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临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经历了较长的快速增长阶段，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但“大而不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趋紧、下行压力加大，出现“弱化、边缘化、虚化”的迹象，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长速度与盈利水平同步下降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实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一是实体经济同比增速下滑。2012年以后，我国实体经济增加值年增长率均在10%水平以下，2015年甚至低于5%。二是实体经济比重下降趋势明显。近10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2012年以来，实体经济比重下降的幅度更大。若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口径计算，实体经济占比从2011年的87.9%下降到2016年的85%左右。三是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见图1-1）。自2010年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达到19.7%后，我国工业增加值一直持续回落，到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降至6.1%。2016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0%，是1992年以来长达24年中的较低工业增速。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看，2011—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3.9%、10%、9.7%、8.3%、6.1%和6%，分别较上年下降1.8、3.9、0.3、1.4、2.2和0.1个百分点（见图1-2）。此外，非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从2007年的23.07%下降至2014年的10.5%，也呈现较为明显的下滑态势。不难判断，整个“十二五”期间工业经济运行整体处于加速下滑的“L”型“竖线”过程。

实体经济在增速下滑的同时，盈利能力也大幅下降，企业利润率在持续走低。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传统产业投资回报率不足3%，比美国次贷危机前8年的平均水平低5～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销售毛利率从26.5%下降到2015年的18%左右，非金融上市公司净利润率从2000年的8%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6%以下，工业企业盈利下降更为明显。2011—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25.35%、5.27%、12.15%和3.30%，201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为-2.30%。不仅利润下降，而且许多企业更多依赖于金融、房地产投资等非主营业务收入。据测算，2012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一直维持在85元左右的高位，同期企业主营收入利润率仅为5.71%。一些资源型行业、原材料产业下滑严重，企业生存异常艰难。例如，2015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褐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下降了32.6%、14.8%和20.7%，利润则分别下降高达74.5%、65.0%和67.9%。

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去产能等许多政策措施的落实，我国实体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局面得到遏制。2016年实现了6.7%的经济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出现转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8.5%。2017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达到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也是近三年来最快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2.5%和22.8%，制造业提质增效明显，增速明显高于2014年和2015年，呈现逐渐改善的态势，从而扭转了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局面。工业经济状况得到改善，钢铁、煤炭等价格恢复性上涨，钢铁和煤炭价格上涨幅度分别超过40%和60%。这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重新回到扩张发展的轨道，呈现出与2015年下半年明显不同的发展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原煤、钢材、成品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拉动了煤炭、钢铁、石油加工等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但能否持续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二）要素成本过快上涨导致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消失，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呈刚性上升。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衰减态势明显，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导致能源价格、人工成本、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不断抬高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成本。加之目前我国企业税负较高，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原有低加工度、低层次技术、低附加价值的产业结构难以消化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国际比较优势日渐弱化，也不能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2005—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年均增速（22.8%），低于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22.9%）和利润总额增速（29.1%）。[1]2011—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年均增速为10.1%，明显高于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9.7%）和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速（4.5%）；成本增速与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增速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导致成本费用利润率由升转降，从2010年的8.3%下降到2015年的6.5%（见表1-1）。在总成本构成中，人员工资、融资、税负等成本均不断上升，尤其是劳动力用工成本呈快速上涨态势，城镇工业[2]人员工资总额增速有所加快。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总额在2011—2014年均增速高于10%。据对珠江三角洲2889家小企业测算，相比2010年，目前大部分行业原材料成本上涨20%～50%，工人工资上涨20%～30%，而企业利润却减少了30%～40%。

具体分析，目前九种因素共同推动了实体经济企业经营成本的攀升：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

1.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实体经济企业出现招人难、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2005—2015年，我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从5056.6亿元提高到28341.6亿元，增长了4.6倍；人员平均工资从15748元提高到55915元，年均增长率达13.5%，其中2011年增速超过20%。同期，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80.9%，年均增长约6.1%。制造业平均工资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表明比较劳动生产率优势已在消减。[3]2015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3661元人民币，约折合500多美元，而非盟53个国家平均月工资为154美元。印度平均月工资现在是我国的1/3。东南亚发展水平较高的印度尼西亚平均月工资为100～150美元。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预测，中印（印度尼西亚）两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之比，将从2012年的138%上升至2019年的218%。可以看出，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

2.用地成本呈刚性上升态势

从监测数据看，全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价格2008年以来加速上升，尽管2012年以来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呈现刚性上升态势。综合地价由2012年第三季度的3093元/平方米增加到2017年第三季度的4012元/平方米，工业用地价格由2012年第三季度的662元/平方米增加到2017年第三季度的799元/平方米，分别增长了29.7%和20.7%[4]（见表1-2）。

