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要的城址

战国时期，城市迅速兴起，《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齐国“地方二千余里，百二十城，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河南境内发现的战国城邑（包括军事性城堡）在150座以上。城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前代有了大的发展。目前经考古发掘或调查的战国都城和重要城邑40余座，有的是沿用春秋故城，如河南洛阳东周王城，新郑郑、韩故城，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山西夏县魏都安邑故城，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有的为战国新建，如河北邯郸赵国都城、易县燕下都、平山中山国灵寿城、陕西秦都咸阳、湖南湘西里耶古城等。当时的城市在选址、布局和城建技术等方面都突出了军事设防的战略考虑。

一、莒国故城

莒为鲁东南东夷古国，是西周至战国初期东部地区较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莒国于周初立国，曾都介根（汉称“计斤”，即今江苏赣榆塔山镇，一说为山东胶州市南关街道办事处城子村），春秋初迁都莒。周考王十年（公元前431年）为楚所灭，《史记·楚世家》载：“简王元年，北伐灭莒。”（蒙文通《越史丛考》则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43年，莒先灭于齐）由于远离楚地，无法长期占据，莒地最终成为齐的疆土，莒城也成为战国时期齐国的重要附庸城。莒城作为都城的时间300余年，在当时列国都城中布局结构最为规整，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军事城池。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秦、魏、韩、赵五国联军伐齐，据《战国策·齐策六》载：“燕攻齐，取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莒城历史上这里也曾发生过许多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并常常成为他国之君或贵族理想的避难之所。后来，莒城在汉代又为城阳国之都。

虽然莒城作为战国莒都城的时间不过数十年，鉴于其选址和平面布局极具典型意义，在此特别予以介绍。

莒故城位于山东莒县城区及四郊，东临沭河（沭水），西依柳青河⁽¹⁾，沭河南、北段皆向西弯折，两河对城址大有环抱之势。城分外郭城和内城（王城或宫城）两部分，外郭环绕内城，两城平面皆近方形，形成较规整的回字形布局。外郭城南北5.5公里、东西4.5公里，周长19公里，面积为24.75平方公里，除西北角呈抹角，四面城墙东西南北均为平直走向。内城位于郭城中部偏南，南北2公里、东西1.5公里。城门大多无法确定。内城全部为今县城占压，残存南、北两段夯土城墙，夯筑精良。南墙残存的一段长700米，高8～9米，底最宽处40米。残存南墙的中段有一处大的缺口，疑为内城南门。内城四周尚存环绕一圈、比原城壕窄得多的护城河。外城仅存西北角一段，长200余米，高3米。20世纪90年代，在内城南垣外、护城河北岸出土了大量坩埚、齐明刀范、窑炉、铜渣等，应是一处钱币铸造遗址（图1-1）。

莒国故城在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莒城选址于两河之间较为平坦的地方，内城垣外有城壕。城外向东、向西各约10公里分别有五里崮、浮来山，是两山、两水之间的一座城池。

第二，区分王城（内城）和郭城，且王城居中。《吕氏春秋·慎势篇》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在列国都城中，莒城的布局是最为规整的，只有外城西北角呈抹角，其他地方的城垣走向都十分平直。从布局形式上说，莒城是东周都城的一个范例。

第三，莒国都城面积达24.75平方公里，在列国都城中仅次于燕国都城下都。东周列国都城多在10平方公里以上，规模大都超过了东周王城，莒城面积甚至是东周王城的2.6倍。除了一些小国，列国中只有鲁国都城（面积为8.5平方公里）小于周王城，比较遵守周礼的约定。

二、齐国都城临淄

齐自太公立国，始都薄姑，至第七代国君献公迁都临淄，直到公元前221年亡国，临淄作为齐国都城达630多年，是齐国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战国策·齐策》说“临淄之中七万户”，并非夸诞之辞。

临淄齐国故城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辛店镇以北7.5公里，因东临淄河而得名。对临淄城的调查发掘始于1958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齐故城范围内进行普探和试掘，明晰了临淄故城的布局和城内堆积情况⁽²⁾。

故城东、西墙外分别有淄河、系水（今称泥河）为天然屏障，在不临河的南北两面有13～25米宽的城壕，与系水相接，灌注成为护城河。城址呈南北向不规则长方形，城墙随地形起伏而多处拐折，现地面以上仍可见断续的残垣，有的地方高达5米，夯筑痕迹清晰可辨，基宽28～43米，主要是战国时代的。

齐国故城有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小城在大城西南，其东北部嵌入大城西南隅。小城南北长2.2公里，东西近1.4公里，面积约3平方公里，为齐国国君宫殿区所在，又称宫城。宫城共发现5座城门，南门2座，其余三面各1座。城垣外有护城壕。从大小城城墙相接处的解剖看，大城城墙夹在小城城墙之中，说明小城的建造年代晚于大城，先建郭城，后建宫城。大城南北长4.5公里，东西4公里，为官吏、平民、商人等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又叫郭城。两城周长共21.5公里，总面积20多平方公里（图1-2）。

