨仙切，《阐微》齐延切。

权，《广韵》巨员切，《阐微》渠员切。

旋，《广韵》似宣切，《阐微》徐员切。

用汉字拼音，无论如何改进，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举例来说，韵母为［ɿ］，［ʅ］的字，就不可能找到以元音开头的字作为反切下字，这一类的反切下字仍不能不以辅音开头。例如：

资，则私切。

雌，此斯切。

思，塞兹切。

慈，层时切。

要打破这种局限性，除非创造一种拼音字母。我们现在有了汉语拼音字母，这个问题已经完满地解决了。在汉语拼音字母以前，有一种注音字母也是带有拼音字母性质的。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三十九个，后来又增一个ㄜ母，总共40个。列举如下：

声母二十四：

ㄅ［p］　ㄆ［pʻ］　ㄇ［m］　ㄈ［f］　［v］⁽¹³⁾

ㄉ［t］　ㄊ［tʻ］　ㄋ［n］　ㄌ［l］

ㄍ［k］　ㄎ［kʻ］　［ŋ］⁽¹⁴⁾　ㄏ［x］

ㄐ［tɕ］　ㄑ［tɕʻ］　⁽¹⁵⁾　ㄒ［ɕ］

ㄓ　ㄔ　ㄕ［ʂ］　ㄖ［ɽ］

ㄗ［ts］　ㄘ［tsʻ］　ㄙ［s］

韵母十五⁽¹⁶⁾：

ㄧ［i］　ㄨ［u］　ㄩ［y］

ㄚ［A］　ㄛ［o］　ㄜ［ɤ］　ㄝ［ɛ］

ㄞ［ai］　ㄟ［ei］　ㄠ［au］　ㄡ［ou］

ㄢ［an］　ㄣ［ən］　ㄤ［aŋ］　［əŋ］

ㄦ［ər］

开始的时候，为了照顾古音系统，所以制有，，三个声母，并规定了入声。后来1932年公布了《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京音为标准，于是，，三个声母被取消了，只剩三十七个注音字母，入声也被取消了。

注音字母继承了传统音韵学，而又有所发展。最显著的发展是由双拼法发展为三拼法。ㄧ，ㄨ，ㄩ被规定为“介母”，它们除了用作主要元音以外，还可以用来表示韵头。例如：

家ㄐㄧㄚ　写ㄒㄧㄝ　边ㄅㄧㄢ

瓜ㄍㄨㄚ　灰ㄏㄨㄟ　春ㄔㄨㄣ

决ㄐㄩㄝ　略ㄌㄩㄝ　君ㄐㄩㄣ

注音字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音素化了，所以不再有字母表示零声母。一方面，三拼法比旧反切多了一个字母；另一方面，又有单写法，用来写那些单元音。例如：

ㄧ衣　ㄨ乌　ㄩ鱼

ㄚ阿　ㄜ鹅

三拼法比起双拼法来，优点在于大大减少了字母的数目。假如依照《音韵阐微》的旧反切方法，即使不照顾古音系统，也需要声母51个，韵母36个，总共需要注音字母87个⁽¹⁷⁾。三拼法是摆脱汉字束缚走向音素化的第一步。

汉语拼音字母比注音字母做得更彻底，它把三拼法更进一步改为四拼法，就是最多可以用四个字母拼写一个音节（双字母代表一个音素的只当一个字母看待）。这样就只需要辅音字母21个⁽¹⁸⁾（［p］，［pʻ］，［m］，［f］，［t］，［tʻ］，［n］，［l］，［k］，［kʻ］，［x］，［ŋ］，［ʊ］，［ʊʻ］，［ɕ］，，，［ʂ］，［ɽ］，［ts］，［tsʻ］，［s］），元音字母8个（［a］，［o］，［ɤ］，［ï］，［ɚ］，［i］，［u］，［y］）。元音还可以归并一下，ï并于［i］，［ɚ］写成双字母。有些辅音可以用双字母表示（如，，［ʂ］写成zh，ch，sh）。这样，共只需要字母23个，现在利用y，w来表示半元音，总共也只用了25个字母。这是彻底的音素化。从旧反切到拼音字母，是一个极大的变革，中间经过一个改良的办法，就是注音字母。现在拼音方法已经走到了完善的地步，我们研究旧的反切，只是为了阅读古书罢了。

三、双声、叠韵

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叫做双声；两个字的韵部相同，叫做叠韵。今天我们有了拼音字母，双声和叠韵都是很容易了解的。从前的文人们要了解双声叠韵，则是不容易的事情。

《广韵》后面附有一个双声叠韵法。从这一个双声叠韵法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人是从“双反语”去了解双声叠韵的。双声叠韵法举了“章”、“掌”、“障”、“灼”、“厅”、“颋”、“听”、“剔”八个字的反切为例。现在我们只提出一个“章”字来加以说明：

①这个双声叠韵法大约是后人附在《广韵》后面的，反切用字与《广韵》并不完全一致。“章”字在《广韵》是诸良切。假如依照《广韵》的反切，则“诸良”倒过来是“章闾”，不是“章略”。

先肯定了“章”字是灼良切，然后把“灼良”作为双反语，“灼良”为“章”，“良灼”为“略”⁽¹⁹⁾。“灼”、“良”、“章”、“略”四个字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两个双声，两个叠韵。它们的关系如下图：

所谓正纽，指的是“章”字的反切；所谓到纽，就是把反切上下字颠倒过来（“到”，同“倒”）。正纽入声为首，因为“灼”字是入声⁽²⁰⁾；到纽平声为首，因为“良”字是平声。双声平声为首，因为“章灼良略”第一字是平声“章”；叠韵入声为首，因为“灼略章良”第一字是入声“灼”。这样反复说明，可见古人由于没有拼音字母，要懂得双声叠韵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

直到唐末的守温和尚才创造了字母来代表声母。至于韵部的区分，据说在三国魏李登已写了一部《声类》，但是其书不传，现在的《广韵》的韵部大致依照隋陆法言的《切韵》。但是，双声叠韵的概念的确立则远在守温字母与陆法言《切韵》之前。《文心雕龙·声律》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可见这两个术语的出现也是很早的。

古代汉语是单音词占优势的，但也有一部分纯粹双音词，即所谓“连绵字”。连绵字的绝大多数是由双声叠韵构成的。不过，这里所谓叠韵是指同韵部，韵头不一定相同。例如：

双声：唐棣　流离　蝃　蒹葭

叠韵：崔嵬　芄兰　扶苏　勺药

连绵字本身不属于音韵学范围，但是要了解连绵字的道理就必须具备双声叠韵的知识，所以在这里附带讲一讲。

说清浊

赵元任

导言——

本文原载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第三十本，1960年），现选自《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吴宗济、赵新那编，商务印书馆，2002）。

作者赵元任（1892～1982），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语言学家。

本文曾于1959年傅斯年先生诞辰纪念日在台湾大学宣读，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傅孟真先生，就是傅斯年。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本文讨论音韵学上“清浊”这一对名词在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意义，着重介绍它们在音韵学上的含义。说明清浊这一对学术名词是怎么由最初的“非常浑浊”到后来“渐渐的澄清”的。文章指出，清浊的日常语义是指水或透明物的清浊。作为学术术语有音乐和音韵学两类用法。音乐的清浊是指音的高低。音韵学的清浊，最初内涵很不确定，如《切韵序》里的清浊可能跟韵母的元音开口度有关。唐宋等韵图将清浊作为声母的分类，如《韵镜》。自此之后，音韵学上的清浊就逐渐用来指声母的带音与不带音。带音为浊，不带音为清。但宋元以后的等韵学家，往往混淆清浊跟声调的阴阳，这是要注意的。又，现代汉语里保留浊音的方言，其浊音往往不是带音，而是清音浊流。

本文告诉我们论定一套古代学术名词时，要能分清三种不同的问题，一是这名词普通有几种说法，二是这名词在学术上曾经有过哪几种用法，三是它在学术史上有过的那些用法是否可以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应当改叫什么好。这种态度与做法，显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清浊这概念，是一个音韵学跟语音学里相当专门的一个题目。可是从这个题目的研究的途径看起来，对于一般的治学方法论上，也不无相当的重要性，也是曾经引起过傅孟真先生很多兴趣的一个题目。

清浊这两个字，当日常的语言里的用语，只是讲水或其他透明物的清浊，或当抽象形容词用作清楚的清，污浊的浊，或引申到更抽象的意义。这些用法，无论是具体或者是抽象，当然不是学术上的名词。

当学术上名词用的，清浊有音乐里跟音韵学里讲的两类用法。前者相当简单，后者在内容上，在用法的沿革上，都非常复杂，就是本文的主要题目。

音乐里所讲的清浊只须一两句话就说完了。比方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简谱的1、2、3、4、5，宫是1，清宫就是，浊宫就是。所以旧乐书里所谓清浊就是新乐书里所谓高音低音，也说高一组，低一组：清就是高，低就是浊。

在音韵学里，大致说起来，也是高的叫清，低的叫浊——这是很笼统的说法。至于到底高多少，低多少，甚么东西高，怎么高法子；低多少，甚么东西低，怎么低法子，要是细细的问，要确确实实的解释起来，那就没有音乐里的清浊那么简单了。

大凡讨论一个或是一套名词的时候，得要分清楚三种不同的问题：一、这名词在平常语言文字里是当哪一种或是哪几种讲法；二、这名词在学术思想史上曾经有过哪些用法；三、从这名词所引起的些学术问题分析起来，究竟有些甚么观念可以成立，然后再问用哪些名词或另造些甚么名词代表哪些观念最为合式。

清浊这对名词在音韵史上用法沿革，起初是非常浑浊，后来才渐渐的澄清的。大致说起来可以分两派：切韵派跟韵镜派。比方《切韵》的序里说：

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

虽然《切韵》本身是一部很严格、很紧凑的著作，可是这几句好像有点儿近乎印象派的说话。又《广韵》卷五后附录有个辨四声轻清重浊法。里头的分类跟《广韵》本身好像毫不相干。这东西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关于这个问题，唐兰曾经发表过以下的结论⁽²¹⁾：前元音算清，后元音浊；开口算清，合口算浊，例如羌清匡浊；韵母四等最清，一等最浊，例如仙清清，先青（原来是一等）浊；又知清照浊，娘清日浊。以上可以叫作切韵派的清浊用法，大半是注意到韵母的分类，对于声母几乎没有关系。

