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加以研究的专篇文字，出版界似还没有人着手；偶然论到的，就个人所知，我以前曾撰《纬谶中的〈皇〉与〈帝〉》一文，在“前言”中曾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泥古”、“疑古”、“考古”与“释古”四派。[1]冯友兰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里，将新史学分为“信古”、“疑古”与“释古”三种趋势。[2]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里，将中国近世史学分为三派：一曰“传统派”，亦称“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称“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称“考订派”。而“革新派”的史学，随时递变，又可分为三期：其初为“政治革命”，继为“文化革命”，又继为“经济革命”[3]。大概我所谓“泥古派”，就是冯氏的“信古”，略近于钱氏的“传统派”；我所谓“考古派”，略等于钱氏的“科学派”；冯氏和我所谓“疑古”、“释古”两派，略等于钱氏的“革新派”中的“文化革命”与“经济革命”两期。虽各人所分派数多寡不同，所定名称详略互异，但大致也还相近。
不过，详密点说，转变期的中国史学，应该先分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史观派因观点不同，可分为“儒教史观派”与“超儒教史观派”；前者可称为“经典派”，后者可称为“超经典派”。儒教史观派又因为受汉学古文学派的影响与受汉学今文学派的影响而迥然不同，可再分为两派。前者属于旧史学的范围，虽大师宿儒还多健在，但这派学统远绍刘歆、班固，近承章炳麟，与转变期的史学无关，故下文略而不提，而仅将这派所以属于旧史学的原因略加说明。后者即转变期的中国史学之首先转变的一派；就史观说，虽亦属于旧的；但就时期说，却是鸦片战争后，亦即近百年来第一派的新史学。至于“超儒教史观派”的学人，因为对于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的取舍不同，又可再分为“疑古”、“考古”、“释古”三派；但就这三派使中国史学继中国文字学之后脱离经典的羁绊而独立一点，即是相同的。最近数年，即“七七”事变以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但著作不多，观感各异，在目前似尚无加以定名论述的必要。至于“史料派”，自清末以来，因国内外学者陆续发现、搜集、整理、研究，现在上自数十万年前的周口店文化，下至近百年来的外交史料，其材料的丰富，以及对于史学影响的重要，颇有“附庸蔚为大国”之观，致蔡元培有“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论调。[4]现再将上述表示如次：
（壹）史观派
（一）儒教史观派——经典派
（1）受古文学派影响者
（2）受今文学派影响者——转变期新史学的出现
（二）超儒教史观派——超经典派
（1）疑古派
（2）考古派
（3）释古派
（贰）史料派
中国社会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或者就政治文化说，到“戊戌政变”以前，这两千多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最长期的定型时代。适应这时代的文化，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字学相似，研究到最后的背景，总受着“儒教的经学”的支配；更确切点说，受经学中的汉学的古文学派的影响。就中国史学演变的形态上看，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无论就“史体”说，就“史法”说，似乎都给予中国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其实穷究中国史学演变的本质，古文学派的创始者刘歆与其继承者班固的史学支配着中国史学史上“发展期”的全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家，如刘知几《史通》中的《六家》、《惑经》、《申左》诸篇处处抑《春秋》而扬《左传》，诋《史记》而誉《汉书》；又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力说集大成者是周公而非孔子，“史意”、“史学”都渊源于刘歆《七略》与班固《汉志》；不都是带着极浓重的经古文学派的色彩吗？再就史学体裁言：纪传体，与其说本于《史记》，不如说本于《汉书》；编年体，与其说源于《春秋》，不如说源于《左氏》；政制史（以往目录家称为政书类），与其说始于刘秩《政典》不如说始于《周礼》六官；学术史（以往目录家分隶于子部各家），与其说源于《史记》的《孔子世家》、《儒林传》，不如说本于《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左氏传》、《周官》以及《汉书》不是古文经典以及受古文派学说支配的史学著作吗？到了清代，除黄宗羲外，钱大昕的经史合一的考证学和章炳麟的许多史学理论，如认孔子是史学家，《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的史学著作，刘歆保存古代文化是孔子第二，其直接继承经古文学派的学统，更非常明显。现代学者，受二章（章学诚与章炳麟）的影响，在史学著作界，仍可屈指而数，如张尔田的《史微》，陈汉章的《史学通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等，不都是与古文学派有相当关系吗？所以，就个人的私见，发展期的中国史学实以经古文学为其学术的背景，虽然许多史学家或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或多的、或少的在受着它的支配。至于中国史学的转变，实开始于戊戌政变以后；或者就原因说，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后。而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的，却是经今文学。
[1] 见《暨南学报》第一卷第一号，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出版。
[2] 冯原文云：“我曾说过：中国现在史学，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就中释古一种，应系史学之真正目的，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按冯文成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马书出版于二十六年十一月。
[3] 见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二节及第三节，页三至六（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未发售）。
[4] 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序言。