大城已探出城门6座，东、西城门各1座，南、北各2座。连同宫城，共探出城门11座。文献记载齐城13门，估计尚有两门已为淄水冲啮。西墙南首门稷门附近是著名的稷下学宫所在地。大城东门外的雪宫台是齐王议事、会客和游乐的地方。与11座城门对应，城内发现了10条主干街道，其中宫城内3条，郭城内7条。街道最宽者20米，最窄者4～6米，把齐城分为棋盘状格局的十多个区域，内中规划商业区、手工业区和居民的里、社等。

宫城内发现多处高大的夯土台基，最突出的是宫城西北的覆斗形的“桓公台”，台基南北长86米、东西宽70米，现高14米，共分三层，是全城的制高点，应为齐君的主要宫殿基址。台基周围东、西、北三面150米开外有沟道围绕，可能是附属于宫殿建筑的排水系统。桓公台周围还有许多夯土基址，东北的一处台基俗称“金銮殿”，出土砖、瓦当等具有齐国特色的建筑材料。宫城西南有遄台，又名歇马台或戏马台，台高5米，长60多米，宽50多米，相传为田忌与齐威王赛马之所。城西北有梧台，文献记载，齐王曾在此宴请楚国使者。

城内有统筹安排的排水沟道和排水口。小城排水沟渠深3米，长700米，宽20米，通过西墙下的排水涵洞注入系水。郭城有两条主渠道组成的排水系统分别注入系水和淄河。郭城西北角的排水口用大石交错垒砌，形成上下排列三层涵洞，每层5个方形水口，能排水而无法进人，有防御上的考虑。这些都是在筑城时事先规划布置的。

城内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有冶铁遗址6处、炼铜遗址2处、铸钱遗址2处，其中宫城内2处冶铁遗址、1处炼铜遗址、1处铸钱遗址。在大城东北部还探出制骨作坊遗址4处，发现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等。

大城内发现两处春秋时期的齐国贵族墓地。大城内东北角今河崖头村一带的春秋齐国贵族墓地探出大、中型墓30多座，其中5号墓是一座“甲”字形石椁大墓，被盗。周围东、西、北三面有相连的殉马坑，发掘北面54米长的一段，出土马骨架145具，西南端30米长的一段出土83具。另一处在大城南部的刘家寨、韶院村一带。战国时代，临淄城的墓葬多位于城南10公里的牛山一带。在故城周围，分布大大小小的古墓数百座，其中不乏王公贵族大墓，至今有高如山丘的封土堆，故城东南有著名的郞家庄大墓。

一直到汉代，临淄仍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有着最为发达的手工业，如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规模和产品质量闻名全国。

三、新郑郑、韩故城

新郑原为郑国都城，韩哀侯二年（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把都城从阳翟迁到了新郑，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重建。公元前230年，秦灭韩。郑、韩故城先后为春秋郑国和战国时韩国的都城共539年，是当时列国中著名的大都市之一。

郑韩故城在今郑州新郑市区，位于黄水河（古溱水）、双洎河（古洧水）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依地势而筑，平面呈不规则三角形，有点像牛角。城东西长5000米、南北长4500米左右，周长20公里，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战国时期新筑一道南北向夯土隔墙，分城为东、西两城，东城大，西城小。东城北墙长1800米，东墙长5100米，南墙长2900米，隔墙（西墙）长4300米。西城北墙长2400米，保存较好，残高15～18米，西、南两面多被双洎河冲毁。西城北墙中部、东城东墙北段和靠近隔墙处各发现一座城门，隔墙上发现两处城门缺口。2017年，东城北墙与隔墙相交处的城门道一侧发现宽14米的水渠通向城外，并发现城门外一段战国时期的瓮城城墙。这里可能是文献记载的郑国渠门所在。《左传·桓公十四年》记载：“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瓮城外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环城道路和城壕。

宫殿区在西城北部中间。北部有密集的夯土基址，有的基址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基址区南部正中是韩国人重建的宫城。宫城面积40多万平方米，东西两侧有宫墙，墙外有壕沟，城内有大小夯土建筑基址50多处。西城中部为宗庙遗址，东西500米、南北320米，四周有夯土墙环绕。西城西北部尚有一处地面高台夯土建筑遗存，台基为长方形，南北135米、东西80米，高8米，俗称“梳妆台”，台上曾发现陶井圈、水井和排水管道。西城东部一带清理出多座夯土基址，可能是韩国官署区⁽³⁾。