第二派，韵镜派，分清浊的观念，跟现代最常见的用法相近。到江慎修《音学辨微》分的最清楚。陈兰甫在《切韵考外篇》也从江说。这一派跟切韵派不同处是拿清浊的名词只用在声纽而不用在韵。大致是以帮（非）端知见精照心审影晓为（全）清；滂（敷）透彻溪清穿为次清；並（奉）定澄群从邪床禅匣为（全）浊；明（微）泥娘疑喻来日为次浊（或称清浊）。用现代语音学的名词说起来么，清是不带音的辅音，浊是带音的辅音；同时全清是不送气的塞音（包括塞擦音，下仿此）跟摩擦音；次清是送气的塞音；全浊是送气的塞音（一说不送气）跟摩擦音；次浊是鼻音边音半元音等发音较软性的辅音⁽²²⁾。江陈两氏都特别强调群是溪之浊而见无浊，定是透之浊而端无浊，等等，高本汉从之，陆志韦相信古全浊都不送气。看现代方言最南最北是平送气仄不送气，中部除少数还有带音声母外，湘不送气而赣客家一律送气，这是附属的问题，现在不作结论。主要的是清就是不带音，浊就是带音。

要是按声学来讲呐，清音如［pʻ，s，f，x］之类，是有许多种很乱的频率不清不楚的声浪，而发浊音的时候，因为声带在发乐音，每秒有有定的次数，有清清楚楚的一条或少数几条频率带，我们反而管它叫浊音，好像把名词用颠倒了。不过这种用名词的习惯已经约定俗成了，很难再改了。比方《辞海》这书只记实际的用法，不注重沿革，就下了下列的定义：“凡气息发出成声时，不颤动声带者谓之清声，或无音声符”；“凡气息发出成声时，颤动声带者，谓之浊声或带音声符”。（“声符”跟声本身相提并论不妥，不在话下。）

不过刚才说的名词好像用颠倒了，从另一方面看，也并不颠倒。因为清音的频率虽乱，可是多半是高频率，都是每秒四五千、六七千之谱；而浊音的频率多半是每秒几百，即使连共鸣的陪音也只有二三千的样子。《韵镜》的作者，甚至江慎修、陈兰甫，当然没有高频率几千、低频率几百的观念。可是耳朵里听高音觉着清，低音觉着浊这是人耳所共有印象。所以不带音叫清，带音叫浊，跟上文说的音乐里的清浊，也不是没有自然的道理在里头。

可是惟其自然啊，在观念上，在名词上，就发生了不少的纠纷。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往往古清声母的字读高调（不但声母，连全音节都比较高），浊声母的字读低调，例如吴语东通高，同低，答榻高，达低。结果好些地方平上去入四声变了八声了。江慎修就说：“平有清浊，上去入皆有清浊，合之凡八声。”那么再加上现代江浙一带，特别是江苏；古浊音字往往本塞音不带音，仅附有带音的气流（所谓清音浊流），就更复杂化了。那么到底清浊应该指甚么呐？应该指声母的带音不带音呐，还是指四声的高低呐？

上文讲到讨论名词的第二个问题是名词在历史上只有用法变迁的沿革，无所谓应该不应该，无所谓对不对，只有谁在甚么时代用甚么名词当甚么讲。这并不是说学说只有变迁没有进步，进步就在各种观念渐渐的辨别清楚，各种名词渐渐的分化。比方音乐里有高一组低一组的乐音，语音里的辅音有不带音跟带音，要是我们大家同意管这个简称为清浊，也是个方便的办法。至于四声因古音清浊而成今调的不同，那就得另外用声调的名词来辨别它，最好不要拿清浊同一套名词来一当两用。比方通同天田这类字，古音异纽同调，吴语又异纽又异调，北方音同纽异调。那么如果把因古只异纽而今只异调的情形来给它一套名词，就把两件事分而不乱了。现在在中国语言学界里通行的调类名称是叫阴阳平，如果有的方言上去入也按古清浊而异调，就叫阴阳上，阴阳去，阴阳入。那么我们对通同之类可以清清楚楚的说古音ʻuŋ、ʻuŋ有清浊之分，而平声只有一个。吴音（例如上海）tʻuŋ（53）、dʻuŋ（13）有清浊，同时也有阴阳平。北平音tʻuŋ（55）、tʻuŋ（35），声母完全一样，只有阴阳平调的差别。

这事情现在说起来像是够清楚的，可是古人没有字母文字的分析没有声学的各种仪器能那么剖析毫厘，咱们现代人要是没有过孟真先生所谓“摩登训练”的，更是没有办法的。关于这一点我很记得从前傅先生抱怨钱玄同先生的话。钱先生是浙江人，声母有清浊，调类也有阴阳，因此他对于北方音的见解也受南方音系的影响。傅先生是北方人，他觉着只有调的不同，怎么又有清浊的不同。他说为了这类的争执，因而就没把音韵学学下去。但是傅先生是多方面的学者，他对于语言学不但是积极的鼓励，并且常常参加研究。记得民国十八年（1929）在广州时候，他对于清浊问题又发生兴趣。那时他还是照一般习惯把外国语的浊音［b，d，g］念成不送气清音的［p，t，k］，这是在中国最常遇见的对于英语b、d、g的读法。可是他那天不满意他自己把good baby，bad baby读［kut peipi，pæt peipi］（以上辅音当然都是不送气的ㄅ、ㄉ、ㄍ了）所用的清音，于是就大用起功来练习［b，d，g］音，终于能发出喉部呱呱有音的good baby，bad baby来了。

现在既然说到外国的浊音，那么就讨论两件外国浊音问题来作本文的结束。第一是：一个语言里有无清浊，于那个语言的优劣完全无关。本来有浊音的good baby用清音来读固然不成其为英语的发音；因同样理由，本来用清音的“给你八百九十九”（用ㄍ、ㄅ、ㄐ），如果用浊音来说成好像英文的gay knee bar by jew she jew，也不成为中国话。这个理好像明显得用不着说了，可是事实上竟有些人就那么做。因为他们曾经费了很大的劲儿把向来错读清音的big black dog改正了成浊音读法，跟着在他们下意识层里得了一个结论：似乎浊塞音是高等文明之音，不送气清塞音是退化文明之音。这话一点儿不是形容过分。因为我屡次遇见过学过唱外国歌儿的唱家，学会了唱外国歌词里的浊塞音，就把中国的全清ㄅ、ㄉ、ㄍ等声母也唱成浊音，唱“教（浊音）我如何不（浊音）想他”那类不中不西的音。殊不知教字见母，不字帮母，即在吴东湘西保存古浊塞音最多的地方，也绝没有把那类字读成浊音的道理的。

傅孟真先生是个最富于国家思想的教育家。他听了那种洋派国语是极不以为然的。傅先生又是一位富于国际思想的学者。他不但注重上文所提的“摩登训练”，并且还主张打通学门与学门当中的界限。他在德国留学，我跟他初次认得的时候，我们还不大谈“语言历史学研究”，也不大谈“历史语言研究”（那是后话），我们常常谈数理逻辑跟科学方法论。他去世以前不久，最后两次通信对于那些问题还是长篇大论的。所以他很了解我们一班搞音韵学的，虽然把清浊定为voiceless跟voiced讲，可是只算是为求逻辑的紧严（rigor）而定的名词的用法，并不是甚么天经地义。他很领略我们并不坚持名词，也不一定要把名词的定义（definition）跟以后的命题（theorems）固定式的分开，因为在科学史上，例如力啊，能啊，温度啊，热量啊，定义与定律之间很有伸缩的。

要是从西洋的音韵学史看起来，我们能讨论的那些观念跟在中国的清浊阴阳等等一样的复杂。在古典学里从前分tenues跟aspiratae，就是不送气的π、τ、κ跟送气的φ、θ、χ（现在通行的把后者读成摩擦音的［f、θ、χ］是现代希腊语才如此）。介乎两者之间的叫mediae，就是β、δ、γ。至于β、δ、γ的音值是带音还是不带音，早先并没有清楚的观念。同时呐，在印欧语系里又有硬软的观念：tenues跟aspiratae算硬，mediae算软。在有些现代德国南部方言，对于b、p难分就说weiches b、hartes p，而说的时候两者都不带音，很像国语罗马字用b、d、g当ㄅ、ㄉ、ㄍ，用p、t、k当ㄆ、ㄊ、ㄎ的办法。在世界别的语言里也常有类似的情形。可见音分voiceless、voiced并不是惟一的主要的发音方法的分别，以清浊的名词来配voiceless、voiced也只是为求逻辑上的整齐方便，也不是天经地义。大凡一种理论求其整齐紧凑就可能只照顾到事实的一部，一方面；如果求其包括的事实丰富，多方面来照顾，系统就不免会松弛下来。这也是丹麦的Niels Bohr教授常常讲的对补原则（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这本来是讲质子的动量与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是Bohr给它推广了用在好多问题上。这个他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在南京演讲时候就提到过。我用Bohr的对补原则作为本章的结束，因为Bohr的方法论是我跟傅孟真先生常常爱谈的一个题目。

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

丁声树

导言——

本文是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的代表性论文之一，原文发表在《中国语文》1952年创刊号上。

作者丁声树（1909～1989），河南邓州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他以博古通今而著称，在音韵、训诂、语法、方言、词典编纂等各个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主持编写了《现代汉语词典》、《昌黎方言志》，编录《古今字音对照手册》。

本文用极其简明的语言讲解了汉语的语音构造、语音对应及语音演变等方面的重要问题，用一批实例阐明了语音构造、语音演变都有着严整规律，而且两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本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语语音结构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语音演变的规则，是学习音韵学的入门论文之一。

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正确地指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一个语言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内部规律，其中最显明最严整的是语音方面的规律。语音的规律分两类：一类是构造上的规律，一类是演变上的规律。什么是语音构造的规律呢？任何一个语言的语音都不是乱七八糟的，都有相当严密的语音系统。我们分析它的语音成素，研究每一音素在字中的位置，各音素彼此配合的情形，两音相连有没有什么变化，重读轻读有没有什么分别等等；这样得出一些规律，就是语音构造上的规律。例如北京话里，ㄩ这个音的前头只可以拼ㄋ、ㄌ、ㄐ、ㄑ、ㄒ五个声母（当然也可以没有声母），跟别的声母拼不出字来。ㄅㄩ、ㄆㄩ、ㄇㄩ之类都不成字音。又如ㄈ这个声母不跟ㄧ或ㄩ拼，ㄈㄧ、ㄈㄧㄢ或者ㄈㄩ、ㄈㄩㄢ之类也都不成字音。又如两个上声字相连，第一个上声变阳平。“老虎”音如“劳虎”。这都是语音构造的规律。语音构造的规律是就语言的现实情况求出来的。

