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史学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荣的地位与悠久的历史。
中国史学的演变，从殷商以来[1]，依个人的私见，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称为“萌芽期”，从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辞、《易》的一部分的《卦辞》、《爻辞》、《今文尚书》中的一小部分，可认为代表的材料。第二期称为“产生期”，从春秋经战国而至汉初，相传为孔子著修的《春秋》[2]，以及《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书，可认为伟大的代表的作品。第三期称为“发展期”，从汉初直至清末民初。这是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时期，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偏重政制的《十通》，专记学术的《四朝学案》，都可认为丰饶的代表的作品。第四期称为“转变期”，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在这一时期内，史学的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为行文简便起见，萌芽、产生、发展三期的中国史学，可称为“旧史学”；而第四期，转变期的史学，可称为“新史学”。
中国史学所以由萌芽而产生而发展，自各有其社会的、历史的背景或基础；同样的理由，中国史学所以转变，所以转变到今天而仍未能产生另一种定型，也自有其社会的、历史的背景或基础。关于这一点，本篇因限于篇幅，也只有就政治的、文化的或学术的各方面略加解释。
所谓转变期的新史学，可分为两类：一是偏重“史观”及“史法”方面的，一是专究“史料”方面的。史法每原于史观，或与史观有密切的关系；为行文简便起见，前者可称为“史观派”，后者可称为“史料派”。换言之，中国现代的新史学家可归纳为两类，即“史观派”与“史料派”。固然，也有一些史学家能由新史料而产生新史观，如李济（详下）；但大体地说，仍可以分属于上述的两派。这两派所以产生于清末民初，换言之，这两派所以使中国史学发生转变，与清代初期、中叶以及后期的学术思想有密切的渊源的关系；所以想明瞭这两派的新史学，非先对清代初期、中叶以及后期的学术思想作一度鸟瞰不可。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一个政治的重大的变局给予当时的士大夫们以非常深刻的刺激。他们就当时的观点，推究明亡清兴的原因，于是归罪于王学（王阳明一派）末流的空疏与狂妄。所以清初的学术思想界虽然人物辈出，派别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王学的反动”；或者确切点说，消极地修正“王学”，积极地提倡民族思想。大概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以地域论，可先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颜元为代表人物，主张实践，反对冥想与诵读，可以说是“由行而知”派。这派不合于当时士大夫们的经济背景与政治环境，所以虽然理论不无是处，苦行亦多可佩，但终经李恭、王源两传而便中绝。南派又可分为吴中派与浙东派。吴中派以顾炎武为代表人物，主张以文字训诂治经学，以经学矫正理学（更其是心学派的王学），上达于孔子之道，以挽救民族的衰亡。浙东派以黄宗羲为代表人物，主张以史学充实理学，补救王学的空疏，而同时借史学以高倡民族主义，保存晚明文献，以寄其反清复汉的热望。这两派，虽然一主“经”，一主“史”，但都可说是“由知而行”派。所以就王学的修正说，颜元是左翼，顾炎武是中军，而黄宗羲是右翼；但如就现代新史学的渊源说，黄的关系最深，顾次之，颜可以说无甚关系。所以上溯现代新史学的渊源，第一须追念黄宗羲。
