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危机谱系
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创造了很多词汇用来勾勒和描述危机情境，例如事故、事件和冲突等等。随着人们对危机情境感知和认识的不断加深，为了能够系统解析危机管理之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危机演变和发展过程的管理和控制，甄别危机与自然灾难之间的关系，理清危机的谱系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自然灾难不是危机
这是当下许多人和企业对危机情境感知和认识的误区所在。但凡危机，其诱因中必有人为因素，否则，危机主体就无法通过合适的危机预防而达成使危机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不发生的危机管理目的了。也正是危机诱因中的这些人为要素，使得危机与自然灾难之间的甄别成为可能。
2004年12月26日，印尼亚齐地区发生里氏8.9级地震，引发了一次罕见的、高达10余米的印度洋大海啸，造成印度洋沿岸地区近30万人死亡，50多万人无家可归(7)；2010年4月14日凌晨1时，冰岛南部亚菲亚德拉冰盖的艾雅法拉火山喷发，使得附近的800多居民流离失所(8)；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了10102人死亡，超过17000人失踪(9)；2013年2月15日9时20分，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的空中掠过一道刺眼的白光，一颗质量约10吨、速度约30公里/秒的陨石在数声巨响中落地，多处房屋的窗户被震破，上千人受伤(10)。无论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还是陨石撞地球，都属于迄今为止未见有人为诱因的自然灾难。
在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力量是极为渺小的，甚至于到现在为止，对于火山爆发、地震的预测预报依然是世界级的科学难题。当然，对于陨石撞地球之类的自然灾难，人类则更是难以预防和有效应对。自然灾难与危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直接诱发因素中一般都难以找到人为因素的痕迹。相应地，所有的危机诱因之中，都应该能够找到或显著或隐蔽的人为因素。
1982年9月29日，强生泰诺胶囊被人投毒，导致美国芝加哥地区2天内7名消费者丧生(11)；2003年10月13日，理律律师事务所员工刘伟杰盗卖客户SanDisk公司委托存管股票并卷款潜逃，不但让理律所数十年累积的品牌声誉危在旦夕，而且让理律所及所有的合伙人都濒临破产；2008年，直接导致1万多名婴幼儿患病和4名患儿死亡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浮出水面，不仅导致三鹿公司倒闭，而且将整个中国奶制品行业都卷入了迄今依然凄厉的信任危机之中(12)；2011年8月26日，因为对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处理不力而备受诟病的菅直人内阁，在执政仅14个月后便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被迫集体辞职(13)；2018年1月30日，多年来以“零不良贷款”纪录傲视全国金融行业的某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向空壳企业授信以转移不良贷款的违规行为曝光，不但使该银行因形同虚设的内控体系和淡薄的合规意识而被课以巨额罚款，也敲响了金融行业考核激励机制不当、危机预防体系缺失和危机管理能力低下的警钟(14)；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飞行检查(15)中发现长生生物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16)，不但使该公司股价一泻千里，而且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国产疫苗质量的普遍质疑(17)。这些危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都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若干人为因素的作用。
当然，危机与自然灾难之间的区分也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尽管灾难本身不是危机，但是，自然灾难可能会成为危机的诱因之一。例如，在自然灾难中救灾不力，或者相关救灾善款使用不透明，都可能会导致政府和许多慈善组织遭遇信任危机。另一方面，许多自然灾难诱因中之所以未见有人为因素，或许只是因为当前人们对真相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认知能力有限而已。随着人们对真相的信息获取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那些原本对于人们来说属于无能为力的自然灾难，或许就慢慢变成了能够预防和应对的危机。如果有证据表明，正是人类的太空活动而导致某个流星或陨石的运动轨迹发生改变并最终撞向地球，人类的某些不良行为所致的全球气候变暖诱发了海啸，人类的海底核试验诱发了火山喷发，人类的巨型水坝建设诱发了地震，那么，这些流星撞地球、海啸、火山喷发和地震也就都不再是自然灾难，而成为可以进行预防和应对的危机。
危机分类的相对性
危机演变和发展过程的动态复杂性，决定了各种危机类别之间必然会有着相对性特征。如果忽视了这种相对性，那么对于危机谱系的认知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静态陷阱。
