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公玩法里老人

明宣德三年，山东济南府新城县的董知县将该县四十一名里老人、里长羁押起来，导致数百名百姓到京城控诉。这种情况要是在朱元璋时代，知县肯定会被法办，弄不好还会被斩首示众。在宣德时期则不然，即便是民众聚集在一起告官，皇帝也要派遣钦差核实情况，然后依法审理，既不偏袒民众，也不偏袒官员。经过钦差核实，发现是这些里老人、里长们玩法弄法，欺骗朝廷，打压官府，便奏报皇帝。宣德帝得知，非常气愤，认为他们以私灭公，不能姑息养奸，要三法司从严治罪。里老人、里长是基层组织头目，里老人是在本县知县监督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里长是由十家甲首户轮流担任的，按理说应该听本县衙门的指挥调遣，怎么会欺公玩法呢？朝廷为什么不再完全听信民意而派钦差核实情况呢？宣德帝面对基层组织头目欺公玩法又是如何指示的呢？且从案件讲起。

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长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因此要每里选举两名老人，由官府确认他们身家清白，为众所服，便可以令他们办理本里的诉讼事务，分管旌善、申明二亭事务。所谓旌善亭，就是褒奖本里的好人好事，批判恶人恶事，劝人们弃恶从善。所谓的申明亭，就是读法、明理、彰善抑恶、解决纠纷的场所。里老人不见得就是老年人，德可服众是最重要的条件，从史料上可以看到，最年轻的里老人只有十五岁。一旦当上里老人，便是终身制，而里长则轮流担任，因此是铁打的里老人，流水的里长。里老人在当地威信很高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朝廷重视他们，他们可以直接上书朝廷，所讲之事往往由皇帝直接批示处置，这在正统以前是常见现象，正统以后则很少了。

却说济南府新城县里老人岳景贤，从洪武十六年（1383）就当上里老人了，至宣德三年，已经当了四十五年里老人。四十余年的经营，不但使他田连阡陌，成为当地的首富，也使他获得很大的声名权势，在新城县能一呼百应。岳景贤起家是因为朱元璋号召民众捆绑贪官污吏送往京城治罪，他凭借里老人的身份，捆绑了下乡征税的县丞，该县丞向里长索要酒食，结果县丞被朱元璋问斩了，而岳景贤等受到嘉奖。自此以后，官场都知道新城县的官难当，一旦被选到此处为官，就如赴刑场一般。无可奈何来到此地为官，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量不得罪岳景贤等人，但求平安熬过一任，升迁调任，都比在这里好。到了永乐年间，朝廷不再支持地方百姓捆绑官吏送京治罪了，凡是捆绑官吏送京者，不管该官吏是否为贪官污吏的行为，先把捆绑送京的百姓全部发云南为民，算是遏制了百姓随便捆绑官吏的行为，官吏的权威也逐渐树立起来。

宣德二年，张知县到任，有人控告岳景贤强抢民女为妾，张知县派衙役传岳景贤到堂听审，却不想被岳景贤率领里众将衙役驱赶回来。张知县大怒，请示知府，是否知照附近驻军，派兵去抓，却不想岳景贤恶人先告状，聚集百余人到京城都察院状告张知县下乡征税，骚扰百姓，以致民怨沸腾。都察院只好派人将张知县带回京城对质。张知县是贡监生出身，一直小心为官，好不容易从未入流的县教谕升到知县，如今见自己惹祸了，一时害怕，居然上吊自杀了。好糊涂的张知县，自己没有犯什么罪，为什么要自杀呢？现在死无对证，也只好算是畏罪自杀了。

新上任的知县名叫董谅，举人出身，已经当了十年知县，是个老知县了，熟悉民情。上任伊始，就翻阅卷宗，发现状告岳景贤等人的状纸厚度足有尺余，而前任知县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私下进行调处，并没有提讯他们。张知县提讯未成，反被他们状告到都察院，因为怕入狱，居然自杀了。看来岳景贤等人在新城县的势力不小，如果不除去这些人，自己也有可能被他们陷害。因为董知县刚刚上任，县里知道的人还不多，所以董知县便带着两个仆人，骑了匹骡子，假扮客商，到岳景贤等人所在各里，收购古董。

