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流通观与当代中国商品流通实践发展借鉴
——关于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再认识
杨守德
摘要：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视角科学地推演社会和历史发展，他将唯物史观作为经济问题分析的基本范式和方法论，形成了带有鲜明历史观特征的动态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流通理论作为其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范畴有其特殊性和广泛性，虽然在借鉴运用时会受到研究内容、方法、背景等因素的一定限制，但马克思流通理论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这使得其理论不会停滞在历史的某个阶段而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内贸流通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潜在趋势的基础上，尝试从经典马克思流通理论的视角对这些现象进行解读并提出发展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商品流通 经济史观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十大经济学家》开篇评述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时写道：“绝大多数人类智慧作品终究逃不过被遗忘的命运，只需短如茶余饭后的片刻或长如一代人的沧桑就永远过时了，然而有些作品虽然此刻黯淡，但一定会在未来某一时刻迎来复兴，以不同的形式带着文化遗产的辨识度重新绽放光辉，这样的作品才称得上‘伟大’，而‘伟大’一词毫无疑问是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历久弥新，正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分析论证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上升到了历史观的高度。马克思流通理论是其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对当前流通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说是带有鲜明历史观特征的动态发展理论
马克思在任《莱茵报》主编期间（1842—1843年）由于“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产生了“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一开始就以“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无产阶级事业的战士的身份”怀着“批判家的姿态学习政治经济学”。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付印出版标志着带有马克思个人鲜明特征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形成，他在1859年11月6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曾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称作是他共产主义的“理论依据”。这部经济学巨著为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奠定了科学论证的经济理论支撑，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将其推向了一个与哲学和社会学相融合的巅峰。即使是对马克思阶级矛盾分析持一定批判态度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提及马克思经济学说时也不由感叹“马克思经济史观毫无疑问到今天仍是社会学上一项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他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学一切部门和经济学结合成为一个单一而均匀的整体，这种构思是极伟大的，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说是带有鲜明历史观特征的动态发展理论。他将唯物史观作为经济问题分析的基本范式和方法论，并从经济学的视角科学地推演社会和历史发展。马克思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他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所组成的动态循环中研究经济事物间的关联和矛盾。马克思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是社会发展的经济原动力，社会会产生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宜的生产关系，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随之变革。正是因为这种历史观特性使得马克思经济学说获得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分析范式，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特性，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应称为“经济史观”。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塞利格曼（Edwon R. A. Seligman），他在190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史观》中将马克思称作是经济史观这一学说的开创者。他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世纪的有名的著作家罕有注意于历史的因果问题者”，英国学派“那些原理没有一点进化的思想，所以不能拿历史的眼光来解释社会”。而马克思认识到了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阐述了“生产关系怎样依靠着以前的经济而变迁”。他还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盈余价值和利润的经济学说，马克思哲学的结果就是经济史观”，并且马克思经济史观“不唯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并且是哲学的”。