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胥吏私怨诬杀

宣德皇帝曾经就一个胥吏的犯罪案件作出批示，堂堂的一国之君，在传统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精神下，皇帝只要管好官员，不多过问民间事务，如今宣德帝亲自过问一个胥吏的案件，显然与明代的吏弊有关。

顾炎武讲：“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胥吏，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在顾炎武看来，明代是胥吏把持大权，百官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关于明代胥吏为奸的议论也很多，连朱元璋都认为这些胥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由此可见吏弊是明王朝难以克服的问题。所谓的胥吏，实际上是两种人，一是在衙门承担文案工作的书吏，二是在衙门跑腿办事的差役。那个时候称为三班六房，三班是皂班、壮班、快班，主管值堂、维护地方治安及缉捕盗贼；六房是吏、户、礼、兵、刑、工房，与中央六部事务对口。这些人是职官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因为主管具体事务，所以上欺官府，下压百姓，直接影响吏治民生，也难怪皇帝要关注这种案件了。

宣德六年，在嘉兴府崇德县有位名叫金景瑺的人，在本县充当刑房书吏。那时候实行回避制度，本地人不能为本地官，必须离家乡五百里以外的地方当官，因此县太爷是外乡人，且有任期限制。书吏则不实行回避制度，都是本地人。这样以常换的客乡之官而管辖常在的土著之吏，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是被书吏们盘踞了州县，州县官被他们欺蒙也是经常的事。这些书吏当中，有心计者诡计无穷，图利益者无所不为，胆大者心黑手辣，小心者谎话连篇，州县官对他们是威不可制，术不可革，既不能不用他们，又不容易驾驭他们，彼此的关系非常微妙。

这个金书吏可以说是坑、蒙、拐、骗、偷，五坏俱全，是一个上欺官府，下压百姓的人，是本县举足轻重的人物。金书吏依靠坑蒙，敲诈了乡民不少银钱，买房购地，有几十间房屋可以收房租，有几百亩良田可以收田租。依靠拐骗，娶了一妻三妾，妻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妾有贫家之女，也有青楼娼妓。依靠偷，他偷到官府的空白印信，要用的时候填写上，这样就使他的坑蒙拐骗有了官府的后台。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人结成朋友可以相互扶持，坏人聚集在一起则要相帮为恶。金书吏身边聚集着一批狐朋狗友，在衙门能管事的书吏是他的难兄，县太爷的心腹门子是他的难弟，户房书吏是他的朋友，礼房书吏是他的小舅子，兵房书吏是他的堂叔，工房书吏是他的姨夫，值堂书吏是他的姐夫，衙门皂隶、马步捕快有一半是他的结义兄弟，因此县太爷的一举一动，县里大小事情，他没有不知晓的，所以他可以在县里呼风唤雨，横行霸道，乡绅、生员、财主们也无不唯他马首是瞻，平民百姓畏他如虎，商户小贩惧他如狼，见到他也是小心谨慎，拿出和气，费些本钱，服些低小，还要满口赞扬，只求他不加害自己。

这样一个魔头，偏偏有一个叫周祥一的老财敢惹他。论权势，周祥一的哥哥在京城当工部侍郎，弟弟在山东当知府；论钱财，县里当铺、货栈、酒楼也有几家，乡下水田、旱田也有几百亩。有钱有势胆气豪，周老财哪里看得上县里一个小吏，所以不买金书吏的账，平日也冷眼相待，时不时还挖苦几句。金书吏虽然不敢公然与周老财作对，但也恨之入骨，时刻想寻找机会收拾他一下。

金书吏有个结拜弟兄，是本县皂隶，名叫石谦，好赌好嫖。石皂隶有了这样的毛病，仅仅靠刑杖上赚几个黑心钱，如何够他开销？要是嫖妓，没有钱的话，妓女不理，老鸨逐客，捣子横门，那是嫖不成的。唯独赌博，不计大小赊欠，都可以容你，直到你败家亡身，不但没有人怜悯，而且世人都给你白眼。在赌博人群里，也是百恶汇聚，藏污纳垢，一旦进入赌场，贤者得不到礼遇，富者不会为人担保，智者被看作愚蠢，俭者则被人鄙视。偶尔赢钱，花天酒地，不知明日可能倾家荡产；经常输钱，节衣缩食，却总想着翻本，总是说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这还算是普通赌徒，如果为了得财，千方百计地算计与祸害他人，则必是恶人无疑。