什么是语音演变的规律呢？任何一个语言的语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不知不觉地在变化。变的虽然很慢，但是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就有很显著的差异。奇怪的很，语音变化并不是乱变的，总有相当整齐的规律。我们研究一个语言的历史，看看古音在什么情形之下后来保存着没变，在什么情形之下后来变了；在什么情形之下，本来不相同的音后来变的相同了；又在什么情形之下，本来同音的后来分化成各不相同的音。这样求出来的规律就是语音演变的规律。语音演变的规律往往是有条件的。古代上声字只有在全浊声母这个条件之下才变成北京话的去声。比如“动”字古代是上声，由于声母是全浊的，现在北京话读去声。古代的-m、-p韵尾在广州话里照例保存着，但是在唇音声母这个条件之下，-m变-n，-p变-t。比如“三”字古音收-m，“十”字古音收-p，广州话依旧收-m，收-p。但“凡”字古音收-m，由于声母是唇音，广州话读fan，不读fam，“法”字古音收-p，也由于声母是唇音，广州话读fat，不读fap。这都是语音演变的规律。语音演变的规律是就语言的历史情况求出来的。

语音构造的规律和语音演变的规律同样重要，而且往往互相关联。例如上面所举广州话里古韵尾-m、-p在唇音声母条件之下变成-n、-t，这是一条演变的规律。而由于这个演变，广州话里唇音声母的字就一律没有-m、-p韵尾，换言之，-m、-p不在唇音声母之后出现，这又是一条构造的规律。强调语音构造的研究而忽视语音演变，是不对的；强调语音演变的研究而忽视语音构造，也是不对的。

我们再从北京话里举一个例来说明这两类语音规律的相互关系。

北京话和许多别的方言一样，平声字分阴阳。阴平字和阳平字往往成对，比方：

天—田；枪—墙；通—同；烘—红；

荒—黄；飘—瓢；飞—肥；腌—盐。

但是有一类阴平字，像“东、单、中、坚”，找不着相对的阳平字。⁽²³⁾这是什么道理呢？是不是偶然有音无字呢？我们研究一下北京话的语音构造，就知道“东、单、中、坚”这类阴平字之所以没有相对的阳平字，其中包含若干语音上的规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为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北京话的韵母分成两类：一类是附有鼻音尾的韵，如ㄢ、ㄣ、ㄑ、ㄧㄢ、ㄧㄣ、ㄧㄑ等，简称鼻韵；一类是不附鼻音尾的韵，如ㄚ、ㄜ、ㄞ、ㄟ、ㄠ、ㄡ等，简称非鼻韵。再取ㄅ、ㄆ、ㄌ、ㄘ、ㄍ、ㄎ、ㄐ、ㄑ、ㄓ、ㄔ、ㄗ、ㄘ十二个声母，分成两类：ㄅ、ㄉ、ㄍ、ㄐ、ㄓ、ㄗ六个不送气的声母为一类，简称ㄅ类声母，ㄆ、ㄊ、ㄎ、ㄑ、ㄔ、ㄘ六个送气的声母为一类，简称ㄆ类声母。拿这两类声母先和鼻韵拼一下，看看阴平阳平和这两类声母有什么关系。下面表里，有字的举一个字为代表，无字的以〇号为记。

我们看，ㄆ类声母阴平阳平都有字，而ㄅ类声母只阴平有字，阳平全没有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语音构造的规律：

鼻韵的阳平字没有ㄅ类声母。

这样我们对于“东、单、中、坚”等阴平字之所以没有相对的阳平字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鼻韵的阳平字有ㄆ类声母而没有ㄅ类声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看非鼻韵的阳平字有没有ㄅ类声母。我们再把ㄅ、ㄆ两类声母和非鼻韵拼一下，看看北京话的阴平阳平在这方面的配合情形：

显而易见，非鼻韵的阳平字不光有ㄆ类声母，也有ㄅ类声母。专从北京话的语音构造上看，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条规律：

鼻韵的阳平字没有ㄅ类声母，只有非鼻韵的阳平字才有ㄅ类声母。

现在再问：为什么在北京话里鼻韵的阳平字没有ㄅ类声母，只有非鼻韵的阳平字才有ㄅ类声母呢？这就要联系到历史上演变的规律。

原来北京话里的阳平字有两个来源：一大部分阳平字是从古平声来的，一小部分阳平字是从古入声来的。从古平声来的阳平字，如果声母是塞音或塞擦音，⁽²⁴⁾那声母就必然是送气的，即ㄆ类声母，不论鼻韵或非鼻韵都是如此。例如“盘、田、琴、存”是鼻韵字，“婆、提、旗、曹”是非鼻韵字，都是从古平声来的阳平，声母都是ㄆ类。从古入声来的阳平字，如果声母是塞音或塞擦音，绝大多数都是不送气的，即ㄅ类声母。例如“拔、薄、白、笛、读、格、嚼、宅”都是从古入声来的阳平字，声母都是ㄅ类。不过从古入声来的阳平字也有少数是送气的，即ㄆ类声母。例如“仆、朴、橐、咳”这几个字古代也是入声，现在北京话也是阳平，不过声母是送气的ㄆ类。如果把构造规律和演变规律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规律：

北京话里凡从古平声来的阳平字没有ㄅ类声母，只有从古入声来的阳平字才有ㄅ类声母。

现在我们可以明了为什么鼻韵的阳平字没有ㄅ类声母，只有非鼻韵的阳平字才有ㄅ类声母。鼻韵的阳平字全是从古平声来的，没有从古入声来的，所以没有ㄅ类声母。非鼻韵的阳平字有一部分是从古入声来的，所以才有ㄅ类声母。

至于为什么从古平声来的阳平字就没有ㄅ类声母，而只有从古入声来的阳平字才有ㄅ类声母，那就要牵涉到古今声母的演变规律，这里不多谈了。

语音上的规律往往有些零碎的例外情形。例外情形又每每有特殊的理由。我们研究语音规律，必须注意例外情形，要常拿例外情形来试验这些规律。上文我们说过，北京话里鼻韵的阳平字没有ㄅ类声母。我们试举一个例外字来研究一下。北京口语有个“甭”字，ㄅㄥˊ音。这个字音是鼻韵的阳平，而声母正是ㄅ类，恰和这条语音构造规律冲突。由演变规律上看，ㄅㄥˊ这个音不会是从古平声来的，因为从古平声来的阳平没有ㄅ类声母，也不会是从古入声来的，因为从古入声来的不该是鼻韵。所以从语音规律上可以断定“甭”这个字在语言中是个新起的字。事实上我们知道，“甭”是“不用”两个字音的合并，的确是个新起的字。“不”字在北京话里单读是阴平或去声，但是“不”字和去声字相连的时候，一律变阳平调。例如“不是”、“不要”、“不去”、“不算”，“不”字都是阳平调，所以“不用”的“不”也是阳平调，“不用”合并成“甭”也成阳平调了。（“不用”合并成“甭”，用“不”字的阳平调，正如“两个”合并成“俩”，音为ㄌㄧ，用“两”字的上声调。）可见，“甭”字虽然在语音构造上是个特殊的音，而它自己也有其特殊的规律。

上文我们又说过，只有从古入声来的阳平字才有ㄅ类声母。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外字来研究一下。“鼻”字在北京话里是阳平，声母是ㄅ类，应该是从古入声来的才有这种读法。然而《广韵》中“鼻”字是去声，在至韵，“毗至切”，并不是入声字，现代方言中也有读去声的，例如广州话里“鼻”字是阳去调，就合乎这个古去声的音。不过我们知道，在大多数保存入声的方言里，“鼻”字都是入声，这表明“鼻”字在古代本来也有一个入声的读法，不过没有收到韵书里去。南宋人孙奕的《示儿编》（卷十八，字说，“声譌”条）说当时的语音“以鼻为弼”。“弼”是入声，那就是说，“鼻”字当时有入声的读法。因此，北京话里“鼻”字读阳平，仍旧可以看作是从古入声的读法来的，并不算真正的例外。

由此可见，语音演变规律和语音构造规律两者间的关系多么密切，语音方面的规律多么严整而有趣。

研究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利用它的内部规律来推进它的发展，使它的内容更丰富，结构更精密，这是中国语文工作者的任务。

陆法言的《切韵》

李荣

导言——

本文选自李荣论文集《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

作者李荣（1920～2002），浙江温岭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方言》杂志主编。主要从事汉语音韵、汉语方言研究，著有《切韵音系》等，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本文主要目的是介绍汉语语音史上的经典韵书《切韵》。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切韵》书名，根据传统的“上字为切，下字为韵”说，认为《切韵》其名来自反切拼读法，论据充分，可备一说。第二章简释《切韵序》，讲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切韵》的编者年里及事迹，其二是《切韵》一书的性质：取陈寅恪先生的洛阳音说。第三章介绍《切韵》系列韵书：《切韵》、《王韵》、《唐韵》、《广韵》、《集韵》等。本章介绍了各书的规模以及各书之间的关系，说明各书收字加训释音分韵都各有差异，但他们所代表的音韵系统是一致的。第四章说明《切韵》的重要性。从共时的平面说，《切韵》系统记录了中古的一个现实的语音系统。从历时角度看，《切韵》是研究语音史的桥梁，通过它可以上推古音，下探今音。文章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切韵》对于现代方言研究的重要价值。

作者精通《切韵》之学，对《切韵》一书烂熟于胸，所以讲述起来明白切至，要言不烦。不但初学者可以通过学习本文了解《切韵》其书，而且对于语音史研究者来说，文中许多资料与作者的见解，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一、《切韵》和反切

陆法言的《切韵》是在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写成的。

我们要了解《切韵》的价值，必须追溯《切韵》以前语音研究的历史，反切的起源。那最好是读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起头的一段：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辞》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²⁵⁾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