李大钊（1920）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也曾论述“唯物史观后来有四种名称”，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的“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Seligman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虽然这种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知过于偏狭，但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二、马克思流通观点是其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最早从货币流通问题入手关注流通理论研究，1850—1853年马克思在“通货原理派”和“银行理论派”争论的思潮影响下突破了对李嘉图货币流通数量理论的认知，在其学习札记《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对商品交换、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自己的货币流通观点。后来马克思又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资本流通过程进行了清晰阐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总资本流通原理。《资本论》第二卷的完成则标志着完整的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形成。
（一）马克思流通问题研究的内涵和范畴有其特殊性和广泛性
马克思最早提出关于流通的明确含义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与消费、分配、交换三者的一般关系时提出“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马克思指出交换包括四种形式：生产过程中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用于制造直接消费品的产品交换、企业家之间的交换、直接为了消费的产品交换。其中前三种交换形式组成生产，第四种交换形式虽独立于生产但却取决于生产，故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交换和流通“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马克思流通理论对于流通含义、职能和地位的界定是其区别于其他商贸流通理论的最鲜明特征。这种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角度所界定和研究的流通问题，是涵盖一切随物质资料交换活动并行发生的商品、货币、价值、使用价值流通的复合性、广泛性和一般性的流通概念。并且马克思还强调“流通过程和直接的生产物交换不同”，只有以货币为媒介的、连续的和扩大的商品交换才称得上是商品交换，商品和货币总有其一从流通界退出而另外一个替补进去。
（二）马克思流通观点服务于其对剩余价值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阐述
马克思依据流通客体的不同对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资本流通和社会总资本流通四种商品流通形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进一步根据流通客体的本质属性可以将马克思流通理论概括为商品消费交换流通理论和商品生产交换流通理论两大类。其中，商品消费交换流通理论包括普通商品流通理论和货币商品流通理论。马克思认为货币不是一种符号，而是从普通商品游离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流通媒介和工具、是“商品流通的车轮”。普通商品流通是商品卖买两种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而货币在这个过程中“不停地奔走”，货币流通可以看作是普通商品流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且这两种流通是“相互制约的”。商品生产交换流通理论，包括资本流通过程理论和社会总资本流通理论，其中资本流通过程理论为资本流通理论的基础，而社会总资本流通理论则是资本流通过程基本原理的具体应用和宏观延伸。
马克思流通观点服务于其对剩余价值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学说的阐述。商品生产交换流通理论是马克思流通理论论述的重点和精华，商品消费交换流通理论交代了一般商品流通的基本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作是商品生产交换流通理论的微观基础和一般性原理。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流通过程的考察分析了资产阶级如何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积累和转化为资本，并且将这种论述升华并扩大到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流通和积累问题的阐述。货币在流通中通过价值增值而转化为资本，而剩余价值并不是在流通领域中产生的，这是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与货币发生交换而进入流通环节，而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当资本流通和增值积累的这种规律上升到社会总资本，必然招致的结果是“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力量一同增长”，即相对人口过剩和贫富两极化问题的爆发，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了。
（三）马克思流通问题研究的逻辑和范式有其历史动态性和商品二重性
马克思对流通概念的界定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他所描述的流通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和商业运行当中的商品流通。只要是由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环节构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和循环没有变化，马克思研究范畴和逻辑就不会过时，并且随着循环而动态发展。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经济思想不过是不同时代经济现实、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反映，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势必要联系其历史性特征。此外，马克思对商品交换方式的演变进行了动态分析。偶然的物物交换与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生产物数量增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货币的诞生，于是直接的物物交换发展成了简单流通，又随着交换活动的总额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出现了把交换业务作为一种专门劳动的分工发展阶段，商业便产生了，商业资本也即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马克思将其经济史观的分析逻辑贯彻其中。