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从危机主体是否违反相关法规或道德标准的视角，基于危机主体的过失有无，将危机分为不可辩解的危机和可辩解的危机，认为危机主体一旦违反了法规或标准，就形成了危机主体有过失的、不可辩解的危机而遭遇危机情境。相反，如果危机主体能够找到相应的法规和标准支撑其行为决策的合理性，就属于危机主体无过失的、可辩解的危机，就可以通过解释或澄清来规避危机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对危机主体和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负面影响。这些观点虽然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却属于典型的静态危机管理思维模式，不仅会助长危机主体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侥幸心理，使其游走于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边缘，而且对于危机主体的危机感知与预防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事实上，对于人为因素诱发的危机来说，没有哪一种危机对于危机主体来说是无过失的，是可以辩解的。法规和标准都是人为制定的，从来也不存在绝对的法规和标准可以用来规避危机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或者对危机进行分类。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标准，那也只能是存在于人们潜意识中的以动态复杂性为唯一特征的永恒变化着的危机认知，以及在这种认知下所形成的危机爆发时间点的差异和危机主体的不同。
因此，就危机的分类而言，可以从危机情境发生的时间点来进行分类，如过去的危机、现在的危机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也可以从危机主体的性质来进行分类，如个人的危机和组织的危机。
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危机，其间区分的关键主要在于动态复杂性危机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危机情境所处的时间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当下正在发生的危机情境都会成为过去，而所有将要发生的潜在危机也早晚都会成为当前的和过去的危机情境。就危机管理而言，过去的危机情境能够为危机主体应对正在发生的当前危机情境提供决策借鉴，而过去的危机情境和当前的危机情境则能够为危机主体就潜在危机的预防和应对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于个人的危机和组织的危机，其间区分的关键在于危机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由于人类天生的社会化属性，每个人都同时有着各种不同的组织身份，属于不同组织中的一员。每个人既是一个国家组织的公民，也是一个家庭组织的成员，同时又可能是一个企业组织的员工。正是在不同组织中身份属性的叠加，才构成了每个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当危机主体是某个自然人时，则是个人的危机；当危机主体是由多个自然人所构成的组织时，则是组织的危机。组织有很多种，小到家庭、企业和政府机构，大到整个社会。在本书中，对于组织的界定以企业为主。
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由于个人的危机预防和应对不慎，员工个人的危机极有可能会演变和发展成为其所在企业组织的危机。相应地，一旦企业组织遭遇危机，其中的员工个人也难逃殃及池鱼的命运，从而诱发职业生涯发展中断、经济收入降低等一系列员工个人危机。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危机
基于危机情境所处时间点的不同，可以将危机情境分为已然过去的危机、现在正在发生的当前危机，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1．过去的危机
如果危机已经发生，且危机所引起的各种直接后果和负面影响已然平息，那么，这就属于已经过去了的危机情境。尽管过去的危机的威胁貌似已渐行渐远，但是，对于包括危机主体在内的每一个核心利益相关者来说，都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危机进行反思：我们过去曾经经历过哪些类似的危机？对于过去的危机，我们的预防和应对处置正确吗？
相信很多人都对2003年席卷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危机情境记忆犹新。这一发端于中国广东的公共卫生健康危机，曾让全球各国的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大为紧张，因为对于这一传染性极强的疾病而言，当时的人们在病因、传播特征、临床表现、治疗和预防等各方面都是一无所知。所幸的是，全球各国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在通力协作之下，不但很快就弄清楚了SARS的发病机理、传播途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而且也发现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预防策略和手段。