简单地说，向来讨论语言文字的书和古书的注解，都用比喻的方法说明读音，到孙炎才用反切注音。

这里举几条《说文解字》用“读若”来说明读音的例子：

，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凡之属皆从。读若集。（卷五下）

森，木多貌，从林从木。读若曾参之参。（卷六上林部）

像，象也。从人从象，象亦声。读若养。（卷八上人部）

匚，受物之器，象形。凡匚之属皆从匚。读若方。（卷十二下）

用“读若”的方法说明读音，不容易说得明白准确。“内言”、“外言”、“急言”、“徐言”之类更加不好了解。

反切是用两个字来注一个字的音，例如：

东，德红反。

同，徒红反。

“东”字的音是“德红反”，“东”是被反切的字，“德”是反切上字，“红”是反切下字。“同”字的音是“徒红反”，“同”也是被反切的字，“徒”是反切上字，“红”是反切下字。被反切字和反切上字双声，就是说“东”和“德”声母相同，“同”和“徒”声母相同。被反切字和反切下字叠韵，就是说“东”和“红”韵母声调都相同，“同”和“红”韵母声调都相同。“东”和“红”声调本来是相同的，都是古平声。北京话和大部分现代方言，古平声都依古声母清浊分化成阴平和阳平两类。“东”是古平声清声母字，所以现在是阴平。“红”是古平声浊声母字，所以现在是阳平。“同”和“红”都是古平声浊声母字，所以现在都是阳平。从用比喻的办法说明读音，到用反切注音，是很大的进步。从此以后，每个字的读音都能用简单明白的方式表示出来。能够使用反切，就表示能够正确的分析字音。反切把每个字音分析成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这种分析法到今天还是很适用的。

陆法言的书叫《切韵》，“切”是反切上字，“韵”是反切下字。《切韵序》云：“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这是说“支脂”的反切下字相同，“鱼虞”的反切下字相同；“先仙”的反切上字相同，“尤侯”的反切上字相同。《敦煌掇琐》第一百号“守温撰论字音之书”第一截“定四等重轻兼辩声韵不和无字可切门”云：

交，此字是四等中第二字，与归精清从心邪原作“耶”中字不和，若将精清从心邪中字为切，将交字为韵，定无字可切。但是四等第二字，总如交字例也。

……精交反，是例诸字也。

“交”字是二等字，二等不和“精、清、从、心、邪”这些声母拼。要是用“精、清、从、心、邪”这些声母字作反切上字（为切），用“交”字作反切下字（为韵），一定无字可切。例如“精交反”就无字可切。凡是二等字，都和“交”字一样。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为切”的“切”是反切上字，“为韵”的“韵”是反切下字。⁽²⁶⁾沈括《梦溪笔谈》卷第十五说：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

沈括认为“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这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他对“切”和“韵”的解释是不错的。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序云：

斯有陆生，……定为《切韵》五卷，……夫《切韵》者，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之，因为号以为名。

直截了当认为，《切韵》的得名就是由于反切上字叫“切”，反切下字叫“韵”。既然上字为切，下字为韵，所以反切也可以叫做“切韵”。邵光祖的《切韵指掌图检例》云：

按《广韵》凡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韵者三千八百九十。⁽²⁷⁾

这里的“切韵”就指反切，是说《广韵》有三千八百九十个“小韵”，每个“小韵”一个反切，又音不计。

二、《切韵序》略释⁽²⁸⁾

陆法言撰《切韵》的经过，《切韵》的性质，《切韵序》说得很清楚。现在先钞原文，再就原文略加解释。

切韵序⁽²⁹⁾

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谘议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彦渊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章移反脂旨夷反、鱼语居反虞语俱反，共为一韵；先苏前反仙相然反、尤雨求反侯胡沟反，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吕静《韵集》，夏侯《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馀学，兼从薄宦。十数年间，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训诸弟，凡有文藻，即须声韵。屏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或之所，质问无从。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存者则贵贱礼隔，已报绝交之旨。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分别黍累。何烦泣玉，未可悬金。藏之名山，昔怪马迁之言大；持以盖酱，今叹杨雄之口吃。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也。

陆法言名词，以字行。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敦煌掇琐》第九十九号，在序文前头都有“陆词字法言撰切韵序”等九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陆慈《切韵》五卷。“词”之韵邪母字，“慈”之韵从母字，读音相近。

陆法言的生平史籍上记载的很简略。就血统上说，陆法言的祖先是鲜卑人，步陆（或作六）孤氏。《魏书》卷十九《官氏志》：“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一切都学汉人的样子，甚至在朝廷上不许说鲜卑语，⁽³⁰⁾只许说汉语。“步陆孤氏”汉化改为“陆氏”。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就已经完全汉化。《隋书》卷五十八《陆爽传》说：“爽少聪敏，年九岁就学，日诵二千余言。”周武帝请他入关的时候，“载书数千卷”。到隋文帝的时候，他建议：“皇太子诸子，未有嘉名，请依《春秋》之义，更立名字。”所以就文化上说，陆法言完全是汉人。

《切韵序》说“昔开皇初”，刘臻等八人都到陆法言家里讨论音韵，我们不能确指开皇初是开皇哪一年，⁽³¹⁾现在姑且假定为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陆法言的生年卒年无考。他父亲陆爽“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卒官，时年五十三”。（《隋书·陆爽传》）假定陆法言比他父亲小二十岁，开皇元年陆爽四十三岁，陆法言二十三岁。

刘臻等八人的生年卒年不完全可考。现在列成表一，并附陆爽、陆法言，以资比较。

①《隋书》卷七十六《刘臻传》：“开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

②生年据钱大昕《疑年录》考定。《家训·序致篇》云：“年始九岁，便丁荼蓼。”《梁书》卷五十《颜协传》云：“大同五年卒，时年四十二。”由此推定颜之推生于中大通三年。《家训·终制篇》云：“吾已六十余。”可以推知颜之推卒于开皇十一年以后。《北史》卷八十三《颜之推传》云：“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寻以疾终。”曹家琪《颜之推卒年与〈颜氏家训〉之纂定、结衔》据《隋书·律历志中》与《省事篇》竞历事对比，以为：“《家训》纂定成书及之推卒年，皆当在开皇十七年（597）夏四月戊寅（据《隋书·高祖纪》）之后。开皇十七年之推年六十七岁。”（《文史》第二辑316页，中华书局，1963年4月）

③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引《张说之文集》卷二十五（《文苑英华》卷八九三）《卢思道碑》云：“隋开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终于长安。”

④《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云：高祖“诏澹别成魏史”，“上览而善之。未几卒，时年六十五”。由此推知魏澹卒年最晚是仁寿四年，开皇元年至少有四十二岁。

⑤《隋书》卷一《高祖纪》，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于陈。《北史》卷四十三《李崇传》云：“（若）开皇中，卒于秦王府谘议。”

⑥萧该《隋书》卷五十八有传，辛德源《隋书》卷七十五有传，二人生年卒年待考。

⑦《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云，被杀时年七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系此事于大业五年。

由上表可以看出，《切韵序》起头叙述刘臻等八人，大概以年龄大小为序。刘臻比陆爽大十二岁，颜之推比陆爽大八岁，卢思道比陆爽大四岁。除魏彦渊外，刘颜卢李萧辛薛七人次第，《切韵序》各种本子都是一致的。魏的次第各本不一致。全本《刊谬补缺切韵》魏在最后，《敦煌掇琐》第九十九号《切韵序》甲本同。王国维写印本《切韵》残卷第二种魏在卢李之间。《广韵》魏在颜卢之间。表一姑依王国维写印本《切韵》残卷第二种。

刘臻等八人都是陆法言的长辈，所以讨论的时候魏彦渊让陆法言“随口记之”。

陆法言后来做了小官，十几年中间都没有空闲编书。开皇二十年，太子勇废。隋文帝想起当初陆爽建议给太子勇的儿子改名，恨陆爽多事。这时候陆爽本人已经死了，不能处分，陆法言的官儿却因此丢了。⁽³²⁾《切韵序》说“今返初服”，就是官丢了。不做官，就有工夫编书了。对陆法言说，这个是不幸，对后人说，这个得算是大幸。第二年，就是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陆法言的《切韵》写成了。

有人因为《切韵序》有“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话，就说《切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包括古今四方的。这种看法是不足信的。

汉朝人就知道古今音异，可是系统地研究上古音，是从宋朝人开始的。一直到清朝，才把《诗经》用韵的情况，形声字（根据《说文解字》）所代表的音韵系统弄清楚。刘臻、颜之推和陆法言等人，虽然博学，可是限于时代，我们不能假定他们明白古代的语音系统。戴震《声韵考》卷三云：

按古音之说，近日始明。

又《书广韵四江后》云：

隋唐二百六韵，据当时之音撰为定本。至若古音，固未之考也。

说到方言的差别，《孟子》就说齐人楚人话不同。⁽³³⁾上文引《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兹（魏）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任何时代都有方言的差别，《切韵》的时代也不例外，可是《切韵》的时代有方言差别，并不能说《切韵》就包罗各地方言的音系。《切韵序》末题“大隋仁寿元年”，隋的都城在长安，因此也有人说《切韵》代表长安方言。陈寅恪先生《从史实论切韵》指出：陆法言和刘臻等都不是世居关中之人，《切韵序》提到吕静《韵集》等五书都不是关中人之著作。《切韵序》批评“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列举各地方言的缺点，没有提到中原，可见刘臻等认为中原即洛阳及其附近的语音是正音。因此认为《切韵》代表洛阳语音，不代表长安语音。

“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表示《切韵》编者把别的书里的字都折合成《切韵》的系统。看下文第37页。⁽³⁴⁾

《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注有韵部分合，如：

十七真　职邻反，吕与文同，夏侯、阳、杜别，今依夏侯、阳。

十八臻　侧诜反，无上声，吕、阳、杜与真同，夏侯别，今依夏侯。

二十殷　於斤反，阳、杜与文同，夏侯与臻同，今并别。

有人根据韵目下所注韵部分合，以为《切韵》的原则是从前人韵部之分，不从前人韵部之合。这个看法是片面的。陈寅恪先生《从史实论切韵》指出：“《颜氏家训·音辞篇》略云：‘《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不可依信。’《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而王仁昫本《切韵》则成在四十一清，仍在四十九蒸，宏在四十耕，登在五十登，此《切韵》不从《韵集》之合者也。《韵集》以为奇益石分作四章，而《切韵》则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十七昔，此《切韵》不从《韵集》之分者也。然则《切韵》于诸家韵书固非专取其韵部之别者而捨其同者，特陆氏于注文中不载捨其韵部之别者而取其同者耳。”陈先生的论证是非常有力的。其实单纯依靠韵部分合，脱离反切，是考订不出音韵系统的。看下文第35页。⁽³⁵⁾