石皂隶遇到了周老财的儿子周全，就知道其家饶有钱财，所以千方百计地引诱他入赌场，先给他些甜头，让他赢些钱，然后带他去妓院，让他花天酒地做一回王公。三番五次，周全以为在赌场取财如探囊取物，想不到好运不再，屡赌屡输，不但把以前赢的全部输掉，就连自己名下的家产也输得一干二净，还借了高利贷。因此朋友反目，亲戚躲避，债主盈门，急得周全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自顾不暇。此时他若是找父亲周老财，或许还能还赌债，但一顿抽打是难免的，弄不好还会被逐出家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全找到金书吏，恳求他向债主讲情，通融一下。周全万万没有想到金书吏非常爽快，不但要债主们不许上门逼讨，还借给他三百两银子。周全千恩万谢，却不知道金书吏惦记上了周老财的财产。

三百两银子不少，在当时可以买上几百亩良田，成个土财主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赌徒身上，就很难说了。赌博来钱容易，输钱更容易，没有几天，周全连身上的衣服都输干净了，只好再找金书吏来通融，却不想金书吏突然翻脸，押着他到周老财家，将借据出示，要周老财还钱。

周老财有钱有势，根本看不上金书吏，如今儿子赌博，他也不能容。见金书吏带着儿子找上门来，就答应暂缓几日，让人先把金书吏送出门外，然后将儿子捆绑起来，逼出实情，就到县衙来告状，称金书吏与石皂隶开设赌场，诱子赌博，恳请县太爷将逆子周全及金书吏等治罪。

县太爷深知周老财朝里有人，家里有财，得罪不得，只好按律办理。《大明律》规定：“凡赌博钱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于是县太爷将周全拟为杖八十，折杖三十板，将赌坊查抄，所有赌资及房产没收。金书吏做事是很小心的，赌坊虽然是他开的，但没有在自己名头之下，因此没有受到杖责，而石皂隶参与赌博，则被打了三十板。就是这样，周老财还是不依不饶，非要县太爷交还儿子所输田产。本来按照律条规定，赌博财物要入官的，不应该归还给参与赌博之人，但周老财已经教训儿子，并且让儿子受到官刑，可以网开一面，再加上周老财有势力，也不好得罪他，所以县太爷将周全所输的财产还给周老财，责令其监管儿子。

没有得到周老财的田产，反而被周老财告了状，还白白丢失了赌坊，亏了不少钱财，金书吏如何不生气，恨不得将周老财生吞活剥了。石皂隶本来拉上周全，自己得到一个财路，如今财路失了不说，自己还挨了三十板子，幸好平日巴结县太爷，才没有被革去差事，此时也是恨不得让周老财家毁人亡。金书吏与石皂隶两个人一拍即合，必将周老财置于死地，才能解心头之恨。以周老财的权势，他们这两个小人物是很难将其扳倒的，除非是强盗重罪，才能不分首从皆斩。金书吏在刑房办事，深知道强盗案件处理的流程及具备的条件，所以他们决定以强盗罪来诬控周老财。

不久，捕役们抓到一名强盗，名叫王阿保。说阿保是强盗，倒不如说他是个混混儿，在县城没有什么营生，靠鼠窃狗盗度日。阿保为人还算讲义气，偷了别人的东西，也不瞒人，坦然承认，要打要骂，悉听尊便，所以一般人也不与他见识。更有一些人怕他凶狠，不敢招惹他。阿保偷了东西就当，得了钱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偷不到东西，就到饭馆白吃白喝，吃喝之后，趴在酒馆门口，露出屁股，任凭老板、伙计殴打，也绝不喊一声疼。这一天，路边来了一个卖面食的摊子，旁边安放两张桌子，摆上几个凳子，不时有客人来吃面。当时有个客人买了两碗面条，放在桌子上，恰好有熟人路过，两个人站着说话，被阿保看到，便趁他们不注意，上前端起面条就吃，等客人回头时，面条已经被吃得狼藉。客人恼怒，一边混骂，一边要打，却不想阿保一拳打来，正中太阳穴，客人倒地，阿保又踢了一脚，客人的脚伸了两伸，居然一命呜呼了。

出了人命，众人可不敢让阿保逃走，将他扭送县衙，正好县太爷外出，只好先将他押入监狱。金书吏听说此事，不由得大喜，与石皂隶一起来到监狱，教唆阿保如何招供，并且担保他可以不死，终生都有依靠。阿保本来就是个混混，虽然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但诬告却是在行。