清代的政治，因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政策的成功，尤其是对于士大夫们威逼利诱政策的成功，不仅颜元一派因中绝而消灭，就是顾炎武、黄宗羲两派也或多或少地起了“质”的变化。换言之，顾、黄两大儒的民族主义的思想逐渐被隐蔽或减退，甚至于消灭；一般学人以经史为其研究的对象或材料，采取考证、订补、辑佚等等方法，即所谓广义的考证学的方法，过其安静淡泊与世无竞的学究生活。到了这时候，顾、黄两派的研究材料与方法逐渐变而相通，而且有混同为一的趋势。所以当清代全盛的时候，一般考证学者，与其说是“治经”，不如说是“考史”[3]。当时代表这个学术趋势的大儒是钱大昕。就钱氏学术的渊源或师承说，他本属于顾炎武所派生的以惠栋为领袖的吴中派，但钱氏于治音韵训诂经义之外，兼治史学，所著《二十二史考异》、《三史拾遗》、《诸史拾遗》、《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四史朔闰表》、《疑年录》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是第一流具有权威的著作。钱氏在清代学术史中，不仅上承顾、黄，而且下开后儒重修元史、专究西北地理以及编纂史部工具书的学风，而使现代新史学有一个稳固的学术基础。所以上溯现代新史学的渊源，第二须追念钱大昕。
乾隆朝的晚年，清廷的政治基础已渐露破绽。经过了道光朝的鸦片战争，咸丰、同治朝的太平天国与捻乱，清廷对外对内的统治权的动摇已表现得非常清楚。到了德宗光绪朝，无论在军事、外交或内政方面，处处显着土崩鱼烂的现象。当时，不仅清廷无法再实施威逼利诱的旧政策，就是士大夫们自己也都惕于危亡日迫，而重新鼓起“经世”的热情与理想。因为面对着这样严重的时局，学术思想界已无法置身事外、始终以经史考证学自娱，于是学术思想不得不开始转变。但学术思想的转变，仍有待于凭借，亦即凭借于固有的文化遗产。当时，国内的文化仍未脱经学的羁绊，而国外输入的科学又仅限于物质文明；所以学术思想界虽有心转变，而凭借不丰，转变的路线仍无法脱离两千年来经典中心的宗派。当时代表这种学术趋势的大儒有两位：其一是章炳麟，其一是康有为。就政治思想的立场说，康氏是右派，主张保皇变法；而章氏却是左翼，主张反满革命。但就学术思想的渊源说，章氏是旧派，可以说是顾炎武、黄宗羲的学统的继承者或复兴者；而康氏却是新派，可以说是顾炎武所再度派生的以庄存与为开山大师的常州派（或称公羊派，当称为今文派）的集大成者。康氏是彻头彻尾的经学家，他对于现代新史学的关系与贡献，另有所在（详见下文）。章氏却是经史萃于一身的大儒。就经学方面说，章氏本属于顾炎武所派生的以戴震为领袖的皖南派，他由俞越上承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的学统而直接于戴震，所以他可以说是清代经古文学的最后大师；但就史学方面说，他并不以前一辈的考证的史学为满足，而竭力复兴黄宗羲派的民族主义的史观。他收编在《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里的文章，如《原经》、《尊史》、《订孔》、《春秋故言》等篇，不仅在学术论争上是权威的著作，就是对民族革命，也贡献其绝大的助力。章氏对于史学，真如他自己所说：“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4]而且，章氏的经学与史学，并不是分裂的或对立的各不相干的两部分，而是能有机地联系或统一起来的；大概地说：他潜心治学的方法，承袭古文学派的皖派的考证学；而揭橥应世的观点，则在复兴浙东史学派的民族主义。就他的学统的本身说，固属于旧派；但就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说，却自有其光荣的功绩。所以论述现代新史学的渊源，第三须追念章炳麟。
[1] 中国史学萌芽于殷商，系根据最近“小屯文化”的发现。可参考董作宾《帚矛说》（《骨臼刻辞研究》）一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
[2] 《春秋》一书，经古文学派认为孔子所修，可参考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经今文学派认为孔子所作，可参考清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新史学家钱玄同认为《春秋》与孔子无关，可参考《答顾颉刚先生书》，见《古史辨》第一册，及《重论今古文问题》，见《古史辨》第五册。
[3] 关于这，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十章《考证学派》有一段很明确的话。他说：“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辑一代之学说（如惠栋《易汉学》之类），或明一师之家法（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之类），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书，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页三七八至三七九）。
[4] 见《国故论衡》中《原经》篇，页七○（浙江图书馆木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