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来自光明与诸神,现在却被流放,同它们分离开了。
Turfa'n M7
皮拉德酒吧在那个年代是一个自由港,是星系里的一个小酒馆。包围地球的蛇夫座外星人同巡逻在范艾伦辐射带上的帝国军队在那里友好地相会。它是位于米兰老运河边上的一家老酒吧。柜台还是镀锌板做的,有一个台球桌。这地方的有轨电车司机、乘务员和手艺人一大早就来这里喝一小口白葡萄酒。大约在一九六八年和以后的年代里,皮拉德酒吧变成了一家“里克咖啡馆(4)”,搞“运动”的积极分子能同为企业主吆喝的记者在同一张桌上玩扑克牌。记者在一期报刊截稿之后,就如同孩童般轻松喜悦,这时首批卡车已经出发向各报摊报亭散布政府的谎言了。在皮拉德,记者也会感到自己是受剥削和被利用的无产者,一个被意识形态牢牢拴住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大学生们也因此原谅和赦免他。
晚上十一点到夜里两点钟之间,在那里进进出出的是编辑、建筑师、社会新闻记者,他们的文章报道多登在第三版上,还有米兰布莱拉美术学院的画家、一些中等水平的作家和像我这样的大学生。
一点点酒精刺激是必需的,老皮拉德酒吧在为有轨电车司乘人员和比较有贵族气派的客人备有大瓶白葡萄酒的同时,为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将苏打水和苦涩的拉马佐蒂酒换成法国法定产区的气泡酒,还为革命者提供“尊尼获加”威士忌。我可以单靠记录从十二年“百龄坛”威士忌红标过渡到麦芽酒的时间和方式写下那些年的政治史。
随着新顾客的到来,皮拉德放弃了旧的台球桌(画家和有轨电车司乘曾经在那里用小球相互博弈),换上了一个电子弹球机。
我只能让那只小球停留极短时间,起初我感到可能是我思想不集中,或者手的灵活性不够。直到我多年之后看到洛伦扎·佩雷格里尼玩这种游戏,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开始我没有注意到她,有一天晚上,我循着贝尔勃的目光望去,才聚焦在她身上。
贝尔勃光顾那家酒吧,就好像是顺便路过时进去的(他成为那里的常客起码有十年了)。他经常在吧台前或者一张小桌旁插入交谈,但几乎总是冷不防地给大家热情的谈话泼一瓢冷水,不管议论的是什么事。他还以另一种技巧,即提问题,来挫大家的谈峰。有一个人讲述一件事,吸引大伙凝神倾听,而贝尔勃总是用他蓝绿色的眼睛不经意地看着那位谈话者,他手握酒杯,保持在腰部的高度,像早已忘了喝酒似的,他发问:“真是这样的吗?”或者:“他真是那么说的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任何人包括讲述的人都会在这时怀疑故事的真实性。看来是他那皮埃蒙特人的语调使肯定变成了疑问,又使疑问变成了嘲弄。作为皮埃蒙特人,贝尔勃的谈话方式是不注视交谈者的眼睛,但也不是像有的人那样逃避交谈者的视线。贝尔勃的视线不会离开对话。它只是转悠,突然就盯在你不注意的某个交点上,在空间的一个不确定点上,使你感到,好像你直到那时还愚钝地停留在唯一一个无足轻重的内容上。
但不仅仅是眼神。一个举止、一句感叹,贝尔勃就有能力让人乱了阵脚。我要想说的是,假设你焦急地想表明康德确实完成了一次现代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正拿自己的命运在这个结论上下赌注,坐在你面前的贝尔勃会突然看自己的双手或凝视膝盖,或半闭着眼皮显露出埃特鲁斯坎人的微笑,抑或有几秒钟的时间张着口,抬头仰视天花板,然后带着轻微的口吃说:“哎呀,那、那个康德……”或者如果他更明确地投身于颠覆整个先验理想主义的体系中:“那么,他真的想不顾一切地起那个哄呀……”然后,他关切地看看你,好像是你而不是他破除了魔法,并鼓励你说:“那说吧,说吧。因为当然在那背后有……有点什么在……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人。”
有时,当他极度气愤时,会做出很不礼貌的反应。鉴于能使他大动肝火的只有别人的无礼,他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仅止于内心的无礼,也就是局部的无礼。他紧闭双唇,先是眼睛向上,然后将视线和头转向左下方,低声地说:“Ma gavte la nata.”对不懂这种皮埃蒙特表述的人,有时他会解释说:“就是拔掉瓶塞。是针对狂妄自大的人说的,可以设想,这种人是在屁股里插着塞子的压力下以一种不正常的姿态支撑着,如果拔掉塞子,就嘶嘶地泄了气,他也就返回到人的正常处境中了。”
贝尔勃的这些高谈阔论能使你领悟万事万物的空虚与无聊,我被他的话吸引住了。但是我从中吸取的却是一个错误的教训,我认为这是对他人提出的庸俗真理表达轻蔑的最佳范例。
直到现在,当我揭开了阿布拉菲亚的秘密,即闯进了贝尔勃的心灵时,我才知道,原本我以为是祛魅和上升到生活原则的东西,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忧郁伤感的方式。他那种知识分子的、消沉的放荡不羁背后,隐藏着一种对绝对的沮丧渴求。第一次看到他时,你很难读懂他,因为贝尔勃也有轻松飘逸、平易近人的时刻,他以此来抵偿逃避、犹豫和漠不关心的时刻,在轻松的时刻,他怀着愉快不恭的态度、以创造绝对的两难选择而自得其乐。他同迪奥塔莱维一起编制了一些关于不可能的手册,那是黑白颠倒的世界和畸形学的图书参考目录。当看到他如此兴奋地高谈阔论,讲述他构建拉伯雷式的索邦大学(5)时,你很难理解他被真正的神学系放逐而流浪在外遭受了多大的痛苦。