东城是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分布区，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作坊遗址。西城内东南和东城内西南发现一处大型春秋贵族墓地，面积至少25万平方米，墓葬分布密集，仅钻探1/3即查明墓葬800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7座，其中边长6米以上的大型墓近180座，也不乏15米以上的特大型墓。估计该墓地墓葬总数当在2000座以上，是包含多位国君的郑国公族墓地。战国时期的墓地在城外烈江坡、大周庄、胡庄、李家、马家等处（图1-3）。

四、赵国都城邯郸

赵国原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自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从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邯郸，直至赵王迁八年（公元前228年）秦破邯郸，赵国以邯郸为都凡150余年。

邯郸故城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区及其外围，有沁河、渚河流经。全城分宫城（赵王城）和郭城（大北城），总面积19平方公里。

赵王城位于现邯郸市西南，距市区4公里，由三个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布局，今地面上仍可见大部分城垣遗迹，城垣底宽15.1米，残高5～7米，是战国都城中保存最好的城址之一（图1-4）⁽⁴⁾。

西城南垣外侧北距城垣约17～19米处发现城壕，城壕口部宽10米，底宽2.4米，深3.8米，断面大致呈倒梯形。西城南垣以南约1000米处的郑家岗附近发现与南垣基本平行的东西走向的三条外围壕沟，三条壕沟相互平行，间距10米，探明的长度约1100余米。外围壕口宽3～4.9米，底宽0.45～0.7米，深2.2～2.6米，与城壕结构基本相同。外围壕沟东连渚河，向西可能与西面不远处的滏阳河相连。城壕、外围壕和河流一起，构成了赵王城规模宏大的防御系统⁽⁵⁾。

城垣主体建于基座之上，城垣墙体内侧从下向上每间隔1.5～2米向内收缩成斜坡状阶面，呈3～4级台阶状内收至顶。阶面上原用板瓦、筒瓦相配铺设成瓦面顶，并相隔一段距离铺一条由簸箕状陶水槽排成的排水槽道。墙垣内外地面还有卵石铺设的散水。西城东南角一带的墙体内侧还另建有贴附在主体墙上的附加墙，以起加固作用，附加墙顶面铺设瓦顶，与主体墙内侧的瓦顶连为一体。铺瓦、排水槽、散水构成城垣的防雨排水系统。

发现城门遗址11处，西城8个，东城3个。西城中部偏南处有近正方形的夯土台基——龙台，实测高16.3米，为大型宫殿所在。北半部还有5个夯土台基，最大的两个与龙台在南北中轴线上。所有台基及其周围均发现大量瓦当、瓦片。城内还发现古道路8段。

郭城俗称“大北城”，位于今邯郸市区，呈南北向不规则长方形，是一座深埋的“地下古城”。城西北角插箭岭、梳妆楼等台基高出地面，与城墙相连，地表下发现夯土基址。其余均在现地表以下1～10米。城内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冶铁、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多处。该城为西汉时期赵国所沿用，至东汉逐渐废弃。汉代由于某种原因或形势需要，在大北城东半部筑新城作为赵国都城的中心，其东半部延伸至战国东垣外，呈南北向长方形（图中细虚线所示），面积不及战国郭城的一半。

城西北4公里一带分布赵国贵族墓，西北15公里的丘陵地带发现五组赵王陵。

五、魏都安邑故城

公元前562年，魏绛城安邑，至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魏以安邑为都达200年之久。安邑故城位于山西运城市夏县西北约7公里的禹王村青龙河畔，传说夏禹曾在这里居住，故又称禹王城或夏王城。至秦汉时为安邑县、河东郡治所。

故城由大城、中城、小城三部分组成。大城平面略呈梯形，北、西、南三面城墙保存较好，现高1～4米。北墙2100米，西墙4980米，南墙3565米，周长15.5公里，面积13平方公里（图1-5）⁽⁶⁾。

中城偏于大城西南角，利用了大城西城墙的南段、南城墙的西段作为西城墙和南城墙，平面略呈方形，周长约6.5公里，面积6平方公里。城内发现汉代文化层和遗物，也出土战国时代的遗物。中城可能是秦汉时河东郡治所。

小城居中，长方形，城墙保存较好，周长约3公里，面积只有0.754平方公里，可能为宫城，但未发现宫殿基址。城内地势西高东低，城址比周围地面高出1～4米，远视形如土台。小城东南角有方形的夯土高台——禹王台（俗称青台），台边宽70米左右，高8米，发现战国到宋元时期的遗物、琉璃瓦等。小城中的文化层堆积较厚，多为战国至汉代遗物，在一处汉代铸铁遗址中出土了带有“东三”“安亭”铭文的器物⁽⁷⁾。

六、易县燕下都

春秋时期，燕襄公（公元前657～公元前618年）由临易迁都蓟，“以蓟为国”，至公元前226年秦取蓟止，后世称蓟为燕上都。燕昭王时（公元前311～公元前279年），又营建武阳为下都，至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后废弃。战国晚期，燕国可能是两都制。