马克思在进行流通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处处都体现着商品二重性的分析范式。在这个范式下马克思认为交换是“商品以价值的资格互相对待”，而某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实现为一般价值才能与其他商品进行等价交换，马克思通过分析交换过程中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互实现的矛盾，论述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的必然性。并且马克思在分析货币资本化问题时，对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了价值增值破坏了等价交换这一现象展开了研究，揭示了货币与劳动力商品交换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了资本流通公式。马克思还从商品二重性的角度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根据使用价值的形态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类，相对应的生产部门则称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又根据价值形态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这种划分极好地解决了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方式和补偿的途径。
三、马克思流通理论运用的普遍性
从研究内容来看，对交换和消费、交换和分配作用关系的分析并不是马克思流通理论阐述的重点。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四个环节关系的阐述是以生产为核心的，他先后对生产与消费、交换、分配三对作用关系进行了考察。马克思认为从根本上“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而“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但马克思也简单补充道“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马克思流通决定于生产，其流通理论也服务于生产，而关于市场扩大后如何影响交换范围，进而生产的规模和细分如何随之变动并没有详细论述。特别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马克思学说所论述的流通的职能和地位与现实商业运行产生了不小的差距，从学者的观察结果来看马克思所说的“就其片面形式”反而成了普遍现象，其流通理论的说服力和应用性倍受挑战。此外，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作为资本流通理论的铺垫，商品运输、流通主体、流通组织、流通渠道、议价博弈等问题并没有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考察。
从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流通观点论述采用的是一种综合分析的方法，并不单纯以企业和产业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综合分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马克思学说对同一术语、现象和过程的阐述兼有经济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这种兼容和衔接有助于马克思学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推演社会进步，然后却使得学者们在吸收马克思流通理论思想时要在一定程度上先剥离掉关于社会学视角的论述。综合分析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流通研究对象的综合性。
从研究背景来看，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商品和资本流通的本质过程和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但论证所依据的流通实践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分工形式所限。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亲历者，生产力迅速提升带来的巨大变革使得马克思可以从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历史维度考察实物商品的流通问题，但他没有预见到百年之后数字软件、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电子读物等非实物商品的出现，而它们的运输时间和费用往往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伴随着电子商务的成熟发展所引发的“去中介化”思潮又在进一步削弱马克思流通时间理论和流通费用理论的指导作用。此外，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马克思对流通费用三种形式（纯粹流通费用、保管费用、运输费用）的划分显得过于简单，对流通费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界定的模糊地带也在不断扩大。
从分析范式来看，马克思流通理论研究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流通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普遍适用的根本原因。流通方式和规律，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蕴含着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研究准确地把握住了流通问题的历史动态性，并把它作为进一步开展逻辑分析的基础和参照。马克思研究流通问题从原始社会偶然的物物交换开始，他以历史的起点为逻辑的起点，以历史的进程为逻辑的进程，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流通和积累的一般规律。资产阶级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必然引致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资本流通方式和规律。马克思通过逻辑抽象得到的公式从“W—W”到“W—G—W”再到“G—W—G′”，清晰刻画了人类社会商品交换方式的动态发展历程。正是因为这种分析的统一性，马克思流通理论不会停滞在历史的某个阶段而是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
四、当前我国内贸流通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潜在趋势
（一）流通业正处在技术创新集中爆发期，零售业创新发展牵动流通业变革
当今世界正在从IT（Internet Technology）时代向DT（Data Technology）时代变迁，数据正在成为愈来愈重要的生产资料，数据挖掘和处理能力也正成为流通企业愈来愈关键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流通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信息技术对经营模式的改造升级。由互联网技术催生的网络零售等新型业态已经颠覆了传统的零售产业格局，网络零售与传统零售从竞争走向融合，传统业态边界模糊化，典型业态种类减少，空间上呈现分散发展态势。零售环节的技术变革进一步向批发环节和物流环节扩散，网络零售主导的对制造业、物流业和批发业“供给侧”的改造不断深化。网络零售引领的平价运动在消灭中间商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削弱了分销商和批发市场的商品流通地位，批发行业流通职能不断减弱，大量实体批发市场、渠道商或是倒闭或是涌入零售行业。与此同时物流业也进入技术创新的集中爆发期，AGV搬运、无人仓整体、RFID、智能快递柜等创新技术不断涌现。
