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国诸侯、封君和王室贵族大墓

战国时期的都城附近多分布着王陵及贵族大墓，它们与平民的小墓分别相对集中在不同的地点。不过春秋时期大墓多在城中，只是随着城区的发展，逐渐移到了城外。战国特大型和大型墓的墓主是包括国君在内的上层统治者，一般地面有高大的封土，有的还发现陵园的遗迹，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墓圹长数米到10米以上，施多重棺椁，椁内分隔成数目不等的箱，木椁四周和棺椁之间积石、积沙、积炭以防盗、防潮，随葬品有鼎、豆、壶等成套青铜礼器，随葬车马或车马器、编钟、编磬等。当然，在墓葬形制、结构、用器等方面，还有一些明显的地域特点。

一、大型墓葬的一般情况

战国早期的大墓多无墓道，随葬铜礼器。早在春秋晚期，墓葬铜礼器的组合中就出现了以豆代簋的现象，以八豆代八簋，与九鼎相配，如1988年山西太原市郊晋阳故城发掘的赵鞅（赵卿）墓，一椁三棺，随葬3400多件器物，青铜器1402件，九鼎八豆。墓的东北面为车马坑，有马44匹，车16辆⁽⁵⁾。战国大墓的青铜器多以鼎、豆为基本组合，只有早期少数墓仍使用过去的鼎、簋组合。殉人现象在早期大墓中还时有发现。

1971年发掘的山东临淄故城郞家庄战国早期一号大墓，无墓道，原有封土高10米，早期被盗，但椁室周围17个陪葬坑保存尚好，每坑1人，皆有独立的棺木。另外在墓葬填土中发现殉人6个，多数是女性青年⁽⁶⁾。

战国中期的大型墓少数出现墓道，但有无墓道与墓葬的等级没有太大关系。随葬品较多地使用仿铜陶礼器，与青铜礼器并用。墓葬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战国特征，器物以鼎、豆、壶为基本组合，墓上发现有享堂类建筑的基址。1974～1978年发掘的河北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大墓则反映出我国陵墓制度至此已经基本完善。

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中期墓，平面呈“甲”字形，斜坡状墓道，墓室平面近方形，墓口残长13.6米、宽12.35米，原始深度10米以上。墓室自上而下呈阶梯状逐层内收成长10米、宽8.4米、深2.3米的竖穴，内用方木叠垒成方形椁室，椁室又以方木分隔为中央主室即棺室和周围6个摆放随葬品的室（箱），有前室、左侧室、右侧室及左后室、右后室，各室周壁以榫卯扣合，顶部用木板和方木平铺，上面再铺以多层竹席。该墓虽然被盗，但仍出土了铜鼎4件和仿铜陶礼器鼎、鬲、簠、敦、豆、壶等，以及大量漆器⁽⁷⁾。

战国晚期大墓多有墓道，各地墓葬在形制和葬品等方面的共性增多。南方楚国大墓自春秋时期一直盛行发达的椁室分箱制，已发掘的战国中晚期楚国封君级大墓有江陵天星观一号、二号，大夫级的有包山二号、望山一号、藤店一号，楚王墓有河南淮阳马鞍冢三、四号墓，安徽寿县楚幽王墓等，这些大型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和斜坡墓道，平面为“甲”字形或“中”字形，以“甲”字形为多，墓口呈多层阶梯内收，墓室方形或长方形，椁室被分隔为多个室（箱），椁室外多用膏泥、木炭填塞。

二、大型墓葬举例

（一）曾侯乙墓

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的大型岩坑木椁墓⁽⁸⁾，墓室为长方形和方形组合的四室空间，墓口最长21米，最宽16.5米，面积220平方米，墓深11米，墓室四周及椁顶用12万公斤木炭及大量青膏泥填塞，填土夯实，上盖石板。椁室以枋木排叠而成，分为东、西、北、中四室。共发现彩绘漆木棺22具。东室为主室，有墓主人的双重套棺1具，陪葬棺8具，素面无漆狗棺1具，另有青铜兵器、乐器、车马器、漆木器、金器、玉器等。西室有陪葬棺13具，中室以礼乐器为主，有九鼎八簋和编钟、编磬各1套，北室有兵器、车马器和竹简等（图2-1）。

该墓共出土礼、乐、兵、金、玉、漆木、竹器和简15404件，其中礼器140多件，乐器125件，兵器4500多件，漆器5000多件。

中室的青铜编钟是该墓最重要的发现，编钟由65件组成，有镈钟1件、甬钟45件、纽钟19件，依大小、音高编成八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每层有铜人承托。该墓出土的乐器还有笙、排箫、竹笛、琴、瑟、编磬、鼓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俱全（图2-2）。

许多器物运用了浮雕、透雕、镂孔、错嵌技艺，纹饰华美，工艺高超，出土的尊盘可能是运用失蜡法工艺铸造的，而金盏重2156克，纯度为85％～93％，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先秦金容器。

出土铜器的铭文中多处有“曾侯乙”字样，如一件大镬鼎的内壁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镈钟上的31字铭文记述了楚惠王五十六年楚王熊章为曾侯乙作宗彝一事。墓主为曾国国君乙，下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死时45岁左右，陪葬的21个个体为13～25岁的女性青少年。

1999年，在曾侯乙墓之西约12米处发现一排5个方形浅岩坑，K1出土器物470件，其中有铅锡残块2件和陶片1件，其余467件皆为非容器类青铜器件，有套筒类构件287件，环钩搭扣类构件147件，铲类32件。除盖弓帽、带钩、铲、等器形明确的器物，大多与实用的帐钩有关。另外四座坑，除K5未见遗物，多置放成排的盛放食物的陶器⁽⁹⁾。它们都是曾侯乙墓的陪葬坑。