燕下都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太行山麓距山不远的隘口要冲地带，处于北易水、中易水之间。古城总体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8公里，南北4～6公里，总面积30余平方公里，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墙最宽处约40米，采用穿棍、穿绳、夹板夯筑法夯筑，城垣断面可见清晰的棍眼、绳眼。

城分面积相近的东、西两部分。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并自成一个完整的城堡，东西两垣外有人工河道作为城壕，中部偏北有东西横墙相隔，北部西墙外古河道向东引入东城，进城不远即分为南北两支小河道，南河道在隔墙以南，向东通往东城壕，北河道向北至北墙附近，沿墙向东至张公台一带。东城西北被中易水冲毁。在古河道南支以北、隔墙两侧分布着许多夯土基址，重要和大型建筑主要在隔墙以北，东城的东北部是宫殿区所在，有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三处宫殿建筑遗址，北墙以北还有老姆台基址。西北的虚粮冢、九女台是战国中晚期的两处墓地，虚粮冢有墓葬13座，九女台10座，墓葬整齐排列，多为大型墓。根据1964年发掘的九女台16号墓的情况，可以确定东城两个墓区是燕国王室墓地所在。东城的营建时代在战国中期，即燕昭王时期。

西城南、北、西三面有墙，东依古河道与东城相隔。城墙保存较好，有的地方高达6.8米。西城北墙中部向外突出一块，习称斗城（西斗城）。城内堆积极少，仅在西墙中部发现一座城门和与其相连的道路。城中部的辛庄头发现战国晚期墓葬8座。该城的营建晚于东城，可能是战国末年增筑的一个附郭（图1-6）⁽⁸⁾。

七、楚国纪南城

纪南城位于湖北江陵县城（今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北5公里处，因在纪山之南，习称纪南城，为楚国郢都之一，始筑于春秋晚期以后，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取安陆、拔郢，楚顷王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纪南城之名始见于《左传·桓公二年》西晋杜预注：“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

纪南城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约4500米，南北约3500米，周长15.5公里，面积16平方公里。夯土城墙大部残高3.9～7.6米，底宽30～40米，顶宽10～14米。城外有城壕遗迹环绕，壕宽40～100米。四面城墙各有城门2座，其中北墙东门、东墙北门和南墙西门为水门。西墙北门和南水门发现三门道，其余为一门道。纪南城是迄今最早使用一门三道的城址。三门道水门用4排木桩构筑而成，中门洞比侧门洞宽1倍。城内探明4条古河道，通过水门与护城河相通。朱河、新桥河、龙桥河三条河道将城区分为四区：东北纪城区、东南松柏区、西北徐岗区和西南新桥区（图1-7）⁽⁹⁾。

城内探明夯基100多处，其中东南部松柏区最为密集，有61个夯土台基，为宫城区。宫城四周有断续的宫墙墙基，墙外有城壕。宫城区的范围南北长906米、东西宽802米，面积为72.6万平方米。北宫墙上的两个缺口疑为宫门。宫墙内有宽7～18米、深约1.6米的环形界沟将宫城分隔为中间宫殿区和外围的护卫区。界沟围成的长方形区域基本位于宫城区中心，南北长565～575米，东西宽463～525米，面积约27万平方米。界沟东、西、南三面各有两个缺口，北面一大缺口，可能与宫门对应。宫城内台基分布有序，43号台基最大，长宽都在100米以上，其前30号台基系战国前期的宫殿基址，有成排的柱洞、隔墙、散水等。宫城内未见手工业作坊遗址。

大城东北、西南部为手工业区，发现制陶、铸造遗迹。西北为居民区，发现较为密集的房址、水井等。龙桥河两侧及城内其他地方共发现水井400多眼，仅龙桥河西段长1000米、宽60米范围内发现水井256眼，有少量竹、木圈井，多数为土井。

城内发现三处墓地，陕家湾和东岳庙两处为春秋中晚期楚墓，东南凤凰山一带是秦汉墓地，发现秦汉以来的墓葬180余座。大量的楚墓多分布于城址之外5公里左右，在周围三四十公里范围内也有密集的楚墓，已经发掘的如九店楚墓597座、雨台山楚墓558座。天星观一号墓为战国中晚期封君大墓。

八、秦国故都遗址

秦人自西垂立国到建都咸阳，曾八迁其都，其中自春秋中期到秦亡，四迁其都，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到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都雍城，献公二年至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都栎阳，孝公十二年至秦亡都咸阳。