（二）流通业正处在动力转换的过渡期，消费品质升级伴随消费潜力下沉
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转变。从消费群体看，“泛90后”和中产阶层渐成消费主力，这部分新兴消费群体具备一定社会地位和收入积累，处于买房、结婚、生育黄金时期，接受新事物快、消费观念超前，是新业态、新模式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扮演了我国消费主力军的角色。从消费目的和内容来看，品质、新兴、智能、绿色和服务消费比重增大。另一方面，随着一、二线城市发展逐渐接近承载上限，消费市场趋于饱和，城市疏解效应开始显现，就业岗位、品牌、渠道不断向三、四、五线城市转移，低线城市消费市场已经崛起，2016年我国低线城市的电商零售额首次赶超一、二线城市。此外，农村市场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显著，近五年我国乡村消费额增速均高于城市，农村市场已经成为扩大消费的新动能。2015年农村网购市场增速超过城市，各大电商纷纷加速农村市场战略布局。
（三）流通业正处在渠道重构的关键期，线上线下融合向全渠道模式发展
中国消费者已经从商品约束中彻底解脱出来，“哪里有商品就在哪里买”“有什么商品就买什么商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又在积极地摆脱零售的时空约束，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线上线下、也无所谓哪种业态、借助何种终端媒介都能使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得到满足，全渠道的消费模式正在崛起。全渠道流通模式就是要围绕消费者需求，通过信息和物联技术的综合运用，让消费者在任意现实和虚拟的购物环境实现无差别购物。“线下体验，线上下单”只是全渠道时代到来的端倪和初级形态，当前我国正处在多渠道融合向全渠道模式发展的过渡阶段。实体零售和传统零售业态并不会消失，只是彼此都融合了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在各自的时空范围内满足消费者需要。随着流通渠道融合创新的不断深入，线上线下消费者的边界更加模糊。
（四）流通业正处在产业组织变革深化期，零售市场“两超多强”的竞争格局基本形成
当前中国流通业正在酝酿一场前所未有的寡头化产业组织变革，我国零售市场以“阿里系”和“腾讯系”为主导的“两超多强”的竞争格局已经基本形成。随着信息技术与流通实践融合的不断深入，互联网企业与网络零售巨头开始加紧布局“新零售”，凭借自身的信息技术和创新实力优势，通过资本投资的形式入股实体零售。从网络零售行业来看，排名前两位的阿里巴巴和京东占据了行业80%的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企业市场份额合计占比超过了90%。2013年开始，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中国排名前两位的云计算企业为首，腾讯与京东（行业第二）、唯品会（行业第三）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后投资的实体零售包括万达商业、沃尔玛、永辉、家乐福等购物中心和大型超市，阿里巴巴（行业第一）则入股苏宁易购（行业第五），战略投资百联集团、新华都、高鑫零售、银泰商业、三江购物、步步高集团等实体零售巨头。中国百强连锁零售企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有6家参与其中，排名前50的企业中有14家参与其中。在网络零售之前的传统零售时代，跨地区购买行为只是偶然发生，很难形成跨地区的超巨型零售企业，行业集中度往往不高，但随着网络零售规模不断扩大，零售市场格局将会越来越寡头化。
（五）流通业正处在地域差距缩小的攻坚期，流通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呈现新的复杂性
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生活环境形成了中国特殊的流通资源配置格局，地域、城乡、城市、商圈之间长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流通资源配置不平衡。但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方式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商品流通效率的同时还有效地缩小了地区间流通资源差距。网络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倒逼实体零售创新转型。2013年以来全国一、二线城市陆续出现百货商店倒闭关店现象，并且这一“闭店潮”由百货商店向购物中心蔓延。东部地区零售资本、品牌和技术开始向中、西、东北部转移，四级城市零售资源由上至下逐级或跨级转移，城市饱和业态也开始向城乡接合部及农村转移。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电子商务产业出现了明显的地理集中发展趋势，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中优势明显。从统计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网络零售市场份额占比达到了全国的83.47%，仅广东省、浙江省和北京市三地就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53.44%）。由电子商务发展引致的新一轮流通资源配置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
五、马克思流通理论对当前商品流通实践发展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流通理论是带有鲜明历史观特征的动态发展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经典的马克思流通理论需要克服其自身的局限性，不断地与新的商品流通实践相结合，创新和发展理论内涵，重新焕发生机和魅力。
（一）从“流通职能及其地位决定”的视角看待当前流通业技术革新的动力机制
流通的产生在于为商品交换提供便利，随着经济社会进入如古典政治学家所描述的由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四要素所构成的发展阶段，流通处于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其基本职能变为克服商品生产与商品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统一，发挥着引导生产并促进消费的重要作用。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之间的矛盾，也即供需双方的力量共同决定了流通环节的地位。在商品经济初期，有限的商品制造和供给水平限制了商品消费，生产决定交换进而决定消费。而随着制造能力的提升，商品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必然会出现消费决定交换进而决定生产。当前我国流通业由零售业创新发展主导的全行业的技术变革，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生的，靠近消费一端的流通环节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而越是远离消费一端的流通环节则会最先消失，零售业流通职能不断丰富、地位不断提升，而批发业、渠道商、中间商则面临退出市场的窘境。