“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是说明《切韵》不光是实用的，并且是审音的。清浊轻重，大概都指韵母的差别。⁽³⁶⁾

三、《切韵》和《切韵》系统的韵书

东汉末年（三世纪初）开始用反切注音。有了反切，才有韵书。从开始用反切到《切韵》成书（公元601年），就是从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这四百年是音韵学极盛的时期，用颜之推的话来说，是“音韵锋出”，可以参看《隋书·经籍志》等书目。最早的韵书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李登《声类》，《切韵序》提到的韵书有吕静《韵集》等五种。《切韵》一出来，好像把别的韵书都压倒了，成为韵书里的权威。长孙讷言为《切韵》作笺注，序云：

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据《广韵》卷首）

孙愐《唐韵序》云：

惟陆生《切韵》，盛行于世。（据《广韵》卷首）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序云：

陆法言《切韵》，时俗共重，以为典规。

《唐韵》和《刊谬补缺切韵》都是《切韵》的增订本。《切韵》的增订本很多，最通行也最重要的增订本是《广韵》。《广韵》是《大宋重修广韵》的简称，陈彭年等编，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成书。《广韵》卷首云：

陆法言撰本　　　　长孙讷言笺注

仪同三司刘臻……八人同撰集

郭知玄拾遗绪正更以朱笺三百字

关亮增加字　　　　薛峋增加字

王仁煦增加字　　　祝尚丘增加字

孙愐增加字　　　　严宝文增加字

裴务齐增加字　　　陈道固增加字

更有诸家增字及义理释训悉纂略备载卷中

《广韵》之后有《集韵》，丁度等编，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成书。《集韵》卷首云：

今所撰集，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它书为解。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凡经典字有数读，先儒传授，各欲名家，今并论著，以稡群说。

《切韵》的原本现在见不到了，这是最大的遗憾。可以庆幸的是近几十年出了很多唐人钞本韵书。大都是《切韵》的增订本。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王国维写印本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简称切一、切二、切三）

蒋斧藏本唐写本《唐韵》残卷，上海国粹学报馆景印。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本之一，《敦煌掇琐》第一〇一号。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本之二，故宫博物院藏，有延光室照片及唐兰写印本。

这些都收在《十韵汇编》（刘半农等编）里。《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姜亮夫、潘重规写印）收有切一（S2683）、切二（S2055）、切三（S2071）、《刊谬补缺切韵》残卷之一（P2011），还有别的残卷。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故宫博物院1947年景印本。

只有这一种是完全的。这些韵书和《广韵》、《集韵》，可以总称为《切韵》系统的韵书。

根据各种唐人钞本韵书和《广韵》，我们可以知道《切韵》的大概面目。《切韵》分五卷，平声字多，占一二两卷，上声去声入声，各占一卷。《切韵》共一百九十三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共一百九十五韵，《广韵》共二百零六韵。如表二。

《刊谬补缺切韵》比《切韵》多两韵，上声多出一个广韵。上声韵目：“五十一广虞掩反，陆无韵目，失。”在《广韵》里，这个韵目是“俨”。去声多出一个严韵。去声韵目：“五十六严鱼淹反，陆无此韵目，失。”韵目字形和平声韵目“五十三严语反”字形相同，《广韵》这个去声韵目是“酽”。（但全本王韵去声正文无严韵，仍为五十六韵。）蒋斧藏本《唐韵》去声五十九韵，比《广韵》少一个“酽”韵，入声韵数和《广韵》相同。《广韵》再把《切韵》下列的十一韵各分成两韵：

《切韵》的系统里，平上去三声没有鼻音韵尾的就没有相配的入声，收鼻音韵尾的才有相配的入声，所以入声韵数最少。去声泰、祭、夬、废四韵无相配的平上入三声，所以去声韵数最多。

每个韵都分成若干“小韵”，每个小韵是一组同音字（有的小韵只有一个字）。如《刊谬补缺切韵》东韵起头十七个小韵：（1）“东”等二字，（2）“同”等二十一字，（3）“中”等四字，（4）“虫”等五字，（5）“终”等十一字，（6）“忡”等两字，（7）“崇”等两字，（8）“嵩”等三字，（9）“戎”等四字，（10）“弓”等四字，（11）“融”等二字，（12）“雄”等二字，（13）“瞢”等三字，（14）“穹”等四字，（15）“穷”等三字，（16）“冯”等五字，（17）“丰”等六字。“东”字注云：

德红反，木方，二。

“德红反”表示本小韵的字读音都是“德红反”，每个小韵第一个字下注的反切一直管到本小韵的末了。“木方”解“东”字，和本小韵别的字无干。“二”表示本小韵一共有“东”和“冻”两个字。“冻”字注云：

凌水，从冫，音冰。

每个小韵除第一个字标明本小韵的反切外，别的字都和第一个字同音，“冻”字和“东”同音，所以没有反切。“凌水”解释“冻”字，“从冫”是说“冻”字的字形，“音冰”是说“冫”字音冰。“同”字注云：

徒红反，二十一。

“同”是个常用字，没有解释，“徒红反，二十一”是说这个小韵的字都是“徒红反”，一共二十一字。表示全小韵读音的“反切”都在第一个字的注里。表示又音的反切和解释一样，只管到本字，和本小韵别的字不相干。比如“中”小韵：

中陟隆反，景正，又陟仲反，四。衷里。忠谠言。草。

“陟隆反”是本小韵的反切，表示“中、衷、忠、”四个字都读“陟隆反”。“又陟仲反”，“陟仲反”是“中”字的又读，其他三字都没有这个又读。又如“终”小韵：

终职隆反，毕，十一。众多，又之仲反。……

“终”字注“职隆反”是本小韵的反切，本小韵十一个字都读“职隆反”。“众”字注“又之仲反”，“之仲反”是“众”字的又读，和其他十字无干。

全本《刊谬补缺切韵》每一个小韵第一字的注，先是全小韵反切，其次是本字解释（这一项可能没有），其次是本字又音，其次本小韵字数。各种韵书注的项目次第不完全一致。如《切二》“东”小韵和“中”小韵：

东德红反，二。按《说文》春方也，动也，从日，又云，日在水（当作木）中。涷水名。

中按《说文》和也，陟隆反，又陟仲反，三。　哀（当作衷）按《说文》衷，亵衣也。　忠

《广韵》“东”小韵和“中”小韵：

东春方也，《说文》曰动也，从日在木中。……德红切，十七。……

中平也，成也，……陟弓切，又陟仲切，四。　衷……　忠……　……

我们读韵书的时候，必须小心，不能把一个字的又音当作整个小韵的音。

唐人钞本韵书都是“某某反”，《广韵》和《集韵》都是“某某切”，“某某反”和“某某切”是一样的，例如“东，德红反”和“东，德红切”同音。

《切韵》的字数，根据封演《闻见记》卷二“声韵”条，“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³⁷⁾根据《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八所载孙愐《唐韵序》，是一万一千五百字。⁽³⁸⁾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本卷一、卷三、卷四、卷五及敦煌本残本卷三、卷四、卷五有总字数，卷二无总字数，四卷合计，总字数是四万八千一百七十字，内“旧韵”九千四百七十三字，“训”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三字，“新加韵”四千八百六十二字。仔细比对这两种本子的数字，知道这两个本子的确同出一原。假定卷二“旧韵”字数相当于其他四卷的平均数，那么王仁昫所据本《切韵》是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一字。

故宫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本内部体例不一，是个拼凑起来的本子。不过这个本子卷首有全书总字数：

大韵总数是没有问题的，195韵比《切韵》多两韵。小韵的数目也大致可信。⁽³⁹⁾3671减去265，《切韵》有3406个小韵。总字数64423比全本《刊谬补缺切韵》卷一、卷三、卷四、卷五四卷总字数48170多16253字，也可能近于事实，不过总数和所举细数不合。

根据以上所说《切韵》有193个大韵，3406个小韵，一万一二千字，平均每个字大概有两个字“训解”。《切韵》全书篇幅不大，陆法言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除名，第二年（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就写成了。现存钞本唐人韵书中，《切一》可能近于《切韵》原本，《切三》可能近于长孙讷言注本，《切二》体例不纯，可能是个拼凑的本子。蒋斧藏本《唐韵》不知道和孙愐《唐韵》有什么关系。三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故宫藏残本一定是个拼凑的本子，其他两种是王仁昫本，没有什么问题。

从《切韵》到《广韵》，“大韵”的数目增加了，“小韵”的数目也增加了，字数（“韵”）和解释（“训”）也都增加了，可是就全本王韵和《广韵》说，所代表的音韵系统却是一致的。其他残卷不能考订音韵系统，不过拿来和全本王韵、《广韵》比较，看不出系统上的不同。当然这些韵书中间，反切用字不全相同，个别的字归哪一个韵，也有出入之处。不过这些出入并不妨害系统的一致。

韵书的音韵系统是根据反切研究出来的。陈澧的《切韵考》，就是根据《广韵》的反切作出来的，他的方法和结论，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基本上也都是站得住的。《切韵考》和梁僧宝的《四声韵谱》，是读《广韵》的重要参考书。

《切韵》和《广韵》，一个韵可以是一个韵母，也可以有两个，三个或四个韵母。例如江韵是一个韵母，唐韵有两个韵母，麻韵有三个韵母，庚韵是四个韵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寒韵有两个韵母，“干看寒”等字是一个韵母，“官宽桓”等字是另一个韵母。《广韵》把《切韵》的寒韵分成寒桓两韵，寒韵是一个韵母，包括“干看寒”等字，桓韵也是一个韵母，包括“官宽桓”等字。无论寒桓分韵不分韵，“干看寒”的韵母总是和“官宽桓”不同。离开反切，单纯就韵部分合是考订不出音韵系统的。研究音韵，必须记住这一点。

四、《切韵》的重要性

《切韵》的重要性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说。第一，《切韵》如实的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我们能够对当时的汉语音韵系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主要是根据《切韵》系统的韵书。

第二，研究《切韵》以前的语音系统，要从《切韵》往上推。上文已经说过《切韵》不是兼包古今的韵书，并且指出当时还没有这个条件。这两句话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因为语音演变是有规律的，一个时代的语音系统反映较早时代的语音系统。可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北京语音没有入声，可是根据北京语音，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字音古代一定是入声，某些字音古代一定不是入声。北京语音中，［p t k tɕ ts］等六个不送气塞音、塞擦音声母，逢阳平是古入声。例如：