（一）秦都雍城

秦雍城地处关中盆地西部，城址位于陕西宝鸡凤翔县城南郊雍水河和纸坊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雍城是秦国壮大和发展的重要据点。据《史记·秦本纪》，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至秦献公“城栎阳”，秦以雍为都的时间长达294年，雍城也是在200多年中不断增筑和完善起来的，直到秦统一以后，雍城一直是秦的重要据点，许多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城址南面是雍水河，东面是纸坊河，平面呈不规则的梯形。南垣沿雍水河而建，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西垣保存较好，发现城门遗址3处，门道宽8～10米，与城内3条东西向道路相连，墙外有宽12～25米的城壕。东墙紧靠纸坊河，顺河呈东南西北走向。北垣大部为今县城所占压（图1-8）。雍城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经历了由小到大、由东南向中部再向西北的发展过程⁽¹⁰⁾。

城内发现不同时期的宫殿、宗庙、市场、道路、窖藏及手工业作坊遗迹。宫殿基址主要分布于城中部以北的主干道附近，居民区集中于南部⁽¹¹⁾。

中部偏西的姚家岗宫殿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白起河由其西北向东南绕过，发现夯土台基、残墙、窖藏、铜质建筑构件及瓦当、瓦片等。遗址区南部发现密集的祭祀坑，出土牛、羊骨骼及玉璧、玉璜、玉圭等。该处遗址可能与大郑宫有关。

姚家岗西部发现围墙环绕的方形窖穴，东西长10米，南北宽11.4米，窖底东西6.4米，南北7.35米。窖穴四周为回廊，西回廊正中有通道和东西平行的五道槽门，第二道槽门以西的通道底部铺设有一条与白起河相通的水道。根据其构造特征判断，应是储冰的凌阴建筑⁽¹²⁾。

中部偏西是马家庄春秋建筑基址，其中一号基址是一处宗庙遗址，坐北朝南，四周有围墙，院内主体建筑有北部正中的祖庙、东侧昭庙、西侧穆庙和南部门塾，中间为以上建筑环绕的中庭。中庭和祖庙夹室中发现祭祀坑181个，有羊坑、人坑、人羊坑、牛羊坑和车坑。建筑废弃于春秋末至战国初⁽¹³⁾。

姚家岗宫殿遗址以东约600米是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三号建筑四周有围墙，由南至北共五进院落，总体呈“凸”字形，南北326.5米，北端最宽，为86米，南端宽59.5米。院落间有隔墙，隔墙正中有门道，五门五院。第一进院落正前方有类似影壁的夯土墙，第二进院中部偏北有左右两座建筑基址，第三进院中心有一大型建筑基址，第五进院落面积最大，院正中偏北及其前方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建筑基址，三座建筑呈“品”字形布局。三号建筑的使用时间为春秋到战国，可能为秦公宫寝所在。

城内北部的铁丰村和西北部的豆腐村发现战国时期的窑场和制陶作坊遗址。城北部翟家寺附近发现长方形的市场遗址，市场南北160米，东西180米，夯土围墙，四面中部开门。围墙内是露天市场，出土秦半两钱和带有“咸阳里”等印文的陶器残片。城南郊是秦公陵园，秦公陵园与雍城之间的雍水南岸分布大量小型墓葬，时代为春秋战国到秦统一。

（二）秦都栎阳

栎阳城在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街道武家屯、关庄村、联党村（旧南丁村）一带，春秋时期原是秦国的一个城邑，为了同东方的魏国争战，秦献公二年在栎邑基础上修筑栎阳城，并从雍城迁都栎阳。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秦以栎阳为都的时间只有三十多年，但栎阳城作为秦入都咸阳和汉入都长安的过渡性都城，其地位和意义都值得重视。

栎阳城地处“东通三晋”的要冲之地，有大川河流经古城北部和东部。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栎阳城遗址进行勘探、发掘，探出南墙和西墙。并在局部地段发现北墙，确定栎阳城东西长2500米，估计南北宽1600米左右，墙宽6～8米，探出三个城门和城内东西横贯全城的3条干路和6条主要南北向道路，发现、发掘秦汉建筑基址十多处，多数遗存的时代为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城墙为平地起夯，不挖基槽，版筑疏松，缺乏统筹，建筑明显具有临时和过渡性都邑的特点⁽¹⁴⁾。

2013～2016年新启动的栎阳城考古工作确定栎阳有三座古城。以前发现的编为一号城址，重新确定其南北约2430米，东西约1900米。二号城的时代可能在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后，约于新莽时废弃，三号古城内发现多座大型建筑基址，有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出土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陶器上有“栎阳”“宫”等刻划文字和大量的“栎市”陶文。综合分析，三号古城的年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应是战国秦都、汉初沿用的栎阳城，亦曾作为项羽分封的塞王司马欣的都城。城址的具体范围尚在调查之中⁽¹⁵⁾。