且说董知县带了两个仆人私访，逢人便打听前任张知县为什么自杀，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要赶回县城，显然是不可能了，却见到不远处挂着一个灯笼，上面写着“安寓客商”四个字，知道是一家大车店，便走了进去，想要一处单房独院。店家听到董知县一口京腔，知道他不是本地人，而且他形容可疑，不像是生意人，便推辞没有房间，让董知县他们另寻住处。董知县与店家商议，毕竟天色已晚，也不知道附近是否还有别的大车店。正在商议之间，只见店里出来一位客人，见了董知县便说：“你不是张老二吗？一向在京城做生意，今日为何来到这里呢？我是白老大呀！”董知县见状，也就将错就错，将嘴一努，让两个仆人退下，便说道：“真是白大哥呀！我这几年在京中，朋友多了，一时记不起来了，还望恕罪。”只见白老大说：“店家，这不是外人，是我结拜的兄弟张老二，兄弟请进来。”店家说：“白老大你别认错了人。如今新知县刚刚上任，听说他正在私访，恐是知县老爷，你不要开玩笑，若是让岳大爷知道，可就不好了！”白老大笑着说：“店家，这是我结拜二十多年的兄弟，岂有认错之理！你放心吧！”店家无话可说，只好安顿董知县及仆人住下。

这位白老大是锦衣卫番役，专门负责山东地面的侦缉事务，在济南开有茶庄，以此为名，从江南贩茶到山东各县，以发展下线，故此沿途各个客栈全都熟悉。董知县带仆人私访，他的眼线早就察觉，所以白老大一直跟着，并且提前来到大车店恭候。进了内房，白老大端了盆水与董知县洗脸除尘，泡了壶好茶，备上酒肴，在桌上点了一支大蜡烛，请董知县坐下饮酒谈心。董知县还不知底细，所以说：“白老大，你在此还好吗？”白老大左右看看，见四周没人，便亮明自己的身份，反将董知县惊出一身冷汗，许久才说：“刚才店家所说的岳大爷是谁呢？”白老大说：“董老弟，你不就是私访他吗？这个岳大爷就是岳景贤，这位爷当了四十多年的里老人，在新城县很有势力，此前他们逼死了前任张知县，上峰让我打探虚实，不想董老弟也来私访。愚兄就先把一些情况告诉你吧！这个岳景贤今年快七十岁了，别看他年纪很大，精神头可不小呢！日前刚刚纳了第五个小妾，是城东廖老爹之女廖栖霞，姑娘已经许配了人家，岳景贤给了五十两银子，就强行娶走了。廖老爹告到县衙，前任张知县想提讯岳景贤不成，反被他告到都察院，张知县怕事，居然上吊自杀了。廖老爹怕岳家报复，也跳河自杀了。”

董知县听到此，不由得勃然大怒，说：“朗朗乾坤，还有没有王法了？抢人家姑娘，逼死姑娘的父亲及知县，就没有人管他吗！”白老大说：“董老弟，切莫高声，隔墙有耳。要知道这岳景贤，家有太祖高皇帝钦赐的匾额，听说还有高皇帝所赐的免死金牌呢！他豢养着百余名家丁，与周边的里老人也都联了姻，所以能一呼百应，历任知县都不敢管他们。也是，他们不欠朝廷的赋税，知县也找不到理由管他们，即便是出现户婚、田土、钱债、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情，按规定也是由里老人办理，知县也不能以此为由来管他们。这些人骄横惯了，官府要是管他们，轻则聚众到济南府去告状，重则到京城告御状，要知道法不责众，岳景贤振臂一呼，四乡八村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响应，哪个官敢惹他呢？”

董知县说：“难道就让岳景贤等人如此横行，官府就毫无办法了吗？我可不是懦弱的张知县，舍得一身剐，我也要为新城县除此一方恶霸！”白老大说：“我看董老弟也不是甘愿受人挟制的人，但县里三班六房全部加起来，也不过百余人，几根水火棍，几把破刀，还想抓人，岂不是白日做梦？”董知县说：“以白兄所讲，本官就毫无办法了吗？”白老大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头目们全部抓起来，其余的人都是百姓，岂敢公开抢人？只不过这事情要做得隐秘，不能打草惊蛇。老弟是外来的官，县里三班六房也多是岳景贤的耳目，如果走漏风声，让他们聚起众来，恐怕就难以收拾了。”董知县说：“依白兄的意思，我该如何办理呢？”白老大说：“你且附耳过来！”然后与董知县耳语一番，让董知县依计而行。

