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在文化的渊源方面，承接浙东史学与吴、皖、经学的遗产，而与黄、钱、章三氏有密切的关系，已如上节所说。但这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尤其是史观派部分，不先不后而恰在清末民初开始其转变的倾向，却另有其社会的原因；或者狭义地说，另有其文化的动力。这文化的动力不是由于清代初期与中叶的学术主潮，即上文所说的浙东史学与吴、皖经学，而却是由于起源于乾、嘉而发展于清末的今文学派，即上文所说的常州学派或公羊学派。

关于今文学家的产生与发展之史的途述，不在本文范围之内，现在只能加以极概略的说明。依个人的私见，清代复兴的西汉今文学派，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今文学派，崛起于庄存与，成立于刘逢禄，而下终于戴望；后期的今文学派，开始于龚自珍，发展于康有为，而下迄于崔适。前期以分经研究为特征；对于古文经典加以个别的打击，对于今文经典予以个别的发挥，如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魏源的《书古微》、《诗古微》，邵懿辰的《礼经通论》，戴望的《论语注》，都是代表的作品。后期以综合研究、发挥大义为特征；对于古文学派的学统与体系加以整个的攻击，对于今文学派的“微言大义”加以高度的发挥，如龚自珍的《六经正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礼运注》，廖平的《古今学考》、《古学考》、《知圣篇》、《经话》，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王制笺》，崔适的《春秋复始》，都是代表的作品。前期今文学派所以崛起，或者如梁启超所说，“发于本学派之自身”；换言之，即学术的原因。因为清代学术的演变，“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则“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许、郑而得解放”，实是非常自然的趋势。至于后期今文学派之所以发展，实“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换言之，由于社会的原因；而这社会的原因，以“鸦片战役”为最重要。^[1]更其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完全受鸦片战争的刺激，反映当时曾、左辈所提倡的官僚军工业的民族资本主义，倡言改制变法，就《公羊》三世之义，而发为先秦诸子“托古改制”的高论。这一部书，与其说是研究孔子，兼及诸家；不如说是借假孔学，表现自身。然而这一部书却给予中国史学的转变以极有力的影响；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如果没有康氏的《孔子改制考》决不会有现在的新史学派，或者新史学的转变的路线决不会如此（详下）。所以总括地说，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所以抬头，间接由于鸦片战争之社会的原因，而直接由于今文学派之文化的动力。

[1]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节及第二十节，页六及页五一至五二（《饮冰室合集》本，专集第九册，专集之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