（三）秦都咸阳

秦都咸阳在今咸阳巿东北，因位于九嵕山南、渭水之北而得名。城址位于当时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上，在距今咸阳市约15公里的窑店镇一带。由于至今未发现城墙和相关的道路遗迹，对于城的大小和总体布局情况不甚明了。关于咸阳城的地望和格局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咸阳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城遗址受到冲决，目前已看不到城址踪迹；另一种意见认为，咸阳城只有宫城而没有郭城，建筑设施整体呈散点式分布；还有一部分人依据秦始皇帝陵园的布局并分析文献认为，咸阳城有宫城也有郭城。咸阳有无外郭城的问题有待继续讨论，但关于咸阳城内宫城和宫殿基址的考古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秦孝公自栎阳迁都咸阳，大举营造宫室。秦始皇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每破诸侯，即将其宫殿仿造于咸阳北原，用以显示自己的功绩。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这些都在秦咸阳城的范围内。

虽然咸阳未发现外郭城墙，但据遗迹发现情况，可以大致确定城址的范围，它西起今长陵车站附近，东至柏家咀村，北自成国渠故道，南到西安市草滩农场附近（秦代渭河北岸），东西7200米，南北6700米，面积约48.2平方公里（图1-9）⁽¹⁶⁾。在此范围内发现大、中型建筑基址30多处，以及排水道、水井、陶窑、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大量灰坑，主要遗迹集中于窑店镇以北的原上和原坡。咸阳城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是厘清了咸阳宫的范围和布局情况。

1．咸阳宫

咸阳宫是咸阳城内最重要的宫殿，战国末期，秦王嬴政“见燕使者（轲）咸阳宫”，统一后，“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¹⁷⁾。今渭水北岸窑店镇牛羊村北原上发掘的第一、二、三号宫殿建筑基址，均发现高大的阶梯式夯土台基，即咸阳宫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咸阳宫城遗址⁽¹⁸⁾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牛羊村北，在咸阳城址的北部阶地上，西北距咸阳市13公里。现在已经探明，聂家沟以东、姬家道沟以西的七处大型高台建筑遗址，应为当时主体宫殿和官署群的基址，其中西北部建筑最为密集，有四处基址。目前已发掘一至四号宫殿基址，五至七号也做过探查。遗址周围有晚期墙垣遗迹。围墙呈东西向长方形，北墙长843米，南墙长902米，西墙长576米，东墙长426米，面积42万平方米，南、西墙各发现门址1座，西墙和北墙内外均钻探发现有与墙体方向一致的城壕（图1-10）。围墙外还发现20余处建筑基址。

一号宫殿基址位于牛羊村和姬家道沟之间的原边上，对称坐落在当时就有的一条南北向谷道（今名“牛羊沟”）的东西两侧。西部保存较好，东部保存较差。遗址总平面呈“凹”字形（单侧为L形），东西总长177米，南北宽45米，中间凹进的部分宽20米。西部台基底部东西长60米，发掘前高出地面6米，是多层夯土高台建筑的基础（图1-11）。

夯土高台的顶部中心位置为主体建筑殿堂F1，平面近方形，东西13.4米，南北12米，南北各辟二门，东辟一门。四面有厚2米以上的夯土或土坯墙，墙内嵌入方形壁柱，柱下有天然砾石作为础石，中心埋一边长1.4米左右的柱础，上可立直径为64厘米的中心柱（都柱）。壁、壁柱共同承担上部屋顶的重量。室内地面平整、光滑、坚硬，涂朱。

主室东西两侧有较小的室作为主室的辅翼。殿堂出东门有一过厅F2，过厅南有一居室F3。殿堂西为南北向坡道，出殿堂南门向西登上坡道可上达高于殿堂的西部平台，平台西侧有南北并列的居室F4、F5。

殿堂和F2～F5居住面以下3.94米的南、北、西三侧台面上有居室多间，仅存南、北两面。北面有F6、F7，南面自东而西为F8～F11。最东边的F8面阔6.9米、进深5.7米，素面方砖铺地，东北角设壁炉，炉高1.02米、宽1.2米，纵深1.1米，炉膛呈覆瓮形，以土坯砌筑，抹以草拌泥，表面涂朱。西北角有一窖穴，口径为0.97米，深13.8米。东南角有排水池（PS3），池东西3.2米，南北2.7米，深0.4～0.7米，池底铺瓦，底接陶漏斗，池南北壁架木三排，池下与地下排水系统连接，发现排水管道。F8可能是该宫殿中的“盥洗室”。高台底层有回廊建筑一周（图1-12）。

台基上下发现窖穴7个，有陶井圈壁和土壁两种，皆较深，底部均发现动物骨骼，有的窖底置陶盆。这些窖穴应与储存食品有关。另外还发现排水池4个，F8内1个，台基上部西北与东部各1个，台基下部的西南1个。