2．当前的危机
如果危机情境发生的时间点是在当下，那么，这就属于现在正在发生的当前的危机情境。毫无疑问，面对现在正在发生的危机情境，危机主体及所有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审慎斟酌的是：我们现在的危机应对策略是正确的吗？每一个危机管理行动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先前制定的危机管理预案和当前危机状况之间的差异如何？
近年来，西非多个国家一直笼罩在2014年被发现并持续至今的埃博拉出血热危机之中。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多次表示，终结埃博拉疫情的目标“非常有可能实现”，但是，“新增病例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危机的威胁正在变小”(18)。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有过埃博拉疫情的国家，都会在疫情结束后的两年内再次爆发，因此，当下的西非各国无疑需要与国际合作伙伴一起进行长期的疫情监测，持续提升自己对埃博拉危机的预防和应对能力。
3．潜在的危机
如果危机尚未发生，那么这样的危机情境就属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危机，危机主体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准备好了吗？
未来，与SARS和埃博拉疫情危机接踵而至的新的传染病危机情境，会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以什么形式爆发？会以什么样的途径被传播？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类的存续和发展形成威胁？虽然现在对于新的潜在传染病危机情境的一切都是未知，但是，十多年前的SARS以及当下仍在西非各国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无疑为预防和应对未来潜在的传染病危机情境提供了前车之鉴。
尽管2003年的SARS危机已然成为历史，但正是在SARS期间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中国各级政府及相关组织建立了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系统，并在2013年H7N9新型禽流感危机情境管控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不但为2014年后在全球范围内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了帮助(19)，也为未来未知的传染病危机情境的应对和控制提供了决策借鉴。
个人和企业的危机
基于危机主体性质的不同，本书主要讨论个人的危机和企业的危机。
1．个人的危机
对个人而言，做对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对事。相较于那已经很难了的“一辈子都做对事”，更难的是“一辈子不做错一件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亚当和夏娃走向那个诱人的苹果至今，人类行为中的犯错就从未停止过。犯错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几乎所有的成就，都是基于不断的试错而取得的。没有哪个人能够保证其一生中都不会犯错。既然每一个人都难免会犯错，那么，犯错而诱发危机就成了或早或晚的必然。不论是位高权重富可敌国的达官显贵，还是布衣黔首黄冠草服的平民百姓，都随时有可能因为一念之差的犯错而身陷危机旋涡。
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有成功者，但更多的是失败者。人们在危机管理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上的不同，将直接导致危机管理结果的天壤之别：有的人在危机中遭受了重创，在事实上很短暂而感觉上却极为漫长的痛苦煎熬之后，资产、形象和声誉都有可能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甚至危及存续和发展的基础而从此一蹶不振；相反，有的人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危机演变过程中稍纵即逝的机遇，不但平安渡过危机，而且脱颖而出凤凰涅槃，获得了新的跨越式发展。
追根寻源，古今中外的个人危机大多源于对潜在危机动态复杂性特征及其可能后果的无知和无畏，对未来规划的迷失，以及从过去经验中进行学习的错觉。
（1）对潜在危机的无知与无畏
无论是谁，也无论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潜在的危机永存敬畏之心。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无畏者的态度和行为，彰显的往往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对危机动态复杂性特征的无知。
对此感触犹深的，莫过于那些以杠杆手段在背离了投资属性的股市中试图实现经济自由梦想的股民了。在本质上，股市是一个向社会投资者开放的企业股权交易平台，而股市杠杆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运用少数保证金翘起N倍本金进行炒股。换言之，股市本应该是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晴雨表，但是，股市与上市企业经营状况之间的这种紧密关联一旦被弱化，则可能会变质为一个赌场，而加杠杆炒股的行为则无异于一种倾其所有的豪赌。如果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及时，甚至违规行为屡屡出现而得不到有效遏制，则会使得股市最终沦为一个披着投资平台华丽外衣的陷阱和骗局，那些加杠杆炒股的绝大多数股民则无异于亢奋的赌徒，等待他们的命运也必将是在危机旋涡中沦陷和毁灭。