拔白薄别博，达笛毒夺德，格革国，极局急绝节，宅浊直竹烛，杂贼昨足卒

北京语音中，［n］和［ŋ］两个鼻音韵尾字不是古入声。例如：

凡南衫染甘枕店尖剑险咸心，满饭山天眼真人近春困问云，忙方让两羊狂网冷兵轻送用

同样的道理，《切韵》系统是当时的语音系统，可是其中反映出《切韵》以前语音的情况。比如《切韵》有东、冬、鍾三韵（举平声包括上声去声），根据反切，东韵有两个韵母，现在用“东”和“中”分别表示，在上古音里东韵“东”类字（一等）和鍾韵字谐声押韵，东韵“中”类字（二三四等，简称三等）和冬韵字谐声押韵，《切韵》一个韵的两个韵母反映古代两个不同的来源。东韵“东”类字和“鍾”韵字谐声的例如：

重鍾韵。　　　　动东韵“东”类。

公东韵“东”类。　讼鍾韵。

东韵“东”类字和“鍾”韵押韵的例如：

缝鍾韵。　总东韵“东”类。　公东韵“东”类。（《诗·召南·羔羊》三章：“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东东韵“东”类。　蓬东韵“东”类。　容鍾韵。（《诗·卫风·伯兮》二章：“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东韵“中”类字和冬韵字谐声的例如：

冬冬韵。　终东韵“中”类。

宗冬韵。　崇东韵“中”类。

东韵“中”类字和冬韵字押韵的例如：

仲东韵“中”类。　宋冬韵。　忡东韵“中”类。（《诗·邶风·击鼓》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又如《切韵》的支、脂、之三韵，在现代方言里大都没有分别，可是就上古音说，这三韵的来历是不同的。

第三，研究现代汉语，可以用《切韵》来说明各方言的变迁和方言之间的关系。上文已经说过，《切韵》不是兼包各地方音的韵书，《切韵》的语音系统有一定的标准。既然如此，怎么能用《切韵》来说明各方言的变迁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呢？这个问题要略加说明。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现代方言都是从《切韵》系统演变下来的，可是我们可以假定《切韵》时期的方言，音类上头的差别比音值上头的差别小。我们也可以拿现代方言的情况来类推。拿北京和济南说，这两处的话一听就能分出来，音值差别相当大，可是音类差别不大。这两处都有阴阳上去四个声调。两处的调值（声调的高低升降）相差很远：

可是北京和济南调类（哪个字属哪个调）差别不大。古平声清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读阴平，如“飞、天”。古平声浊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读阳平，如“人、云”。古上声清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读上声，如“苦、米”。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读去声，如“淡、舅”。古去声字北京、济南都读去声，如“送、旧”。总起来说，古平上去三声字，北京、济南两处今调类都相同，只有古入声，两处今调类有一部分不同。古入声清声母字北京读阴阳上去四声不定，济南都读阴平，如“黑”字北京阴平，“竹”字北京阳平，“铁”字北京上声，“客”字北京去声，济南这四个字都是阴平。古入声次浊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读去声，如“麦、药”。古入声全浊声母字北京、济南都读阳平，如“十、滑”。声调如此，声母，韵母的情况也类似。济南的韵和北京的［ən］韵音值差得很远，可是济南的韵字和北京的［ən］韵字大致相当。例如“本、门、分、真、枕、沉、深、人、根、肯、恨、恩”等字，济南都是韵，北京都是［ən］韵。拿现在方言的情况类推古代方言的情况，我们可以假设《切韵》时期，方言之间音类的差别不大。《切韵》前后其他音韵史料，如隋代诗文押韵的情况，也是符合这个假设的，不过本文不能细说。这是一层。

其次，上文已经指出，《切韵序》云：“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切韵》所根据的书里头一定包含有书面语成分和方言成分（这个方言的口语在那个方言里可能只用在书面上），不过这些成分都折合成《切韵》的语音系统。我们对于现代方言知道的不多，对于古代方言知道的更少，不过还是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比方烙饼的用具，北京叫“”（铛），⁽⁴⁰⁾浙江温岭叫“鏊”。《广韵》庚韵：“，鼎类，楚庚切。”《广韵》号韵“五到切”下：“鏊，饼鏊。”我们不知道《切韵》所根据的语言到底用“”还是用“鏊”，还是两个都用。现代方言告诉我们，凡是用“”的方言，这个字的音韵地位是“楚庚切”；凡是用“鏊”的方言，这个字的音韵地位是“五到切”。

又如“针灸”的“灸”字，北京读上声，和数目字“九”字同音，梅县读［kiuɔ］去声，和“救护”的“救”同音。《广韵》上声“有”韵“举有切”下：“灸，灸灼也，又居又切。”又去声宥韵“居切”下：“灸，灼也，又居有切。”北京“灸”字从古上声来，梅县“灸”字从古去声来。我们也不知道《切韵》所根据的语言，“灸”是上声还是去声，还是上去两读，我们只能说，现代方言的“灸”字有的从古上声来的，有的从古去声来的。同义字（如“”与“鏊”）和异读字（如“灸”有上去两读），其中可能有一个是书面语成分或方言成分。⁽⁴¹⁾

《刊谬补缺切韵》所收同义字和异读字比《切韵》多。比如“筛”字，⁽⁴²⁾北京读［cʂai］，浙江温州读［csɿ］。全本《刊谬补缺切韵》平声支韵“所宜反”下：“，下物。《广韵》作‘下物竹器’。，，亦作，又所佳反，亦筛、。”又佳韵“山佳反”下：“，，又山猗反。”上声纸韵“所绮反”下：“，箩。”北京“筛”字读音从“山佳反”来，温州“筛”字读音从“所宜反”来。《切三》支韵“所宜反”下有“，下物”，佳韵“山佳反”下无“”或“”，可以假定《切韵》本来如此。

《广韵》字数，据卷首所载：

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

　注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

所收的字和注都比《切韵》多的多，内容丰富，用起来就更方便了。比方说，“块”字《广韵》有两个读法，一个见队韵：“块，土块，苦对切”；一个见怪韵“苦怪切”下：“，俗云土块”。北京“块”字读［kʻuaiɔ］，和“怪”字［kuaiɔ］韵母相同，从“苦怪切”来。杭州“块”字读［kʻueiɔ］，和“悔”字［hueiɔ］韵母相同，从“苦对切”来。蒋斧藏本《唐韵》和《刊谬补缺切韵》，“块”字都只有队韵“苦对反”一读，没有怪韵的读法，我们可以假设，《切韵》原来大概“块”字也只有队韵一读。这就不能解释北京等处“块”和“怪”韵母相同的读法了。“块”字西南、西北方言还有上声一读，如兰州［ckʻuɛ］，重庆［ckʻuai］，不见于《广韵》、《集韵》。

又如《广韵》没韵“户骨切”下有“”字，注云：“果子也，出《声谱》。”北京说、桃、杏，就是“儿”，“”读，读音和“户骨切”完全符合：［x］声母阳平和匣母入声符合，［u］韵母和“骨”字［cku］相同。广州说，也是“”字，读音也与“户骨切”完全符合：零声母阳入相当于匣母阳入，［uɐt］韵母和“骨”字［kuɐtɔ］同韵母。蒋斧藏本《唐韵》和《刊谬补缺切韵》没韵都没有“”字，可以假定《切韵》原本也没有这个字。

又如《广韵》韵“必驾切”下：“坝，蜀人谓平川为坝。”四川一带平地叫“坝子”，抗战时到过四川的人知道重庆有沙坪坝，成都有华西坝，“坝”字读［paɔ］，读音和“必驾切”相合。《刊谬补缺切韵》韵无“坝”字，蒋斧藏本《唐韵》“必驾反”下：“坝，蜀人谓平川为平坝，加。”末了有一“加”字，表示《切韵》原本无“坝”字。

又如《广韵》效韵“所教切”下：“潲，豕食；又雨溅也。”“豕食”和“雨溅”，这两个意思不相关连。北京雨从窗户进来叫“潲雨”，“潲”读［ʂauɔ］，和“所教切”完全符合。成都管“泔水”叫“潲水”，“猪食”叫“猪潲”，平常用潲水喂猪，所以“潲水”和“猪潲”是同一回事。“潲”字读［sauɔ］，读音也和“所教切”符合（成都［s- ʂ-］不分，都读［s-］）。《刊谬补缺切韵》和蒋斧藏本《唐韵》效韵“所教反”下“潲”字注仅云“豕食”。可见《切韵》原本“潲”字没有“雨溅”的解释。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广韵》增加的字和训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代汉语方言。《集韵》字数更多，卷首韵例说“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注云“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相差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就是《广韵》卷首所载字数，可见《集韵》是据《广韵》新增。《集韵》的音韵系统已经和《广韵》略有不同，不过《集韵》增加字还是可以补《广韵》之不足。例如《集韵》去声宥韵“息救切”下：“，铁上衣也，或作锈、。”“锈”字各方言都用，北京读［ɕiouɔ］，和“息救切”相合。又“余救切”下：“釉，物有光也，通作油。”现在说瓷器陶器表面上的一层有光的东西叫“釉”，北京读［iouɔ］，和“余救切”相合。《刊谬补缺切韵》、蒋斧藏本《唐韵》、《广韵》都没有“锈”字“釉”字。

“续、俗”两字，《切三》、《刊谬补缺切韵》、《广韵》都同音，都在烛韵，《广韵》“似足切”。“续、俗”广州都读［tsokɔ］阳入，苏州都读阳入，读音都和《广韵》等符合。北京“续”读［ɕyɔ］去声，“俗”读，两字不同音。北京烛韵的“足”读，“促”读［tsʻuɔ］，“粟”读［suɔ］（古清音声母入声字，北京今读阴阳上去不定）。“俗”字读，韵母和“足、促、粟”等相同，邪母入声今读［s-］阳平，读音和“似足切”符合。“续”字读［ɕyɔ］，韵母和“足、促、粟”不同，声调读去声不读阳平，读音和“似足切”不符。《集韵》去声遇韵：“续，辞屡切，连也。”，北京“续”字读音和“辞屡切”完全符合。