一号基址台顶中部为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和不同用途的小宫室，底层有回廊环绕，共有12处房址。古建专家复原为东西对称的一组高台建筑，结构紧凑，高下错落有致，估计当时有跨跃谷道的飞阁相连⁽¹⁹⁾。

一号宫殿为宫室类建筑无疑，有的室出土壁画残片，当为宫嫔所居或官员的办事机构。从位置、规模和结构功能等方面来看，远非大朝正殿。

一号基址西北93米是二号高台宫殿建筑基址，殿址东西长127米，南北宽32.8～45.5米，面积7004平方米。台顶主体建筑（F4）平面呈方形，东西边长19.8米，南北19.5米，面积386平方米。台四周设回廊，有踏步通达地面。回廊和高台地面发现18处竖置陶管，陶管口径17～19厘米，长67～69厘米，内有木炭遗存。

一号殿基西南10米、二号殿址南73米为三号殿基。三号基址东西长123米，南北宽60米，主体建筑在台顶中央。台顶四周向下一层有台面，四面有房屋，室内地面涂朱，房屋之外有回廊，其外有散水。西侧回廊东西坎墙上残存的彩绘壁画是该建筑基址的重要发现之一。坎墙残高0.2～1.08米，上残留人物、车马、建筑、动物、植物、神怪、几何纹等彩绘图案。

宫殿建筑群遗址还发现大量筒瓦、板瓦、瓦当、铺地方砖、长方形空心砖、竹板等建材以及席等的痕迹。铺地方砖有方格纹、平行线纹、太阳纹、圆圈与云朵纹、菱形纹、回纹、绳纹、锯齿纹等。瓦片和陶器上印或刻有陶文681个，中有“咸阳”“咸阳亭”“里”等表示官营或民营作坊生产的文字。一号宫殿基址的窖穴中还出土了已经炭化的丝绸衣物。

咸阳宫建筑后来为项羽焚毁。

2．阿房宫

秦统一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在渭河之南的上林苑内营建新宫——阿房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前殿是未来朝宫的主体建筑，是皇帝的办公地点，朝宫建成前暂称为阿房宫。《秦始皇本纪》另载，发“隐宫刑徒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全部工程越秦亡犹未完工，故未正式命名。上述规模只是其营建蓝图，并未最终实现⁽²⁰⁾。

阿房宫前殿遗址位于渭河以南的咸阳原上，在今西安市未央区三里桥镇阿房村，与秦都咸阳城隔渭河相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组成阿房宫考古队，从2002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局部发掘，弄清了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范围：台基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最大高度为12米，面积达54万多平方米，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夯土基址中规模最大的。前殿北部边缘呈台阶式三层台面结构，阶宽1～2米，层高2～4米。台面应是为廊庑类建筑设计的。在前殿台基之南还发现一处铺瓦的屋顶遗迹，有筒瓦6行，板瓦5行。据出土瓦件等分析，该遗址始建于秦代，汉代作为上林苑的一部分继续使用。前殿遗址之上未发现建筑遗存，基址与汉代文化层之间未发现秦代建筑遗存堆积。前殿东、西、北三面有墙，现仅残存北面墙体，高出台面2米多。该次勘探确认，阿房宫前殿当时只构筑了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和三面墙体，台基之上的主体建筑并未营造，阿房宫是尚未完工的一处工程，也未发现火焚痕迹⁽²¹⁾。唐代杜牧《阿房宫赋》对阿房宫的详尽描述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所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纯属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实际上项氏所焚的应是咸阳宫。

阿房宫前殿遗址以西500米的“始皇上天台”遗址、东北2000米的“磁石门”遗址和西南1200米的“烽火台”遗址，均为战国中晚期的宫馆类建筑遗址，是秦渭南上林苑中的一部分建筑，其修建时间均早于阿房宫前殿，沿用至西汉，并不是秦阿房宫的附属建筑。

九、中山国灵寿故城

中山国是白狄的一支——鲜虞建立的国家，春秋晚期始称中山，处燕、赵之间，在太行山东麓。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居顾”，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占中山（史称“魏属中山”），公元前380年中山桓公击败魏国，复国后都灵寿。从桓公营灵寿开始，统治中山的共有桓、成、、、尚（胜）五位国君。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

灵寿故城位于河北平山县三汲乡，东距灵寿县城10公里，在滹沱河北岸台地上，东倚东陵山、牛山，南临滹沱河，西北为太行山，向东为华北大平原。灵寿城利用河沟之险依山而建，城垣往往建于沟侧的断崖之上，整个城顺地势、沟道修筑成不规则的桃形，四周不见明显的拐折。城东西宽4公里，南北最长为4.5公里，面积约18平方公里，城内由南北向隔墙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北垣保存较好，其余地方被河水冲毁或仅保存基部。东城北部有一座独立的小山丘——黄山，为中山灵寿城的最高点，与史籍“中山俗以山在邑中”的记述相合。东城北垣西端向外（北）凸出一段长约150米、宽70米的“城垛”形夯土高台，高台西侧为东城北门阙，显然具有防御功能。西城西垣和南垣也发现类似的城垛3处，西垣中段发现门址1处。