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不乏类似于股市和加杠杆炒股的现象。譬如，你以首付20万买了一幢总价100万的房子，就意味着你使用了5倍的房市杠杆，一旦房价上涨20％，你的投资回报率就是100％！同样，你以20万购买了市值100万的股票，就意味着你使用了5倍的股市杠杆，一旦股价上涨20％，你所持股票的投资回报率也将是100％。股市和房市之间的差异，只在于股市行情变化的速度和变现的便利性远超于房市而已。
在这种快速致富的诱惑和冲动之下，很多股民丧失了对股市和房市中潜在危机的感知能力，甚至会因为对这种潜在危机的无知而在交易过程中变得无畏。回望2015年的A股行情，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杠杆”和“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在那段光怪陆离的日子里，在权威媒体“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的蛊惑下，无数股民倾尽所有甚至举债投身于牛市大潮，不但误认为买到就是赚到，而且杠杆越加越高。遗憾的是，这种疯狂的投机行为一旦淹没了股市投资的理性，显示屏上股价数字的红色和绿色一旦与企业运营绩效的真实状况失去应有的关联，股市也就彻底沦陷为一个无形的赌场，无数股民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变身为赌客。短短几天之内，在“千股涨停”的盛宴中，随处可见的是激动、狂欢和暴涨的贪欲；在“千股跌停”的多米诺骨牌踩踏下，到处是迷茫、惊愕和对人生的绝望；在“千股停牌”的前无古人或许也后无来者的奇闻播报屏幕上，是黑底白字的幽默提示，“一旦逃出火场后，不要再返回火场”。
基于系统思考，对危机情境的动态复杂性特征及其可能后果的洞察，是危机管理决策和行动成败的关键。千百年来，由无知而诱发的危机悲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并不鲜见。这种基于对危机演变过程和结果的无知而产生的无畏，是为个人危机根源之一。
（2）对未来规划的迷失
计划经济时代，大多数员工都习惯于以企业为家，甚至主动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工作，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高度统一。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世纪之交，市场经济大潮中大量企业员工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纷纷被下岗，仅上海地区因下岗而遭遇职业生涯规划危机的纺织女工人数就近百万之众。尽管企业和政府提供了多样化的新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机会，但仍有很多员工在潜意识中固执地认为，“我做不了其他工作的啊，我是一个纺织工！”(20)
在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体制下，许多学生把高考当成了努力学习的唯一动力。读小学是为了考中学，读中学是为了考大学，然而，考上大学之后呢，很多学生便在长期的应试压力陡然释放之后迷失了。在大学的象牙塔中轻松愉快地度过四年之后，许多学生便彻底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如今，曾经贵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有很多大学生因此而患上了匪夷所思的“毕业恐惧症”，有的继续依靠父母而成为啃老一族，有的盲目选择考研以试图换取再多三年的幸福而迷茫的象牙塔中的日子。
读完大学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呢？2000年，曾是地区高考状元的某名校毕业生操起杀猪刀开始他那“猪肉佬”职业生涯，曾引起当时社会舆论的一片哗然。2013年4月，年过不惑的他回母校演讲时，第一句话就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很显然，在他和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高考状元和名校毕业生的交集只应该是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是儒雅的学者、事业有成的官员、发达的企业家，而绝无可能是一个屠夫。
一个人一味专注于工作或者学习本身的时候，就不会对工作和学习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有责任感。如此，一旦遭遇变革，就难以摆脱局限性思考障碍，难以察觉未来规划危机的诱因和过程的相关要素，而只会偏执地归罪于外：我们的纺织厂之所以倒闭，我之所以下岗，之所以失去了作为一个纺织工的工作机会，一定是因为某些奸商和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都是应试教育和大学扩招惹的祸。集高考状元和名校毕业生光环于一身的名校高才生之所以会成为“猪肉佬”，一定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背景。然而，危机真相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基于系统思考而对这些危机现象进行解析，上海纺织女工之所以会抵触再就业技能培训和学习，大学生之所以会对就业产生恐惧，人们之所以会对名校毕业生成为“猪肉佬”而感到莫名惊诧，均是因为其内心深处对于未来规划的迷失，是为个人危机根源之二。