3.税费成本总体上升，企业税负偏高

据测算，企业已缴税金占营业收入比重达7.8%，其中应缴增值税占营业收入达3.7%。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研究报告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占全部商业利润的68%，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第12位。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包括企业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在内的制造业税费成本占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平均为5.74%，比2010年的6.21%降低0.47个百分点，但相比2005年还高0.52个百分点（见表1-3）。分行业看，烟草制品税费成本上升最高，达14.94个百分点。其次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014年主要税金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比2005年高6.73个百分点。专用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塑料制品业主要税金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上升超过2个百分点。此外，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14个行业税费成本都有所上升。

4.融资成本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信贷融资看，虽然我国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07年12月的7.47%经过5次降息、5次加息和8次降息，调整为目前的4.35%，总体下降幅度达到42%，仍高于美国的3.51%并带动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显著下降，但我国制造业实际融资成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根据Wind数据库，2014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约为1.2%，比2009年底的0.8%高出0.4个百分点，上涨幅度为50%（见图1-3）。与此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也大幅提高，从2010年8月份的6.47%提高到2015年9月份的9.20%，提高2.73个百分点，上涨幅度为42.2%（见图1-4）。

此外，“五险一金”也是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部分省市“五险一金”总缴费率超过58%，企业承担的比例接近一半。

（三）低端过剩与高端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当前，实体经济最普遍且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是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造成供需不匹配，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具体到制造业上，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升级变化，高品质、高技术含量、个性化、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制造质量水平亟待提升；产业组织不合理，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尤其创新性优质企业不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培育成长初期，钢铁、石化、建材等传统产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许多制造业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有待提升，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融合还有待加强。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矛盾持续发酵，产能利用率偏低。本轮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化解难度前所未有。从范围上看，以前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水泥、有色、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而本轮产能过剩的范围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甚至扩展到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大有从局部向全局蔓延之势。根据工信部的统计，炼铁、炼钢、电解铝、焦炭、水泥、化纤等18个行业中落后产能占总产能的比重达到15%～25%。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低于80%，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同时，面对随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而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进而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实体经济的供给体系已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大量的消费力量转向国外，高端需求与供给存在供需错配。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产业都处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我国出口产品中60%是中低端产品。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12.4%。许多高端产品国内供给不足，长期依赖进口。从关键技术进口率看，纺织机械为70%、高端数控机床为75%、高速胶印机为75%、集成芯片制造设备为85%、光纤制造设备产品为100%、轿车制造设备为70%、高端传感器为80%、液晶面板为70%。我国高铁装备所需的轴承、制动系统、高强度螺栓等核心零部件、元器件，自主生产比例仅为20%。

（四）创新能力不足与体制障碍的双重制约

我国在部分产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高铁、核电、航天等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互联网+”、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端产业近年来取得较快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高涨，释放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活力。但应当看到，这些产业目前体量仍然偏小，其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还较弱，短期还难以根本改变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水平低的总体格局。总体上我国实体经济中的大部分产业和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见表1-4～表1-6）。许多企业还是主要依赖资本、资源要素粗放式投入，技术创新投入不足，而且经营管理、商业模式陈旧落后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新形势新要求。可以说，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通过大量引进吸收国外先进适用技术，采取模仿跟进策略来发挥后发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由此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导致自主创新意愿不强，创新投入不足。尽管我国实体经济研发投入在持续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数据显示，国际领先企业普遍将销售收入的5%以上用于研发投入，而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只有2%左右。2015年，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美国有35家，而我国内地企业无一入围。从经费投入水平看，2016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上升到2.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见图1-5）。但从产出结果看，虽然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6年位居世界首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十大重点领域发明专利年均增长率超过23%，但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明显不足，技术创新链条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问题，难以掌控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制高点。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约为30%和50%，而发达国家在60%～70%。此外，“工匠精神”缺失，不注重对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不利于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和企业寿命延续。我国企业创新领军人才和高素质高水平技工紧缺。2016年，全国高级工程师、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平均比率更是达到了2倍以上，高级技工在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的比例仅为5%。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许多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设还不到位，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依然比较突出。一是市场体系不完善、不规范。虽然商品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但还大量存在假冒伪劣、无序竞争等不规范行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还相当不完善，资源合理分配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过高。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尚需改善。除私人产权保护不够、法制环境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等老问题外，国有企业在一些产业领域过度垄断成为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2016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同比下降3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降明显。三是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攻坚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政企、政资关系还要进一步理顺，政府管得过多过细和监管不到位同时存在；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仍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色彩，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关系未能理顺，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健全，经营机制转换迟缓。四是科技创新相关体制改革滞后。科技管理制度规章不够合理，鼓励实体经济企业创新的政策落实不到位，尚未形成有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难以充分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缺乏吸引社会资本支持创新的良好机制，专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往往偏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需求，制约实体经济创新发展。五是市场出清机制缺失。产业和企业退出机制不健全，导致实体经济中落后过剩产能不能及时退出。

（五）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源于多种因素：一是长期对实体经济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回报率下降；二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高，流入到虚拟经济领域的货币过多，使虚拟经济过旺。从2011年到2015年，同期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健全、传导路径不畅通，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当前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和企业“弃实投虚”，特别是金融、房地产的快速膨胀和资本市场过度的投机行为，吸食了过多的要素资源，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扭曲了实体经济企业的行为，加剧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