县太爷回衙，听说出了命案，马上开堂审理。按照规矩，命盗案件，先打后问。打完四十大板之后，县太爷让阿保招供。于是阿保说自己是强盗，先是与盗伙抢劫了县民王四的家，后来抢劫了海宁县兴福寺的财产，因为得知王四来县衙报案，自己便前来拦截，失手将王四打死，如今尸体俱在，大老爷验明即知。招认强盗，又有盗伙，县太爷岂能轻饶，再打二十大板，令他交代其他同伙。阿保故意作出难以熬刑的样子，就把周老财作为盗首招出，并且将自己平时所恨的赵昌保等十一人列名招供。强盗是大案，县太爷当即按名捕获，刑讯之后，便进行拟罪。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强盗只要是得财，就要不分首从皆斩。因此县太爷将阿保及其所招供的十一人，都拟为斩刑。按照当时的司法程序，县太爷是不能决定死刑的，要由刑部决定。如今十二名“强盗”，在低矮的县监狱，难保他们不反狱或越狱。出于安全考虑，县太爷知照驻防的卫所军官，让他们派兵会同本县差役一起，将人犯押往南京城，送入刑部大狱，听候刑部处置。

金书吏与石皂隶也太低估周老财的实力了，不知道周老财的哥哥在南京为工部侍郎。周老财刚刚被县里逮捕，其家人就火速到南京告诉周老财的哥哥，要他想办法营救。工部虽然排在六部之末，但与刑部是相同等级，各部官员都是同寅，当然说得上话，所以人犯押到南京，刑部很快就进行了复审，发现阿保前后交代出入很大，经过严刑拷打，终于交代供词是金书吏与石皂隶所教。刑部不敢单独做主，再来一次三法司会审，阿保并没有翻供，而周老财及同案家属则纷纷上诉喊冤。三法司将案情审问情况上奏，宣德皇帝认为：“当追至与质对，且令覆勘所云被劫者。”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应该将所有的人证带来对质，还应该至被强盗抢劫的地方，复核一下被抢劫的情况。

按照宣德皇帝的指令，三法司行文各地，提取人证，核实被抢劫的情况。不久浙江布政司、按察司奏报，王四家及海宁县兴福寺，根本就没有被抢劫。相关人证被带到以后，进行审讯，金书吏与石皂隶等人也从实招供，是他们诬陷无疑。常言道，好人多短命，坏人常戚戚。这个案件往复时间太久，周老财等十一人，在监狱相继去世，唯独阿保能够忍受恶劣的条件而存活下来。十一条人命，岂能轻饶，三法司引用《大明律》的规定：“凡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将金书吏拟为斩刑，石皂隶、阿保等人拟为绞刑，然后上奏。

宣德皇帝同意三法司所拟，并且对他们说：“朕于刑狱，常切留心，虽徒流杖罪，亦存矜念。彼一县吏，乃以私怨诬杀十一人，虽死不足偿。自今卿等当益详慎，务究实情，天道昭明，人不可枉杀。”也就是说，朕对于刑事案件，平常就留心关注，即便是徒、流、杖等轻罪，也心存怜悯。这样一个县吏，居然以个人私怨而诬杀十一人，虽然处死他们，也不足于偿其所害之命。从今以后，你们要更加周详审慎，一定要追究实情，要知道天道昭彰，人是不可以枉杀的。史称三法司诸臣听到宣德皇帝一番议论，一起顿首称是。这正是：

贪婪享受无天理，不教为贤缺人情。

宣德皇帝要求办理刑事案件要周详审慎，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珍惜生命，不能错杀好人，就是天道。宣德皇帝对一个县吏竟如此恶毒，将十一人诬杀的行为表示出强烈的愤慨，殊不知当时的制度给“吏弊”以很大的空间。明代的“吏弊”在历史文献里多有剖析，应该严格管制吏胥，以严刑峻法威慑他们，不能让他们把持官府，为奸作弊。严格管制吏胥的政策与必须使用吏役的政策，原本是不相矛盾的，但在官僚政治下，事情远没有理论上那样简单。朝廷在政策上贱视吏胥，不允许吏胥把握实际权力，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往往是簿书山积、文繁政苛，使吏胥涉入权力运作，也就给吏胥提供了为奸作弊的机会。应该说在制度上不难消除吏弊，但制度设计却从来没有站在消除吏弊的角度上设置。比如说，胥吏普遍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们因为是役的身份，许多人根本连字都不认识。没有经过教育就能成为掌权之人，是不合理的。胥吏没有薪俸，只有工食银，但他们有许多捞钱的渠道，官府也不得不默许，这是允许他们贪婪，让贪婪的人享受快乐生活，这就是没有天理。此案金书吏之所以能在本县横行霸道，一是他在本县结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二是他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当时受过教育的生员们，是不能充当吏员的。官是外来之人，吏役是本地土著；不明白风土人情、连方言也很难通晓的官，遇上在本地盘根错节、上下都有耳目的吏，官的优势也就相形见绌了。官是读圣贤书而得，吏是学法律文牍而取；官和吏虽都有任期，但在繁剧的法规事例面前，在不熟悉与熟悉之间，孰优孰劣，自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