（3）从经验中学习的错觉
2011年在澳门授课期间，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感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澳门回归之前，我们常常去港澳码头接送来自香港的赌客；澳门回归之后，我们更多地是去珠海码头接送来自内地的赌客。无论这些赌客是来自香港，还是来自内地，他们在澳门的行为模式几乎都是一致的：早上接他们过来赌场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财大气粗意气风发；晚上送他们离开赌场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一贫如洗如丧家之犬。”
为什么来自不同地区的有着不同肤色、不同教育层次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有可能迷失于博彩危机呢？其实，赌场与赌客之间的输赢，绝不是因为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学概率差异，更多地是源自系统思考能力的缺乏而导致的从经验中学习的错觉。这种错觉，不但铸就了赌客的贪婪、不服输以及侥幸的心理，铸就了赌客嗜赌成瘾的行为弱点，而且会使赌客深陷博彩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拔。
现在人们所学的知识，很多都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反思。然而，这些来自过去经验的知识，在当下的危机管理实践应用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空限制。也正是这些经验知识所固有的时空限制，很容易使赌客产生从过去危机经验中学习的错觉，甚至在身陷破产危机的时候还是一片茫然。
虽然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有着一定的对潜在危机相关信息的感知和认识能力，但这种能力往往会受到从危机经验中学习错觉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使赌场的赌客个个都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会成为足够幸运的那一个赢家，使人们迟钝甚至丧失了对于潜在危机相关信息的感知和甄别能力，最终成为被煮的青蛙，是为个人危机根源之三。
2．企业的危机
所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中，都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但凡企业的消亡，一定是源自危机管理的失败。如果能够成功进行危机管理，一个企业的寿命在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延长的，但是，如《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的作者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所描述的那种历经百年危机洗礼而长盛不衰的企业实在是凤毛麟角。壳牌石油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仅约为人类平均寿命的一半。换言之，亲历当下所在企业的倒闭危机，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企业危机的来源而言，可能源自企业外部，如政策和法律环境的变迁、市场竞争的加剧、行业和产品技术变革等等，也可能源自企业内部，如战略管理理念的扭曲、产品和服务的瑕疵、管理制度体系设计和实施的漏洞等等。
政策和法律环境的变迁，可能会使企业失去一直以来所依赖的政府财政支持，使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和污染防治成本上升，使企业的运营合规制度体系受到挑战；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会使企业的市场和利润空间萎缩，使企业面临更多来自同行或跨界竞争对手的压力；行业和产品技术变革，可能会使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不再。对于外部危机之源，企业或许很难进行有效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不可以通过合适的危机管理策略和行动，对企业外部危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及方向施加影响，在尽可能减轻外部危机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损害的同时，发现和抓住其中的潜在发展机遇。
企业管理理念的扭曲，可能会使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行动失误，导致企业战略资源运用的低效和浪费，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事不得其人，人不能尽其才”，在财务管理上拆东墙补西墙；产品和服务的瑕疵，可能会使企业失去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深陷伦理责任旋涡；管理制度体系设计和实施的漏洞，可能会使企业中组织政治和派系现象林立，有令不行且有禁不止，在一个个看似影响不大的违规行为之后酿成危及企业生存的惨剧。对于内部危机之源，企业是完全有能力可以进行感知、预防和应对的，其成败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危机管理态度和价值观正确与否。