由于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多种原因，造成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在虚拟经济投资时限短、高回报率的特征诱导下，吸引大量资本流入虚拟经济领域，造成实体经济“失血”、“抽血”现象突显。主要是金融行业的大量资金仅在内部自循环。一方面，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由于实体经济出现产能过剩、回报率低，加之金融业垄断和不当管制，大量实体经济企业也纷纷寻找机会介入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金融行业，上市企业收入更多依赖于金融投资等非主营业务收入。同时，金融资源错配、资产价格泡沫加重、高杠杆率的债务违约风险，严重恶化了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据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在6%左右，而证券行业、银行业平均利润率则都在30%左右。与此同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也在快速上升。据测算，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2013年增至109.6%，2016年达到165%，远超过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高于国际警戒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测算，2015年我国全社会总债务已超过GDP的250%，全国企业负债100多万亿元，按照4%的利率计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万亿元，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增长总量。杠杆率过高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过高的杠杆率不但容易引发金融泡沫，导致金融利润率虚高，而且吞噬了实体经济企业利润。实体经济企业面临着投资回报降低以及日益提高的经营成本。由于金融监管不力，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集聚。金融保险机构通过高杠杆，频繁进行“资本运作”，强行入股或者收购优质制造业企业，使得大量资金云集于货币市场或者通过在资本市场短期运作，谋取短期的盈利，从而弱化了长期资本的形成，也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过度不同，我国现阶段金融创新方向存在问题，金融机构套利业务和理财、信托等通道业务的创新，过度强调对利润的追逐，而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资本开始“脱实入虚”，追求在虚拟经济中增值牟利，不断加重资产泡沫，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由于行业之间的报酬结构严重失衡，强大的“虹吸效应”导致越来越多的创新要素包括企业家精神、资本、人才等“脱实向虚”，严重削弱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快速增加，从2001年的4.7%快速上升到2016年的8.4%，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等早已实现了工业化、服务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从上市公司看，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经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虚拟经济的无序发展扩大了货币乘数效应，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造成虚拟经济中资本流动性过剩而实体经济中资本流动性不足。根据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所得税的匡算，2016年，金融业利润约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1.3倍。金融业发展落后无疑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但金融业无序过度发展也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除金融领域外，我国房地产业的无序发展，资金过多地向房地产集中，也严重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由于地方政府长期过度看重房地产对GDP、财政收入的贡献，与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银行实际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起不断推高房价，不仅使房价严重脱离国情、超出居民的购买能力，而且超高的行业利润引导资金过度向房地产流动，使房地产泡沫加剧，埋下金融风险隐患，并导致实体经济发展资金严重不足。超高房价违背房屋是用来居住的根本属性，供需错配浪费大量金融资源的同时，也诱导实体经济的资本大量涌向房地产，导致制造业“边缘化”。近年来，我国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多个二线城市房价再度攀升，各地“地王”争相横空出世，更加呈现出畸形发展态势，严重损害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据统计，2014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中，有20%的富豪的财富积累来自房地产。房地产业的高盈利与财富积累能力，诱导很多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110多家央企中，有多达94家涉足房地产投资。当资本关注焦点都转向房地产的时候，实体经济发展无疑会被人们所忽视。2015年末，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20.01万亿元（包括个人购房贷款、房产开发贷款、地产开发贷款等在内的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21%；全年增加3.59万亿元，同比多增8434亿元，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30.6%。2016年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2581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其中住宅投资增长6.4%。房屋新开工面积166928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8.1%，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长8.7%。无论是投资增速还是新增贷款或贷款余额增速，房地产均高于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部门。

（六）内需增长放缓与外需疲软叠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叠加，使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更强的市场需求制约。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递减，投资边际产出明显下降。据测算，2005年，每新增1元人民币的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9年进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上升到4.3元的较高水平。同时，我国投资的三大主要领域，即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的投资增速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近年来，民间资本投资持续低迷，其增速下降尤为明显。最终消费支出虽然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但与全球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国内消费需求仍有较大上升空间。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高于2015年4.9个百分点，高于2014年15.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明显衰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贸易陷入低迷。2012—2014年，我国货物出口年增长率都低于5%，2015年更是出现负增长。从净出口来看，2007年以后，净出口占GDP比重再也没有超过5%，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也降到5%以下，均远低于2007年以前的水平。从对外贸易依存度来看，2007年高达66.2%，2009年降为45.01%，2011年为50.1%，2012年再度回落3.1个百分点，降到47%以下，2013年降到46%，相比2007年下降约20个百分点。2008至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由前10年的年均4.13%下降为2.85%，全球贸易增速由年均11%大幅下降为-0.21%，导致外需需求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呈现向实体经济回归的新趋势。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积极进军中低端制造业，成为国际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高端被发达国家封杀、低端被新兴经济体阻击的“双重挤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