城内地势北高南低，人工建筑充分利用河沟、高地等自然地形布置。重要的建筑基址在东城，其中最北部黄山以东的3号夯土基址规模最大，残存南北200米、东西150米，发现夯土墙基、成排的“磉礅”、坚硬的圆形夯土柱础基、瓦砾堆积和成片的红烧土等，应是当时的宫殿建筑所在。3号基址正南1500余米的7号建筑群有三组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迹，应属官署类建筑。其北的8号基址与7号应为一个组群，两处基址被后来取土挖成的大沟隔开。8号东北的11号基址遭破坏严重，原规模要大于7号组群，也应是重要机构所在。

东城内西北部、黄山以南是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北边是制陶作坊区（4号），现存南北、东西各200余米，发现陶支座、陶拍和废陶器堆积，其中有大量烧结变形的罐、豆、盆、瓮等陶器残片，发现成片排列的陶窑遗址。其西南、东北两区地面的陶片分布情况表明，当时作坊内烧制生活用器和烧制瓦件分工明确。陶制作坊区以南的铸铜、铸铁作坊区（5号），南北960米、东西580米，发现密集的炼炉和铜渣、铁渣、鼓风管、陶范和铁铲、铁锛等，还发现一些“成白”刀的石范残片。

西城东部中间发现两处靠得很近的建筑遗址，总大小东西750米、南北450米左右，发现接连不断的夯土遗迹和大量瓦片、瓦当、空心砖残片和陶盆、罐、豆、甑、碗等生活用器的残片。遗址中部自东向西有一宽11米的古道贯通，古道向西正对西城门。遗址以北不远即是手工业作坊区，判断其性质与市相关。

城内发现三处较大的居住遗址，分别位于东城内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南角（6号）、西城北部王陵区内（1号）和西城南部的西城墙东（2号）。

西城北部有一东西向隔墙（现仅存地下墙基）将西城分为南、北两部分，隔墙以北为王陵区，内有两座大墓和其所属的多座陪葬墓，北面大墓为桓公墓，南面700米处为成公墓（已发掘）。与城内王陵区相对，西墙之外是包括王陵在内的另一中山王陵区（图1-13）⁽²²⁾。

十、里耶古城

里耶古城位于湖南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是战国中晚期楚人为了加强湘西边陲防御所建的一座城，楚和秦都相继使用，秦统一后为洞庭郡所辖的迁陵县城。古城在秦末战乱中被毁弃，汉初重建。

城址位于酉水北岸，长方形，夯土城垣，城角略带弧形，城东部被酉水冲毁，北城墙在汉代经过增修。南、西、北三面有城壕环绕，从城壕的外缘计算，南北长210米，东西残宽103～107米，残存部分面积近2万平方米（图1-14）。城墙最早筑于战国中期，秦代继续使用，墙基宽26.5米，现高3.7米。墙外护城壕宽15米，深约6.5米。西汉早期在原城基础之上加筑城墙，墙基向外加宽，在城墙和护城壕之间拓有环城道路，城壕随之变窄。汉代疏浚护城壕，局部地段砌有高约1米的卵石护坡。

西城门位于西墙中部偏南，呈喇叭形，宽8.5～12米，门道路面以下是战国城墙的夯土，上为汉代城址废弃后的堆积，说明西城门是汉代开通战国城墙建成的。北城壕东端的两侧边坡上各发现两个大柱洞，直径为0.3～0.4米，年代为西汉，推测为吊桥遗迹。

城址中心部位是一条东西向大道（L1），自西城门向东与通往南城门的南北向大道（L2）直交，该道路宽约13米，高于两侧地面约半米。南门位置只是根据城壕中断情况和旱道走向推测，目前未发现相关遗址。

城内有作坊、房屋、水井等遗址多处。发现战国至秦代水井5口。一号井（J1）在F4中，有排列整齐的柱洞76个，没有墙基遗迹，应是一处干栏式木构井亭类建筑。房基中发现的一号井是一口木板嵌砌的水井，发现井台遗迹，井口为正方形，井深14.3米，内径2米左右，井内出土大量果核、动物骨骼、绳索、陶器等生活废弃物和工具、兵器等。该井使用于战国至秦，废弃于秦末。出土遗物中最多、最常见的是木屑和各种形制的木质材料，井中出土的3.7万余枚秦代简牍是里耶古城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简牍主要为官署档案，内容包括邮递、军备、算数、记事等，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代皆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朝时期。

古城的使用年代在战国中晚期至汉初，古城附近有多处战国、两汉时期的墓地和小型古城址⁽²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