《集韵》去声效韵“豹，巴校切”下：“趵、跳跃也。”浙江温岭［pɔɔ］，是跳跃的意思，读音和“虎豹”的“豹”相同，音义全和《集韵》“趵”字相符。济南有“趵突泉”，“趵”字读［pɔɔ］去声，泉水上跃，高出水面三尺左右，昼夜不停。泉水命名，显然取“趵”有“跳跃”之义。《刊谬补缺切韵》、蒋斧藏本《唐韵》、《广韵》效韵都没有“趵”字。这个字是《集韵》增加的。（全本及敦煌本《刊谬补缺切韵》入声觉韵“北角反”下有“趵”字，训“足击”，《广韵》“北角切”下同，《集韵》“北角切”下：“趵，从足击也。”这个字和去声的“趵”字音义有别。）

最后必须指出，方言里有些读音是《切韵》系韵书不能解释的。例如“鼻”字广州读阳去，和《广韵》至韵“毗至切”相符。“鼻”字苏州读阳入，是从古入声来的。北京没有入声，“鼻”字读阳平，也表示这是古入声字。《切韵》系韵书里“鼻”字没有入声读法。可是孙奕《示儿编》卷十八“声”条有“以鼻为弼”的说法，可见“鼻”字古代有入声读法，不过《切韵》系韵书没有收这个读音而已。

至于晚起的字，当然不能从《切韵》系韵书得到解释。例如北京“甭”读，是“不用”两字的合音，苏州“”读［fiæɔ］阴去，是“勿（不）要”两字的合音，北京“卡片、卡车”的“卡”读［ckʻa］是译音（“卡片”译英文card，“卡车”译英文car）。

总起来说，现代方言的语音现象，大部分都可以从《切韵》的语音系统得到解释。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⁴³⁾

杨耐思

导言——

本文原载于《中国语文》1957年11月号，现选自杨耐思论文集《近代汉语音论》（商务印书馆，1997）。

作者杨耐思（1927～2019），湖南临湘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主要从事汉语音韵、近代汉语研究。著有《中原音韵音系》、《蒙古字韵校本》等。

元代的《中原音韵》是一部规范并指导当时人作曲的曲韵。但从汉语史角度来看，该书打破旧韵书的束缚，记录了当时实际语音，因而是近代语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韵书，研究它对了解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来源有重要意义。杨耐思先生这篇文章以详尽的史料、透彻的研究、独到的见解，全面地解说了《中原音韵》的年代、作者、编例、内容及其语音性质等问题，介绍《中原音韵》的革新精神、音系特点及其历史影响等。本文几乎可以目为作者《中原音韵》研究的专著《中原音韵音系》的缩写本来读。凡《中原音韵》中的疑难问题，诸如入声有无、两收字问题等等，本文几乎都有涉及与论述，尽管有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乏一致认识，但本文提供的资料与观点足以给治近代音学者以借鉴和启发。

《中原音韵》是十四世纪时为北曲用韵所做的一部韵书。它的最大特点是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仿古韵书的羁绊而根据实际语言的韵部编成。这是汉语音韵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十三四世纪的北曲用韵代表当时北方话的语音系统。这样，《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也就是当时的北方话语音，这对于我们探讨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几乎可以说，研究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形成，《中原音韵》是最主要的参考资料。人们认为现代普通话的语音早在十三四世纪时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也主要是指《中原音韵》说的。

一、《中原音韵》的产生

我们要从汉语韵书的发展的背景上来看《中原音韵》的产生。我国语言学史上，韵书的发达是一个重大的特点，三世纪到六世纪，颜之推（531～591）就称为“音韵蜂出”的时代，到了七世纪初，陆法言等人做成了一部有名的《切韵》，后来陆续出现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唐韵》，以及十一世纪的《广韵》、《集韵》等等都是根据《切韵》而增订的。这一类韵书是按音韵编排的汉语字典，但是它的音韵系统却不能完全代表当时的实际语音。语音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用韵书固定了下来的音韵系统与实际语音系统也就越来越相背离。我们从域外方言对音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例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又从历代诗歌的用韵和别的方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韵书不合乎实际语音的情形。唐末李涪批评《切韵》说：

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戾之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今士君子于上声呼，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见李涪《刊误·切韵》，左氏百川学海本第十五册）

李涪又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余尝以其音证之，必大哂而异焉！”可见李涪是以“东都音”来衡量《切韵》的。

李涪把《切韵》不合乎当时东都音的地方归结为“吴音乖舛”，自然是批评得不恰当，但却为我们指出了《切韵》已经与当时北方话实际语音不合这一点，并且揭露了当时语音演变的某些重要现象。例如：从李涪所举的“去声为上”的例子看来，《切韵》中的全浊上声字在李涪时代已经变为去声，与同声韵的全浊去声字同音了（、辩、舅、皓——全浊上声；恨、弁、旧、号——全浊去声）。

虽然这类韵书越来越不合乎语言的实际，但是它一直流行了好几百年。其间却也经过了一些改革，比如十三世纪初金韩道昭做的一部《改并五音集韵》。《改并五音集韵》写成于1211年，它除了并韵之外，还把韵内的字按着声母的次第加以重新编排（始于见，终于日），改并《广韵》为160部。王文郁的《新刊韵略》写成于1229年，它的归并基本上是按十一世纪的《礼部韵略》（1037）的独用，同用的界限来定的，稍有不同的是将上声迥、拯，去声径、证、嶝又加以合并，更进一步把《广韵》206韵合并为106韵。不过这些改革还只是把《切韵》系统机械地加以并合罢了。所以说，它们都属于传统韵书的范围。

在这以后不久，传统的韵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这可以拿十三世纪的《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作代表。《古今韵会举要》系元黄公绍、熊忠所作，成书于公元1297年。它的声韵系统，据考察结果，是一个与《切韵》系统很不相同的新的系统。又从它里面所附《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作者待考）小序说“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的话看来，好像就是代表当时普通话语音系统的。《蒙古字韵》是一项对音史料，现存抄本是公元1308年朱宗文（伯颜）的校订本。这部韵书所收的汉字上面标注了元帝国于公元1269年颁行的八思巴字，是作为音译汉字所使用的范本。它的语音系统跟《古今韵会举要》基本上相一致。这次的改革才真正算是根据当时实际语言的语音来改革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旧韵书的影响。比如《古今韵会举要》的分部表面上还维持《平水韵》的面貌，又如声母方面，非、敷实际上已不分，但按旧系统仍把它们加以区分。疑母演变成喻母的字音还注为“角次浊次音”（舌根鼻音）。在声调方面保存入声，《古今韵会举要》更是以入声分卷的。《中原音韵》也就是在这种风气之下产生的，从语言上看，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

以上说的是韵书的沿革。在等韵方面，十三四世纪的等韵对传统韵书也做了某些改革，如跟《中原音韵》同时期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1331）将《广韵》韵部简化为十六摄，它把《广韵》“痕”、“魂”与“元”分开（分隶于臻摄与山摄），又把入声韵配阳声韵以后再配阴声韵，它的三十六字母也与《切韵》的声母类别不同，显然是受了实际语音的影响；但是除了上述的几点发明外，它基本上还是按早期描写《切韵》音系的等韵图（如《韵镜》、《七音略》等）机械地来进行归并的，这种极不彻底的改革显然不能与《中原音韵》相比。

二、《中原音韵》的作者及内容

《中原音韵》写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书里《正语作词起例》上说：

《中原音韵》的本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萧存存欲锓梓以启后学，值其早逝。泰定甲子以后，尝写数十本散之江湖，其韵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阴阳如此字。……今既的本刊行，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讥其前后不一。

可见原稿写成后，最初是把平声分为三类的“墨本”（写本）在世上流传，后来才按修改稿刊行的。刊行的年月已不可考，但最早不能早于公元1333年（见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31期，1946）。

关于《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的历史，文献记录不多，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见《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影印。《录鬼薄续编》是否贾仲明所著，尚难确定；不过它写成于15世纪初是没有疑问的）上记载：

周德清，江右人，号挺斋，宋周美成之后。工乐府，善音律。病世之作乐府，有逢双不对，衬字尤多，失律俱谬者；有韵脚用平、上、去不一而唱者；有句中用入声、拗而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无所守。乃自著《中州韵》一，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其法：以声之清浊，定字为阴阳，如高声从阳，低声从阴，使用字之随声高下情为词，各有攸当。以声之上下，分韵为平分。如直促杂谐音调，故以韵之入声，悉派三声，志以黑白，使用韵者，随字阴阳，各有所协。则清浊得宜，上下中律，而无凌犯逆物之患矣！奎章虞公叙之以传于世。又自制为乐府甚多，……皆佳作也。长篇短章，悉可为人作词之定格。

江西《高安县志》（据康熙本《高安县志》第38卷，《文苑传》）也有一段简单的记载：

周德清，暇堂人，工乐府，精通音律之道，所著有《中原音韵》行于世……

再是明初王伯良在他的《曲律》（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方诸馆原刻本）里也几次地谈到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除了批评周氏以外，其他与上项记载一致。

从上面的记载里，我们了解到周德清是元代高安县人，是个“工乐府、善音律”的戏曲家。元杨朝英所辑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1351）中收入周德清的词（即曲）25个只曲和两个套曲，写的相当好。可见他不只对戏曲有很深的研究，而且还是一个戏曲作家。

《中原音韵》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韵书，他将所收的字分隶于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等十九个韵部，每个韵部之中又按声调、声母、韵母的不同分为各个同音字群，同音字群之间用圆圈隔开，一共约有1600多个同音字群（相当于1600多个音节）。

第二部分为《正语作词起例》，是理论部分，讨论作曲的方法，曲词的用韵，以及语音上的某些问题。

据韵书内容，可以求出它所代表的语音系统，一般的认识如下：

（一）声母（与等韵家所传的36字母相对照）

v这一声母，陆志韦师认为是一个半元音性质的唇齿音，不是真正的v（参考《释中原音韵》第7～8页）。

tʃ、tʃʻ、ʃ、ʒ是根据罗常培师的拟音（参考《中原音韵声类考》，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从音位归纳方面来看，这是正确的。要补充说明的是，做历史的考察时，还有必要把它分为两套。因为在鱼模、真文、萧豪、尤侯、侵寻等韵部里照二组与照三、知组声母有对立；只在支思韵部里，照二、照三组声母混同，却又不杂知组声母，知组声母字全收入齐微韵部。显然照三、知组声母当时还能作软颚音，因而能与-i-相接，一部分照三组声母变同照二组，不能与-i-相接，支思韵部所以别立出来，正是因为它不是i元音了。