（二）九女台燕国大墓

燕国的大型墓葬主要分布在燕下都及其周围地区。河北易县燕下都是燕国在战国中晚期的都城，于东城的西北角“虚粮冢”“九女台”、西城中部的“辛庄头”三个墓区有大小不等的土冢。东城两个墓区是燕国王室墓地所在。1964年发掘的燕下都九女台M16是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的燕国墓。

九女台M16地面上有略呈长方形的夯筑封土冢，封土南北长38.5米、东西宽32米，高7.6米。有南北两出墓道，墓道和墓室的上部均夯筑在地表以上，墓口长10.4米、宽7.7米，深7.6米，上部墓壁经火烧烤，墓室下部有白灰掺蚌壳筑成的二层台，台宽1.2米，起到类似椁室承重墙的作用。墓葬被盗，出土礼器均为陶质，器物组合以鼎、豆、壶、盘、匜为主，有盖列鼎9件，无耳有匕小圆鼎（鬲）两套各7件，无盖大鼎（镬鼎）2件，方鼎（羞鼎）4件，各式豆26件，壶11件，簋12件，以及盘、匜、尊、罐等。陶器半数以上施朱绘纹饰。出土陶质乐器编钟、镈共35件，可分为三套，另有一套石编磬15件。1977年于北墓道东侧又发掘了车马坑⁽¹⁰⁾。该墓虽因被盗未出土青铜器，但陶器组合一样显示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是一座九鼎大墓。原报告定时代为战国早期⁽¹¹⁾，但燕下都是战国中期燕昭王所迁的都城所在，与该都城相关的燕国王陵和贵族大墓的时代应不会早于战国中期。

（三）中山王墓

中山国的陵墓分布于国都灵寿城址内外，共发现6座，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已发掘的M1、M6上部都有享堂建筑基址。M1享堂基址经研究复原为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¹²⁾。两墓都是带两出墓道的“中”字形墓，石砌椁室。

一号墓是中山王墓⁽¹³⁾，其东、北、西三面共有6座陪葬墓，封土南面有夯筑平台，下埋有车马坑2座，杂殉坑和葬船坑各1座。墓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图2-3）。根据墓底的棺椁铜饰判断，M1有四重套棺，椁室两侧另设藏器坑（库），东侧2个，西侧1个。西库出铜礼器9鼎、4簠及鬲、豆、壶，陶礼器5鼎及豆、壶、盘、匜等，乐器有编钟14件、编磬13件。东库出铜礼器5鼎及壶、盘、匜等。东、西两库各出土一对共4只错金银双翼神兽（图2-4，4）。车马坑出土了特别器形制的“山”字形器（三叉形）5件（图2-4，5），均高1.19米，器物下部有銎，銎内存木质，应是置于木杆顶端的仪仗性铜器，在中山国可能象征王权。M1出土器物连同已发掘的M6和陪葬墓所出器物共同构成了富于特征的中山王器群。

根据M1所出铜鼎、铜壶的铭文，可知该墓墓主为中山王，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10年前后。中山王鼎（铁足）、方壶（图2-4，1、2）和同出的胤嗣圆壶合称“中山三器”。中山三器都有很长的铭文，其中鼎铭469字，为迄今战国最长铭文，记述了燕王哙宠信相国子之禅让而酿成内乱以及中山国参与伐燕的史事。中山王方壶铭文450字，中山胤嗣圆壶铭文182字，都为研究该墓墓主、年代和中山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号墓出土的十五连盏（枝）灯和六号墓出土的银首人俑灯都是制作精巧的艺术珍品。十五连盏灯高84.5厘米，形似大树，树干分枝承托14个灯盘，树顶端1个灯盘。灯分三层，最下层为灯座，表现树下两个裸体男子仰面抛物挑逗灯树上的猴，与树上众猴单臂攀灯枝伸出一臂向下乞食相呼应。中上层也有猿猴任性戏耍，或仰头探望，或侧耳聆听；树上小鸟啼鸣，游蛇环绕灯柱蜿蜒而上。“灯树”把人物、动物自然地组织在一起，使灯具既是有效的实用照明器具，又是精巧而颇具浪漫色彩的艺术珍品（图2-4，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山王墓椁室内出土的兆域图铜版，使我们对战国时期的王陵制度有了较多的了解，是该墓的重要收获之一。铜版为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上用金、银镶嵌出陵园的平面图。中宫垣里为内宫垣，内宫垣内为“凸”字形土台，台上有5座堂，中间为王堂，两侧为王后堂和哀后堂，后堂外侧为夫人堂。一排堂的后面内垣墙外有4宫，各有门通向垣内。堂的前面有三行诏令铭文：“王命赒为兆法阔狭少（小）大之制，又（有）事者官图之，建（进）退违法者死亡（无）赦，不行王命者殃连子孙。丌（其）一从，丌一藏府。”夫人堂和王后堂外侧的堂内有字曰：“方百五十尺，其椑棺、中棺视哀后，其题凑长三尺。”王堂和后堂都是“方二百尺”，夫人堂“方百五十尺”。各建筑之间都标有间距尺寸，王堂与后堂“两堂间百尺”，后堂与夫人堂“两堂间八十尺”（图2-5）。

从实地考察测量看，M1和尚未发掘的M2相当于图上的王堂和哀后堂，也与王堂方二百尺相当。也就是说，兆域图就是当时墓地的实际规划。但按铜版标示的范围看，并未发现建筑遗迹，也可能中山王王陵的陵园尚未建造完工。

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又称“兆法图”或“兆窆图”，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收获，对中国陵寝发展史乃至建筑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现有资料表明，这种形制的国君陵墓至迟在战国中晚期的三晋两周地区已成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