第二天，董知县回到县衙，当即就将岳景贤等人的恶状罗列三十款，写好之后，交给白老大送到京城，交通政使司呈递皇帝，然后喊来三班六房，说本县刚刚上任，又恰逢秋收季节，因此要举行上任庆典，同时安排一下秋粮征收事宜，要他们传各里老人及里长前来参加庆典，然后再开会安排征粮事宜。常言道，吏看三日官，官看五日吏。三班六房看新知县要大办庆典，知道他就是个贪官，无非借此向各里收些贺礼，如果是这样，这个官就容易被他们控制，却没有想到董知县另有打算。

三班六房的胥吏按照董知县的吩咐，布置庆典事宜，在城隍庙扎棚，请戏班子，通知里老人、里长前来。岳景贤等人哪里知道是董知县布置的陷阱，纷纷带着礼物前来。董知县按照白老大提供的名单，来一个就让仆人悄悄地抓一个，一共抓了四十一人。若是把岳景贤等四十一人全部关押在县监狱，恐怕会被他们的耳目得知，聚众包围县衙要人，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按照白老大的叮嘱，董知县派自己的亲信，连夜把岳景贤等四十一人押往济南府，关在府监狱，然后等候上峰的处置。群龙无首难办事，岳景贤等被抓，其党羽不知如何是好，许久拿不出主意，却不想宣德帝的批示到了。

原来，白老大将董知县的上奏直接交给了皇帝。按照制度规定，知县是无权上奏皇帝的，所有事务都要通过上司转呈。锦衣卫则不同了，他们可以直接奏报皇帝，连内阁都不用知照。宣德帝见到董知县的上奏，发现“里老人岳景贤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前县官不从所欲，为其陷害。今愈肆志欺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纳粮税，贻累乡民”等多种恶行，当即召见户部官员说：“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乡师党正，以教小民，决小讼，必须年高有德者为之。近闻此辈多不出于推择，悉是以贿求充，妄讦上官，侵害下民，以私灭公，无所不至。诚如知县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余。”也就是说，太祖高皇帝时设立里老人，是按照古代乡设师、党设正的模式，由他们来教导小民，办理民间小纠纷，必须要年纪大而德行高的人来充当。听说现在这些里老人，大多数不是经过推举选出的，都是靠行贿当上的，他们讦告上官，侵害小民，以己私欲而灭公德，无恶不作。确实如董知县所讲，应该让布政司以法治之，才能警告其他的里老人。

有了皇帝的命令，山东布政司便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审理，认为岳景贤等四十一人，挟制官吏，陷害良善，起灭词讼，结党捏词缠告，把持官府不得行事，种种罪恶，应该予以严惩，将首犯斩首示众，其余发边远地区充军。宣德帝认为律无斩首明文，就应该免死，将他们阖家都发往云南充军，并且要都察院榜示：“今后老人只依《教民榜例》行事，违者，令巡按御史、按察司鞫治。若有司故违，巡按御史、按察司罢不问者，亦罪之。”也就是说，里老人只能按照《教民榜文》行使职权，如果违反《教民榜文》，就由巡按御史、按察司进行审讯定罪。如果地方官纵容里老人，巡按御史、按察司也要追究责任，若是不追究，巡按御史、按察司也要承担责任。这正是：

法不制众众坏法，事难责官官无事。

此案中岳景贤等人深知法不制众，动辄以民众来要挟官府，自以为得计，只要稍不如意，便蛊惑民众与官府对抗，在朱元璋放手发动民众的时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府的胡作非为，但也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当国家走向稳定的时候，这种任意破坏法制、动辄以众抗法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常制度所能够允许的。董知县为了掌握确实证据，微服私访，若不是有锦衣卫的保护，也很难说能查出什么证据，即便是找出证据，在法不制众的情况下，也很难将岳景贤等人治罪，而锦衣卫掌握了确实证据，协助董知县办理此事，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直接把岳景贤等人押往济南府，一是避免当地民众围攻县衙要人，二是把矛盾上报，进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若无锦衣卫直接奏报皇帝，董知县也没有机会把岳景贤等人为恶之事直达天听。宣德帝清醒地认识到，里老人制度虽然是法古而构建的制度，但缺乏监督，使这些人权力膨胀，不但对抗官府，而且鱼肉百姓，有必要进行限制，但也有些矫枉过正，此后里老人不再起到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成为地方官任意调遣指挥的一群人，官势逐渐强大，而民众却失去了申诉的渠道。关键不在于扶持地方官府还是扶持里老人，关键在于公平对待，使官与民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官民相得的制度才会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