《切韵》系统的疑母（ŋ）在十三四世纪北方话里普遍转化为颚化音或失去。在《中原音韵》里这种演变也还没有完成，如江阳韵部里，仰与养对立；萧豪韵部里，傲与奥对立；歌戈韵部里，我与妸对立；只可解释为前一字仍为ŋ。

（二）韵母：

在皆来、寒山、监咸等韵部里，同声母的一等字跟二等字，有的已经合而为一，如皆来：乃（泥一）、妳（娘二）同音；寒山：阑（来一）、斓（来二）同音；监咸：南（泥一）、喃（娘二）同音。但是舌根音声母的一等字还是跟二等字相对立的，例如：海（晓一）、骇（晓二）；赶（见一）、简（见二）；感（见一）、减（见二）不同音。按北方话现代方言拟音，这里的“骇”等该是颚化了的，可是元音还近乎a（kian等），不同于先天、廉纤韵部里的舌根音字（kiɛn，kiɛm）。《蒙古字韵》正是这样注音的（本陆师说法，参考《释中原音韵》）。现在我们用ɑ代表一等舌根声母字的元音，a代表其他声母的一等字跟一切声母（包括舌根声母）的二等字的元音，是为了把皆来、寒山、监咸跟下文的萧豪拟成同一格式。并且《中原音韵》的系统里，寒山和桓欢分韵，那么，把寒山的一等舌根声母字拟成ɑ，是比较近情理的；再者，如把“间”拟成kian，“见”拟成kiɛn，那样的拟音，也未免太冒险，虽然《蒙古字韵》有类似的表示。

萧豪韵基本上是跟寒山、监咸等韵部平行的，可是又多出褒（帮一）、包（帮二）；脑（泥一）、挠（娘二）的对立，《正语作词起例》所载辨音例中也有“褒有包”等例子可为旁证；不过袍（並一）、庖（並二）；揉（泥一）、铙（娘二）却不对立。看来，这里的au韵母里还不只限于舌根声母字。《蒙古字韵》在这里也有不同，它把一等舌根声母字跟一、二等其他声母字全都合在一韵，注为-au（褒、包；脑、挠同音），而是把二等舌根声母字独立出来，注为颚化音（kiau等）。跟上面所提到的寒山、监咸等韵部里的情形是一样的。

（三）声调：

平声阴

平声阳，入声作平声阳

上声，入声作上声

去声，入声作去声

这个语音系统跟《切韵》系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只就其中几种重要的演变现象简单地谈一谈：

（1）全浊声母消失：全浊声母丧失浊音的性质，演变为相对应的清声母，塞音和塞擦音变为清声母后，在声调上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同时全浊上声变为去声。

（2）《切韵》系统里的照三组声母与照二组声母在支思韵部里合流，如眵、差/施、师同音；支思韵部里全收舌齿音声母，但与知组绝缘，可见在这一韵部里照三组声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m韵开始转化为-n韵，如寒山韵部里收凡、范、犯字；真文韵部里收品字。这种演变只限于唇音声母，是由于首尾异化作用所引起的，这与现代粤语完全相同。

（4）《中原音韵》里有好些系统性的两韵并收的字。例如：

崩、烹、鹏、盲……

肱、倾、轰、宏、兄、泓、荣……（收入东钟与庚青）

轴、熟……

竹、宿……

褥（收入鱼模与尤侯）

薄、缚、铎、浊、著、杓、凿、鹤、镬、学……

末、诺、落、略、弱、萼、虐、岳……（收入萧豪与歌戈）

这些两韵并收的字有一部分是真正的两读，有些则是杂揉方言现象的结果。陆师云：两韵并收的字，惟有萧豪和歌戈的入声字，可能是方言异读的现象。鱼模和尤侯的入声字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尤侯韵其实没有入声，《中原音韵》所收寥寥无几，且绝大多数又见于鱼模；诸宫调尤侯无入声。东钟和庚青的关系又另是一种情形。今日的方言有东钟全同庚青的，也有庚青的某些舌根音声母合口字归入东钟的，或是东钟的唇音声母字归入庚青的。《中原音韵》的并收不以音理为准。大致是：并收不并收，只凭元曲里实在出现与否。入声字的并收更是因为曲韵的“韵缓”，不比东钟和庚青的舌根音、唇音声母字或是鱼模和尤侯的入声作平、上、去声的字。不只如此，周德清归纳各家用字时不免疏漏。就拿关、郑、白、马的韵文来校对，何字收入何韵，多跟《中原音韵》不合。我们不能根据《中原音韵》来订定某一个字的语音，在入声字方面更不能强求。

（5）《中原音韵》里把入声派入三声，似乎当时在实际语言里已经失去了入声，周氏才把这种现象反映到他的韵书里的，可是他在《正语作词起例》中却说：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如鞞字，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庶便学者。

余曰：尚有此恨，……从葺音韵以来，每与同志包猜，用此为则：平、上、去本声则可，但入声作三声，如平声伏与扶，上声拂与斧，去声屋与误字之类，俱同声则不可，何也？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也。毋使此为彼，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

这种说法也贯彻到他的韵书中了，他把入声派入三声时，是附属在本韵部之后，不像对待“浊上变去”那样直接跟三声的字合并在一起，而是使“黑白分明”的！派入三声之后他又像是不敢负起这个责任。比如他在《正语作词起例》上又说：

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

分派也是按声母的发音方法机械地去做的，与实际语音演变情形不完全符合。这种种情形至少可以说明周德清的脑子里是存在着入声的概念的，至于当时北方话有没有入声尚是个疑案，单凭《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来证明当时已经失去入声是比较困难的事。

（6）《中原音韵》里声调演变的另一大特点是平声分为阴阳两类，《中原音韵》周德清自序上说：

字别阴阳者，阴阳字平声有之，上、去俱无，上、去各止一声，平声独有二声……试以（某）字调平仄，又以（某）字调平仄，便可知平声阴阳字音，又可知上、去二声各止一声，俱无阴阳之别矣。

这是揭露了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形的，不过如我们前面所引的周氏最初的写本是平声分为三类的，那就是用两种标准同时用于一种现象的不科学的方法。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1351，原见《太平乐府》，可是现在所见的本子未必就是“北腔韵类”。它和《中原音韵》虽然是同出一源，而卓书字数较少，当比《中原音韵》为早出）就正是这样分的。

三、《中原音韵》语音的性质

《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下面三方面来看。

（一）《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上说：

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世之泥古非今，不达时变者众，呼吸之间，动引《广韵》为证，宁甘受鸹舌之诮而不悔，亦不思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不尔，止依《广韵》呼吸，上、去、入声姑置，未暇殚述。略举平声，如“靴”（许戈切），在戈韵；“车、邪、遮”却在麻韵，“靴”不协“车”，“车”却协麻，“元、暄、鸳、言、褰、焉”俱不协先，却与魂、痕同押。

由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周德清做书时是带着语音发展的观念的，他批评“动引《广韵》为证”的人为“泥古非今”、“不达时变”，可见他自己是坚决抛开《广韵》一系传统韵书来审音定韵的。事实上在他的韵书里也这样做了（如上所述）。

上面的话里又提到“中原之音”，并说当时社会的各种交际，都是用“中原之音”为标准，也就使人觉得这种“中原之音”似乎就是当时的普通话语音。

又在《中原音韵·自序》里说：

言语一科，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

戏曲用韵也是遵从“中原之音”的，可见《中原音韵》的语音也就是“中原之音”的纪实。不过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另一处却说：“余生当混一（统一）之盛时，耻为亡国（指南宋）搬戏之呼吸；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看来还不是纯粹的“中原之音”的纪实。

（二）《中原音韵》是从它以前和当时的戏曲用韵中归纳出来的，这是可以得到证明的。这不仅是周氏自己一再说明他的书是根据了“前辈佳作”，就是人家的批评也是由这里而引起的，如明王伯良说：

其所谓韵，不过杂采元前贤词曲，掇拾成编（见《曲律·论韵》）。

十三四世纪的北方戏曲是在北方话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戏曲语言接近口语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如果周德清以他精通戏曲的本领，对戏曲用韵进行纯客观的归纳，似乎《中原音韵》能够完全符合十三四世纪北方话的口语语音。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首先，这些元曲作家并非同一个地方的人，难免不杂揉自己方言的成分；就是同一地区的作家用韵也未必能完全一致。实际上，元曲用韵不合《中原音韵》的例子并不很少。

只可以说，《中原音韵》是当时戏曲用韵的规范，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北方话口语的语音系统。

（三）《中原音韵》与当时改革了的韵书如《古今韵会举要》与《蒙古字韵》在语音上有很大的不同。简单说来，在声母方面，后者多出一套全浊声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舌根鼻音声母（ŋ）；韵母方面后者的-uŋ韵部与-əŋ韵部所收的字与《中原音韵》有很大差异；声调方面也不同。这样大的分歧只可以理解为两者所根据的不是同一个语音系统。

四、《中原音韵》的重要性

（一）上面已经提到《中原音韵》基本上代表了十三四世纪北方话口语语音系统，成为探讨普通话语音的形成和演变的重要资料，从《中原音韵》出发，可以了解现代北方话各个方言的语音演变的历史概况。

（二）《中原音韵》对传统的韵书做了一次彻底的改革，这种改革也给予它以后的韵书很大的影响。如菉斐轩《词林要韵》、朱权的《琼林雅韵》（1398）是以《中原音韵》为蓝本而加以注释的；兰茂的《韵略易通》（1442）的分部也是基本上符合《中原音韵》的。不过，兰书把鱼模再分为居鱼、呼模二部，共20部。陆师云：元曲里齐微也跟鱼模偶然同用，南戏的用韵更只能用兰书的音韵系统来了解它，参看《西儒耳目资》。在声母方面更把当时北方话的声类用早梅诗明确地肯定了下来。毕拱宸的《韵略汇通》（1619）是改编兰茂的书而成的。它把-m诸韵部索性并入-n诸韵部去，为我们保存了一项极重要的语音演变的纪录，这也是受了《中原音韵》根据实际语音来审音的作风的影响的。

（三）《中原音韵》是为戏曲用韵而做的，它以后的许多年代里，戏曲作家都是根据它来作曲的，因而它对于戏曲用韵所起的规范作用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用韵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