在我把地址删除后,我才理解了他丢失地址时始终不能释怀的心情。
在阿布拉菲亚的文档中,我找到了贝尔勃密存在那些磁盘中的好多页所谓的日记,日记并未背离他多次强调过的做一个世界的普通观众的追求和向往。有一些日记上的日期很早,显然是在怀古之幽情的促使下,抄录了一些古老的杂记,或者是因为他想以某种方式再加以改编。另外一些日记涉及近几年的事,也就是有了阿布之后。他机械地书写着,为的是静静地反思自己的差错,他认为自己不能“创造”,是因为创造即便会产生差错,它也总是因对除我们之外的某个人的爱而起。但是贝尔勃却不知不觉地跨越界限,他创作又创作,但从未成功:他对“计划”表现出的热情产生于撰写一本“书”的需求,哪怕其中充满了连篇累牍的、疯狂的、明知故犯的错误。只要你仍蜷缩在你那个虚空中,就还可以认为你同“一”相连,但是一旦同白垩土搅混在一起,即使是电子的白垩土,那你就已经变成了造物主,而致力于创造世界的人也就已经同错误与邪恶达成了妥协。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人.doc
是这样的:toutes les femmes que j'ai rencontrées se dressent aux horizons — avec les gestes piteux et les regards tristes des sémaphores sous la pluie …(6)
要有远大目标,贝尔勃。初恋,圣母马利亚。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唱着歌,好像在轻轻地摇晃我,虽然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听摇篮曲了,但我仍然求她唱,因为我喜欢她的嗓音和她胸部散发出的薰衣草的芳香:“噢,天上的圣母,纯洁又美丽——噢,圣女,新娘,使女——噢,救世主之母。”
自然: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并不属于我——正如就定义而言,她也并不属于任何人一样。我立即就爱上了一个没有我也无所不能的独一无二的女人。
后来是玛丽莱娜(玛莉莱娜?玛莉·莱娜?)。富于诗情地描写一下她在曙光初照下的模样,金色的长发,天蓝色的大蝴蝶结。我仰头笔直站在长凳前,她在椅背上从容地漫步,两臂伸开平衡她的摇摆(多媚人的心脏期外收缩),裙裾围绕着粉红色的大腿轻轻飞扬。高高在上,不可企及。
小素描:就在那天晚上,妈妈给我小妹粉红色的身体上扑撒爽身粉。我问妈妈,小妹的“小鸟”何时才能冒出来呀?妈妈说,女孩冒不出小鸟来,她们就是这个模样了。我蓦然又看到了玛莉·莱娜在微风吹拂的天蓝色裙裾下露出来的白色内裤。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傲慢的高不可攀的金发女人,因为她与众不同。任何关系都不可能,她属于另类。
第三个女人消失在她投入的深渊里。她刚刚在睡梦中死去。奥菲利亚,躺在鲜花丛包围的处女棺椁中,脸色苍白。此时神父正在向她宣读给死者的祷文。突然,她直挺挺地站在灵柩台上,蹙着眉、板着苍白的面孔,愤懑地用手指着神父,瓮声瓮气地说:“神父,不要再为我祈祷了。今晚我在入睡之前已孕育出一个不洁的想法,也就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个这样的想法,而现在我被罚下地狱。”再找回第一次行圣礼的书。有插图吗?或者全是我的想象?是的,她是因思念我而死的,不洁的想法就是我渴望得到不可企及的玛莉·莱娜,因为她是另类,命中注定。她受罚下地狱是我的罪过,我是任何受罚下地狱的受害者的罪人,我没有拥有过这三个女人:想要占有她们就要受到惩罚。
我失去了第一个女人,因为她已升入天堂,失去第二个女人,因为她在炼狱中羡慕她永远不会有的阳具,失去第三个女人是因为她已被打入地狱。从神学理论讲,完美无缺。已经写过了。
然而还有一个关于切奇莉娅的故事,切奇莉娅还活在世上。我在入睡之前想到她,我恍恍惚惚地好像到山丘上的牛奶场去取牛奶,当时游击队员正从对面山丘上的控制点射击,我觉得我是跑过去救她,把她从那群黑色凶手(7)中夺回来,他们手中挥舞着冲锋枪追逐她……她的头发比玛莉·莱娜的更金黄亮丽,比灵柩中的少女更动人,比圣母马利亚更纯洁,更俯首帖耳。切奇莉娅很活泼,但很难接近,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应该同她搭话,我确信她会爱上像我这样的人,可她爱他,他叫帕皮,也是金发,金发竖立在一个小脑瓜上,年长我一岁,有一支萨克斯管,而我连支小号也没有。我从未见过他们俩在一起,但是在祈祷室里人们都碰着肘腕讥笑着窃窃私语,说他们俩做爱。这准是捏造,这些像山羊一样好色的小农民。他们想让我知道,她(女王、使女、新娘、圣女)是如此容易接近,有人已经得手了。不管怎样——这第四种情况——我出局了。
这方面的故事是否可以写一部小说?也许我应当为逃离我的女人写一部小说,因为我没能拥有她们。噢,我应该拥有她们。噢,或许是同一个故事。
总之,当你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时,最好去修订哲学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