危机管理的清醒与迷醉之间，往往只是一步之遥。任何一个机遇，都可能会成就一个企业家，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超乎想象的发展。此时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机遇，极有可能会被吹捧为或者自诩为不世出的天才而飘飘然；此时的企业，在一番蒙眼狂奔之后，在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眼中是规模足够大、资金足够充裕、人才足够多，俨然已经到了倒不掉和不能倒的地步。问题是，这样的机遇会一直存在吗？这一波利好行情还会持续多久呢？当早晚一定会到来的危机冬天降临时，你和你所在的企业准备好了吗？
在企业危机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往往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来自内外部各种危机之源的作用，彼此之间会交互作用，并在恶性循环之下不断增强。企业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回天无力而化身为历史的尘埃，还是在危机洗礼之中力挽狂澜而成为业界领袖和中流砥柱，全在于其危机管理态度和价值观是否正确，前期的危机预防是否到位，以及当下的危机沟通和应对是否适当。有了正确的危机管理态度和价值观，才有可能提出共同的愿景以凝聚利益相关者之合力于危机管理过程，改善员工个体、部门和企业组织的心智模式以感知和甄别潜在危机信号，基于自我超越进行未雨绸缪的危机预防，打造危机管理团队以做出正确的危机沟通和应对行动决策，也才有可能基于系统思考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发现和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很显然，只有对企业内外部各种危机相关要素的形成进行追根寻源，对其间的交互作用过程进行抽丝剥茧的解析，才能够打造一个在危机中屹立不倒的优秀企业，成就一个在危机中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卓越企业。
(1) Peter Michael Seng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资深讲师，《第五次修炼》的作者，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
(2) 光明日报，《“小悦悦事件”的法律思考》，2011年11月3日；光明日报，《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2011年10月31日；佛山日报，《一根刺，扎进每个人的内心》，2011年10月17日。
(3) 人民日报，《“高铁扒门”事件，无视规则的人必须付出代价》，2018年1月10日。
(4) 中国青年报，《霸座男成网红，谁为恶俗博出位提供了市场》，2018年9月5日。
(5) 人民日报，《重庆万州发生公交车坠江事故》，2018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微评，《不形成制度正义，类似悲剧便难断绝》，2018年11月2日。
(6) Heinrich H．W．Industrial Accident Prevention: a Scientific Approach．McGraw-Hill， 1931.
(7) 人民日报，《印度洋遭遇40年来最强烈度地震海啸，万人丧生》，2004年12月27日。
(8) 人民日报，《关注冰岛火山爆发》，2010年4月21日；中新网，《害怕火山二度爆发，冰岛疏散南部近八百居民》，2010年4月14日。
(9) 人民日报，《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201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海啸》，2011年3月12日。
(10) 成都商报，《流星撞地球，伤俄上千人》，2013年2月16日。
(11) 新民周刊，《小小胶囊连夺七命，美国“泰诺”杀人启示录》，2003年6月17日。
(12) 光明日报，《毒奶粉前不能苛求公众淡定》，2013年8月6日；人民网，《三鹿奶粉事件始末》，2014年3月5日。
(13) 中国日报，《日本菅直人内阁集体辞职》，2011年8月30日。
(14) 中国经济周刊，《“零不良”神话破灭》，2018年1月28日。
(15) 飞行检查（Unannounced Inspection），简称飞检，指事先不通知被检查对象而实施的现场检查，是由产品认证机构对获证后的工厂最常用的一种跟踪检查方法，也是提高工厂检查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1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疫苗的通告（2018年第60号）》，2018年7月15日。
(17) 人民日报，《真相不沉默，疫苗才不失信》，2016年4月1日。
(18) 人民日报，《科技大观：应对埃博拉疫情需要重防控》，2014年8月8日；光明日报，《埃博拉疫情令人忧心》，2014年8月1日。
(19) 光明日报，《阻击埃博拉的中国力量》，2018年8月10日。
(20) 联合时报，《上海纺织：从壮士断臂到凤凰涅槃》，2009年8月24日；《架起希望的金桥：上海纺织再就业工程》，百家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