（二）从“流通与生产作用关系”的视角看待当前流通业逆向整合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认为流通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但流通“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着生产。但从当前的发展实践来看，这种“片面形式”的由流通末端向生产一端的流通组织和渠道变革成了更为鲜明的发展特征，互联网时代下流通对生产的反向作用也越来越显著。我们看到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流通的内涵进一步向外延伸，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不仅伴随着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信息流通也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决策行为正在被多维异构数据定义，零售业态之间的竞争最终会变为对消费者偏好数据处理权的争夺。实体零售商搜集处理数据的能力有限，导致其在这场信息博弈中败下阵来，网络零售业则掌握零售业态调整的主动权。对信息流通的把控正使得流通产业朝着高度一体化和协作化的趋势发展，零售业开始反向整合渠道商和分销商，传统的零售“渠道为王”的观念将被打破，去中介化发展趋势不断深化，零售企业进一步地通过整合物流业实现了对整个流通供应链条的重构。此外，生产环节也更加容易从流通环节获取消费数据进而形成C2B（Consumer to Business）、S2B（Supplier to Business）的精准产销。
（三）从“流通费用构成理论”的视角看待物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认为流通费用是“资本价值增值所受到的消极限制”，并可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类型，其中诸如运输费用等是“生产在流通领域的延续”能够创造价值属于生产性流通费用，而如纯粹流通费用和保管费用等则属于非生产性流通费用，这类费用不仅不创造价值最终还要在剩余价值中扣除。受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三产”占比持续提高等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我国物流业增速明显放缓，当前我国社会物流需求趋于稳定，很难再出现电商物流这样绝好的发展契机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物流业提质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从运输、仓储和管理各环节降低成本费用。2017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之比降至14.63%，这一数值已经接近2016年世界平均水平12%，与美国8%和日本11%的差距不断缩小。从物流成本结构来看，运输费用占比最高为54.5%，保管费用占比32.2%，管理费用占比13.3%。相较于发达国家，物流仓储和管理环节成本过高一直是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症结，而这两部分费用均为非生产性流通费用，应将此作为未来物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通过合理规划和升级建设现代化仓储设施，改善仓储设施分布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大力推广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仓库管理手段和理念，持续提升储运一体运作协调化程度，最终实现降本增效发展的目的。
（四）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辩证关系”的视角看待现代支付方式的兴起
伴随电子商务的兴起，电子支付、特别是第三方移动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不断涌现，2017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高达120万亿元。新型支付方式降低了交易对现金的依赖，极大地提升了商品交易的速度。马克思认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和货币总有其一从流通界退出而另外一个替补进去，然而这种价值从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的加速转化，并不是单纯地“W—G—W”的过程。虽然消费者向第三方支付的货款和第三方向卖方支付的货款是等额的，并且授受几乎是同时发生，看似是货币的直接支付却在其间隐含着货币转化为资本并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第三方平台收到交易指令，向卖方垫付货款同时将收到的货款投放到借贷市场或生产领域进而实现价值增值，其向卖方转移的货款只是资本增值后的一部分。完整的商品交易过程应该表述为“W—G—G—W”和“G—W′—G′”两部分。价值增值部分G′－G则是第三方向买卖双方提供信用授受服务所获取的报酬，这与一般金融中介并无区别。这种分析使我们明白，第三方支付的兴起只是显著地提高了交易达成的速度，而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提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明显，因为最初的货款只是进入资本市场而不是再次进入流通领域，货币流通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加快。
（五）从“资本循环和周转效率”的视角看待当前零售业态演化趋势
马克思将资本周转时间视为生产时间加流通时间的总和，他认为资本“流通时间，从而周转时间，视售卖时间的相对大小，而延长或缩短”。在流通环节“当其他一切情形相等时，同一个资本的售卖期间，将视市场情况一般的变动，或视特殊营业状况的变动，而起变化”，个别资本有机会比别的资本售卖得更迅速，当这种情况“在个别场合发生作用，他们也就会在同一营业部门的资本周转上引起差别”。这与麦克奈尔（M. P. McNair, 1958）和中西正雄（Masao Nskanishi, 1996）等人关于零售业态演化的“零售之轮”理论思想不谋而合。能够使得“商品在市场待售时间”更短的零售业态会实现更高的资本周转效率，引起这种高效周转的技术手段和经营模式等“种种事情”会被广泛使用，新的零售业态就应运而生并占据市场的一席之地。2010年我国网络零售业交易规模以及消费者活跃度均居世界网络零售市场首位，技术和机制创新的双重红利为网络零售业等新型零售业态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能。未来零售业态在经营规模、商品结构、售卖方式、服务功能、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创新转型将持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